申时行问道：“皇上莫非是要朝廷出面干涉？民间土地买卖，虽然不合律法，但多年来已成定制，此时若加以干涉，恐怕有苛政之嫌啊。”

万历笑道：“不是的，朕也知道不能这么做。不过，我们以前只把限制土地兼并的目光放在农户身上，变着法儿想让农户不挨饿，却从没有想过从地主富豪身上着手。朕以为，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农户卖田、也没有办法阻止地主买田，但我们却有办法限制地主买多少田。

天下士人为国效命，朕自然应该给予他们应得的恩赐，但这恩赐应当分成等次。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功名，祖上也没留下什么地产，只凭着自己投机倒把、钻钻空子，就拥有了大把大把的土地，朝廷又必须加以保护，那么他和王公贵族们有何区别？这样岂不是在淡化皇恩？如果朕不加以制止，以后人人都竞相效仿，重商轻士，到时该如何了得？

所以朝廷应当颁布诏令，凡我朝士人，按照品阶高低，各自享有不同的田亩总数，功名不够，不得超过自己那一品阶的限制；凡天下商人、地主、富户，如果没有祖上恩荫，如果不是士人身份，本不应享有大量土地，但念及我朝祖制，他们可以捐钱买爵，有多少地，就要按照与土地数目对应的爵位俸禄，交上相应数目的钱两，一年上缴一次。

比如一个奉议大夫，论品阶是正五品，朝廷恩准他最大可以拥有三百亩田，但他不能超过这个数，这样，其他的地主富贾就无法将土地诡寄到他名下；而比如有一个商人，用他多年的积蓄购置了三百亩田，如果这些积蓄是他合法经商所得，朝廷不会加以制止，但是为了彰显皇恩、与士人区分，他还必须按照奉议大夫的年俸，每年上缴一定的捐银，只要此银不断，朝廷就负责一直保护他的田地，但倘若他隔年又要买一百亩田，那就必须按照上一级的朝列大夫俸禄交银。

总之，不管是士人还是地主商贾，只要他们拥有的田亩数超过了功名或捐银的限制，就必须捐上更多的钱两，土地越多，捐得越多，如此一来，就可以有效抑制土地兼并。而朝廷多了这些捐银，在太平年份，将专门用以扶助农桑、兴修水利；一到灾年，又可用于救济百姓，也可用于发放以工代赈的工钱。农户和佃农们平时耕作的辛劳所得，这个时候，又回馈到了他们身上。

这就是朕的一些想法，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皇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百官们都有些惊讶，事实上除了开国的太祖、永乐二帝外，明朝皇帝一般都是听听大臣的奏言、做做批解而已，哪有像万历这样事无巨细，准备自己颁布新政的？

不少大臣们心中本来早已准备好一番说辞，只要皇上一说要对付土地兼并，自己就要出面阻止，但是现在皇上绕了一个弯，不对他们士大夫的特权下手，而是让地主、商人捐银，反过来是要维护士大夫的名誉和权利，是要预防“重商轻士”之风……他们都听得一愣一楞的。

大臣们知道，现在的确是有重商轻士之风，一个商人只要有钱，轻易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土地，不少江南富贾竟是达到了几十万亩，既然不读书也可以出人头地，不当官也能拥有地位，人们又何必去碰那些枯燥的四书五经呢？现在皇上要提高士人地位，抑制这顾风气，他们心中是一百个愿意。

“皇上，”申时行说道：“其实我朝只有皇亲国戚才有真正的爵位，像那奉议大夫、朝列大夫等，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

万历说道：“朕就是要让他们得这虚名，商人最怕的是什么，不就是怕没有地位么？奉议大夫本身没有俸禄，所以捐银应当按其所对应的品秩来定，具体定为多少，还需要诸位爱卿商议。”

“皇上，微臣觉得此法有些不妥，”张四维沉思道：“皇上聪慧，此法必定可以抑制兼并，从此诡寄、投献之举可以绝迹，但是……皇上，此法一但施行，地主们要么选择捐银，要么就会将手中多余的田亩变卖，这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花分田亩，有的田亩少了，势必要解散一部分佃农，有的田亩多了，势必要重新招揽一些佃户，这一来一去的，到时候吃苦的还是佃农啊。微臣认为，这么做很可能会产生流民，应当事先想好对策。”

万历点了点头，不错，田地可以换，但佃农都有身契在地主手中，这里面涉及到丁税问题，如何换得？譬如一扬州地主卖于一江阴地主百亩良田，就算他们愿意将佃户的身契转让，到时候这些佃农的丁税是扬州府收，还是江阴府收？

万历思虑良久，说道：“佃农无法安置，想必是因为丁税问题。我朝自元年以来，将丁银部分摊入田赋之中，到现在已有六年，效果显著，大大减轻了农户的负担，朕觉得，如今时机已经成熟，这丁税以后不再按丁征收，全部摊入田赋之中，这样于朝廷、于民，都有好处。”

“皇上，”张四维说道：“不仅如此，还应当放宽对户籍的限制，这样佃农才可方便转户……”

“张尚书何出此言？”申时行插嘴说道：“皇上，户籍是国本之一，不可妄动啊。”

万历没有想到张四维今天这么踊跃，可能是因为他本人是商人世家，所以借此机会想让朝廷放宽户籍限制吧。放宽户籍限制，也就是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这势必会形成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正是资本正义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让土地较少或没有土地的农民进入工厂、矿厂和手工作坊里，一来可以促进商业发展、增加朝廷商税，二来也可以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自己又何必反对呢？

想到这儿，万历说道：“朕认为张爱卿说的不错，既然土地问题不可化解，我们又何必让农民苦苦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呢？也许我们该让他们自谋生路，朕听闻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农民竞相离乡出海，从事海商，大多已成富户，这几年下来，三省商税都已经超过了田赋，可见从事农桑也并非是平民百姓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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