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达成了停战的口头协议，结束了西北国共两军的敌对状态。不久，少帅来到洛川，亲切会见了李克农。二人重提协议的事。不久，贸易也发展起来。那李克农是周恩来最信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之一。李向少帅介绍了中共抗日的政策后，少帅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不开蒋委员长，反蒋抗日不合时宜；红军东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如果要发展，红军应向西，脱离内战前线。少帅的见解，李克农表示理解。
经少帅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瓦窑堡来到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在天主教堂内，与从西安驾机赶来的张学良进行了历史性的见面。中共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东北军参加会谈的有张学良、王以哲。这两位现代史上最重要人物终于坐到一起了。作为周恩来来说，中共杰出的政治家，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张学良则不然，东北军的最高长官，此时对法西斯主义仍抱有好感。虽信仰各异，但彼此早已慕名。第一次见面，二人一点也不拘束。那周张二人都有突出的才干，豪爽的性格。会谈中，二人各抒已见，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当然也有争论。但二人在逼蒋抗日上，意见竟完全一致。由于二人学识渊博，见地又很独特，性格也有相似之处，因此，第一次见面就成了好朋友。当周恩来提出请张学良帮助购买后勤物资时，少帅非常爽朗地答应了。并说东北军的物资可以共同使用。少帅还拿出自己的私款五十万元送给红军。二人还决定在玉曲开办军官训练班。
周恩来回到保定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周恩来说：“陕北至少有三个月的平静日子了。朱德、伯承二同志也快要到陕北。红军三大主力就要会师了。恩来，以后对外还是由你多做一些，军事，我多做一点，党务方面就请洛甫负责了。”周恩来正要回答，毛夫人贺子珍从橱窗里端来半篓红枣，说：“周副主席，看你们高兴的，请吃红枣吧。这是刘英同志前天才送来的，可鲜着呢。”毛泽东拈一个，放进嘴里，笑着说：“你看，那洛甫与刘英的喜酒，我们还没有喝，倒来贿赂红枣。恩来，别客气。噢，子珍啦，你不能请颖超来一块吃。好多天了，还没看见你的邓大姐，好想念啊。”没经周恩来的同意，贺子珍一阵小跑，将邓颖超拉了过来。
这天晚上，毛周二人心情都很好。贺子珍与邓颖超平素又亲密，毛泽东请周恩来喝酒。周恩来也不客气，一饮就是一杯，把一个贺子珍看了直发笑。但毕竟条件差，除了红枣以外，两碟小菜一点油腥也没有。陕北的冬天本就寒冷，毛周的生活又是那样寒酸。但这两位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却谈心不尽。夜深了，邓颖超催了几次，毛泽东才放行。
第二天很早，周恩来便起了床，警卫员龙飞虎告诉他：“毛主席给杨虎城送去的信收到后，杨将军已将回信交给南汉辰带回来了。”周恩来大喜，正准备到毛泽东的窑洞去，南汉辰已走了进来，告诉他：“杨虎城将军已完全同意了中共方面的主张，也愿意加入张学良将军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协作关系。杨将军的回信交给毛主席看后，主席让我单独向你汇报。”周恩来请南汉辰坐下后认真地分析南汉辰汇报的情况。
那南汉辰是中共中央派出专门做杨虎城将军的策反工作的的。杨虎城本是原西北军的一员大将，中原大战后被中央政府任命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归附中央后，在安全上时时感到有危机。作为一代上将，杨虎城那时还兼任陕西省主席职务，那时的南汉辰已担任杨虎城的秘书长有四个月了。由于与杨虎城的特殊关系，南深知杨出身贫寒，正义感强，经常为民请愿。杨治军也严，其部从不扰民。
红军到达陕北后，杨受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进行围剿，但他哪里知道，手无寸铁的农民在中共的领导下越剿越多。到了一九三五年，红军已发展到一个军团。红军的野战部队也发展到五千多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执行蒋委员长“攘外先安内”的政策。但他深知与红军作战，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还在几年前，他曾在川陕一带与徐向前的红军打仗时就领教过红军的利害。当时，被称为能征善战的他不仅没有消灭红军，自己的部队却被击溃三个旅。其中，两个旅长战死，一个旅长负伤。这次，十七路军换防陕西后，他发现对面的红军是那样阵容整齐，带兵军官又全是名将。这个仗如何打下去？因此，他开始寻找南汉辰。而此时的南已回到上海去做中共中央的地下工作，当三十八军军长孙尉如与红军取得联系后，双方议定，停止内战，并由十七路军向红军提供交通和物资的便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杨虎城开始与毛泽东的代表接触。当周恩来了解南汉辰与杨虎城的关系后，立即电告上海地下党，将南汉辰调回北方局，并全权负责与杨虎城的联络工作。
南汉辰是杨虎城的好友，曾在杨的第三军中任军训处长、参谋处长、政治委员会主任等职。南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皖北特委书记。在国民党政府内曾任信阳县县长，省政府秘书长，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因为叛徒的告密，南京中央政府下令杨虎城将南逮捕。南被迫赴日，不久回国，在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情报工作。这次回到十七路军，其工作当然是轻车熟路了。
见到南汉辰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杨虎城十分高兴。多年的老朋友了，有多少话要说。但二人毕竟是职业革命家，三句话不离政治。只听杨虎城说：“你们共产党人，就是有一股犟劲。一旦看准的事，三匹马也拉不回来。汉辰，我快要当你们共产党的俘虏了。你的代表孙伯纯来见我有三次了，他向我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都是老朋友了，你这次回来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我？”南汉辰笑着说：“将军，如果你愿意，我尽量在贵军多呆一段时间，以便聆听将军的教诲。将军要礼物，不知是大的呢还是小的？”杨虎城说：“只要对国对民有利的，大的当然比小要好。汉辰，我可是好几万人等着的啊。”南汉辰说：“我知道将军的意思了。我送将军的礼物共有两件，请将军择其中的一件。”杨虎城问：“为何不把两件都给我？”南汉辰说：“那不行。南京中央政府不允许。”杨虎城说：“说远了。只要你愿送，我就敢接。管他什么北京南京。汉辰，但说不妨。”南汉辰说：“与中共彻底决裂，充当蒋介石的帮凶，围剿红军。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正式联共抗日，走自己想走的路。”杨虎城问：“有第三条路可走吗？”南汉辰说：“表面上有第三条路，实际上是没有的。”杨虎城说：“汉辰，与共党联合，我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半年前，你们的北方局王世英、王炳南、申伯纯都同我谈过。我们的协议是‘双方各守原防区，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设电台。十七路军在交通、运输、物资、人员交往等方面提供方便。双方加强部队的抗日教育’自订协议后，我十七路军与贵部相安无事。两个多月以前，你们的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却没有想到，给我送信的人竟是你们红军的高级将领汪锋，鼎鼎大名啊。我好感动啊。毛先生看得起我。我也帮红军购买了一些军用物资。同时，我还在西安为你们建立了三个交通点。以后，我们见面就容易多了。后来，周恩来先生的特使张文彬来找我，向我转告了周先生联合十七路军抗日的主张。我马上就表态同意。但要我参加你们的党，我看，就免了吧。”南汉辰爽朗地一笑，说：“将军，我们共产党人始终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来，你明知我是共产党人，不仅没抓我，还安排我在重要的位置上。我除了对将军表示尊敬外，更认清了将军明大义、晓大理的崇高精神和健康的人格。这次拜会将军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再三叮嘱我说：‘杨将军为人正直，知晓民族大义，他作为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共产党人会铭记在心里的。’周副主席还说：‘杨将军帮我们共产党人的忙很多，大恩不言谢，等将来打败日本人后，我们会携手共建祖国，完成神圣的大业的。将军以前是我党的好朋友，现在也是，相信将来也会与我们合作更好。’对蒋介石来说，周副主席是这样说的：‘国难当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就必须彻底消灭内战。南京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一中全会，我党中央已向南京发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电文。另外，周副主席还让我转告将军，与我们共产党人打交道，只能秘密地进行，切莫大意。因为他蒋介石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有紧急情况，可与周副主席直接联系。”杨虎城激动地握住南汉辰的手，说：“感谢贵党对我的关心，我一定小心在意。汉辰，请你转告毛先生和周先生，从此，我杨虎城绝不向贵军开枪。”
毛泽东、周恩来以特有的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才能，将张学良、杨虎城团结在抗日这个大目标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战略协作关系，陕北红军脱离了十分危险的境地，红军在数量上也有发展。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贺龙的第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在陕北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十八位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等，欢迎他们北上。中共中央同意红二、红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军，由张国焘、任弼时任正副书记。红一方面军也派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向静宁地区移动，准备与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合。
在南京的蒋委员长也明白红军的意图，急令胡宗南率部予以阻击。他哪里知道，此部署早已被张、杨二将军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中共的领袖们。山城堡一战，使国民军丧师失将。不久，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陕北会师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中共领袖们，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并组织了宁夏战役。此战役，前文已有交代。
再说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接到山城堡战役国民军失败的消息，十分震怒，决定亲自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向红军进行围剿。
当委员长飞机到达西安上空时，坐在身旁的爱将陈诚笑着对他说：“校长，能否绕西安上空一游，顺便看一看西安景色。”委员长正要回答，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连忙拦阻，说：“校长，你看下面欢迎的人那么多，如果绕城一周，恐怕失礼，学生认为还是下降吧。”委员长转过头来对陈诚说：“辞修，汉卿等已侍立多时，以后看西安全貌还没有机会？”正说着话，飞机已快速下滑。钱大钧等见委员长脸上挂着笑容，便问：“校长，你和汉卿是患难之交，感情一定很好。”委员长笑着点了点头，没吭声。
委员长的头刚伸出舱外，就见张学良、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大步地迎向前来。委员长下舷梯后也高兴地向少帅等人走了过来。他紧紧地握住少帅的手，十分亲热地说：“汉卿，你冒着漫天大雪来接我们，中深感不安。”少帅说：“委座客气了。你是我党国之领袖，学良礼当如此。”庚即，杨虎城、邵力子等也走了过来，委员长拉着少帅的手，对杨虎城说：“毛泽东有朱德、刘伯承两员大将，中有汉卿、杨将军二人，足可敌对了。二位，英雄有用武之处了。千秋功勋，将记录二位于青史呢。”张、杨二将称谢。委员长又对邵力子说：“汉卿、杨将军为党国立功，邵先生在后方，鼎力支持，其功不小。当同受表彰。”邵力子称谢。委员长与少帅拉着手，后面的文武大员簇拥着，稍许寒喧，各自按安排的寓所去了。
一连几天，委员长都没提围剿红军的事`，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少帅单独晋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在沙发上坐着，见少帅来，连忙起身相迎。接受少帅的军礼后，委员长说：“汉卿，好久没与你聊天了，我看今天不要谈国事，隔一会，你陪我好好地吃一顿饭。对了，汉卿，我可不敢与你拼酒啊。”少帅称谢。委员长与少帅喝茶，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一会，陈诚奉命来到，委员长对他说：“今天的晚饭比往日迟了一个小时。今晚我做东，明晚辞修请客，后天就吃汉卿的。你二位看怎么样？”陈诚说：“非常荣幸，能与委座、张副总司令一起吃饭，此一趟不虚行了。”一会，钱大钧将这几日侍从室的日程安排呈上，委员长好不高兴，说：“才和汉卿说了，今天好好地乐一乐，你倒来胡缠，好不煞兴。”钱大钧连忙退出。
第二天，委员长对钱大钧说：“将汉卿、杨将军和邵力子请来，我们一起游黄陵。”钱大钧出去后，委员长对晏道刚说：“告诉随来的各中央大员们，愿意游黄陵的尽管去，‘既来之则安之’。”刚说完，钱大钧走了进来，委员长惊异：“怎么这么快？”钱大钧回答：“昨日汉卿和杨将军并没有回公署，就住在隔壁。我刚过去就碰上了他们。现张、杨二将军求见。”委员长叫：“快请。”二人进来，行军礼后就请委员长早餐。委员长笑着说：“我的早餐很简单，二位如陪我吃，要饿着呢。既然二位来了，就在这里吃。免得二位又去麻烦。”
少帅见委员长的早餐是一杯牛奶、一个馒头，一小碟花生米也屈指可数。再配一小碟咸菜。与自己平常相比，确实简单得多。二人也不客气，便坐下陪同委员长用早餐。
早饭后，大家驱车赴黄陵。在游览中，委员长始终与少帅在一起，二人说说笑笑，亲密无间。随行的文武大员皆道二人换贴结拜，其实也没多在意。休息时，委员长说起读书事，问少帅：“汉卿，这段时间来，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少帅说：“我读了《唯物辨证法》，又读了列宁的一些书。现在正读《政治经济学》。全是苏俄写的。学良认为写得很好。”委员长说：“苏俄的有些书，十年前我就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确实有见地。但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来学。俄国有俄国的实际，不能把俄国的东西照搬到我们国家来。比如说，苏俄搞的集体农庄，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只是理想中的社会，能实现吗？我才不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呢。但还是要读，并且带着观点去读，那就能分清是非了。我们中国，积贫积弱。但国家还是伟大的，人民还是伟大的。不少安帮济世的著作，不少名篇名言也能激奋人们前进。如《曾文正公集》、《大学》、《中庸》、《易经》等，其中就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中来西安时，夫人知你喜欢读书，特地买了这几本，给你带来，希望汉卿喜欢。”少帅很受感动，从晏道刚手中接过，向委员长致谢。
以后，少帅、杨虎城、邵力子又陪同委员长游览了秦陵、华山、骊山等地。游览了茂陵后，委员长心情很好，对少帅说：“这些年来，难得轻松，能与汉卿等诸同志游览这些名胜古迹，不虚此行了。哎，壮丽的河山啊，内有共产党顽匪捣乱，外又有日寇蚕食我领土，奴役我人民，这天何时才能晴朗啊！”少帅说：“委座叹息的是，目今，日寇占我土地，杀我同胞。几千万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去解救他们。只要委座一声令下，我东北军在陕的十多万部队随时听从委座的调遣。开赴前线，以雪国耻，扬我民族尊严。委座，学良希望对日作战越快越好，你就下命令吧。”委员长说：“我何曾不想如此呢。而今共匪已集中到西北一隅，且举步维艰，正是一举歼灭的大好时机。还望你与杨将军通密合作，一荡而平匪巢，共同谱写剿匪赞歌。”少帅说：“委座，现日寇越来越猖獗，何不停止内战，联合一切力量抗击倭寇？”委员长说：“汉卿说得是。剿灭共匪，我们都要联合各党各派，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杨将军，你说呢？”杨虎城回答：“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个人服从命令，只是部队要求抗日的情绪很高。他们对没完没了的剿匪有厌恶之感，属下有些担心在剿共时，将士不肯用命。”委员长说：“二位将军差也，剿匪与抗日同等重要，内贼和外患同是危害国家的不安定因素。但现在剿匪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此时将部队调去打日本人，赤匪又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那时，究竟是抗日还是剿匪？恐怕两样都不能够了。西北剿匪结束后，抗日就作为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孰轻孰重，二位将军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因为在游览，张、杨二将怕煞了委员长的兴，不再争论，但也看出，委员长有不悦之情。
因为少帅是国民军副总司令，又是西安行署主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归其指挥。按照张、杨二将军的安排，委员长到玉曲军官训练团训话。
委员长在玉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后回到寓所，有些恼火。见张、杨二将侍立在侧，气不打一处来，说：“汉卿，你们的学员都是营团级以上的军官，我在训话时，气氛有些不对，此为何意？我的训话有错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任何违抗军令的人，都要受到军纪的制裁。你二人都为统兵上将，要将我的话编成文件下发，让东北军和各地军人都记住军人的职责。”正这时，晏道刚走了进来，报告：“启禀校长，刚才会标被训练团的学员将‘攘外先安内’换成‘攘外安内’。”委员长转过头问：“你们的部队有赤化份子吗？”二人回答：“没有发现。”委员长说：“赶紧查一查，不能让赤化份子钻到我们的队伍中生事。”二人连忙答应。少帅见委员长面色缓和了一些，便说：“委座，日寇占我东北后又在华北建立了伪政权，实际上华北已不保。看样子，倭贼不灭我中华是不会死心的。中华民族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要赶走日本人，只有停止内战。我们不应该把大量的部队都窝在这里剿共。现战士厌战，士气低落。前不久，中共的周恩来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们抗日的主张应该引起我们的思索。这是周恩来的亲笔信，请委员长座过目。”委员长接过来，瞅了一眼，心里大怒，但面上却显得非常平静，他微笑着对少帅说：“汉卿，毛泽东、周恩来早在二十年代我已了解他们了。现朱毛共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写出这样的文字并不感到意外。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帜的目的，是害怕被国军消灭。如果我党同志仅从一封信，几句口号就被蒙住了眼，那是多危险啊。赶快回头吧，不然，你还会当周恩来的俘虏呢。哎，汉卿，你年青，政治上还很幼稚，看了周恩来的信，可千万不能上了共产党的当啊。不过，我也要明确地告诉你二位，抗日，大势所趋，不赶走日本人，我愧对列祖列宗。国人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涨，这我十分清楚。前不久，党内有好些同志，要给我祝寿，说要把我的五十岁寿辰搞得热热闹闹的。我不同意。国难当头，谁还有心去庆祝生日啊。我对诸同志说，要给我祝寿吗，太好了。请把给我祝寿的钱交给政府，多造点武器，多买几架飞机，充实我们的国防力量，好与日本人打一场自卫战争，直至消灭日寇为止。你道怎么样？首都前日统计，捐给我的祝寿钱足可以买七十五架飞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有我们这样优秀的民族作后盾，你说，我不抗日能行吗？好啦，不说这些了，党国大员，哪里还要我经常唠唠叨叨的。噢，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二位，这次剿共，只能一举成功。我亲自担任总司令，汉卿，委曲你担任副总司令了。你看怎样？”当听到少帅表态服从时，委员长十分高兴，亲自礼送出门。
委员长担任剿共总司令后，委任晏道刚为总参谋长，发兵四路，向红军腹地进发。你道哪四路？
第一路总指挥朱少良、王均。编有十三个师，另加三个警备旅。
第二路总指挥于学忠。编有十五个师的兵力。
第三路总指挥杨虎城，编有十个师又三个警备旅的兵力。
第四路，总指挥薛岳，辖二十个师，作为总预备队。
另外，委员长还在陇海路集结了三十个师的兵力，任命陈诚为总指挥，随时增援西北前线。再加上青海的胡宗南、马步芳等部，总兵力超过百万人，要解决这不足六万人的红军，是占绝对优势的。
委员长做好战略准备工作后，突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电告，称内蒙德王叛乱。委员长大怒，赶到太原，亲自指挥平叛后又回到北平，命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坚决抵住日军有可能的进攻。维持华北的暂时局面。待剿共完成，全师东进，与日寇作旷日持久的决战。
再说东北军的张少帅见委员长穿梭于华北、西北间，催动部队即将展开对红军的围剿，十分担忧。这天，少帅带着第五军军长何柱国到洛阳，第二次苦劝委员长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打内战了。哪知委员长听后，回答得干脆也简单：“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去抗日好了。”第二天，委员长要少帅培他去洛阳军官学校训话。由于头晚为抗日之事遭委员长斥责，少帅只好跟着。委员长在讲话中，除了重复玉曲军官学校的训话外，还重申了军人的职责。最后，委员长板着面孔对学员们说：“不久，你们就要回部队带兵了，作为一名军官，要记住，勾结日本人是汉奸，勾结共匪也要按汉奸处理。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队伍，革命的军官要与反革命的军官划清界限。”少帅明白委员长此话的含意。他满怀悲愤地回到西安。此时，他苦恼至极，把心中的话全部倒给中共驻西安办事处的代表——叶剑英。
那叶剑英原名叶宜生，字沧白。广东梅县人。一九一七时，刚二十岁的他进入了云南讲武堂。后，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并在军校任教授部主任。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广州起义。不久，赴莫斯科学习军事，三0年回国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军大学校长、瑞金卫戍部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央军委代理参谋长等职。这次，他受中共中央的派遣，驻西安中共秘密联络处负责人。听了少帅的诉说后，叶感到事情重大，立即起程回保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
在这以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十八名军事高级将领联名致电蒋委员长，批评他调集大军围剿红军的同时，也希望他当机立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电文最后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国为之毁，笛为之奴，失国人之心，遭千秋辱骂……何去何从，望先生熟察之。寇深祸及，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这一电文的发出，举国反映强烈。而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宋庆龄、马湘伯、沈钧儒等在上海召集十八个省市各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救民联合会。会议选举宋庆龄等十四人为执行委员。宋庆龄、马湘伯、何香凝、沈钧儒为常委。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大会公开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委员长见此，便召集全国专科院校一百六十四名校长会议，指示教育界要认真教学，反对学生停课示威，并指责不听招呼的教师和学生。
几天后，上海军警宪机关，突然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七天后，又将七人送往江苏高等法院关押，同时查封了宣传抗日的十四种刊物。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极大反响。而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波澜。委员长听后，立即命令江苏省法院慎重处理这一事件。这一消息传到西安，少帅感到震惊，他亲自驾驶飞机飞到洛阳，谒见委员长。
委员长正为“七君子事件”烦恼，接到钱大钧：“张副总司令到”的报告后，很不高兴，但鉴于与少帅的关系，只也强振精神予以接待。
少帅见了委员长后，便询问上海“七君子事件”事，委员长反问：“汉卿对此有何看法？”少帅答：“此七人宣传抗日，何罪之有，委员长应该喝护、表彰，不应该任部下胡为。这样下去，与我党宗旨有违，好象在催残爱国人士似的。”委员长大怒：“简直是胡说八道。全国几万万同胞，没有几个人这种认为。我领导的是革命的队伍。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不革命的给我滚出去！”遭此斥责，少帅不禁悲惨，好容易才止住滚下来的泪水。委员长也觉过分，放缓口气对少帅说：“汉卿，你政治上为何如此幼稚？军人，只能服从命令。至于地方上的事情，你就少操些心。来，快坐下。钱大钧，你去给张副总司令沏一壶好茶来。”
二人虽品茶，然而心里已出现裂缝，又如何能想到一块儿。一会，他见委员长面容又恢复了亲切状态，便提出十一月十七日提交的《清樱抗战书》来，他请求委员长允许他带东北军回华北抗日。才平静下心来的委员长听后不禁又来了气，但他压住怒火，说：“汉卿，十多天了，你还记得，不着急，国难当头，不会让你赋闲。”
少帅在国民军高级将领中是少有的文武全才，除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以外，还能熟练地驾驶各种机动车辆，并且能熟练地驾驶飞机。他的《请樱抗战书》更体现了文字方面的造诣。现将部份文字予以录出：
绥东局势，日趋严重，日军由东北大批开进察境，除以伪匪先驱并用飞机助战外，已揭开真面，直接攻取归绥。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荷蒙晓以钧旨，并加渝勉，感愤之余，与日俱深。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也。日夕磨砺，唯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的统一步骤，故唯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彼大军调往前线者，或以成行，或以到达，而宠命迄今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恨，丛集于一身，已早欲拼死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一洗前衍，为国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逼，迭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教诲，令体时机。故近月以来，对于个人与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教导下，为抗日前驱。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令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以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不谛于良，进而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驱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增加百倍。夙前知遇厚隆，所言未敢有一字虚饰。乞示方略，俾有遵循无企祷之至。
《请樱抗战书》送委员长处，十多天过去了，却不见回音。今日委员长说有大事要干，少帅以为要调他上前线，连忙辞别委员长回到西安，召集部将准备战事。同时又通知中共代表，说可能委座要调他上前线。
哪知第二天，委员长突然下令，将原定在洛阳举行的专门研究山城堡战役后西北剿共战略高级军事会议改在西安进行。这天，委员长率领张学良、陈诚、朱少良、卫立煌、陈继承等一大批文武大员飞抵西安。与此同时，数十万国军也开始向潼关集结。一批批战斗机在西安和洛阳两机场升降。
委员长将行营设在潼关华清池。一到目的地，委员长便设大宴招待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师级以上的军官。委员长在祝酒中要求将领们在剿共完全取得胜利的最后五分钟立功受奖，为国争光。说到最后，委员长对两军将士说：“最后五分钟将共匪消灭掉，我和张副总司令会带着你们杀向华北，收复失地，驱逐倭寇，建设美好的国家。”
遗憾的是，委员长那颇具激励军心的语言并没有引起两军高级将领们的共鸣。他们日夜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打回老家去，与父母家人团聚，现在要在这里自残，心里十分不愿。
宴会后，委员长把少帅、杨虎城送出门，握住二人的手，亲切地说：“二位将军，马上就要上前线了。我的四路大军中，大部份都是二位的老部下，希望二位勇往直前，首先立下战功。中央军由陈辞修殿后，力争一战，全歼朱毛赤匪。二位，报国的时候到了。”
回到西安，少帅对杨虎城说：“杨将军，没有退路了，你看怎么办？”杨虎城回答：“委员长在宴会前暗示我，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愿意围剿红军，你的东北军将会被调到福建，我的第十七路军会调到安徽。我们与共军的‘三位一体’就要被拆散了。”少帅说：“明日我再去谒见委员长，劝他不要打内战了，团结红军抗击倭寇，看他怎么表态，然后再作决定。”二人约定，每天会面一次，互通情报。
委员长与陈诚、钱大钧等商量，准备分兵五路以闪电式的行动突袭红军，忽报：“张副总司令要谒见委员长。”便回过头来问：“辞修，你说汉卿这次到这里来，又有何事？”陈诚笑着回答：“如果学生未猜错的话，汉卿又是向校长请樱抗日呢。”委员长对陈诚、钱大钧说：“你二人暂时退下，让我单独与汉卿谈。”
少帅进来，向委员长行礼后，委员长请他坐下，又让晏道刚给他沏了一壶好茶来，二人品着茶。少帅未开口，委员长便问起家事来，少帅一一作了回答。一有话题，少帅又提抗日这事。委员长耐着性子，启导地说：“汉卿啊，难道我不抗日愿意背万代的骂名吗？不，我坚决抗日之决心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天地可鉴，日月可明。把陕北共匪歼灭后，我保证补充好你的兵源，装备好你的部队，让东北军齐装满员，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到那时，我的汉卿将军部直下河北，攻长城，收山海关，克复沈阳。然后全部地将倭寇赶出中国，还我那晴朗清明的赤县神州。可现在是剿匪的关键时刻，怎能放弃呢！”少帅说：“委座，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同室操戈是自毁长城。请委座三思。”委员长说：“我那汉卿贤弟呀。共产党高喊抗日，是为自身的生存打烟幕弹，这一点点烟幕，怎么就把你的眼睛给蒙住了呢？你不相信我的预言，只要放弃剿共，国军抗日，共产党的队伍就会象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到那时，消灭共产党的队伍就很难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高喊抗日，背后捣乱，作为党国之领袖，我能不想到这些吗？”少帅说：“委座听我把话说完，红军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如果把他们单独编成一个路军，开赴前线，不正体现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吗？同时，也体现了委座的胸怀广大，能容万物。委座我请求你，不要打内战了。联合红军抗日吧。我给你跪下了。”少帅声泪俱下，向委员长下跪，被晏道刚拉住。委员长知少帅忠勇刚强，仍慢慢地予以引导，试图说服他。于是，二人展开舌战，这一场辨论，好不激烈。二人从上午九点钟一直争辨到十二点，且越说越急，门外陈诚等听得心惊胆颤，晏道刚在室内也目瞪口呆。后来，委员长大怒，猛地一拍桌子，说：“你现在把我杀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少帅还要抗争，陈诚、钱大钧等进来强行劝出。在陈、钱二人的培同下，少帅草草地吃了午饭，回西安去了。
杨虎城在绥靖公署等了一上午，见少帅回来，忙问情况。少帅说：“我苦苦劝委员长联共抗日，委员长坚决不从。看来，只有实行兵谏这一条路了。”杨虎城大惊：“兵谏？你是说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少帅说：“正是此意。”不因为这，有分教：张少帅，囚困铁笼四十春；西北将，歌乐山下埋忠魂。正是：爱国英雄民族将，化作南柯梦一埸。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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