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少帅劝不动委员长联共抗日，焦急地回到西安，杨虎城接着。少帅说起谒见委员长之事，二人十分灰心。但二将驱逐倭寇的决心坚决不移，决心发起兵谏，逮捕委员长，逼他抗日。一连几天，张、杨二人都在商量如何行动。这天上午，杨虎城来到少帅的住处，不等门卫通报，径直走了进去，见少帅独倚凉台，对着窗外出神。杨将军候了一会，缓缓地说：“少帅伫立窗台，必有所思。”少帅一惊，见杨将军在此，连忙说：“杨将军到来，未曾远迎，失礼了。”杨虎城说：“少帅，你我来往频繁，为的是国家，思的是民族，就不必这些虚套了。”二人坐下，少帅开门见山地对杨虎城说：“我已决定，对老蒋实行兵谏。具体部署是这样：我的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活捉老蒋，你的十七路军负责扣押中央来的军政大员，解决西安城的武装。同时，封锁飞机场。然后通电全国，提出我们的抗日主张。杨将军，你看怎样？”杨虎城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非常感动，说：“我完全同意少帅的安排。只是一条，抓捕老蒋千万不能伤了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少帅说：“杨将军的话，汉卿记住了。我们只是逼蒋抗日，并非要他性命。至于何时动手，我们还要好好地商量。此事，只能你知你知，在未考虑清楚以前，不能让第三者知道。”：杨虎城赞同。
二将又商量了捉蒋和扣押中央大员的一些细节。天晚，杨虎城起身告辞。
杨虎城回到寓所，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已等候他多时，杨虎城负责陕西的防务，故与邵力子来往频繁，再加上这几年的接触，二人感情颇好。因此，每次来往都很随便。邵力子这次来，是专门通知他军饷要迟几天才能发放，等中央银行划出款后方能送达。邵的目的是来打召呼，以避免军政之间产生隔阂。杨虎城与之闲谈。一会，邵力子无不忧虑地对杨说：“如今国难当头，日军在华北紧紧相逼。蒋委员长又调集大军在这里剿共。这里的战事也不知几时方能结束。要是出现日本那种军人发动政变，局势就更不好收拾了。”这才叫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杨虎城与少帅密谋捉蒋，正与邵力子所说之事相似。杨虎城听了此话，以为邵力子知道了捉蒋的密谋，心里不禁猛吃了一惊，手上的香烟也因此掉在地上，哪知邵力子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继续发表对时局的忧虑。杨虎城的心里才恢复了平静。
邵力子所说的日本政变，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事，称为“二．二八”事件。日本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杀死首相冈田启介。外相广田宏毅组阁，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邵力子知道日本好战势力抬头，而国内又战事不息，深为中国的前途担心。
第二天，东北军警卫营长孙铭九接到部下的报告，说西安大学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抗日请愿一周年，学生队伍已向临潼关方向而来。孙铭九赶紧报告给少帅。少帅连忙带卫队前往。正好被十七路军警卫营长宋文梅看见。宋是杨虎城的心腹，杨已将兵谏的消息透露于他，并透露了捉蒋的人就是孙铭九。今宋见孙急急忙忙的样子，认为少帅要提前行动，连忙打电话给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王立即将杨虎城找回。杨信以为真，急忙紧急调动部队，准备扣押军政大员。安排妥当后，杨虎城赶到剧院，一看，见少帅与陈诚等人有说有笑地在看戏，才知是一场误会。这一下，把那杨将军吓得冷汗直冒：军队已包围了剧院，这如何是好？中央大员们看戏如了迷，哪知外面发生了何事。杨将军只好悄悄地将部队调离。
因为这天是十二月九日，西安举行“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在西安的各大中专学生都参加了游行示威。学生游行队伍经西北“剿匪”总部住地，沿陕西绥靖公署、省政府向临潼关的华清池委员长息歇地而来，准备直接向委员长请愿。途中遇警卫发生冲突。蒋委员长得到这一消息，当时指示张学良：“如果学生不听招呼，继续向临潼关行来，可用武力制止。”少帅得这一命令，大惊，连忙率卫队赶到灞桥，正好与游行队伍相遇。少帅站到高处，待吵闹声停止下来后，便劝学生回校上课，一切事情由他向委员长报告。学生们因为一年前的事，哪里肯听他的。少帅无奈，慷慨陈词地许下诺言。只听他对学生说：“同学们，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愿望。也许我的愿望比你们的要求更为迫切。你们请愿和要求的事，我一定转达到。你们回去，我保证在一周内给你们的答复。”学生们见少帅如此说，听从了劝告，返回城里继续游行。
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被少帅化解了。
现代史上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一次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向华北，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夺取华北统治权的严重事件。这年的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五千多人在新华门举行抗日救亡请愿大游行，并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实现全面抗日。当游行队伍来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政府军警的镇压，一百多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根据北京学联的决定，北平学生举行总罢课。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平民三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并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平民中宣传抗日救亡。上海、武汉、天津、广州、杭州等大城市各界纷纷响应，从而形成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当少帅向委员长报告白天学生为纪念上年的“一二．九”运动游行的情况时，委员长不仅不表彰他的行为，反而指责他作为党国大员，向学生啰哩啰嗦有失身份。少帅见此，只好辞出。委员长亲自送他出门。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日，少帅带着白凤祥师长、刘桂五团长拜见委员长，佯称二将要到热河抗日，前来聆听教诲。委员长勉励二将到前线杀敌立功后，二将退出。那白刘二人是奉少帅的旨意来看路径，以便为兵谏作准备，委员长又哪里知道这些。
就要实行兵谏了，少帅很是不忍，再次劝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委员长已听烦，又见少帅擅自派将到华北，越加生气。待白、刘二人走后，拍桌大骂少帅：“犯上作乱。”少帅心里十分悲苦，知道凭自己的力量说服委员长联共抗日很难，只好回到西安。来到“剿匪”总指挥部，杨虎城接着，二人商量，决定由杨虎城作最后一次的努力，实在不行，再举行兵谏。
杨虎城见到委员长，却不敢象少帅那样直来直去，而是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委员长也对他十分客气，耐心地解释中央的政策和自己的观点。最后，委员长对杨将军说：“我决心已下，并且有把握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共军消灭。十七路军若有反对先剿匪而主张先抗日的军官，你放手将其换掉，我都支持你。”
杨虎城回到绥靖公署，少帅正等在那里。杨对少帅说：“依靠劝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时间紧迫，必须立即行动。为抗日救国，即使牺牲我这个团体也值得。”少帅说：“劝蒋联共抗日，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剩下的也只有兵谏一条路了。”二人商量到深夜，决定十二日凌晨动手。
第二天起来，少帅正布置刘桂五做好捉蒋准备，突然接到秘书潘乃华的电话：“委座举行便宴，请少帅陪同委座吃晚饭。”少帅答应后，连忙来见杨虎城。二人将兵谏的事又考虑了一遍，见无任何疏漏，才离开。
下午四时，少帅提前来到华清池，钱大钧迎了出来。告诉他：“委座的晚宴在下午五点进行。委座吩咐，张将军来后可随便休息、品茶。自家兄弟不可拘束。”委员长的晚宴到时进行，由于与委员长的特殊关系，且事先已声明席间只谈私情不说国事，少帅只好喝酒吃饭。晚饭后，少帅辞出，委员长有些诧异，但考虑到第二天便回南京，也没有十分在意。
也是委员长一时大意，将自己偌大的江山，十三年后，拱手交给他一生最棘手的对手——毛泽东。
其实，少帅晚宴后又约陈诚等中央文武大员们，在西安内城新城大楼设宴。大员们哪里知道当晚宴后会出事。在少帅的殷勤相劝下，大员们一杯接一杯地将醇香美酒吞下肚子里。只有那陈诚有些怀疑，借故不喝。但他也没有想到两个小时后便成了张、杨二将军的囚客。
散宴时已是深夜，少帅亲自找来白凤翔、刘桂五二将，布置了捉蒋的任务。他反复叮嘱白、刘二人：“这次行动只是逼蒋抗日。你二人在执行任务时，千万不能伤及委员长。”到了深夜十二时，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集中于金巷街一间作战室里，他们中有：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第六十军军长王以哲、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以及应德田、黎天才、卢广积等。少帅向将领们介绍了几个月来苦劝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经过。最后，少帅说：“我们所提的一切，全被委员长拒绝了。并且如果我们不打共军，将和西北军一道被南调。现在已无路可走了，只有奋起反抗，才能达到联共抗日的目的。”接着，他又说：“我慎重宣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明晨五点实行兵谏。临潼、西安一起行动，采取非常措施，把老蒋捉住，逼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抗日条件。不过，委员长只要同意抗日，他还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仍然要服从他的领导，听从他的指挥。”马上就要行动了，少帅对孙铭九说：“你有把握吗？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啊！明天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见面了。你死，我死都说不定。不过，明天的报纸上刊登的字体是多么的大啊！你千万要小心，不要伤了委员长。下面，你就去和白师长联系吧。”王以哲也补充说：“孙营长，我们就看你的了。少帅，你的公馆就由缪澄流将军负责把守，其余将军也随你到新城大楼。可以吗？”少帅点了点头，说：“很好。”
杨虎城也在加紧部署。他招来第九纵队司令孙燕如，第十七路军参谋长李兴中，西安公安局局长赵寿山，城防司令孔从舟开会研究。杨将军捉蒋的意图，开会的人早已知之，此时也不需要作多的解释。只听杨将军宣布：“我和张副总司令决定硬干，把老蒋抓起来。”会议决定赵寿山担任总指挥，李兴中、孔从舟协助。
张、杨二将军的指挥部设在秦王府。二将会合后，各自的队伍开始行动。二将军心里忐忑不安，静等前方消息。
这天，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凌晨，头天晚上，委员长设宴招待少帅等人后，回到五间厅的三间房里，不知怎的，心神总是不定。但毕竟是一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多少次的生死斗争都是那样过来了。因此，强行定下心来后，站在地图前又看了一会地图，把红军的分布和国军的部署记于心中，一直到深夜，委员长才睡下。
委员长居住的华清池，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名胜，在优美的自然风光映衬下，历史又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景观。那华清池，外院是禹王庙，二道门上书有“华清圣景”四个字。进二道门后便是内院。它的对面是一个鱼池，右边是几间房屋。那贵妃祠就是杨贵妃洗凝脂的温泉。鱼池东面有一座假山群，有一小径直通五间厅，穿过飞虹桥，就进入房屋了。五间厅的后面是围墙，外面就是骊山。委员长就住在五间厅的第三号房里。陪住三号房的，还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侍卫组长蒋孝先和十多位参谋、秘书。内院还有三十多位贴身侍卫，院外还住有宪兵团的一个排。外围由东北军团团守卫。
凌晨二时了，东北军警卫营长孙铭九率五十五名卫士，分乘两路卡车向潼关开去。白凤翔、刘桂五率六十二人随后。此时接到刘桂五命令的守华清池外围的部队已将华清池围得水泄不通。当孙铭九带领的卫队到达华清池时，委员长的卫队已发觉。双方一言不和即开战。由于双方皆为卫队，枪打得极准，又极具战斗力，一时哪里攻得下来。在刘桂五的指挥下，刘团的部份官兵也加入了战团，好容易将委员长的卫队消灭。孙铭九不敢耽搁，命令王协一部包围禹王店，解决了宪兵排，冲入二道门，才到达内院。内院有委员长的贴身侍卫守着。外院的枪声早将他们惊醒，决心誓死保卫领袖。因而，孙铭九冲进去时，从贵妃池旁的平房内射出的冲锋枪子弹已将来路封锁，硬冲入飞虹桥，他孙铭九所带的卫队必然全部死于密集的枪弹之中。孙见此，率部份卫队人员从鱼池旁的假山向五间房靠近，刘桂五也率部进入五间厅。在搜索中，发现衣架上挂着委员长的帽子，桌上的公文包和假牙俱全，却不见委员长本人。两人来到卧室，一摸被窝，余温犹存，估计躲在近处，便命搜索。
内院的激战已经结束，委员长的贴身侍卫大部份已经战死，极少数受伤后不能行动的被俘，送到了医院。
再说张少帅和杨虎城发动兵变后，便坐在绥靖公署等候消息。突然，刘多荃打电话来，说华清池已经搜索完，没有发现委员长。张、杨二将军大惊，下令全面搜索。此时，少帅心急如焚。如果委员长逃走，或与中央军联系上，其后果不堪设想。他对杨虎城说：“杨兄，找不到委员长，或委员长已经逃到中央军那里，我只有自行了结性命，才不至于连累于你。杨兄可将我的头割下，到南京请罪。这样，才能为抗日保存一支完整的队伍，并且兄也可脱离干系。这是学良的诚心，请兄莫怪。”杨虎城说：“少帅无忧。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我二人誓同生死，决不单独卖身苟活。”前方刘多荃发来消息，仍没有找到委员长。少帅在电话中对他说：“如果上午九点钟以前仍找不到委员长，叫你的警卫员和白凤翔的警卫员把你二人的头送来，再加上我的头，上南京谢罪。”刘多荃大惊，连忙找到白凤翔，参加搜索行动。
这时杨虎城又命孔从舟率一个营，封锁了临潼关的各个路口，严防委员长走脱。那孙铭九找不到委员长，将钱大钧请来询问。钱答不知。正在焦急，一个卫士来报，在围墙边找到一只拖鞋。刘多荃连忙组织人众向骊山寻找。
委员长到哪里去了？原来，枪声一响，委员长即惊醒，见外面发生枪战，他连忙起身，回到卧室，穿上衣服，卫士蒋孝镇走来，三言两语地说了经过，便帮助委员长攀上围墙，朝下猛跳。可怜，此时的委员长已年过五十，一头从墙上栽下去，当场就摔伤了脊梁骨，又碰破了脚，再加上地上漆黑一片，且又丢了一只鞋。陕西的十二月，寒风刺骨，他一只赤脚在冰冷的地上走着，腰又痛，脚又跛，一时风起，把一个伟人冷得直打哆嗦。正这时，蒋孝镇翻下围墙，背起委员长就跑。刚跑了三百多米，委员长见山上有警戒。于是二人就在山腰的虎班石乱草中躲避。刚隐藏好，一阵冷风吹来，脚步上的伤口钻心的痛。这一场折磨，是委员长平素最为酸楚的时刻。
委员长从事政治运动以来，如此险境已有多次了。追随总理革命以前，在家乡抗暴坐过大牢，幸亏舅舅和岳父的及时救援，方才摆脱狱吏之手。在上海进行武装斗争时，历经枪林弹雨，多次死里逃生。东征时，差一点成为陈炯明的俘虏，幸亏陈赓机智，拼死救护，脱离险地。北伐时，三战南昌，要不是庙祝的提醒，必死于孙传芳的手。中原大战时，乘座的列车无车头，差一点成为西北军的俘虏。在这些危难中，委员长每次都化险为夷。而这次，委员长逃出卧室，躲在山中，冷风刺骨，瑟瑟发抖，还不知这次能否脱离险境。但委员长很自信，只要天亮，张、杨二将军必率兵勤王，大难即解。“吉人自有天相”，因而委员长虽受苦，心里并不慌张。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委员长只得苦捱着。
孙铭九带卫队沿山仔细搜索，当搜到虎班石时，发现了一个人头从草从中冒出来，卫队营一士兵抬手就是一枪，那人应声而倒。其它士兵冲上去，见旁边草从中还有一个人蹲在那里，连忙大声喊道：“什么人，出来！”只见草丛中之人强行挣扎起来，孙铭九一看不禁叫道：“哎呀，是委员长。”
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委员长很平静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孙铭九连忙过来扶住委员长：只见他身上穿着古铜色的睡衣，下身单层睡裤上沾满了泥土，无鞋的那只脚已冻得半僵，所穿的裤子已有破痕。由于假牙已取，嘴皮下陷，更显苍老。他眼光惊疑，冻得发紫的脸上还显平静。
已确定是东北军了，委员长问孙铭九要干什么。孙铭九回答：“只要委员长同意我们抗日救国，你马上就会获得自由。”委员长顿时明白了许多，不禁勃然大怒：“原来如此。你们请回，我就住在这里。请你们的张汉卿副总司令来，否则我不下山。”这时，刘多荃走了过来，见委员长冷饿交加，连忙脱下皮大衣，披在委员长身上。孙铭九不由分说，命令士兵架着委员长上了小汔车，号兵见此，吹响了收军号。
当刘多荃陪同委员长来到新城大楼时，时针正好指向九点。
话分两头，西安杨虎城的行动也是五点开始的。总指挥赵寿山发出了三颗红色信号弹，准备已久的十七路军行动部队迅速奔向各自的目标。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大员的卫队举枪抵抗，但迅速失败，做了十七路军的俘虏。
战斗极为顺利，赵寿山清点人数时，缺邵元冲和陈诚。赵寿山大惊：“邵元冲犹可，陈诚可非一般人物。”连忙下令寻找。不一会，士兵押着陈诚走来，赵寿山连忙给他行了一个军礼，请他进了西京宾馆。
原来邵元冲见事变发生，连忙往外就跑，士兵连喝两声不止，当即开枪将其击倒，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陈诚则身是经百战之将，听见枪声激烈，精明而又冷静的他猜到可能是发生了兵变。在其它大员乱成一团时，他平静而迅速地将军委会命令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武装的材料撕毁，丢进厕所，冲入下水道。然后跑到地下室用空脾酒箱将自己盖住，搜索的士兵在搜索时，顺便一脚踢去，不动，产生怀疑而掀开脾酒箱，将其抓捕。宋文梅跑过来，将陈诚和卫立煌安排在一处。第二天，张、杨为安全起见，又把他们分别保护起来。
整个事件，除邵元冲外，其它中央大员都在。钱大钧因组织抵抗而负伤，蒋孝先因作恶多端被刘多荃枪毙。委员长的秘书潇乃华死于流弹。
这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又叫做“双十二事变”。
再说少帅将委员长捉住后，命令孙铭九将委员长送到绥靖公署。委员长刚下车，见少帅从屋内迎了出来，准备与委员长握手。见此情景，委员长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狠狠地瞪了少帅一眼，说：“你这贼子干的好事。”进入新城大楼事先安排的卧室，委员长住下后，少帅侍立一旁，说：“委员长，委曲你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国家作想，也是为委员长作想。”委员长把头一扭，拒绝与少帅答话。少帅见此，仍搭讪地说：“委员长，日本人每天都在杀我同胞，抢我财物，**我姐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感耻辱。只要委员长答应抗日，我东北军数十万将士都听从你的指挥，你还是我们尊敬的领袖。”委员长大怒：“叛逆，谁是叛逆？你就是。你枪毙我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少帅说：“委员长你让我把话说完。”委员长怒吼：“与你说什么，尔犯上作乱如此，又何以统率部下，尔何以为人？尔能保证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于尔身乎？……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这地矣。余告诉尔，犯上作乱，没有好结果，现在，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均应执行惩处，尔给余滚出去，余不想见到尔。”少帅见委员长如此，只好侍立一旁。这时，孙铭九报：“邵力子主席求见委员长。”少帅赶紧请他进来。邵力子也被杨虎城将军逮捕，这次来见委员长，是因为委员长拒绝与少帅搭话而专门请来劝解的。邵力子进来，委员长一眼就看出随他来的中央大员们也失去了自由，不禁一阵心痛。邵力子对委员长说：“委员长，情势对我们不利，为国家作想，为大局计，望委员长辞职，让中央决定对抗日的大方针，以便让更坚决抗日的人来接替。”委员长斥责：“尔等贪生怕死，如此之话也说得出来。目前混乱局面，何人造成？是谁又不坚决抗日？余坚决不抗日吗？他，张汉卿所为，也是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之后，当然要向中央引咎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答复何种条件，余宁死也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之付托耶？”邵力子默然。
午饭时，少帅请委员长用餐。老实说，委员长早就饿了。但一见少帅，气就不打一处来。说：“余生已五十余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如此，尚何须再受人民血汗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食敌人之食？”少帅出去后，委员长熬不过孙铭九的软磨硬缠，且又殷勤如此，只好进食。
委员长被困于西安，自由已被剥夺，能否安全返回南京，尚难料定。因此，他十分想念家人。委员长有二子，长子经国，仍在苏联。由于中苏已经断交，十年过去了杳无音信。听说已被苏联关押。次子纬国，现在姚冶诚处。虽成年，又参了军，自己以后，谁来呵护。想到这里，委员长亲自拟定电文，交宋文梅，请宋代自己发给在南京的夫人宋美龄。宋文梅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把信交给了张少帅和杨虎城二将。二位将军看后，不禁好笑。你道为何？原来，委员长给夫人的电文口吻十分悲观。现予以录出：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余死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待经国、纬国两儿，犹如己出，以慰余念。愿上帝赐福于汝。蒋中正。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杨虎城看后对少帅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委员长的完全。就是十七路军的内部，也有人主张杀掉蒋。所以，应该把老蒋转移到高桂滋公馆，那里比绥靖公署安全得多。”少帅说：“委员长承认搬家吗？”杨虎城说：“那就由不得他了。叫孙铭九和宋文梅强行搬出。否则，恐有不利。”
孙铭九和宋文梅接到少帅和杨虎城之命，立即将委员长转移。为防万一，少帅命刘多荃全权负责警卫。未经张、杨二人允许，任何人不得接近。
张、杨二将军商量：“我们二人捉蒋的意图，国人未知，该我们通电全国的时候了。”杨虎城说：“邵元冲已死，钱大钧仍在医院治疗。明日的通电必须在早晨发出。只是中央大员能签字响应吗。”少帅说：“为抗日的事，不应该有不签字的，谁又愿承担汉奸的罪名。这样吧，你在这里守着，我将通电的文件让中央大员们签字。如果有事，你随时决断。我一个时辰内赶回。”
果然，少帅一个钟头就赶回绥靖公署。他对杨虎城说：“我们的三个决定、八项主张，中央大员们都签了字。现立即电告中央政府和全国的媒介，以求国人响应。”杨虎城赞同。
张学良、杨虎城二将通电的三个决定、八项主张的内容是：
三个决定：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研究事变后急待解决的各个难题；成立联合军事参谋团，确保已经云集的国民党大军对陕西的安全；邀请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事变解决方案。
八项主张是：东北沦陷，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议》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议继之于后，凡属国人莫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处，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之爆发，弃绝民众，世界震惊。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之运动，竟使军警宪枪杀爱国学生。稍具人心，孰忍如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再对介公最后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安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运动。
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大会。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一致救国之主张。望诸公俯顺舆论，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只求于救亡之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这一通电的发出，中华大地一片哗然，都把眼光投注于西安。在国外，众多的眼睛此时也用不安的神情看中国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张、杨二将又哪里知道，天要垮，地要陷，补天填地之人也将应运而出。
第二天，张、杨二将军陪委员长吃了午饭，回到绥靖公署，预测着国内外的举措。这时，卫队营长孙铭九来报告：“城北上空有一架飞机盘旋，还投下一个信筒，是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写的，请少帅过目。”少帅接过来，看后，立即命令在飞机场点上一堆烟火，迎接飞机降落。
端纳曾给少帅当了六年的顾问，这次到西安，是受委员长夫人宋美龄的委托，专程谒见委员长。当然，也要与少帅商谈西安事变的处理。他还带给委员长一封信，是夫人写的。因夫人也与少帅熟，她也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少帅。信中要求少帅不要伤委员长的性命，诸事都可以商量解决。
少帅不敢耽搁，与端纳寒喧几句后，立即请来杨虎城。三人仔细商量后，一起来到高公馆，谒见委员长。
委员长见夫人派来自己最信任的顾问，非常感动。接过夫人的信便读了起来。夫人写信的内容是：
夫君爱鉴：昨日闻西安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兄所作所为，无私毫为自己个人权利作想。即此一点，寸衷决以安慰。且抗日系吾兄平日主张。唯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之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之谅解，目前吾兄所处境真相如何，望即示之，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以祈求主宰购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健康。妻美龄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看完夫人的信，委员长不禁泪流满面。老实说，一女流，自己身陷囹圄，能在京想方设法及时派代表探望，足见机智之至，更见夫妻之情深。为有如此胆略过人的妻子，委员长实在感到不虚到人世间走这一遭了。这时，端纳在少帅的翻译下，转告夫人的话：“夫人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她愿亲自来西安一趟。目前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委员长不禁吃了一惊：何敬之亲日是出了名的，自己不在京城，他独掌军权，能不能就此做文章？如此，内斗将更加复杂，日本人也会趁机而入，更多的领土将会被蚕食，我主权将更进一步受到伤害，得赶快想法回京。这时，少帅又在翻译端纳的话：“我这次来，受夫人之托，与张汉卿将军进行面谈。我对事变情况也有所了解。我首先要告慰于你，就是张将军对你并无伤害之心。只要你答应他们的抗日主张，他们还是衷心拥戴你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二将军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并且许多西洋人也赞成这样的意见。你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更成为世界伟人和民族之英雄；若是拒绝接受，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的安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一转。”
对端纳的话，委员长认真地听着。少帅翻译完后，说：“委员长，我张学良说到做到，保证不会伤害你一根汗毛。刚才端纳先生的话，请三思。”转过头来，少帅用英语对端纳说：“望先生利用晚上的时间多与委员长交谈，使之最快转变态度。”端纳应允。
委员长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于西安，南京中央政府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而那军政部长何应钦此时好象胸有成竹。你看他立即电告正在德国无病休养的汪精卫，请他回国主政，以应付这混乱的局面。一面又召开常委会，部署讨伐西安。那汪精卫接到何的电文，好不欢喜，连忙去见希特勒，以南京中央政府加入反共阵营为前提条件，请求希特勒支持他。希特勒看了何的电文，也很高兴，认为扶持亲德的政府时机已到，就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日本当局，让汪、何组织新的政府。然而，事与愿违，当汪氏欢欢喜喜地回到南京时，委员长已在少帅的陪同下回到南京。那汪氏是“狗咬尿包空欢喜。”
用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大多数高级将领的主张。时，冯玉祥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阎锡山先附和何应钦，以图再做一次政治交易，后亦改变态度。李宗仁、白崇禧公开反对对西安对武。傅作义、龙云等支持冯玉祥的观点。韩复榘、刘湘先支持何应钦，后也倒向冯的主张。河北宋哲元致电西安张、杨二人，主张与共产党分裂。西北五马首鼠两端，游弋不定，国内局势动荡，国内人心惶惶，不知天是否垮下来。
西安事变在国际上也显得分外热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支持汪、何二人，主张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造成汪精卫、何应钦组阁的既成事实。日川樾茂大使造访张群，进行试性摸底。张群词句严密，予以迎头痛击。日大使进行威胁，张外长言与之抗衡到底。苏联则不然，《真理报》指责张、杨二人的行为是叛乱，公开声援蒋委员长。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变的第四天，中共著名的活动家周恩来率博古、叶剑英等一批精英从保定抵达西安。
国民党高层内虽然意见纷纭，但主和主战的代表人物则为宋子文、何应钦。宋子文是委员长内兄，事变一起，他立即觉察其本身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因而在中政会和中执会上，他力搏群雄，据理力争。何应钦在会上宣布：“洛阳一带的中央军已经向潼关进发，西安城外已发生小规模的战斗，现在乘张、杨二贼未做好战斗准备以前，向西安发动进攻，救出委员长。”党内大员戴季陶、吴稚晖公开支持并煽动何立即下令陆海空作好进攻西安的准备。宋子文大怒，你看他拍案而起，当着众大员的面质问何应钦：“何部长，你这样做，是要逼张学良、杨虎城杀掉委员长呢，还是想将委员长炸死在西安？”冯玉祥接过话头，问：“何敬之，张、杨二将军将委员长扣押在西安，其目的是要他答应抗日。张、杨二将通电的‘三项决定’、‘八点主张’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你这样做，居心何在？”何应钦心里大怒，但表面上却露出平和的笑容，只听他说：“宋主席，冯副委员长，你们言重了。委员长是我党的领袖，却被地方将领扣押。中央政府不能不对犯上作乱的贼子采取军事行动。武力讨伐，就是维护领袖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政府不容部下的胡作非为。国之领袖被部下扣押，中央政府竟无一兵一卒平叛，领袖的体面何在？在军事高压下，张、杨二将才不会孤注一掷，才能选择对事变进行和平的解决途径。所以，武力相向能争回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使委员长回京，何乐而不为？”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说：“何部长差也，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是委员长的安全，按何部长所说，集中上百架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委员长岂不被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即使侥幸逃生，张、杨二人认为和平解决事变无望，也可能会把委员长这位身价不凡的人质杀死。谈判虽说是变相向张、杨二人屈服，却保全了委员长的性命，又何乐而不为呢？作为代理行政院长的我，坚决不同意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说：“既然有其它途径所走，又何必非要动武来解决？张、杨二人的要求也不过是抗日，这本来是委员长的一贯政策，为什么要对西安进行大轰炸呢？”宋子文说：“我看这样，立即安排蒋夫人西安一行，亲自与张杨二人谈判，以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坚决反对：“万万不可，蒋夫人到西安，只能使西安方面增加一个重要的人质，而又使中央变为更加被动。”宋子文说：“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委员长是领袖，而蒋夫人只是一个特殊的公民，到西安与张、杨会谈，何来重要人质可说。端纳单身去西安，他是委员长的顾问，也是中央政府的顾问，回南京后带回的消息不象你们说的那样坏。何况张学良的代表爱德尔一行已来京。他等此来，也并不是象你等认为的那样。我觉得蒋夫人完全可以去西安与张、杨二人会谈。”何应钦反驳，说：“宋主席不要忘了，中共要人周恩来已到西安。张、杨二人已被赤化。因此蒋夫人不能去西安。”宋子文说：“周恩来到西安，并不说明张、杨二人已被赤化。何况我们与张、杨谈判，而并非要与周恩来打交道。如果你们认为蒋夫人去不合适，我到西安去一趟。”何应钦心里猛地吃了一惊，生怕自己请汪精卫回国主政的阴谋被暴露，因而坚决阻拦。
中政会和中常会的联席会议，对委员长在西安被扣押所进行的举措各执不同的态度。和平解决与动武的两种观点的辩论十分坚锐，一连两天都处于辨驳之中。这是第三天了，会议仍在进行。蒋夫人美龄是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硬请来参加会议的，何坚决反对，但孔、宋二人抵制。正闹得不可开交时，人报蒋鼎文从西安飞回。众皆大喜，立即请其相见。蒋鼎文见中央大员皆在，便出示了委员长“停止讨伐的军事行动”的手令，双方的争论这才平息下来。
宋子文见小妹赴西安的事在会上被否决，十分气愤，回到家中，大姐霭龄、小妹美龄也一同到来。不一会，孔祥熙也到了。宋子文对大家说：“我不相信，我要到西安一趟，看他何敬之奈我何。”
子文到西安的消息传开后，何应钦十分生气，他对子文说：“宋主席，中央已否定了你去西安，你为何执意不从？”宋子文大怒，说：“何敬之，是哪个中央不准我去西安的？告诉你，我此时不过是个经委主席，在行政上并未任职。因此，是个不担任公职的平民，更不是军人，请你不要拦我。不过，我还要让你知道的，我之所以要单枪匹马去西安，并不是为了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的大义，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抗日。”何应钦说：“既然宋主席没有担任公职，只能以私人的身份前往。”宋子文说：“何部长说得正是。乐哉哀家死对头，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动。否则，你不仅拦不了我，而且，你还吃不了兜着走。”何应钦问：“宋主席何时动身？”宋子文说：“马上就行。”何语塞。那宋子文果然胆大，当着众中央大员的面，大摇大摆地驱车到飞机场，飞往西安去了。噫，宋子文这一去，有分教：两党息兵罢战，同赴疆场抗倭贼；蒋毛冰释前嫌，抗战八年同命运。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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