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将皖南新四军的叶挺、项英的事放一放，如今且看重庆的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
原来，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王稼祥、朱德等接着，说起回国之事，毛泽东对他说：“恩来，伤还没有痊愈，就请你回国，真是过意不去。你不会生气吧。”周恩来说：“看主席说的，伤已无大碍了。我们马上就谈工作吧。”朱德说：“恩来，不忙，你刚回家，我看还是搞点酒来，再想法搞点肉，就算给你洗尘吧。”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吩咐炊事员去办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国民党的反共又进入了一个高潮，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一个月以前，重庆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称八路军、新四军不受战区的限制，自由行动；不遵守编制限制，任意扩大；不服从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日本人，专攻友军。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从现在的五十万缩编到十万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特地请你提前回国，到重庆找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说：“我这就就动身到重庆。”毛泽东说：“不好。再早也要明天走。趁你在，我们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作出相应的决定。”张闻天说：“老毛说得对，恩来，明天再走吧。”
会议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行。毛泽东严肃地说：“自国民党六中全会以来，国内的政治形势一天天严峻。据统计，从六中全会到现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各办事处干部已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了三千多人。在河北、山东，甚至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军事摩擦已有一千多起。我们已无退路了，亡党之痛告诉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朱老总已与卫立煌进行了谈判；王若飞、肖劲光分别与阎锡山也进行了谈判。他们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都重申了我在去年十一月提出对顽固派的原则。那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前的摩擦是局部的。现在来自蒋介石本人。我最担心的是新四军。项英同志迟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北移的命令。到目前为止，军部仍然暴露在上官云相的枪口之下。恩来，这是我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给蒋介石和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这是胡乔木同志清理出来的一年多来国民党蓄意挑起摩擦的主要事件的整理文件，你回重庆时带上。同时，你到重庆后，要同美、英、苏三国使节接触，想尽办法制止这次大规模的摩擦。”周恩来接了过来：“主席，我返回重庆，立即找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人谈判，无论如何也要制止事件的扩大。”毛泽东很信任地说：“恩来，你的任务重，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能只顾工作。”周恩来说：“请主席放心，我身体受得了。倒是主席你，要保重啊。”正这时，夫人江青抱着一岁多的李讷走了出来，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润之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概念，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只有你的话他才听，你要多劝他呀。”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我们在开政治局会议，你也是党员，怎么这么没有组织原则。”周恩来怕江青尴尬，接过李讷，抱着逗了一会，递给江青，江青很高兴地进屋去了。王稼祥看了，笑着说：“恩来同志不愧为外交家，经他对小李讷一逗，气氛就变了。”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周恩来回到自己住的窑洞，连夜给第十八集团军发报，约请国民党高级代表团进行谈判。
早晨，周恩来来到延安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王明、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来给他送行。毛泽东握住周恩来的手，一起工作八年了，前段时间由于张国焘的叛逃，他无端受到猜疑，很觉得对不起他。这次伤未痊愈又到重庆，心里总有些放心不下，他对周恩来说：“恩来，重庆特务横行，蒋介石的为人你也了解，你要多多保重。”周恩来说：“主席请放心，我会保重的。主席，你们请回吧。”
周恩来在机舱里，将毛泽东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出的《佳电》取了出来，再一次进行研究性地细读，只见电文严正而又坚决，措辞委婉而又恳切，说理充分又不容置辨。《佳电》首先叙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对限期撤离北移之事呈述了四条理由：“第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第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委员长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精神；第三，华中敌后各部调整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实难容纳其它部队；第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食，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它部队。因此，我部认为执行命令与俯便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守北移，仍恳中央宽以期限，以求解释深入，不得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赞以拟请免调。”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遥言纷起之时，亟力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恳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为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闻德国则采取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份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造，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中央对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反驳，以安全民之心，当以事关重大，处以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反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
周恩来读《佳电》，为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的论述而佩服，决定按毛泽东的思路作为谈判原则。
话说周恩来到重庆后，便将《佳电》内容重新在《新华日报》全文发表。顿时，陪都各报予以转载，举国尽知。
周恩来回到重庆，消息迅速传出，各党各派各界都予以关注，周恩来与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商量，如何对待这次两党间的谈判。联络处的同志告诉他：“蒋委员长事情多，忙不过来，由宋子文、张群、张冲、邵力子、康泽组成谈判代表，定于十一月进行，请副主席指示。”周恩来点头认可。
能坐下来谈判，说明事情有转机，周恩来致电延安，说明了经过。毛泽东认为很好，来电同意。
这次，国共两党是为摩擦而进行的谈判，双方阵容都大。国民党方面增加了张群、陈布雷。共产党方面增加了博古、邓颖超等。
谈判由国民党方面主持。张冲首先发言，只听他说：“这次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应中共的周恩来先生的要求而进行的。抗战以来，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予日寇以打击，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时而游而不击，不服从军令，肆意扩大武装，其主要表现为超出中央规定的活动范围，对中央的指令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与中央政府相对抗。从民国二十八年（即一九三九年）五月以来的近两年的时间里，阴谋消灭政府的五个军，共四十八个团。中央政府本着抗战的大局出发，向朱彭叶项发出多次电令，希望悬崖勒马，听从中央的谆谆教诲。这也是中央及蒋委员长的宽宏大度，希望贵党及其军队体验中央的关怀，切忌以德报怨而酿成不可收拾地局面。我们希望自此以后，两党精诚团结，在总理主义的大旗下携手合作，早日将日寇赶出中国去。”
张冲说完后，周恩来站起来，说：“刚才听了淮南先生的话，我觉得淮南先生用错了几个词。淮南先生指责中共武装‘游而不击’、‘有时与政府军对抗’、‘阴谋消灭政府军’，甚至说‘委员长和中央政府宽宏大度’及要我党武装‘悬崖勒马’等词。对于这些语词，我党不予以接受。众所周知，第十八集团军朱彭部进行的游击战争，战果卓著，每次上报实而不虚，十多万凶残的日伪军被我军歼灭，这是摆着的事实。而淮南先生作为党国的重要干部，难道对已统计的这些战果完全忘记了吗？刚刚结束的百团大战，我军歼灭日伪军四万多人，蒋委员长通令全军，予以嘉奖。陪都各报竟相刊登。淮南先生长住陪都，不可能一篇报纸也没有看吧。淮南先生说，我党‘肆意扩大武装，并超出了中央规定的活动范围’。这一点我很不赞成淮南先生的说法。首先，扩大武装的目的是什么？是打击日寇。而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蒋委员长认可，参谋总部备案。我党还每年对编制加以说明，淮南先生应该清楚。这自然提到了军费之事。自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再没有追加，与其它部队相比，他们就寒碜了。其次，经行政院同意。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创建了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边区的军民，长期与日军作战，虽然装备简陋，但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绝不亚于友军。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边区里，天天都在打仗，每天都在大量的死人，如不及时补充部队，扩大武装，我们能消灭十多万日伪军吗？多一个人战斗，日寇覆灭的时间就会提前，这也符合蒋委员长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精神，淮南先生，难道这也有错吗？淮南先生说我八路军、新四军‘超出活动范围’。请问淮南先生，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敌后，哪里有日寇，哪里就有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并没有与中央军抢地盘，争山头，这不应该是错吧。关于‘严重违抗’军令，这又是何说？朱彭叶项接参谋总部的《皓电》后，反复声明情况，并且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北移，怎能说是‘不服从’呢？需要向先生申明的，八路军、新四军同其它军队一样，都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军队，都称为国民革命军。为什么中央要厚此薄彼呢？淮南先生，你是党国之要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目前的处境，应该予以大量的宣传和同情，国共两党的武装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尽快打败日本鬼子，这才是唯一之路，而刚才淮南先生所说的那些话，我党如何能够接受。相反，我们还认为先生黑白不分，有意地隐瞒真相。淮南先生，这些话出自你之口，我周恩来可能是听错了吧。”听了周恩来的话，张冲不禁一怔，但仅一瞬间，又有了话头，只听他说：“周先生，凡事要有一个‘理’字。理端行遍天下。第十八集团军的中共武装，能说没有打友军吗？周先生，张某说这些话，可是有根有据啊。”周恩来说：“我第十八集团军从不攻打友军，但对日寇及伪军，我八路军、新四军是会对其严惩的。”张群见张冲处于一副挨打的境地，再看周恩来，一副泰然处之，好一副“敌不动，我亦不动”的样子，暗暗佩服此人的沉着老练。于是，他对周恩来说：“周先生，刚才淮南先生所言，贵党应对以下事实作出恰当的解释。比如：二十八年（即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贵党的肖劲光、莫文华率部袭击胡宗南的黄河守军，强占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十二月，阎锡山总司令长官上报中央，说第十八集团军强行拉走抗日救亡决死先锋队的两个纵队，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纵队尚未归建。今年一月，第十八集团军向察哈尔友军石友三部发动攻击，现第三十三集团军石友三部几乎全军覆灭。三月，又突然袭击友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朱部怆惶应战，也全师覆灭。前不久，新四军陈毅支队对友军韩德勤部发动突然袭击，韩部损失一万多人。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战死。这些都需要周先生作出解释。刚才，淮南先生称，贵党指挥的军队，抗战不力，打友军很努力，恐怕就是指这些了。”周恩来知张群善辩，日大使提起他就曾头疼，但既然已交上手，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对张群等人说：“岳军先生素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我周恩来对先生实在敬佩之至，与先生相会，恨相见太晚，几年来，虽与先生多次照面，但交流不多，今日深受教诲，三生有幸。但先生所提，周某只能一一作答，如言语有不当之处，还望先生谅解。先生提到我陕甘宁边区事件，那是去年的十一月，胡宗南部对我边区进行封锁性的包围，并且对蒋委员长亲自圈定的边区二十二县实行围剿，并强占了淳化、洵邑、正宁、宁县、镇源五座县城，我党对其多次催促，希望他们遵守委员长的决定，自动退出五县。岳军先生，这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先生给胡宗南将军的电文。请岳军先生过目。由于胡宗南将军置之不理，不仅不退，还在边区集结重兵。此时，毛泽东先生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三大口号，胡宗南不听劝解，反而变本加厉地一意孤行。我延安留守兵团的肖劲光将军忍无可忍，率留守兵团将胡宗南将军夺去的五座县城全部夺回。经委员长同意，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漳五县由陕甘宁边区代管。这是行政院的公文，请岳军先生看。先生提到的第二战区总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提出的抗日救亡决死先锋队一事。确实有两个纵队，现在一二九师刘伯承将军部下，但他们不被阎将军所容。二十八年（即一九三九年），阎将军指挥五个军的兵力向这两个纵队猛攻，为争生存，决死二纵撤到绥远，四纵撤到晋东南，后又转到冀南。我党也曾多次劝其归建，但该二纵、四纵全体将士对阎的肚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声称只要打日本人，不归建也不关紧要。我第十八集团军朱彭二将军为使其成为抗日劲旅而加以点化，这不更增加了抗日的力量吗？”张群听到这里，不禁哈哈一笑，说：“周先生自圆其说。既然陕甘宁边区由委座圈定，也就罢了。但决死二纵、四纵还是请贵党赶紧让其归建吧，否则，我们只能认为贵党在挖友军的墙角，望周先生察之。”周恩来说：“我们共同做工作，但必须阎长官公开为决死二纵、四纵道歉，不然，这工作我们无法做。”宋子文说：“岳军，我看‘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还是由阎长官自己来做吧。”张群正要对周恩来进行反驳，见宋子文这等说法，只好一笑置之。但他仍对周恩来说：“周先生，石友三、朱怀冰的事又如何搪塞呢？”周恩来说：“岳军先生说笑话了。我怎敢在众位先生面前搪塞呢。不过，本党做事一向光明磊落。至于石友三，诸位先生都知道，他三番五次地背叛中央政府，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反动军阀。他内战凶猛，杀人如麻，在国人的心中留下的是极不光彩的形象。石违背委员长的命令，擅自向我八路军一二九师进攻，前后多达十多次。我一二九师退往山区避之，石友三认为一二九师软弱可欺，石又不听卫立煌将军三番五次的忠告，向我边区的进攻有增无减。我一二九师将士忍无可忍，奋起自卫。石部被击溃后，又与汉奸张岚峰勾结在一起。”说到这里，周恩来拿出石与张岚峰的来往信件，递给宋子文，说：“石友三与张岚峰勾结在一起，向我冀南军区再次发动猛攻。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根据蒋委员长的多次告诫以及战时惩罚汉奸条例，对汉奸予以严惩。对于中华民族之败类，我们对其消灭，这不会错吧。”张群笑了笑说：“汉奸固然该杀，但必须证据确凿。”周恩来说：“那也是。刚才子文先生所看，那就是最好的证据。子文先生，这不会假吧。”宋子文说：“石友三罪有应得。”周恩来接着说：“再说朱怀冰的事吧。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在石友三的影响下，与汉奸暗通往来。抗战初期，朱部本由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将军辖制，但朱怀冰不服从调动。特别地自去年以来，朱怀冰与日伪军暗通往来，我第十八集团军多次派人去做工作，朱德总司令在信中反复告诫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做有损中华民族的事。就在向我一二九师的进攻中，刘伯承将军又亲自做他的工作，为团结他共同抗日，刘将军主动撤离驻军，向后退六十里。但朱认为一二九师害怕，所发动的进攻更加猛烈，并将一二九师派去的人打得遍体鳞伤，羞侮一番后放回，还威胁一二九师：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撤出冀南，就将我一二九师消灭。我朱德将军找卫立煌将军出面调停，朱仍置若罔闻，直攻我冀南军区司令部。为求生存，刘伯承将军只好应战，将朱怀冰的三个师予以消灭。朱本人逃走。卫立煌将军认为朱罪有应得。重庆的蒋委员长得知此事后，并没有追究。我想，岳军先生不会对此事有其它的说法吧。”宋子文说：“那也是，既然蒋委员长未追究这件事，我们就不在这件事情上耽搁时间吧。”周恩来说：“岳军先生提到提到江苏韩德勤、泰州李明扬、李长江的事。我首先声明，新四军陈毅部在苏北只有七千人的队伍，而泰州二李则用十四个团的兵力对新四军江北支队下毒手，陈毅部被包围，激战九天，二李损失两个团。为顾全大局，陈毅将军强忍怒气，将缴获的全部枪枝弹药和俘虏都予以送还。这不能不证明了新四军的宽宏大量。说到韩德勤，他身为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四军由其辖制，韩在江苏有十四万大军，陈毅的七千人驻黄桥，却被不容。九月，韩德勤指挥三万国军打算把苏北的新四军消灭，试图‘以绝后患’。韩德勤到处叫喊：‘日人不足为虑，共匪乃心腹大患’，这已违背了委员长的庐山讲话精神和中央的政策了。作为友军，我陈毅部也一退再退，最后退到黄桥，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后面就是日军，且日寇正张网以待。陈毅将军多次派季芳先生与韩交涉，希望不要逼迫至急，但韩横蛮刁钻。无奈，为了生存，陈毅将军只好应战，将韩的三万大军击退。至于说道第八十九军李守维战死，那纯属谣言。李身上带有大量的银元，负载过重，行走不便，被部下在逃跑时挤下桥，溺水而死。这才是真实情况。昨日接报，韩德勤又在部署向陈毅部进攻。岳军先生，新四军装备十分简陋，陈部人数又仅为韩部的二十分之一。怎能说新四军攻打友军呢？”宋子文见中央代表处于被动局面，便准备结束这次谈判，他说：“恩来，我看今天的谈判到此结束吧。”周恩来连忙阻止，说：“子文先生且慢，我还有话说。”宋子文说：“既然有话，但说不妨。”周恩来说：“鉴于目前的形势，我深深地希望贵党严饰部下，不要做有损于团结抗战的事。另外，请贵党查处象张荫梧那样的人。他们在日寇面前表现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但他们搞摩擦却很内行，这种人害人又害己。有这些人在，对抗战不利。”宋子文说：“张荫梧这个狗才是汪精卫的徒子徒孙，对他绳之以法，也是罪有应得。恩来，这件事委座也没有追究，就不再提了吧。”周恩来说：“子文先生，可现在内战的火药味还非常浓。在皖南，何应钦电令新四军一个月内移向黄河以北，这是非常霸道的做法。朱彭叶项已电告参谋总部，请示延缓时日，让叶项做好善后工作再移动。”宋子文说：“恩来，我们会将你的话转告给委员长的。大敌当前，同室操戈，只利于敌，不利于我。”周恩来说：“感谢子文兄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日奔走。”
其实，张群也能说善辩，但对于象朱怀冰那样的人也是憎恨的。一次私会上，他对周恩来说：“象朱怀冰、张荫梧那样见日寇就逃跑，这种人不如死了好，免得活在世上丢尽了我中华民族的颜面。”张群认为国共两党的内部纠纷，应该留到战后解决，就象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国内和平后，尽量做到有斗争无流血，谁有本事谁多执政几年，但他毕竟与委员长为盟兄弟，感情笃厚，当然不会站在中共一边。
周恩来与宋子文等的谈判后回到周公馆，连夜将谈判内容向延安作了汇报。
第二天，毛泽东又来电告诉他，刘少奇、陈毅在黄桥地区已站住了脚。又成立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刘少奇分别为总指挥、副总指挥和政委，要周恩来密切注视华中新四军的情况，同时，也要搞清楚重庆方面对新四军的态度。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 想谒见委员长，突然内部传来消息，军令部制定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提出了要第三战区、第五战区的军队集中力量，分期迫使中共的军队撤往黄河以北。其具体计划是先赶走江南的新四军，再对付苏北的新四军，然后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南。得知此消息，周恩来好不着急，连忙将这一消息发往延安和新四军军部——华中陈毅、刘少奇处。做完这些，他又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拜访了军令部长徐永昌。
徐永昌没有想到周恩来突然造访，惊愕之间只好热情接待。坐下后，周恩来约约寒喧，便单刀直入正题地问：“徐部长，贵部制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已有三天了，开始实施了吧。”经周恩来的这一激，徐永昌顿时慌了手脚，想遮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但见周恩来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盯着他一动不动，更不知所措。愣了一会，他才说：“周副部长，你从哪里听到这一消息？这是谣言，没有的事。”周恩来说：“如果徐部长的话是真的，那倒好了。但你要明确一点，新四军对抗战是有功的。现正按参谋总部的命令北移。如果贵部以所谓剿匪计划能施行，我看你徐部长如何向中华民族交代。告辞了。”
看着周恩来怒气冲冲地走后，徐永昌便来找委员长。委员长听到刚制定才几天的绝秘计划泄露，好不愤怒，他认为军令部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活动。而徐永昌则认为未必在军令部。二人谈了一会，委员长找来戴笠，嘱他暗中查找内部奸细。戴笠走后，委员长准备找周恩来谈话。
再说毛泽东接到周恩情来在重庆电告军令部的“剿灭共匪”的计划，立即电告叶挺、项英注意，并要他赶快将军部北移。对项英的迟迟不动，毛泽东十分恼火。在回电叶项的电文中，他说：“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前已将方针给你们了。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决定北移，如何北移，如何克服北移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法，下决心。现虽一方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日期，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你们的东西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的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地方象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北移时如遇国民党向你们进攻，你们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就指示给你们了。”这些天，毛泽东一直睡不好觉，向项英提出北移已是一年前的事了。周恩来也于头一年的二月专门到新四军军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一年了，军部还蹲在原地驻扎，而上官云相的枪口又死死地对着军部。毛泽东好不焦急。
然而，当毛泽东、周恩来彻夜难眠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出现了。第二十三集团军上官云相指挥七个师八万多人已将新四军军部团团包围起来，国共两党的军队终于又爆发了一场大战。
话说叶挺、项英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下午六时，奉命率新四军军部北移，经过一夜的行军，军部开抵径县云岭以南的四十里的茂林镇。这时，又值下雨，道路泥泞，部队仍冒雨前进。然而，项英哪里知道，由于他的失误，这支部队将蒙受极其惨痛的损失。
军部接到参谋总部电令，要求将新四军从芜湖、铜陵中间的无为一带过去，赵括式的项英别出心裁，提出要声东击西，向南行至天目山，再向东移三百里到镇江北上。他的这种做法，正中了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之计。而此时的上官已占领了天目山、黄山、茅山地区。在南岸，国民军方日英的第四十师、刘秉哲的第五十二师、刘埙浩的第六十二师、段茂霖的第七十九师、顾洪扬的第一零八师、唐明浴的第一四四师和田钟的第七十师，共七个师八万人的部队已完成了对新四军军部的合围。项英又把此行的消息预先告诉第三战区总司令长官顾祝同后，才离开岩寺总部。而此时，已超过国民军参谋总部移动命令的最后期限有二十几天了。也理所当然地给顾祝同对新四军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借口。
一月六日，除江北新四军指挥部及其所部以外，新四军军部机关和直属纵队九千余人，分三路冒雨出发，在丕岭、麻岭地区两度与上官云相部发生枪战。
而也是此时，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里，总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拿起电话，向第三战区总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了合围新四军的报告。只听上官说：“墨三吗，新四军军部已到茂林，先头部队在亚岭与第四十师打响。新七师也于下午二时占领云岭，切断了新四军的退路，其它四个师也从四面向新四军合围而来。现在，就听你下命令了。”作为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额上沁出了冷汗，老实说，这种自相残杀之事，他得不到中央的命令也不敢贸然行动。他对上官云相说：“堵住通道，不要放新四军出走。你也不要放下耳机，我立即请示委座。”顾祝同拿起另一部电话，要通了蒋委员长办公室：“报告委座，新四军军部已全部窜到云岭并被三十三集团军包围，现已与上官云相的第四上师打响，请委座示下。”话筒里传出的是蒋委员长的声音：“是墨三吗？你告诉上官，新四军屡屡抗命，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要予以坚决彻底的消灭，不使一人漏网。前线军情紧急，不要给我打电话，那样会妨碍上官的决心和行动。你也不要向我请示，让他放手地干，全歼这股叛军，这是最后有命令。”顾祝同有蒋委员长的这些话，害怕的心理才打消，他对着另一话筒对上官云相说：“上官，你听着，委座指示，要你大胆地干，全歼叛军。从现在起，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一切事情由你全权处理。这是最后的命令。”
有了这样的指示，上官顿时胆气十足。他也拿起电话，向他的七个师的师长下达了死命令：“委员长训示，新四军已成为叛军，要全部歼灭，各部要奋勇作战。作战不力者，枪毙；命令不从者，枪毙；贻误战机者，枪毙；行动不力者，枪毙…….”
却说新四军先头部队与方日英的第四十师接上火后，双方都拼命撕杀。先头部队是老三团，老战士就占了一半以上，战斗力很强。方日英指挥本部冲上去，被老三团一个反冲锋，一阵肉搏杀退。老三团乘胜赶到星潭，占住要道，控制了制高点。只要这个要道巩固，全军可以顺利突围。谁知先头部队领导人急着等候后续部队到来，以便沿着这条甬道杀出重围时，军部通讯员骑着快马跑来报：“项副军长命令，所有部队立即撤出云岭，以免与友军发生误会。”团长大怒：“现在已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哪里还有误会之说。”通讯员说：“这是项副军长的命令。”团长无奈：“军令如山，谁敢违抗。”只得撤出星潭高地。
叶挺见项英把先头部队撤回，十分恼怒，喝问项英：“项副军长，你为何将先头部队撤回？”项英说：“如果这样打下去，非与友军发生误会不可。”叶挺好不气愤：“现在的友军已把刀搁在了我们的脖子上，稍一用力，我们就完了。生死之际在于此，哪里还存在误会之说。”回头见老三团团长站在那里，他脸一沉，说：“你是老三团团长，我命令你，立即率部夺回星潭，教导总队归你指挥，快去。”老三团团长走后不到两个钟头，作战处长来报：“第一支队的傅秋涛司令员已率支队的两个团从星潭突围成功，请首长指示。”叶挺说：“非常好。我看可以沿傅秋涛的线路突围。”项英马上反对：“那怎么能行，星潭现在重兵集结，如果再选择此路突围，将是死路一条。我不同意走这条路。如果要突围，只能从章家渡过河。”叶挺十分忧虑，对新三团团长熊梦辉说：“你是新三团团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协助老三团夺回星潭。这是生死大战，你们要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军部突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撤回。项副军长，不能从章家渡突围，因为对面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从那里突不出去。”
熊梦辉指挥部队来到星潭，老三团将士大部已牺牲，而第三十三集团军又汹涌而来，区区一个团的兵力又如何能杀出重围，因而伤亡十分惨重。叶挺见此，亲自来到前沿阵地指挥。项英见事态极为严重，连忙向重庆的周恩来和延安的毛泽东发电，报告被围经过，又向江北陈毅、刘少奇发电，请求援助。
毛泽东在延安，为新四军北移之事，日夜不安。这天午后，他正要向重庆的周恩来发报探听新四军的情况，保卫参谋蒋泽民、秘书胡乔木走了进来。胡乔木递给他一封电报。毛泽东展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电报是刘少奇打来的，只见电文上写有：“我江南部队奉命北移受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当局严重交涉。”看完电报，毛泽东脑子一阵轰鸣：“可怕的事情果然来了。”这时，接到新四军出事消息的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王明、康生等也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刚把事情说完，叶挺的求救电报也到了：“我部奉命北移，被阻于云岭，今已激战四日，未出围。”晚上，叶挺电报又到：“情况非常紧急，部队已断粮。现杀马充饥，子弹也不多了。”见此电文，毛泽东五内俱焚，但这位伟人即便如此，也露不出慌乱这之色。你看他一面口述电文，一面又急思对策。政治局委员们都傻了眼。毛泽东却连发五封电报。深夜，刘少奇的电文又到。其文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紧要关头离开部队，现下落不明。提议中央明令撤职，并以小饶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收到了前线的报告，这是第五的天了。他又收到饶漱石的电报：“突围失败，项英自请处分。”毛泽东马上口述电文：“新四军叶、饶：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皆由叶军长、饶漱石负责。一切行动由叶军长下最后决心。项英同志随军行动。”然后又向重庆的周恩来发第七的道电文：“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周，再火速求见蒋、何、白、徐等，无论如何要撤围停战。否则，新四军将全军覆灭。”那记电文的参谋，哪有时间问话，只顾送电文发出。又听毛泽东口述电文：“华中总指挥部陈、刘，火速派黄、李二部接应新四军突围，并沿途收留突围人员。”此时的毛泽东悲愤到了极点：“那可是九千多人的部队啊。又是我军精锐之师，军部机关干部大多在抗大受过专门训练，如今他们在死亡线上，好不叫人心焦啊。”第三天晚上，胡乔木送来重庆周恩来的电文：“连续三天数十次要求见蒋、何、白等，无一出。”看完电文，毛泽东悲愤地对张闻天等人说：“新四军完了。”顿时，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差点倒下，张闻天见状，连忙扶住。这时，夫人江青闻讯出来，端上热开水，毛泽东喝了两口，清醒了许多，又口述电文：“华中总指挥部陈、刘。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的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如皖南新四军被蒋介石消灭，你部应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英部，将华中的问题彻底解决。如何，来电相告。”
再说前线，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开部队无法突围，返回军部。这时，叶挺已接到毛泽东电令，全权指挥全军为生存而抗争。叶挺面对十倍于己之敌，毫不慌乱，沉着地指挥二纵、教导总队在东流山抗击上官云相七个师的进攻。阵地上，到处都是裂人心肺的撕杀场面，而上官云相的八万多人的不断进攻也确实势不可挡。阵地上，新四军将士尸体堆积如山，好多女兵也战死前沿。战至一月十一日，教导总队全部阵亡，东流山失守。新四军军部直接暴露在上官云相枪口之下。危难之中，叶挺与饶漱石商量突围的办法。饶漱石对叶挺说：“叶军长，你是国民党的中将，不如你下山与国民党谈判，给部队找一条生路。”叶挺说：“此时我去找国民党谈判，别人如何议论我？我是去谈判还是去投降？”饶漱石说：“我们这里有许多将士，哪怕冲出去一人，也可以证明你是受党组织的委托、派遣。军长，这是唯一的办法，你接受这一命令吧。”叶挺说：“我服从党组织的命令。你在这里，精心组织突围，我生还的可能性很小。请你转告毛泽东、恩来，我虽没有把部队带好，但没有辱没我叶挺的气节。”饶漱石握住叶挺的手，说：“军长，我代表整个的党，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感谢你。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饶漱石是不能让叶挺离开部队的，而饶又何曾想到这些。即使派人谈判，也不能让第一首长出面。作为兵败的第一军事首长找敌方谈判，无疑是为敌方一个最合适的人质。可怜，一代抗日战将、著名的军事家叶挺实际上是死于饶漱石之手。下午二时，叶挺一下山便被扣留。
战至一月十三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全部覆灭。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皖南特委书记谭启龙、政治部长余立金、新四军秘书长兼参谋处长李一氓、军部直属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等千余官兵冲出重围。
军长叶挺奉命下山谈判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再次成功地逃出，在一个山洞里，被副官刘厚通打死。刘打死三人后，投靠顾祝同，被顾奚落一顿，赏钱一百块，撵出战区司令部。刘羞愧难当，从此隐姓埋名，偷度余生。
毛泽东在延安，为皖南新四军被围，十分烦恼。这天，刘少奇从华中打电报来，毛泽东拆开一看，一股辛酸涌上心头。这位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不禁潸然泪下。几分钟后，他愤怒地提起笔来，书写了一道道命令。不因为这，有分教：陈仲弘，横刀立马驰骋疆埸；刘少奇，锦囊妙计说服中央。正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继往开来元帅生。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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