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南京中央召开的三届四次全体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由吴稚晖等十一人起且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五月五日，国民会议正式召开。三百九十四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吴稚晖三读通过了《约法》，由于广州方面言论的攻击，蒋主席在会议上中向中执、中监委提出辞职，并自请查办。中执委、中监委予以抚慰。中执、中监两委授权蒋中正组织讨伐广州叛逆。蒋主席指令何成浚、张学良、刘峙、何键、刘镇华等组成讨逆军。上述将领发出通电，对汪精卫、陈济棠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国民会议致电广州，痛斥广州非常会议及其主席团是祸国殃民的团体，命其取消。蒋主席也派代表到广州，陈说利害，但无功而返。在广州的中执委、中监委终于另立中央。无奈，南京中央政府只好提前召开五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对蓬勃兴起的中共武装进行围剿的提案。会议重申了蒋主席在国民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并恢复了胡汉民、李济深的本兼各职。然而，蒋主席又哪里知道，虽然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广州方面的压力使他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而这一空前危机造成国家权力真空又被日寇所利用。此为后话，下面还要细说。
这日，蒋主席召集吴稚晖等商量如何对待广州方面攻击，陈立夫对他说：“据广州方面的消息，汪精卫已回香港去了。”蒋主席问：“这是为什么？”陈立夫说：“在广州的各派系互相抬杠，陈济棠又抓住权力不放，各派争吵不休，汪是被气跑的。”正说间，张群走了进来，蒋主席问：“岳军，刚才立夫说，汪兆铭、许崇智等离开广州，你道如何？”张群说：“职认为，陈济棠比阎锡山也好不了多少。广州的‘各路英雄聚会’，不过是又一群丑大联合，互相争宠罢了。”蒋主席问：“此话怎讲？”张群说：“陈济棠野心太大，但实力又小，他将反对中央的各个派系拉到广州，是想别人立他为王。各派岂能服他？广州内部又岂能抱成一团？你看那广州的各派中，汪派、孙派有职无权，胡派有权无钱，李白的桂系有实权，但人微自然言轻。陈济棠权钱皆有，但吝啬成性。为各自的利益，他们勾心斗角，为权力你争我抢，没有一个牢固的中心，不败才怪呢。”蒋主席听此，十分高兴。张群接着说：“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心思治，造反不得人心。总司令理直气壮地发兵征讨，不愁反叛不灭。”蒋主席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正议论间，俞济时走了进来，说：“石友三宣布就任广州方面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被于学忠发兵征讨，现石部大败后不知去向。”蒋主席一听，十分恼怒：“石友三反复无常，罪有应得，立即悬赏通缉，捉拿归案。”俞济时出去后，蒋主席对朱培德说：“培德兄，粤军的两个师调防了没有。”朱培德说：“已按总司令的意思，陈铭枢已回部队，昨日已出任剿匪军右翼军总指挥，现已行至江西路上。卫立煌、陈诚、上官云相部也随军行动。”蒋主席说：“好。就让敬之出任南昌行营主任，代行三军总司令职，赣湘鄂部队任其调动。另外，让刘文岛、周佛海、顾祝同到湖南，去做何键的工作，让何的湘军担任剿匪先锋，何担任前敌总指挥。我下午就到南昌。”
蒋主席到了南昌，指挥国民军向朱德、毛泽东的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天，蒋主席刚要到前线慰军，突然俞济时来报：“东北张汉卿打来急电，说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突然袭击我柳条沟大本营，且事态还在扩大，情势十万火急，请总司令示下。”蒋主席一听，吃了一惊，说：“不要造成第二个济南。告诉汉卿，委曲求全，不要反击。现共匪到处在搞暴动，仅江西、湖南一带就发展到十多万的匪患，几乎成燎原之势。广州又另立中央，陈济棠大军又要北上。如三路大军同时发动，我中央政府危险万分。”时陈布雷在座，说：“东北日军挑衅，可着外交部出面予以调停。”蒋主席以为然，连电张学良禁止抵抗，防止事态扩大，而他自己也连夜回到南京。
这天，是我炎黄子孙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日子——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大举入侵我中华大地。历史上称为“九．一八事变”蒋主席的这一不抵抗命令下达不要紧，使整个中国人民陷入了灾难深重之中，而他自己也被陷入了被无情的痛骂，虽然是错误估计形势所造成，也虽然是在特定环境里，也虽然他从此指挥国民军各部竭力抗击日本侵略者，但他作为国家元首，对日军的入侵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却是十分错误的。蒋主席的这一电令的发出，差一点使我华夏族陷入了亡国灭种之祸，那三千五百万冤魂聚集在枉死城，至今犹未散尽。
日寇进攻东北的消息传到南京，传到了中华大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司法院副院长张继、中监委员李煜蠃、中政委员吴铁城于事变的第二天出面呼吁广州政府接受调停。电文发出后，仅两个小时，广州的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发表声明，同意接受调停。蒋主席也于当天亲自写了一封信，委托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为和谈代表，到广州与汪精卫、孙科进行谈判。同时，他又下令恢复胡汉明的一切职务，全力对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南京中央和国民党广州中央开始和解。十天后，一党两中央在上海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为：两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个；蒋中正下野；召开党的“四大”，重新选举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和谈很顺利，陈铭枢谒见蒋主席，然后去见胡汉民，汉民听说蒋中正愿意下野，当即表示愿意充当两个中央党部的和解人。当胡汉民离开南京赴上海时，蒋主席到车站送行。他握住胡汉民的手，诚恳地说：“胡老，过去，都是我错了。现国难当头，内乱不再有，才能共同对敌。”胡汉民见蒋主席如此，便说：“介石，如果表示通通都错了，这实际上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你过去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真心为党国去奋斗，只是致力于私人的权力斗争。如果人人将所有的财力和心思，用于对付党的同志，党内就不团结，党的力量就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你的这种错误谁都有一份，不过，我个人比你们少些。”蒋主席说：“谢谢胡老指导，我要认真改正我的错误。马上就要召开党的‘四大’了，希望胡老担任党的重要工作。”
送走胡汉民后，蒋主席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汪精卫在广州发来的电报：他将率一百多名粤方代表到上海，希望能在上海见面。蒋主席很看不起他，但国难当头，也只好前往。蒋、汪二人经过长时间的争斗，终于坐到一起了。握手言欢后，汪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条件进行谈判：改主席制为行政院长负责制；废除三军总司令制；重订约法；军不参政；蒋中正下野；改组南京中央政府。看了这些条件，蒋主席一阵心寒：“东北局势如此紧张，首脑在后方如此捣乱。罢罢罢，让他们去争吧。真个大好河山将毁在这一群庸才手里。无奈，他只好答应汪的全部条件，并派李煜蠃、张静江、蔡元培、陈铭枢、张继为代表，和汪氏进行谈判。哪知蔡元培也很看不起汪的人格，汪所提的这些条件被蔡元培逐条驳斥，谈判陷入僵局。但双方同意立即召开党的“四大”。
经协商，党的“四大”由一百六十名委员组成。其中，所有的第一、第二、第三届中执委、中监委为当然委员，人数有一百一十二人。余下的四十八人由宁粤双方各选二十四人，互相承认，改组了南京中央政府，取消了广州中央政府。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各派之间的严重不协调，决定分别召开。即以蒋中正为首的南京“四大”，以胡汉民为首的广州“四大”，以汪精卫为首的再加上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四大”
南京“四大”开得很顺利。而汪精卫、孙科、陈济棠和其它实力派以及北洋余孽们为二十四名中执委的获得却闹得不可开交。特别是陈济棠，为控制会议故意捣乱，致使会议几次出现危机。见这难以收场的闹剧，汪精卫、李文范、孙科宣布退出选举，出走香港。胡汉民听说选举搁浅，从香港来到广州，主张广州选十四名中执委员，上海选十名中执委员。虽然也出现冲突，但终于在胡汉民的主持下完成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居正、经亨颐、白崇禧、伍朝枢、陈济棠、石青阳为临时中常委，唐绍仪、李宗仁为临时中监委。胡汉民以通电的形式发出，南京中央政府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上海的“四大”在上海大世界乐园进行选举。汪精卫作主要讲话。唐绍仪、刘文辉等十八人当选。
“四大”闭幕，但离蒋中正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主题毫不相关。有什么法子呢？上海、广州一遍声地催他下野，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难驳众口一词。蒋中正心里明白：党内严重不团结，，闲着的比干着的还吵得凶。最为可恶的是汪精卫为扩大自己的实力，竟把北洋余孽也拉进了中执委，中正感到分外痛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此时的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选举结束后，中正招来陈果夫、李煜蠃、张群等分析形势。张群这段时间对陈果夫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但中正相招，又不能不来。当问及如何面对广州、上海两派争权时，张群认为：“上海，广州的两派人马中，汪唯利是图，让一些权力与他，但对孙科则使强硬态度，让他多碰些壁，使他知难而退。对于胡汉民，则表现忍让、豁达的大度。胡汪二人互不相服，不可能长期共事。孙干不了大事，最后，必然出现权力真空，那时，主宰政权的仍是介公莫属。”中正平素很佩服张群的见解，今见他如此分析，也放心许多。于是，他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又命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何成浚为湖北省主席，熊式晖为江西省主席。中南和东南的大部份省份的行政大权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其时，宋子文见中正下野，也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回到上海隐居。三个月前他借债一千万英镑便转到张群私人帐上。
中正就要下野了，但他有一个人不能放过，那就是邓演达。邓对共产份子十分接近，现又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一旦翅膀硬，是又一个共产党。中正命陈果夫的“GG系”秘密组织将邓予以逮捕。天真的邓演达，被捕以后以为曾是中正的政治部主任，没有人敢杀他，因而拒绝了黄埔同学的营救。吴稚晖和戴季陶组成的秘密法庭，未经审讯就予以判决。可怜的一代英杰，竟无声地屈死于南京城外沙子岗上。中共党人周恩来听说邓演达死，好不悲伤。
那邓演达生于一八八五年，广东惠阳人。一九一九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0年参加先总理组建的粤军，任团长。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校筹建委员会委员，后又任训练部副主任。邓在国民党“二大”时被选为中执委候补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二届三中全会时被选为中执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宁汉分裂时，坚决反对蒋主席的迁都。“七．一五”后，随宋庆龄赴苏联，一九三０年回国。同年秋在上海秘密组织黄埔同学会，策动黄埔军人反蒋。一九三一年宁粤分裂时力图组建第三种势力和第三种政权。八月，遭到南京中央政府逮捕，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害，享年三十六岁。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日寇占领了中国的整个东北。中正被批准下野，他在通电上说：“胡汉民微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权，如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与中正解职在先，和平统一方能实现。中正昔因顾及政治中断之危，愿为党国忍垢负责于一时者，将转为同志团结与党国统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兹无责任之批评，莫衷一是。现在国事如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策对外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唯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免危亡。”
中正宣布下野，已无公职。四届一中全会终于进行。会议选举人员如下。
中央常委九人：胡汉民、蒋中正、汪精卫、于佑任、叶楚怆、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
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能流主持会议，他们是：蒋中正、胡汉民、汪精卫
四届一中全会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会议选举蒋中正、胡汉民、唐绍仪等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推举：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
推举的五院院长如下：
行政院长 孙科 立法院长 张继
司法院长 伍朝枢 考试院长 戴季陶
监察院长 于佑任
任命的政府各部委办首官如下
内政部长 李文范 外交部长 陈友仁
海军部长 杨树庄 财政部长 黄汉梁（代）
教育部长 顾孟馀 实业部长 陈公博
铁道部长 叶恭绰 参谋总长 朱培德
训练总监 李深济 军事参议院院长 唐生智
且说行政院长孙科兴高采烈地来到行政院上任，是要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他虽然感到要做的事很多，但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协调行政院下属各部委办的工作，安排新的年度工作计划。你看他工作是那样的热情、主动，开初十多天确实是有条不紊，但一直等不到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明三人来上任。这天，孙科着手解决军费问题，便叫来何应钦、李济深、唐生智等。何应钦见孙院长招见，连忙赶来，说到军费一事，何便把本年度预算递了过去。孙院长看完，不禁大吃一惊，说：“每月一千八百万。一年要二万万一千六百万，这个数字太大了。”但一想，既然上年度如此，本年度这个预算并不为过，便提起笔准备审批。正这时，代理财政部长黄汉梁走了过来，孙院长便把预算册递了过去，说：“黄代部长，本年度的经费由你按上年度办理吧。”黄代部长接过来一看，说：“孙院长，政府每月的收入仅六百万，而公务、办公费就要四百万，如果照何部长这笔开支，今年的赤字要比往年的赤字高出几倍。国家财政是无法承受的。”何应钦说：“孙院长，这只是去年的开支，今年会剿赤匪，还需要每月追加五百万，这不在预算之列。前方战事紧，请孙院长予以筹措。明天，我派人到银行过户。”说完，扭头就走。望着何应钦背影，孙科问：“黄代部长，何敬之明日到银行过户，如何办理这笔款？不如到上海外国财团去借贷一点，好吗？”黄汉梁说：“不瞒孙院长说，这些天我找了上海最具有实力的财团谈了几次，他们完全是敷衍支吾，一点钱也没有筹到。”孙科问“这是为什么？”黄汉梁说：“上海的财团，几乎全都控制在蒋、宋、孔这三大家族手中，间或有一两家，也是看这几个人的鼻子眼睛行事。这些人不点头，谁又能把钱弄出来。职以为这些财团是在看本届政府的笑话呢。”孙科说：“把上年的帐本找出来一查，便知道上年的开支情况了。”黄汉梁说：“不必查了，帐本已被宋子文全部提走了。留下的是马上还给英国花旗银行一千万英磅的借债。上年十一月贷的，还贷时间是两个月，离最后限期还有五天，请孙院长赶快想法吧。”孙科大怒：“狗娘养的。怪不得蒋汪胡三人一个都不来就任，我连续几次跑杭州、广州相请，就是不来。原来还留有圈套。五天的时间，如何筹款？”黄汉梁说：“我也无法可想。”孙科说：“你再到一次上海，看能不能筹款，明天就走。”
孙科主持行政院，转眼间快满一个月了。他面对的国内形势：日寇在加紧侵略步伐，而自己的政府要钱没钱；他要指挥抗日，无军队。如果蒋胡汪三人其中一人就任，他这个行政院长就好当得多。如今，他举步维艰，好难啊！正烦恼间，外交部长陈友仁走了进来，要求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强硬措施。孙科听了，不禁火冒：“强硬，我拿什么来强硬？你前几天指责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现在蒋是在野之身，指责他又的何用？”陈友仁听后不禁大怒：“孙院长，你常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指责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摆着的事实。日本侵略我国，已快有四个月了，蒋介石下野还不到三个月呢，这难道不该说吗？我是一个外交部长，现日寇在我东北烧杀抢掠，我连一句正义的话都不该说吗？武将不怕死，你我皆为文官，住在大后方，说句话也没有这个胆量吗？”孙科说“我们不是申诉了国联和九国公约组织吗？”陈友仁越怒：“这些管屁用。”说完，便气冲冲地去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劳累，吃尽了闭门羹，一点结果也没有的孙科，已心灰意懒。第二天，他乘飞机到上海，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出辞职。可怜的孙科，主持内阁仅一个月，终于在蒋汪胡的不支持下倒台了。
“一．二八”事变爆发，留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国难当头，南京中央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内阁倒台，汪精卫在蒋中正的支持下担任行政院长。汪转而任命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蒋委员长上任后，鉴于国内局势，他任命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为军事委员会常委。
在广州的胡汉民，本来他与汪约好，互不出任中央职务。今见汪背信弃义，只得在广州将汪臭骂一顿，从此，不入主南京中央。
蒋中正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国家的军事工作。国家的政务由汪精卫、林森二人负责。蒋居于他二人之下，倒轻松了许多。但林汪二人对蒋十分忌惮，蒋委员长在中常会上提交的议案，汪林二人必须认真考虑，而蒋要否定汪林的议案，也不留任何情面。新政府的财政大权继续掌握在宋子文手中，经费开支，汪林二人未必然说了就算数。
自担任军事委员长以后，蒋中正调整国内政策，他对日用外交手段，而对付中共的红军，则用武力，于是，他调动大军剿共。委员长对毛泽东印象很深，他知毛有过人的才干。因此，他决定首先扫除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
原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转战吉安，缴枪一千余，半个江西区域归红军管辖。毛泽东在吉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与井冈山相比，这里又是一片景象。一日，毛泽东翻阅报纸，一条消息使他一阵晕眩，只见上面写有：“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开慧昨已被执行处决。”毛泽东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痛哭起来。秘书贺子珍听到哭声，连忙跑进来，见了报上的内容，也难过得直哭。毛泽东哭了一会，抽咽着对贺子珍说：“你去拿些钱来。”说完，哭着给开慧之兄开智写信：“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信写完后，他托人把信和一百元钱带给开慧的哥哥开智，用这些钱给开慧立墓纪念。石碑上刻有：“毛母开慧墓。”落名为：“孝男岸英、岸青、岸龙立。”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听说开慧死，连忙派人寻找岸英三兄弟的下落，好容易在乞丐群里找到兄弟仨。岸龙不久病死，岸青脑部受了伤。中央将岸英、岸青送到苏联国际保育院学习。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兄弟二人才回到延安，父子得以团圆。
中共自南昌起义后，各地农村暴动接连发生。现除江西的第一方面军外，还有徐向前、阿昌浩指挥的川陕红军，后编为红四方面军，此时也发展到三万多人。贺龙、肖克领导的第二、第六军团，后编为第二方面军。再次，还有张云逸的红七军、俞作平的第八军、周平、方志敏的第十军、古道中的第十一军、蔡树蕃的第十五军、李佑军的第十八军、陈毅的第二十二军，杨岳斌的第二十六军、罗桂波的第二十五军、徐海东的第二十六军等，约十一万人。
中共中央军事部已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仍在上海。周恩来根据红军的扩大，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便派项英前往赣南，组建苏区中央局，也正是这个原因，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赣南作为围剿的重点。当项英赶到苏区时，蒋委员长好赶到了南昌，部署围剿行动。
蒋委员长的下塌处是江西大旅社。这天，他心情很好，对从武汉赶来的何成浚说：“前次中原大战，何兄在前线战功赫赫。兄面对强敌，指挥若定，笑退三军，即使三国孔明在世，也不过如此啊！”何成浚谦虚地说：“这都是总司令指挥有方啊。”蒋总说：“何兄过谦了。现何兄大显身手的时候又到了。”转过身来，对侍立在一边的鲁涤平说：“听说共匪南昌暴动时，周恩来就住这里？”鲁涤平说：“正是。”蒋总说：“周恩来非等闲之辈，当年在黄埔，我就发现他很有才干。清党时，我到处找他，哎，他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此人在黄埔，门生故吏很多，现赤匪高级将领中，大多是向着他的。毛泽东这人我也了解，你莫看他土里土气的，实则才干卓越。你们说，放着国府高官不做，他们非要去当土匪，这是为什么？”鲁涤平等不知如何回答。蒋总接下去说：“这就是信仰。朱毛几万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对这些人的信仰感染。如果信仰感染了他们的部队，那么这些人甘心情愿地为信仰献身，是谁也战胜不了的。我们革命军也是有信仰的。那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培养出来的革命军和共产主义的匪军在这里举行大战。同志们，谁的信仰真，将呈现出威力了。”
第二天会议后，蒋总任命鲁涤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十二个师共十万大军向装备极为筒陋的红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这时的毛泽东也召开了军事会议，对如何迎战国民军，将领们议论纷纷，意见很不统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说：“敌人强大，我们不能硬拼。我们应该采取的办法是：把敌人放进来打。强敌犯境，我们要避实就虚，在运动中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根据我们熟悉的地形，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歼其一股。这样连续几次，就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我们的队伍。这在兵法上叫做避其锐气，击其惰性的战略。”
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红军将领们形成一致意见。总前委授予毛泽东全权指挥这次战役。在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书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卷；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大幅标语挂在会埸两侧。
誓师大会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作战室里，注视着国军进攻的方向。突接侦察员报告：“国民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和第五师师长公秉藩各率本部联手南进，离我前部还不到两百里的路程。”毛泽东说：“这两个师共有两万多人，我们一口吃掉他们是不可能的。不如先打掉第十八师，然后再聚歼第五师。朱老总，你看呢？”朱德说：“敌军分两路来。十八师必走龙岗。我们的设伏点就放在龙岗必经之山路丛中。可命林彪、罗云桓的第四军埋伏在两侧，黄公略的第三军在正面埋伏，罗炳辉、谭震林的第十二军埋伏于右侧。我们的指挥部设在竹岭，以便掌握全局。”毛泽东说：“很好。”
张辉瓒行伍出身，毕业于前清学堂，后留学日本，又在德国深造，既有较高的军事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次他前来与红军对阵，信心十足。毛泽东、朱德在龙岗设伏，他虽不知道，但他明白龙岗一带地形险恶，即便如此，他仍仗着人多装备好，放心大胆地指挥部队向龙岗进发。又走了十几里的山路，他见前方毫无敌情，更加相信了鲁涤平：“红军是一群乌合之众，装备低劣，纯系一击而溃”的话。
毛泽东见张辉瓒率部逼近龙岗，便命部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下午三时，山间突然布满浓雾。朱毛大喜：“此天助我也。”而张辉瓒则不然：“如此大雾。我在明，敌在暗，如是偷袭，如何应付？”当他命令部队撤退时，前面一声大喊，并随着一声枪响，瞬间，各种子弹如雨点般地洒来，国民军顿时倒下很多。张辉瓒下令迎战。然而，几米外看事物已模糊，到哪里去寻找进攻目标，他只好命令部队边战边撤。刚撤到一块凹地，又是一阵密集的子弹倾泻而来，，随着迫击炮弹的不断爆炸，又不知有几多人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在密林里，几万红军恃仗熟悉的地形迅速地包抄过来，张辉瓒大叫不好：“鲁涤平这个混帐东西，赤匪是一片散沙吗？此儿毁了党国，害苦了我了。”见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身边的卫士也越来越少，他准备隐蔽起来，相机逃跑。可惜，他哪里知道，红军在此处活动，赤卫队更是对地形烂熟，在搜索中，他被赤卫队俘虏了。作为战败之将，他被押送到了朱毛的指挥部。
张辉瓒与毛泽东是同乡，大革命时期听过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作报告，原来也熟。今两老乡见面，张羞愧不已。毛泽东向他介绍了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后，命押向后方。但张辉瓒这几年杀共产党人太多，民愤很大，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毛泽东听后，嗟叹不已。
朱毛红军歼灭国民军第十八军后，乘胜前进，五天连胜两仗，余部逃走。蒋总组织的第一次对红军的围剿以失败告终。此役，毛泽东意外地缴获了两部电台。于是，他命王诤为电台台长，冯文彬为政委的无线电台团。王、冯二人皆系国民军报务员，熟悉国民军编码。二人自投红军后，屡立战功。后，二人成为红军高级干部。王诤在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部长级职务，成为中央级大员。
且说王诤自担任电台团长后，潜心研究国民军来往的电报，并将译出的电码交朱毛等决策人物，使红军对国民军的行动更加了解。这天，王诤将获取的密码交给朱德，说国民军已组织了二十万大军，准备对红军进行围剿。朱毛听后，便召集会议研究。时，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朱、毛分别为副主席、任弼时、王稼祥受周恩来派遣，也到了苏区，并参加了会议。
国民军这次围剿红军，由代理总司令何应钦为总指挥。临上前线时，蒋总对他说：“敬之，上次围剿赤匪，由于张辉瓒轻敌战败被俘遭朱毛杀害。你到南昌后，根据战况的变化，要灵活机动地指挥灭匪。注意，毛泽东你本人也认识。朱毛决非泛泛之辈，你千万要小心。”何到南昌后，调集二十个师的兵力，采取齐头并进的战术，步步为营，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七百里战线上，逐渐缩小包围圈，对红军进行合围。
时中央苏区红军不到四万，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军，红军将领们坐在办公室里，足足讨论了五十多天，仍然分歧太大。眼看国民军大至，毛泽东分外着急。这天，他见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便首先发言。只见他走到地图前，用竹棍指着大地图说：“大家请看，这是新标出的敌我态势图。来犯之敌虽有二十万之多，但大多为杂牌军。只有蒋光鼎、蔡廷楷的第十九路军和孙连仲的第十三路军战斗力稍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来，地形很不熟，对我十分忌惮，此为敌之薄弱部分。左翼郭华宗、郝梦龄的两个师与王部大体相同。我军可以在东固山设伏，寻机先打驻于富田的王金钰部，然后东扫，在闽浙交界地带扩大革命根据地，再寻机歼敌，打破蒋介石的围剿。”
任弼时、王稼祥很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发言予以支持。近两个月的讨论，中革军委的作战方案终于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
兵贵神速，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开进东固大山中隐藏起来，由于当地老百姓的密切配合，红军驻地的消息被封锁得严严实实。何应钦坐镇南昌，每天派飞机侦察红军的动向，一无所得。何哪里知道，红军就隐藏在离富田公孙藩驻地四十里的东固山中。
红军主力隐藏大山，半个月后，仍不见国军出现。这时，红军中一位排长携械投奔国民军。消息传出，红军将领大哗。毛泽东沉思后对大家说：“敌人不会轻意相信叛徒的话。那倒不是叛徒官小，而是因为敌人根本不懂得我军与当地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也不相信我大部队在他们眼皮底下长期潜伏不动。因此，作战方案不能改变。”同时，毛泽东嘱咐王诤昼夜监视敌电台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国军的部署。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国民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率本师向东固山开拔，沿途清静无事。公秉藩军容严整，行列有序，成一字长蛇阵直扑东固山。十时，国军进入红军埋伏阵地。毛泽东下令攻击。二十八师骤遭伏击，阵容大乱。毛泽东下令三万多红军从不同的角落冲入敌群中，公秉藩部被分成若干小节，战斗力严重下降，此时的公秉藩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使他的部队恢复战斗力。经过六个钟头的拼杀，该部被全歼。公秉藩被俘。
毛泽东指挥大军乘胜追击，再战郭华宗，又战孙连仲，然后战朱绍良，连续作战十五天，歼灭国民军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两万余。国民军第二次围剿被打破。
消息传到南京，京都震动。蒋总陷入沉思。虽然胜败是兵家常事，但毕竟输得太不光彩了。他立即招回何应钦，商量战事。何应钦建议：“我军新败，士气不振，可调黄埔军加入战阵，方能剿灭赤匪。”蒋总怒：“二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对付一群土包子，一败再败，岂不羞愧。黄埔军自有任务。何况调军也有个调法。你身经百战，难道这点常识也不懂吗？为将要审时度势，熟地理，晓阴阳之变化，也要知道人和。现在要稿清楚我军失败的原因和共匪打破我围剿的决窃才是解决的关键问题。”何语塞。这时，侍卫来报：“陈铭枢求见。”蒋总说：“请他进来。”陈铭枢坐下后，蒋总说：“前，鲁涤平指挥十万大军，与朱毛一战，损失万余。敬之也算百战之将，再战，也未取胜，你认为与共匪作战应采取何措施？”陈铭枢说：“如果将共匪存在的条件去掉，总司令认为怎么样？”蒋总问：“此话怎讲？”陈铭枢说：“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后，便将当地绅士的土地分给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绅士也同样有一份。粮食打下来后，毛泽东按低税收取，多交的部份按高价付款，贫苦人分得土地，格外高兴。毛收取人心后，乘机扩大部队。”何应钦插话说：“校长，毛泽东很善于做农民工作。进入赣南后，毛每攻下一地，必将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他们喊的口号为‘打土豪，分田地’。然后对乡、村基层行政进行改造。由于毛的做法非常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所以，跟着毛泽东跑的人很多。再加上毛盅惑民众，当地老百姓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当兵。毛的军队，上至毛泽东本人，下到伙夫，一样穿戴。他们同锅吃饭，看不出官兵之间的明显差别。打仗时，官长冲锋在前，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我军武器虽好，给养也足，但……-”蒋总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说话吞吞吐吐的了，说下去。”何应钦说：“我军将士带饷作战，但带兵军官中克扣军费的事时有发生，士兵对带兵军官怨气大，常常背地报怨。甚至有的部队饭都吃不饱，打起仗来信心不足。胜败好象与他们无关一样。有的将士，一听枪响，便魂飞魄散，往后便跑。这样的军队作战，实在难以取胜。还有……”蒋总怒：“为什么不说下去？”何应钦说：“有些地方的军队首长，打仗时畏葸不前，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正面交锋。更有甚者，暗通共匪，以求保存实力而对抗中央。”蒋总说：“能否举几个实例。”何应钦说：“到目前为止仍处于怀疑之中，无根据。不过，我认为现在是用人之际，还是暂时不追究为好。”蒋总说：“你与陈铭枢立即回南昌，准备充分一些。”
两次围剿红军，损兵拆将，蒋总打算再次围剿。这天，他正在审视地图，侍卫报：“陈辞修师长谒见。”蒋总说：“叫他进来。”陈诚原野是黄埔军校的特别官佐，这些年的作战，军功很大，是蒋总最信任的青年战将之一。这次到南京，准备回前线，前来辞行。蒋总招呼他坐下后，亲自为他沏茶，陈诚很感动。蒋总对他说：“你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校长我非常看重你，你又常在前线作战，你谈一谈我军两次围剿赤匪无功而返的原因。”陈诚说：“校长，前两次赤匪虽然是逃脱了覆灭的命运，但赤匪日子并不好过。首先是给养的严重不足，导致赤匪军心不稳，不利久战。其次，赤匪弹药奇缺，重武器极少，根本不可能与我军作正面决战。如果此时组织一支精兵，直取赣南，朱毛赤匪必难以应付。此一战必获大胜。”蒋总大喜，说：“辞修，你也到南昌，参加围剿行动。”
蒋总这次自任“剿匪”总司令。他把国军分为三路，命何应钦为中路军总指挥，驻南昌；命陈铭枢为右路军总指挥，驻吉安。又命朱少良为左路军总指挥，驻南丰。围剿部队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的五个精锐师为主力，起兵三十万向朱毛红军扑来。为保证这次行动取得完全的胜利，蒋总还聘请了一批外国军事专家作战前顾问。
在蒋总的指挥下，陈铭枢的右路军经宁都、兴国向南推进；何应钦的中路军直扑黎川、大昌方向向南进攻；朱绍良的左路军直扑瑞金。卫立煌的第十师和李延年旅为预备队。中路军为全师主力，何应钦指挥大军一路横扫，势如破竹，先后占领广昌、宁都。朱毛红军控制的中小城市只经半个月便全部丧失。形势对国民军极为有利，蒋总大喜，又调三个空军大队配合作战，
时，毛泽东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革军委主席，红军的指挥权全部掌握在他一人手里。他指挥林彪军团、彭德怀军团两大主力避实就虚，向敌后大踏步前进。几天后，红军绕道千里，在兴国县茂林地区集结。国民军进军甚急，朱毛命令红军向富田地区前进，不料，被陈诚发现。陈迅速指挥本部及罗卓英部冲了过来，朱毛见敌情万分危急，立即命令部队退回兴国高山圩潜伏。第二天夜里，朱毛乘夜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蒋鼎文和蒋光鼐两部缝隙里钻出，摆脱了合围。路上，又遇上官云相师，毛泽东命令红军反攻，上官师大败而逃，朱毛指挥部队穷追。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见红军势大，连忙退出战场，朱毛消灭一部。几天后，朱毛指挥第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将毛炳文包围。毛大败而逃。
朱毛三战三捷，缴枪九千余枝。
接到上官云相的败报，何应钦指挥大军直扑黄陂。红军守将率部撤出。蒋总指挥三路大军缩小包围圈，又命陈诚为先锋，直扑红军总指挥部。毛泽东见情势万分危急，立即命令罗炳辉军引开国军主力，自己和朱德率主力从国民军中间一条仅宽二十里的大山缝中钻出。半个多月后，何应钦才发现红军已在兴国休息了十多天了，他好不气愤，但又莫可奈何，只好致电蒋总。蒋总调集军队，重围兴国。突接南京陈果夫电告，广州古应芬、陈济棠发动兵变，两湖地区告急。蒋总大惊，命何应钦撤军回南昌。毛泽东见此，命令红军反攻。蒋鼎文措手不及，只好率卫队怆惶而逃，何应钦见此，急命陈诚、卫立煌两个师殿后，大军撤出战场。
此役，朱毛大获全胜。共歼灭国民军十五个团，缴枪三万余支，重炮数十门，另缴获三十多部无线电台。毛泽东命成立电台总部。王诤任总队长。从此，红军师级以上的单位传递消息便由电波往来。
蒋总回到南京，十分气愤：“与朱毛赤匪作战，汪兆铭跳出来捣乱，致使国军行动失败。孙科、汪兆铭二人姓共？”但广州非常会议来势凶猛，蒋总只好腾出精力，予以应付。
毛泽东率得胜之师回到红都瑞金的第二天，便接到中央电告，撤消他的中革军委主席职务，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并撤消毛泽东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接到这些命令，毛泽东心凉了半截，只好退出军界。
毛泽东既无军职，行政职务也没有确定，只好在瑞金协助当地机关做一些事务。朱毛二人长期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朱德和项英、陈毅商量战事，何长工汗流浃背地走了进来，告诉他们：“中央党部出事了。总书记向中发由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出卖而被捕了。向中发也叛变了，幸好周恩来机警，组织了有效的撤退。”朱德大惊，问：“恩来现在何处？”何长工说：“他现在仍住霞飞路，是恩来派我回苏区的。他告诉我，临时中央已成立，现任总负责是王明同志。恩来要求红军时刻警惕蒋介石有可能发起新的进攻。”朱德听说周恩来仍安全住在上海，心稍微放下。不因为这，有分教：大将军横刀立马，开创铁打江山；老丞相力挽狂澜，炎黄子孙缅怀。未知后中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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