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中原大战，蒋主席率中央军独战阎冯李联军，大胜，西北军在一夜之间全部投靠中央。从此，西北军不再存在。
一九三0年十月八日，冯玉祥把部队交给鹿钟麟，阎锡山把军队交给徐永昌，二人同时宣布下野。一个星期以后，鹿钟麟宣布停战，十三日又宣布下野，逃到天津，陕西省主席刘郁芬也逃到天津，二人躲到租界。东北军在张学良的指挥下，接管了华北地区，并宣布就任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张少帅又任命于学忠为天津市卫戍总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张学铭为天津市长，胡若愚为北平市长。蒋主席见华北已平，命刘峙为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自己也率中央大员们回到南京。
徐永昌接管晋绥军后，宣布归顺中央，蒋总将晋绥军原四十三个师缩编为四军八师。命商震、杨爱源、傅作义为各军军长。阎部将孙楚被任命为正太路护路军总指挥，赵承绶为骑兵总司令，周珩为炮兵总司令兼山西省主席。
在军事失败的同时，汪记中央扩大会议内部也乱成一团。汪精卫不甘心失败，还作最后的努力，他仍希望东北军归他指挥。然而大势已去，少帅指挥大军迅速占领平津各处要道，并派部向山西移动。他的梦想也灰飞烟灭。汪精卫此人，面对政敌时，他怕蒋中正；在对付政变时，他嘴硬行动慢。就在阎冯宣布下野的第十一天，他还发誓要照《联合宣言》所拟定的计划执行。但是到了第二天，参加扩大会议的成员唯恐成为张学良的俘虏，急着要跑。汪见此，请求阎锡山找来一辆机车，把扩大会议的成员运往石家庄，然后转到太原。
扩大会议的成员到了太原后，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拼命起草了《约法》和《国民议会条例》。八月二十七日，以上两个文件在太原的全体会议上予以通过。史称“太原约法”。邹鲁见约法完成，题诗一首纪念：
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
汪精卫见《约法》通过，便命发表。几天后，他到晋城，会见了阎、冯二人，时二人皆宣布下野。不久，阎逃到大连，冯则匿居晋南。扩大会议的所有代表在阎的资助下离开山西，作鸟兽散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内的第一场大闹剧终于以阎、冯、李的失败而告终，闹剧的主演阎锡山下野后，回到五台山家乡侍奉老父，冯玉祥前往宋哲元防地稷山居住。广州非常会议期间，日寇侵我中华，时任首席中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请阎回山西，担任绥靖公署主任。冯被招回中央，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二人以后还要细说，这里暂告一段落。
再说汪精卫在阎、冯宣布下野后，带着陈公博、陈璧君等经大同、雁门关离开山西，绕道天津，前往香港。长城脚下，夕阳西下，汪精卫想起大半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感慨万千，一阵阵酸楚从心底冒出，他真想大哭一场，然而，他的泪没有流出，因为他已痛苦了好多天了。西边的太阳快落山了，他触景生情，题诗一首寄托辛酸。诗文说：
残峰废垒对茫茫，寒草黄地髻也苍。剩欲一杯慰李牧，雁门关外度斜阳。
陈公博见汪如此落迫，回想多年追随汪氏，却落得怆惶逃命，不禁潸然泪下，也和诗一首，诗文说：
破晓寒鸡四野鸣，漫天飞雪过燕京；轮声似慰亡人苦，碌碌长眠诉不平。
说句公道话，那汪、陈二人也算饱学之士，可惜天不佑他，二人虽报负大，但行动少；奋斗多；但结果微。要是在武汉抓住有识之士不放，哪里会一败再败。但汪确没有填海补天的能耐与斗志，陈公博也非张群等人之对手。嗟叹归嗟叹，伤心还伤心。一旦有人来联合，他汪氏又为别人的一张王牌，旧梦也会重做。汪精卫到天津后，不顾陈公博等的反对，发表公开宣言，表示以后不再与南京中央政府为难，更不愿反对蒋主席，只愿做在野派，进入体制内的合作。“改组派”其它成员间，分歧也逐渐扩大。一九三一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宣布解散“改组派”。
至此，扩大会议彻底结束，中原大战的政治风云散尽，留下的是茶坊酒店助茶饮酒间的话题。当然， 学生历史教科书中也时常提及。
且说国民中央政府主席蒋中正，率中央军彻底打败了阎、冯、李等地方实力派后，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摆在他面前的事情还很多。首先是建立法制国家，达到以法治国。其次，内乱结束，党内、国内各行业要进行整治，国才能成其国，那外国列强在中国国土上建立的“国中之国”的租界成了反对派逃避追捕的藏匿之所，阻碍了国治的正常进行，因而租界必须予以废除；中共党人不断举行暴动，国内山区到处都燃起起义的火花，也要逐一消灭。还有，有些地方实力派表面臣服中央，实则暗中培植实力，与中央较劲，这些都要予以遏制。蒋主席在这众多的问题中选择了立法和平定中共党人暴动这两件事先做，但要做这些事，当然要取得党人同志的支持。因此，蒋主席打算提前召开党的“四大”。以便确定训政时期的约法。他把这一想法告诉立法院长胡汉民，哪知竟遭到胡的坚决反对。蒋主席多次找胡谈话，不谈还好，越谈越糟，分歧也越来越大，终于爆发了汪胡联合另立中央的党对党、政对政、军对军的严重对峙局面，也为日寇入侵中国有了可乘之机。蒋主席无奈，只好振作精神，对付这错综复杂的局面 。
原来，胡汉民主持立法院以来，主持制定了二十多个法律，对后方的巩固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李宗仁第一次反对中央，起兵造反时，汉民口诛笔伐，对李桂军的反叛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中原大战前，汪记“改组派”横行，汉民坚决地站在中央一边，对汪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冯、阎、李起大军进攻中央，汉民坚决地站在中央立场上，义正词严地对阎冯联军进行批驳，他的撰文发稿赢得了中央政府平定反叛的理论优势，使中央政府得以正当的理由讨伐阎冯联军。大战激烈时，汉民撰文，为中央军擂鼓呐喊。当汪精卫通电《约法》，汉民拿起法律的武器，逐一批驳。但汉民生性倔强，动辄以老革命者自居。有时，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虽正确，但不合汉民口吻，他也会引经据典，逐一批驳，使得中央政府在贯彻执行时受到阻碍。按蒋主席的个性，有时是忍不住的，但汉民则不管这些，有时是当面指责，且语言辛辣，措辞坚锐。中原大战后，国内局势逐渐平静。其时，蒋主席也读了汪精卫的《约法》，认为其中不乏有可取的东西，便决定召开国民议会，制定一部有利于管理国家的法律。同时，也把国家领袖的职责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鉴于上述情况，蒋主席向汉民提出召开党的“四大”的意见。
胡汉民对法律颇有研究，对蒋主席提出的约法更有见解。在一次立法会上，汉民对司法院长王宠惠说：“当年先总理制定的《约法》，是为限制袁世凯独裁；汪精卫制定《约法》，是从在野党的角度反对中央政府。他，介石的《约法》，决不是为了履行法律，而是为了维护他人而无限制扩充自己的权力。”王宠惠名为司法院长，但没有汉民的胆量，哪里敢正面回答。汉民继续说：“我设想中的中常会、中政会是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的互相制约的训政时期党领导的政府体制，恐怕这些将要被蒋介石的独裁所代替。我现在主要管理的党务和立法机构的权力也将被剥夺。制定的《约法》，召开国民会议和实施‘宪政’以及选举总统，是‘宪政’方面的任务。介石要制定《约法》，那是不知先总理理论的精髓。”当胡汉民在南京接到蒋主席在前方的报告后，他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反对制定《约法》，在三届四中全会上，汉民哪里顾及其它，对众说：“总理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完备，无需作出钦定式的约法。这虽经六年，但并未时过境迁。且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总理所著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现在又谈约法，岂非将总理遗教搁开而另寻别径。”蒋主席被胡汉民有根有据，又有条有理地予以驳回，好不生气。这天，他请来张静江、吴稚晖等出面予以圈和，不想被胡汉民一顿斥责。虽张、吴二人口才不错，思维也属上乘，但不是汉民对手。汉民以他学究式的认真，卓越的辨才，说得张吴二人哑口无言，自认不及。
开初，汉民回国，与蒋主席合作，很为默契。不久，由于看法上的差异，两人的思路越来越远。汉民自恃为党内元老，具有党统的合法性。再，由于与先总理的特殊关系，在党内影响较深，形成了胡汉民系。而蒋主席是后起者，与汉民资格相比，却不久。在汉民心中，党要仿照西方式的党，党内充分开放民主。权力的分配、使用也要和平民主。用法制的方式进入党务。政务也要避免政府的强行干涉，限制军事强人。蒋主席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单纯的军事是没有的。先总理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而制定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应该有所修订，设想与现实不一定完全吻合，因而要求重新修订一部约法。二人各执己见，连续几次发生冲突。因此，二人矛盾加深。这天，陈立夫因党务事来找汉民，提及立法的事。汉民没好气的对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构也可以不设，只留一个海陆空大元帅就够了。既简便又经济，这对于减缓财政空虚大概也于事无补。”陈立夫是中央党部秘书长，主持党中央的日常事务工作，又是蒋主席的最重要谋臣，此话很自然地传到了蒋主席的耳朵时里。就是性格再好的人，恐怕也难以忍受。再加上汉民经常利用立法院的名义质询、审计大政方针，阻止政府计划的实施，这样一来，两人的明争暗斗达到了高潮。还有使蒋主席受不了的，是汉民不看场合，往往在众多的文武面前当面顶撞、指责蒋主席。就在张静江、吴稚晖被指责的第二天，汉民带着立法院的部份人员来到主席府，蒋主席一见，连忙起身相迎。二人坐下后，汉民便说：“介石，我投身革命已有三十多年了，先总理在日，我们在立法方面经常讨论，由于我们都喜欢争论，我和先总理的感情不僵反而很深。可惜当年你还年青，又没有看到情况，数十年了。而今你提出的约法，其理论依据不足，你年青，还要好好地学习。 ‘一大’有关建国理论和方略，你更应该领悟。这样，你说的话做的事就不会没有条理了。”蒋主席被汉民说得哭笑不得，但念其为党的元老，他仍很谦恭。汉民接着说：“余秉性率直，对任何事物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凡言有不合，理又不当，事有错误者，余当面指责，任何人在所不避。”说完，狠狠地瞪了蒋主席一眼，率众出门去了。蒋主席犹恐把事情搞糟，只好礼送出门。
蒋主席与胡汉民之争，本为平常之公事争论，此次二人闹得很僵，除政治观点有分歧之外，还有一种调和拆衷的因素消失。蒋胡二人经常发生冲突，原为“药中甘草”谭延闿调和。然一九三0年九月二十一日，行政院长谭延闿在检阅军队时突患重风而病逝。这位行政院长为人十分圆滑，人们称之为“水晶球”。谭院长在党内各派中周旋，尤其充当蒋胡冲突的调解人。现谭已去逝，行政院长空缺。中常委决定由蒋中正代理。谭生前虽权力重，但蒋胡之间的调解也从此中断。
那谭延闿生于一八八0年，湖南荼陵人。前清进士。辛亥革命后参加国民党。以后任国民党湖南省长兼督军、大元帅府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湘军总司令、建国军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一大”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主席。病逝时为行政院长。
换言之，如果谭不死，蒋主席也可能减少些麻烦。谭死，汉民很怀念他，写诗一首，以表示对他永恒的怀念。诗文说
风景不殊公逝后，江山无恋我忧时，去年今日经风雨，正是回章索和期。
谭逝世后，汉民曾提出辞职，蒋主席予以挽留。胡见蒋诚恳，决定继续留在立法院。
蒋胡约法之争日趋激烈化，汉民见此，寸步不让。蒋主席见此，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想通过集体的力量将汉民压下去，哪知事与愿违。当三中全会开会时，党内思想并未统一，争论也在继续。一九三一年元旦，蒋主席在“纪念国父牺牲周”宣布：“本年度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外国强加给我国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既是先总理的遗愿，也是本届政府极力要做到的事。”后，蒋主席命陈果夫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局，简称“中统”。开始对全国各地国民议会代表选举进行工作指导。
汉民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说：“对于约法和宪法，我非是不主张，而且我参加革命以来，也是为约法和宪法而奋斗的。我今天在立法院，未尝不可制定一个约法来，但如此就算实行了民主了吗？如今军权高过一切，已经立了法，尚未发挥作用。便是制定了‘约法’和‘宪法’，又有何用呢？”当时，吴稚晖在座，便问：“照展堂兄的说法，中央决定成立的国民议会就不应该制定法律了。”汉民勃然大怒：“可以制定。但必须由立法院牵头。既然是训政时期，国民议会就无权制定约法，更无权选举总统。”吴稚晖问：“那何时才能选举总统？”汉民说：“吴同志，你参加了‘一大’吗？‘三大’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还值得问吗？”吴哑然。
汉民的不合作态度越来越坚定，蒋主席决定不再让步。这天，他招来陈果夫兄弟，询问各党部向中央报告基层的选举情况。陈果夫说：“从各地的情况看，如果现在进行选举投票，主席您的选票数不会超过四层。而胡展堂的得票数至少在五层以上。我认为，此时进行选举，对主席极为不利。”蒋主席问：“你兄弟二人打算怎么办？”陈果夫说；“要解决得票的数量不难，只要胡展堂退出选举或者辞去职务，此时正是最佳时机。”蒋主席沉呤一会，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和吴先生、季陶同志商量一下就办理吧。”
这天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刚在立法院开完会的胡汉民应邀来到三军总司令部，出席蒋主席的宴会。刚走进大门，汉民的警卫就被挡在门外，他觉得有些异常，来到客厅，中常委戴季陶、朱培德，中执委吴稚晖、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坐在那里，这些人面色凝重，神态不一。那王宠惠平素与汉民关系颇深，如今竟坐在那里，一改往日的热情。这时，总司令部秘书高陵伯走了进来，引导汉民走向另一个房间，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在那里坐着，见了汉民，递给蒋主席签名并加注的信件。
汉民拆开信后，越看越有气。原来，信的内容是对他列了两大罪状。其一，是指控他在大革命时期勾结许崇智、运动粤军，反对国民革命政府；其二，身为立法院长，歪曲总理遗教，带头反对训政时期的约法，挑起党内同志不团结。汉民看完，气得差一点昏了过去。在房间里大吵大闹，要求见蒋主席当面对质。半个钟头后，邵元冲走了进来，流露出要他辞职的想法。汉民一听，马上表态，说：“何止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我什么都不干，谭祖庵在世时，我已提出过辞职了。但必须找介石来，当面说清楚，难道这样就可以了事了吗？”
蒋主席听说汉民不见自己有誓不罢休的势头，又听说汉民愿意辞职，立即来见他。而这时，已是第二天的零点了。汉民一见蒋主席，便直接问：“介石，你给我的两条罪状，简直是子虚乌有。第一大罪状，本属造遥诬蔑。许崇智搞兵变，你依据何在？我勾结许崇智运动粤军反对革命政府，又有何依据？许崇智当时执掌军权，他要搞兵变，还能孤身一人去上海吗？我是中央常委，政府工作实际由我主持，我能自己反对自己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吗？财政部长廖仲恺被害，我当时就主张一查到底，而你串通汪兆铭，诬蔑仲恺遇害是我的阴谋，你证据确凿吗？既然廖案是我的阴谋，我被你们强逼出国。为何后来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我回国主政。我当立法院长两年多了，主持国家立法工作，为何此时又提出六年前的事来？你一个晚辈，能这样对待一个追随先总理多年的老人吗？第二大罪状，更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三大’时，提出先总理的《约法》和《建国大纲》是民国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建国纲领，而你却抛弃先总理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独自异想天开，提出约法，难道先总理制定的政策就不要了吗？立法之争，究竟是谁与谁在蛮缠？”见胡汉民一脸怒容，逐条、逐款驳斥自己，蒋主席想插一句话也不能够，只好等他把话说完。哪知汉民竟越说越气，越说理由越充足。要是这样下去，恐怕再说几个小时也不会完。便词不达意地说：“胡先生说话，向来严正。常常严责党务工作者，这些人都不自安。”汉民马上把话投了过来：“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胡为，擅离职守，国家体统何在？对于这些人，还不应该我教导吗？你不对，只有我教导你，除我之外，怕没有人敢教导你了。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教训你。”蒋主席为了赶快结束这场无休止而又无意义的谈话，便抢着说：“胡先生提出辞职。我看可以。今后遇事，还有很多向胡先生请教呢。”说完，拱了拱手，站起来向汉民告辞。
汉民本为赴宴而来， 空着肚子受气。今见蒋主席不等自己把话说完就躲开，十分恼怒。这时，高凌白走了进来，请他去吃饭。足足十多个钟头未进食了，肚子饿得直叫。汉民随高凌白来到食堂，胡乱地用了些饭菜。力气有了，他便含沙射影地将高凌白一顿臭骂。那高凌白本为一秘书，哪里敢与他对口，只好忍着。骂累了，此时想回家已不可能，在高凌白的安排下，他住在总司令部客房部里。高向汉民索取辞职书，汉民只得写上：“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职务、政府职务，慨行辞去。胡汉民。”写完，他又附一封信给蒋主席。信中说：“我平生昭然若揭日月，你必有明白的时候，去年我亦早已提出辞职之议，自去年祖菴、湘勤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有做诗人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自我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评述著作生活者余年，以维生计，以遣长日，竟颇有成就。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生活也。”附：“留居小屋，家小人杂，诸多不便，能住汤山亦好。”
次日，首都各报都在头版显眼的位置刊登了汉民的辞职消息。上午九时，一夜未眠的胡汉民由邵元冲陪同前往汤山，与他前往的还有女儿木兰及男女侍从各一名。但蒋主席哪里知道，扣押汉民，他所得到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倒蒋活动。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他才重新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
汉民字展堂，一八八0年生，长蒋主席六岁。他二十五岁时留学日本，其间，同乡同学的汪兆铭也一同前往。“汉民”是他发表文章时的笔名。汉民祖籍广东，与先总理同乡。先总理十分赏识汉民的才干，北上时，他将大元帅府的日常工作交给他。第一次东征时，汉民全权主持战事。汉民在南京中央政府任立法院院长时，追随他的人又有增加，上海、广州追随他的人更多。
蒋主席把汉民囚禁在汤山，后又迁到双龙巷家中软禁，不久，又迁到香铺营孔祥熙府暂住。经中央批准，前来探望汉民的人仅有吴稚晖等少数几个中央大员。但汉民的资历和声望都很高，蒋主席有时也请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这天，蒋主席又来到香铺营，邀请汉民参加次日召开的国民会议。汉民不软不硬地说：“我身体不好，怕不能出门，而且有军警宪监视着，不便出门，即使出席，怕也不好看吧。”蒋主席见此，只好辞别。司法院长王宠惠与汉民交厚，汉民被捕时，王没参一言，事后亦后悔。一日，王去看他，卫兵拦阻，王大怒，提起拐杖便打。蒋主席见此，再次将探望汉民的人缩小，其它的人又如何敢去。
汉民被软禁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内外。其它的人指指骂骂，想救也无能为力，而其中一人，拍案而起。这人就是要掀一层天翻地覆的波浪。此人是谁？他就是先总理的长子——孙科。
孙科，生于一九0二年，广东香山人。一九一六年，孙科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大元帅府秘书，国会书记。《广州日报》总编辑、广州特别市市长。一九年，他任中监委，负责筹划党的改组任务。“一大”时，他参加了党纲、党章的修改工作。一九二五年，因国父病危，孙科赶到北京，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一起请国父留下遗嘱。七月，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孙科任政府委员，广东省财政厅长。“二大”时，他被选为中执委，任青年部长。武汉政府成立时，他任交通部长。宁汉合流，孙科曾任财政部长、建设部长职务。训政时任铁道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职务。
孙科给人以与世无争、安身立命的印象，由于父亲的关系，他官运亨通，与党内各派的关系也好。
蒋主席与孙科要好，委任的职务也高。但孙科从未进入决策圈，“三大”时，汪、胡、蒋三人争执不休，孙不介入。在孙科眼里，汪、胡二人都不具备领袖的才能，对于蒋，孙认为能力强，但他又认为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党被搞得四分五裂，蒋应负责任。因而，他从不表态支持谁反对谁。
但此时的情况有了变化，几年来，与中正的接触并对他的观察，孙科发现中正的权力越来越重，再不站出来予以遏制，不仅胡汉民出不了狱，党内更为一团糟。对于汉民，孙科以叔辈视之，其亲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知汉民被软禁，又知王宠惠探视汉民受辱，因而冥思苦想解救汉民的方法。他知道汉民年事已高，只能以看病为由予以探视。于是，他派铁道部医官邓真如前往探视，蒋主席知道后，也没有阻止，而中国的大乱也就由此开始了。
邓真如与汉民诊治时，小声问：“孙部长知老先生身陷囹圄，十分气愤。孙部长问先生，采用何策才能使老先生脱困？”汉民小声告诉他：“你带口信给孙科，叫他立即到广州，组织倒蒋大联合。此次倒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管他们过去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态度。只要愿意，就是团结的对象，即便是汪精卫，也要欢迎。看完病后，你迅速离开，以便受陈果夫、戴笠特务的监视。”邓见胡无大碍，开了处方后，向孙科汇报了口信。
根据胡汉民的指示，孙科当天便与马超俊、王昆仑、麦朝枢等人商量。后，孙科派人去广州，劝说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举兵造反，又派梁寒超去香港，劝汪精卫回广州，参加倒蒋大联合，还派周一志等人去沈阳，通过吴铁城的关系，劝说张学良起兵攻山东，麦朝枢去天津时，顺便把西山会议派的部份骨干拉往广州。
由于前军之鉴，孙科害怕在南京通电反蒋被抓，因而借故秘密来到上海。一进入公共租界，他就打电话给蒋主席，为胡汉民抱不平，请求予以自由。同时，他又电告广州，提醒古应芬和陈济棠，务必请汪精卫出山。第二天，孙科就收到了广州方面的回电，称汪同意回广州，组织倒蒋阵营。孙科见事已成，马上举起反蒋大旗，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宣言》称蒋为：“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之名，而行强盗梆票之行径，较之青锋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不及。”
孙科发表反蒋宣言后，各方积极响应。这天，孙科正要出门，门卫报：“张静江、吴稚晖、李煜蠃、蔡元培四大元老到。”这一报，把一个孙科吓得半死：“这些人好鬼，这么秘密的地方也找来了。”无奈，只好迎了出来。其它如王昆仑等不便出面，在楼上静等孙科回报。众人落座后，孙科说：“列位前辈，胡展堂投身革命，数十年了，在党内也有崇高的威望，今无端被投入监狱，此为哪般？难道这样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老革命非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吗？蒋介石是在卸磨杀驴啊。前辈们，你们要当心哩，胡展堂的今天，恐怕就是诸位前辈的明天呢。与其这样，不如与小侄一道前往广州，高举反蒋大旗，群起救党救国。”张静江说：“孙科贤侄，想当初汝父与我等一起革命，饱经患难，好容易使新的国民政府有今天这个局面。先总理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五权宪法，是汝父与我等共同拟定的宏图已成现实。而建国大纲里设想的民国政府正一步步地实现。展堂也是先总理最信任的元老之一。但我们应该看到：介石此举完全是按照先总理的遗愿来制定约法和贯彻建国大纲的精神的。不错，展堂辞职后，住在孔祥熙家治病休养，但不能说成是被扣押。孙科贤侄，我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党内的纠纷只能在党内解决。展堂身体虚弱，提出辞职也是为国着想。听说你来上海，我们几个老同志受介石所托，请贤侄回京，看看胡展堂怎么样了。我们来沪时，介石对我们说：‘孙科贤侄回京，展堂的病也会好得快一些，他虽然提出辞职，但此时仍是中常委嘛，又有谁能取消他的职务呢？’”听了张静江的话，孙科大怒：“张老，蒋介石一向口是心非。但你却把蒋介石扣押中常委说成是‘休息治病’，这服众吗？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能发善心吗？张老要我回南京，莫不是要我陪同胡老一起蹲大狱，以解胡展堂之寂寞？”吴稚晖说：“科侄，这话不能乱说。否则，会影响党内团结。”孙科说：“不顾全大局、破坏团结的人是谁？就是蒋介石。要我不说可以，那就请蒋介石下野吧。”正说得起劲，被中央政府通缉的邓演达突然出现在门口，众人都吃了一惊。邓演达见张静江等人在此，知这些人在当说客，便说：“孙部长，你的门卫拦着，不让我进来。原来有客人，唐突了。”孙科说：“邓先生，蒋介石正通缉你呢，此时你来我处，就不怕别人盯梢？”邓演达爽郎一笑，说：“蒋介石杀我，只是迟早的事。人嘛，终有一死。只要不卖身求荣、趋炎附势，死也坦然。”李煜蠃说：“邓先生，你与孙科贤侄一道回京吧。回京后你的职务会全部恢复的。”邓演达说：“算了吧，回京这张嘴就不会吞食物了。孙部长，你回京吧，胡院长在汤山正感寂寞呢。再会。”说完，头也不回地去了。
张静江等还继续做孙科返京的工作。孙科有些心动，表示愿意回京。张静江连忙帮着筹划归程。吴稚晖拉着孙科的手，非常亲热。还是李煜赢心急，希望同孙科一道返京免得寂寞，并说南京中央还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孙科正犹豫间，忽听楼上“砰”地一声响，好似有人跌倒，众人大惊，正要询问，只见简从文慌慌张张地从楼上下来，说：“夫人病重。刚才从床上掉下来了。”孙科猛醒，对张静江等人说：“夫人病重，此时不能远行。待病好后再返京。”众人见此，只得告辞。
且说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自胡汉民被软禁后，在广州接到孙科传胡汉民的电文，立即在广州活动起来，很快，陈济棠通电响应。不久，李宗仁又通电附和，反蒋大联合又一次形成。
古应芬资格老，先总理在时，很受器重。广州革命政府成立，接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三大”任中监委员。南京中央政府成立，任代理财政部长。现任中央政府文官长。
古应芬是胡汉民的重要助手，多次作为胡的代言人。在政府内，古身居高位，但未进入决策圈，对蒋主席有意见。由于与胡汉民有特殊的关系，他在广州联络了很多国民党的文武大员。这些人除中共外，几乎囊括了第一、第二、第三届中被遗弃的中执委、中监委。和陈济棠相比，古联络的主要是理论界人士，而陈联络的多为武人。为保障经费，陈济棠拿出两百万元作为必要的开支。有了经费作保证，古信心十足地来到香港，说服汪精卫、唐绍仪、李烈钧、唐生智先等一同倒蒋。
汪精卫听说组织联合阵线倒蒋，非常高兴。孙科的代表未到，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已齐聚广州。而南京中央的蒋主席则成了少数派了。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内部争斗又出现了极不光彩的一幕闹剧。
其实，陈济棠心里明白，中原大战时，阎、冯、李联军共七十多万人，尚不是蒋的对手，而自己的军队仅十五万人，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中央军的百万雄师。因此，他邀请李宗仁参加倒蒋大营。时，李白黄三人被陈济棠挤到广西一隅，正一筹莫展时，今见陈主动和好，正是求知不得，立即答应了陈的邀请。
说实在的，中央政府待陈济棠确实不薄，此时陈举反旗也确实让人费解。陈济棠原为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南京中央政府成立时，他坚决站在南京中央一边。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周恩来率部来到潮汕地区，陈率部追剿。不久，张发奎回广州图发展，陈济棠联络陈铭枢将其撵走。中央任命陈为第四军军长。蒋桂战争时，李济深调离广州，陈出任第八路军总指挥。粤桂战争时，陈率部打败李桂军，并占领广西大部份地区。两广地区的税收每年近千万，中央政府对广东第八路军的编制仅为三个整编师。可陈济棠向中央政府申请，又扩编了两个独立旅、五个教导团、十个特务营。到古应芬联络他时，已有精兵十五万，装备也精良。
本来，广东是陈铭枢任省主席，陈济棠受其辖制。但陈济棠在中原大战时，借故将陈铭枢的两个师调走，使陈铭枢在广东立不了足，陈铭枢只好到中央哭诉。中原大战后，蒋主席命陈济棠裁减超编的军队，削减军费，节省后的军费交中央。陈济棠认为中央政府要对他下手了，因此，古应芬一怂恿，便答应随古举旗造反。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日，国民党监察委员古应芬、邓泽如、林森、萧佛成联名发表通电，公布了《弹劾蒋中正案》。在《弹劾案》中称：“蒋介石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排除异己、制造事端、毁法乱纪、动摇国本、厉主独裁、奴役人民-------”《弹劾案》要将蒋主席撤职查办。几天后，广东陈济棠等一批将领附和。五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响应陈的号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恢复胡汉民自由，蒋中正下野。
而在南京方面，早在五月一日便召开了三届一次临行会议，专门研究国民会议，制定了约法事项。而正是这一天，反对蒋中正的各路人马也开始奔向广州。
从南京中央政府转道去广州的中央大员有：
立法院长林森；司法院长王宠惠；铁道部长孙科
从香港来广州的主要大员有：汪精卫、唐绍仪、许崇智、陈友仁
从广西来的有：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集结在陈济棠家中，决定另立中央，名正言顺地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第二天，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二十二位中央文武大员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蒋中正下野。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的中执委、中监委组成非常会议，并发表了《宣言》。《宣言》对蒋中正有如下评论的文字：
蒋中正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施行于党，则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施行于政，则民主势力受到摧残；施行于军，则使武力与国民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之精神为之破坏。
蒋中正个人独裁未倒，总理遗志尚未贯彻，人民痛苦尚未解除，国民革命势力将中断。全党同志及武装同志相与投袂而起，以期共负此责任者，尚未得一适当的领导机关，此诚国人等所忧思仿徨不能一刻安心也。现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真存在，曾经参与都有，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价值。
对于南京中央政府，《宣言》予以否决。对于蒋主席，语言犹为激烈。现摘录有关文字如下：
慨自蒋中正窃党叛国，婪恶聚敛，以国币供其泛用，视府库殆为私产，千万百万，予取予携，用途不明，预算不立，而国家税收遂致抵押张尽。国家财产沦于破产；犹复倒行逆施，怙恶不悛，亲离众叛，罪已恶盈；本党所赋予蒋氏之职权，应即取消。其国府主席之资格，已不复存在。为此，宣言自五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再有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外债、内债，一律认为无效，特此宣言。
会议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取代南京中央政府，并责令蒋中正四十八小时内下野。
会议选举邓泽如、邹鲁、孙科、李文范为非常委员会常委。会议还决定了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和政府委员名单。
广州非常会议所组建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囊括了国民党内所有的反对派、北洋军阀官僚余蘖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的代表等。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六月二日，非常会议军事委员会成立。同时，组成了由陈济棠为总司令、缪培南为参谋长的第一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的第二集团军。
至此，南京、广州之间的党对党、政对政、军对军的对峙局面正式形成。不因为这，有分教：内争不息，亲兄弟争争吵吵为哪般；外患陡起，海面窜出虬髯精喝人血。正是：五千年文明遭荼毒，三万里河山被践踏。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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