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蒋校长接胡汉明通知，孙总理北上，经过黄埔军校时，要上岸视察军校工作。接电后，蒋校长与廖仲恺、周恩来等商量，准备用最高的礼节接待总理一行。廖仲恺对蒋、周等说：“总理患病已久，每次发作痛苦难挡，幸亏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这几日病情才有好转，正值冬季到来，北方更加寒冷，总理的身体如何吃得消呢？”蒋校长说：“待总理到来时，我等苦谏，请求他保重身体，暂缓北上，好吗。”廖仲恺说：“冯玉祥的电文几次催促，报上你们也看见了，这次总理北上，谁又能阻挡得了呢？”蒋校长有些心惊：“革命处于关键时刻，但愿总理能安全归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说：“吉人自有天相。我想，为了大众的利益，总理会战胜病魔的。万一有个不幸，我等只有继承总理的志向，奋勇前进。”蒋、廖二人以为然。
原来，孙总理在六月中旬参加开学典礼后回到广州，便议东征。时，谭延闿已为内政部长，见总理日夜工作，便劝：“先生，革命大业由我等支撑，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象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万一有个不测，那时叫我等如何向国人交待。”孙总理说：“我有两大心愿，那就是是东征、北伐，然后将中国建立成一个独立、完整、繁荣昌盛的国家。”谭延闿说：“那是我们革命者的共同心愿，望先生保重身体。”总理说：“我打算立即东征，祖庵，你负责北伐的准备工作，东征胜利之时，便是北伐开始之时。你要抓紧时间训练将士，准备好器械，定期北伐。”谭延闿劝：“先生，东征选一良将即可，为什么要亲自上前线呢？”胡汉明说：“目前陈逆势力还大，为防止桂系的陆荣廷联合对付我军，我们还是劝温树德的海军站到我们一边，剪除陈逆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选一良将率部东征，必大胜。”总理以为然，命蒋中正为长洲要塞司令，负责防卫工作。这时，汪精卫走了进来，说：“先生，军校有学生反映生活很清苦，又听说已有两个月没拨款了。”总理有些不高兴，说：“兆铭，军校的开支是财政部直接管理，你主要负责党务，还是让仲恺来处理这些事吧。”汪精卫退出。胡汉明接着说：“自平定商团叛乱后，仲恺筹款更加困难了。昨日为筹款事，仲恺与商团又发生了争执，估计这时仲恺仍在交涉。”正说间，门外汽笛鸣叫，林直勉走出去看后，回来说：“是廖部长回来了。”总理忙叫有请。见廖部长一脸疲容，总理有些心疼，说：“仲恺，筹款任务重，但也要注意身体呀！”廖仲恺说：“可恶的陈廉伯的商团，昨日答应拨款三十万给革命政府，今天去划拨，则支吾，费了好多口舌，仅划拨了五万。”孙总理回：“刚才汪兆铭言军校资金不到位，上月的款还差多少？”廖仲恺说：“昨日已将本月所歉的军费划给了军校。军校的经费都是当月到位。”总理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听说那个叫做周恩来的到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与介石的合作很好，这个年青人是浙江人吧？”廖仲恺说：“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人，他却出生于江苏淮安。周恩来办事能力强，工作又认真负责，是介石的好帮手。二人确实合作得很好。”总理把东征的事告诉他，顺便征求他的意见。廖仲恺说：“我认为展堂同志的意见很好。待时机成熟，一举而攻取惠州，既减轻了财政的紧张，又有充分的时间研究北伐，可谓一举两得。”因筹款忙，廖仲恺坐了一会，便起身告辞。
转眼间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胡汉明对孙总理说：“我革命政府 自取消商团陈廉伯的通缉令后，陈从香港回到广州有十多天了，现商团又兴风作浪。你看他们在城内，动不动就捕人，哪里把大元帅府放在眼里。”孙总理问：“据前日林直勉说，被捕的人在牢房里受尽折磨，如此下去不是向我革命政府示威吗？”胡汉明说：“今天是国庆节，城内在游行，恐怕事情就要来了。”正议论间，林直勉急冲冲地走了进来，对孙总理说：“先生，商团又在举行罢市了，这次罢市是本月的第三次了。他们在城里已开始构筑工事呢，看起来，这一次的来势比前两次更为凶猛，请先生立即采取措施。”总理说：“国庆节，他们在街上明目张胆的肇事，必有后台支撑。”突然，参谋赵宝贤进来，说：“大元帅，商团已向游行队伍开枪，刚才统计，被打死的有十七人，伤的不下一百人，被抓的还没统计。”总理大怒：“商团前次暴乱，姑且宽容为初犯，经教育后主动退还枪支。今又暴乱如此，再不惩治，必祸害人间。祖庵，你立即电令韶关警卫旅，深夜兼程赶到省城平乱。”胡汉明站起来，说：“先生，是否电告蒋介石，要他率长州要塞部队赶到省城协助平乱？”孙总理说：“可以。直勉，你以大元帅府的名义电告蒋介石，命令他就近指挥部队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赶到省城，参加平乱。”
平乱的战斗十分顺利，缴获商团枪枝三千余支，商会会长陈廉伯化装逃往香港。
广州既平，后方已完全巩固，总理准备北伐，但军队枪枝有限，有的部队，还有徒手的战士。许崇智建议：“若把平定商团的枪枝送到韶关，可装备一个旅。”总理想了一想，说：“你就以我的名义电告介石，让他把枪枝送来吧。”哪知连发两次电报，蒋中正回电予以拒绝。总理十分生气，亲自拟电文发出。中正接电后十分惊疑，对在黄埔军校的张继说：“黄埔仅这点点武装，又把它全部发给学生军。如将枪枝送到韶关，一旦发生战事，将如何应付？”张继说：“介石无忧，我立即前往韶关，面见总理，使他改变主意。”蒋中正说：“感谢张同志予以前往，并向总理呈述中的意见。”
总理正待大举北伐，突然传来从北洋军阀直系中分化出来的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的消息，而报上又公开邀请总理到北京主政。冯又连续几次电告广州，请总理立即北上。总理与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商量，决定北上。临行时，总理任命胡汉民为代理大元帅，全权处理革命政府的日常事务。到了十一月十日，总理发表《北上宣言》。在宣言中，总理暗示到北京后，将敦促迅速召开国民会议，废除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十二日，总理偕夫人随行。同总理夫妇北上的国民党文武大员还有：汪精卫、邵元冲、黄昌容、陈友仁、朱和中、李烈钧等。这天，总理登上“永丰舰”，在俄舰“波罗斯基号”护卫下，来到黄埔港，按照事先安排，总理视察军校后才北上。
来到军校，财政部长廖仲恺，军校校长蒋中正等接着。总理见军校师生以最高礼节——阅兵仪式迎接他，也很高兴。登上阅兵台时，只见场上彩旗飘动，全体师生“刷”地一声，一齐向敬爱的总理行标准的军礼。黄埔军人那威武雄壮的气势。犹如一尊尊天将下凡，看着这将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王师。总理十分高兴，连连向学员挥手致意。接着，阅兵开始，军校学员走着正步，在李济深将军的指挥下，呈方队向主席台迈过。看着这动人的场面，总理心里笑了：“多年来，革命几经挫折。今天，终于有自己的队伍了，虽然还不够强大，但毕竟是一支英勇善战，忠于革命的军队。这些年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因为时间紧迫，总理在军校呆的时间不宜过长，检阅后，总理对廖仲恺、蒋中正等人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又何危险之言邪？诸位同志不要担心余之安全……余所倡导的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学生，能吃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我之革命事业，必能继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既不能死，今有诸君，可完成吾之未竟之事业，则可以死 。”总理说话是那样平和自然，廖仲恺等早已伤心落泪。总理马上就要离开了，他握住蒋校长的手，说：“介石，望奋发努力，不要辜负了余对你的期望。”蒋校长心里在滴血，哽咽着对总理说：“先生的话，中记住了。望先生一路顺风，早日回省，中等好随时聆听先生教诲。”总理信任地点了点头。众人送总理一行上舰后，洒泪而别。
送走总理，蒋校长心里很不平静：“目前广州革命军虽有数万人枪，但番号复杂，编制多，实力弱。这些军队除许崇智的滇军和谭延闿的湘军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军队大多名不符实。且左右摇摆，一旦发生战事，许、谭与朱培德部尚能支持一时，要他们东征、北伐，哪里奢望取胜。要是那样，广州不保，军队的生存更是一句空话，不如招一些工农子弟，编入黄埔军，兵虽少，但战斗力强。任何一支大部队也是由小武装发展起来的……蒋校长把想法告诉廖仲恺，受到极大的支持。于是，他在广州招募工农子弟二千人，编成两个团，由何应钦、王登云任团长。沈应时、胡公冕、陈继承、顾祝同、蒋鼎文、季方、郑洞国等分别任各营营长。蒋校长对营团军官要求很严，而且排长级的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员。对这两个团，蒋校长亲自拟定了训练方案。看这仅两个团，其军事素质已非寻常军队可比。
话说陈炯明在惠州，听说孙总理发宣言北上，谭延闿又与北方军队激战于湘南，许崇智部驻防于石龙，而这些，都不能构成对惠州的威胁，时，陈廉伯的商团武装已被缴械。陈炯明准备独自行动。这天，他召集众将商议攻打广州的部署。只听他说：“孙中山已发宣言北上，现广州兵力有限，我打算乘此机会袭击，诸位以为如何？”大将林虎说：“虽孙中山北上，谭延闿、许崇智部仍在各地驻防，此时的广州军队尚有两个旅的兵力，如果防守得法，我军一时半会也不能攻克。我认为，要攻取广州，应先离间广州军内部，将杨希闵、刘震寰二部拉过来，至少使杨刘二将保持中立。这样，我们出兵胜利的把握就大。”洪兆麟说：“林兄之言有理。听说杨刘二部已有两个月没领军饷了，现二部军心涣散，总司令可许诺重金与杨刘二人。二将见钱眼开，不会为广州军出死力。”黄大维此时已投奔陈炯明，说：“杨、刘二将现为广州军的主要战将，此时要他们反广州政府，如何能够。”叶举说：“此腐儒之见也。杨、刘二将归附广州政府，是害怕谭、许联军将其消灭。二部战斗力历来不强，经不起广州军一击。现我军兵强将勇，总司令对二将又恩威并济，不愁杨、刘二将不反。如广州军内乱一起，必势弱，我攻之必克。望总司令采纳林兄之言。”陈炯明大喜，立即派人以杨部军饷三十万，刘部军饷二十万的许诺，请其反广州革命政府。正如叶举所料，杨、刘二将果然见钱眼开，当即同意保持中立。陈炯明十分高兴，下达向广州进军的命令，并任命林虎为前敌总指挥，洪兆麟、叶举为副总指挥，起兵十万，浩浩荡荡向广州杀来。
消息传到广州，代理大元帅胡汉明召集高级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叛乱，同时又电告北京患病的孙总理。
参加军事会议的战将有谭延闿、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廖仲恺、朱培德、蒋中正、李济深等。胡汉明说：“陈逆乘总理北上之机，倾巢出动，向我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扑来。现叛军兵分三路，中路军由洪兆麟率领，由惠州出发攻石龙。这一路是叛军主力。刘志陆率左路军一路扫荡，已离博罗不远。右路军由林虎亲自指挥，向我广州侧面杀来。诸位将军有何高见，以退叛军？”许崇智说：“陈逆反复无常，此次进犯，已是蓄谋已久，我军应分兵三路以退敌。”蒋中正说：“正如刚才许司令所说，陈逆起兵十万攻我，不足为惧。首先，陈为反叛，内部必生混乱，战斗力不强；其次，我军为仁义之师，又师出的名，百姓向着我，我们对敌是革命军队对付反革命的军队。再次，我军士气极为高涨，战场上无不以一当十，我黄埔学生军愿意上前线，”胡汉明说：“黄埔学生军乃未来的栋梁，岂可轻而动之。”蒋中正：“大元帅说得是，但黄埔学生军上战场，是锻炼，是书本知识与实际战场相结合，‘好钢必经炉火炼’，栋梁也要在战场上才能显现。因此，学生军上战场，有百利而无一害。请大元帅发令吧。”杨希闵说：“我的建国滇军愿打头阵。”刘震寰一听，连忙说：“我的建国桂军愿听大元帅指挥。”胡汉明说：“总理在北京也发来电报，命我们坚决平息叛乱。既然诸君信心十足，胜利就有保证。现在，我命令杨希闵同志为平叛总指挥，所有部队悉听指挥。”按照胡汉明的命令，广州革命军分三路迎敌：杨希闵居左路，约三万人，迎林虎。许崇智为右路，约一万二千人，战洪兆麟，刘震寰部有六千余人，为中路，救博罗。
广州革命军迎战陈炯明。历史上称为第一次东征。东征的激战区在南部，也就是许崇智的右路军，蒋中正任参谋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另有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右路军所部辖两个师又两个旅，另外还有黄埔军校的两个团。
许崇智命蒋中正为前敌总指挥，又命警备旅和黄埔军为先锋。由于黄埔军纪律严密，士气高涨，沿途老百姓热烈欢送。各地青年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威不可挡。接连攻下东莞、石龙、平湖、深圳。许崇智和蒋中正向北京病重的总理报捷。十四日，蒋参谋长指挥右路军包围淡水。淡水踞惠州七十里，为惠州屏障。陈炯明部将熊略把守。当晚，许总指挥与周恩来、加伦等商量，决定兵分三路攻城，留西门让敌撤退，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第二天拂晓，蒋参谋长发出总攻的命令。教导团从东门、第三师从北门、第四师从西门同时发起进攻。那教导一团、二团多为黄埔学生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在小钢炮的配合下，奋勇攀上城墙，与敌血战，将敌人打下墙头，然后乘势冲入城内。熊略大惊，连忙组织反攻。教导一团七连连长孙良无法抵挡敌军的强大进攻，擅自撤退，被冲上来的蒋参谋长挡住，立即执行战场纪律：就地枪决。二营营长沈应时负伤，坚决不下火线，一直坚持指挥战斗。下午，洪兆麟援兵赶到，被挡在十里之外。许崇智急调两个师协同作战，双方杀得难解难分。蒋参谋长命警卫连长陈诚率两个连猛攻熊略的指挥部。那陈诚左手持枪，右手握刀，高喊：“弟兄们，冲啊！”陈诚个子不高，打仗十分勇敢，你看他遇近的敌军用刀砍，稍远的用枪打，一枪一个，枪枪不落空，连续杀死十多个敌军，其它官兵见此，也奋勇冲杀。这三百人的队伍，犹如猛虎下山，冲向敌军，势不可挡。蒋参谋长见此，命右路军一起冲锋，熊略害怕，连忙撤出西门。走不到两里地，突然一声枪响，一股部队冲出，又经一阵拼杀，熊略见突围不成，举手投降。淡水之战结束。
淡水一战，右路军俘虏敌军一千三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一千二百余支，取得 了东征以来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为表彰奋勇杀敌的战士，蒋校长将沈应时提为二团团长。王柏龄为军校参谋长，一团团长何应钦记大功一次。
右路军攻下淡水，乘胜前进，先后攻取海丰、陆丰、平山、晋宁、湖州、汕头。洪兆麟率部逃走。
左路军总指挥杨希闵、中路军总指挥刘震寰率部攻林虎。由于与陈炯明先有勾结，后又接人钱粮，故杨部进入博罗，刘部进入飞鹅岭后，便停军不前。因右路军战事激烈，林虎通过对杨、刘二将说和，亲自提一支二万人的队伍穿过二将防线，从兴宁、五华直插入右路军侧翼，图谋在棉湖、鲤湖一带围歼立脚未稳的右路军。三月十三日，林虎与许崇智部在棉湖一带展开激战。何应钦的教导一团首先向林虎部进攻，但很快被林军包围，何命四个营拼命抵抗，苦苦撑持到中午，沈应时率二团赶到。二团杀开一条血路，冲进包围圈，与一团并肩作战。但敌军仍五倍于义军，在最危急时，警卫团冲了上来，这支生力军从林虎侧背突破，打乱了林军阵脚。何应钦大喜，抓住战机，里应外合，林虎被打得大败。但广州革命军教导团也阵亡六百人，其中军校学员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蒋校长十分悲痛。由于潮汕地区的青年踊跃参军，蒋校长将部队扩编为一个旅，由何应钦任旅长。十九日，右路军占领梅县，林虎、洪兆麟率部逃走。
第一次东征结束，革命军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再说孙总理偕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部分大员离开黄埔，乘舰来到香港，然后改乘日本“春阳丸”号轮前往上海。十九日，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于佑任、戴季陶、居正、宋子文、蒋作宾等数千各界人士到码头迎接总理。在欢迎的人群中，段祺瑞的代表光云甫、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上海住下后，总理与于佑任、宋子文等反复商讨这次北上要解决的问题。宋子文劝总理在上海先治疗一段时间的病再到北京。总理不肯，夫人苦劝，总理只好答应在上海停留七天，顺便与在沪的各界人士商讨国事。第二天，总理在医院作了全面的检查，回到上海的寓所，已是下午的五点了。忽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访，总理亲自到门口迎接。马伯援对孙总理说：“冯将军渴望与先生早日见面，望总理早日抵京。冯将军坚决拥戴先生入主北京，完成先生倡导的主义。为捍卫共和，冯将军已下令将退位皇帝溥仪逐出北京故宫，并骋请贵党的吴稚晖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到北京后，先生的主张会得到全面的贯彻。”
由于上海各界领袖的争先拜谒，而每天的日程又安排满满的，先生的病只能在住所诊治，居正见此，对总理说：“这样下去，病如何能治，不如住院治疗。上海各界代表拜谒先生可到医院。这样才两不误。”宋子文不同意他的话，说：“居正同志的话行不通。不如立即起程到北京，先生的随身医生医术颇高，多准备一些药物，这样才两不误。在上海呆的时间越长，对先生的身体不利，也对国家不利。因而，先生最好明日就启程。”总理以为然。第二天，汪精卫劝：“北京政府现又掌握在段祺瑞的手中，段虽派代表来迎接先生，但沿途各地军阀割据，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哪样事情做不出来。先生走陆路，安全难以保障，不如改走水路，转道日本，经天津，虽多行几日，却很安全。”居正、宋子文等以为汪的话为对。二十三日，总理乘“上海号”日本客轮出发，在海上行走五天，到达日本的神父。由于旅途辛苦和频繁的社会活动，总理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客船来到天津港，天津各界人士十多万人到码头迎接，看着那动人的场面，总理十分激动，虽然寒气袭人，总理仍摘下帽子长时间的向欢迎的人群致意，以至受寒着凉，患上了重感，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时，传来段氏执政府已知照各国公使，表示愿意尊重原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得此消息 ，总理十分气愤，对身边的许世炎说：“我在《宣言》中，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他段氏一上台，便把那些扔进垃圾堆里的陈规烂条捡起来当国宝。”许世炎无言以对，只好用言语宽慰先生，要总理保重身体，到北京后再论短长。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使总理大失所望，愤怒的心情难以抑制，这些精神负担，使得病重的身体更加虚弱，只好把北上的时间推到十二月的三十一日。
北京的一月，十分寒冷，这天，是一九二五年的元月二日，在北京车站，站满了十多万冒着凛冽寒风的各界人士，他们翘首以望，等候着总理列车的到来。当总理乘坐的列车缓缓进入车站时，那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总理在这盛大的欢迎场面中登上站台，面对激动的大众，他发表了书面讲话。他说：“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重地位权利。唯满清虽倒，而自由平等早被其兜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于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几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艰，吾向诸君缓述。唯今日报闱恙，不得不稍候时日。”
在冯玉祥部将鹿钟麟的安排下，总理住进了北京饭店。不久，又把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作为行馆。一月十七日，为坚决反对段祺瑞已经决定放弃国民会议，包办“善后会议”的主张，总理发表《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电》。对段政府予以十分严厉的驳斥，并提出了补救主张。二月一日，段政府不顾总理的坚决反对，公然召开“善后会议”。这次大会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愿。总理号召所有的国民党员拒绝出席会议。第二天，广州革命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 ，反对“善后会议”。
总理在北京，虽病情日益严重，乃日夜不停的工作。夫人宋庆龄秉烛陪同，虽几多劝解，哪里能放下手里工作。到了十五日，总理病情加重，体温也高低不定，最重要的，已不能正常进食。夫人一再劝说。又加上汪精卫等的反复呈述，方住进协和医院。院方当即决定手术。下午六时，手术开始，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以及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等在外等候。手术由外科主任邵乐尔主刀，院长是总理的好朋友。邵乐尔打开总理腹腔一看，不禁惊呆了。只见腹腔表面网络和大小肠表面长满了大小肿块，腹腔内的器官已发生粘连。邵尔乐只好从肝脏上取一块组织交化验。化验室经过认真取样，结论为晚期肝癌。手术的第二天，孙总理利用刘瑞恒院长看视的机会询问病情。刘院长知道无法瞒住学医出身的好友，只好含泪如实相告。总理听后十分平静，他对刘院长说：“感谢你，我亲爱的好友，死不足惜，只是革命未成功，我的心不甘，但愿我的诸同志努力奋斗，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刘院长十分感动。一时，夫人进来，总理对他说：“你尽快与李幼常联系，我到北京已有时日，我很想见他。”夫人连忙吩咐秘书与李大钊联系。第三天上午，李大钊从乡下赶回，总理对他说：“幼常，见到你我高兴啊，我有多少话想对你说，不知你近来如何？”李大钊说：“先生保重，以你坚强的毅力，是不会出事的。我的身体很好，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等你身体康复后，我们在详谈，好吗？”总理笑了笑，说：“幼常，我的身体还能康复吗？不能够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就要开了。我党已决定坚决地抵制。你是共产党的领袖，我非常相信你，我认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你说呢？”李大钊说：“先生，国共两党都在你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我们携手，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关于段政府的‘善后会议’，我党已声明：坚决反对。因此，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总理点了点头。二人就当前的革命形势及党的任务进行了探讨。谈得正浓时，护士进来，催促李大钊离开，临行时，李大钊握住总理的手，说：“先生，我们会遵照你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安心养病吧。‘吉人自有天相’，你会好起来的。”尔后，李大钊又来看望了总理几次，终因病情恶化，只作短暂的看望便辞出。
二月十八日，刘瑞祥院长认为总理的病已无法治疗，建议总理回寓所，用中医进行保守疗法。
二月二十四日，孙科、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经夫人同意，请总理留下遗嘱。三月十日，总理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接受医生的建议，签署遗嘱。遗嘱由吴稚晖起草，总理在孙科拿着的遗嘱看完，签上自己的名字。笔者将遗嘱予以录下：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余年，其目的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取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总理签署的第二份遗嘱是《致苏俄遗书》，也由吴稚晖起草，内容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大联合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真理的遗产。帝国主义的难民，将借此保卫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取解放。
我遗下的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与羁缚。为达此项目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须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好及盟国而欣还强盛独立之中国，而两国在争取被压迫民族自由中携手前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平安。
中国国民党总理 孙中山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孙总理签署的第三份遗嘱是《家事遗嘱》，内容为：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与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已自立。望各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总理在〈《家事遗嘱〉》签署后，孙科、戴恩赛、邵元冲、吴稚晖、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签字证明。
遗嘱签完，总理无不预感地对护士说：“谢谢你，你的工作已快完了。”望着慈祥而骨瘦如柴的总理，护士伤心地哭了。一会，总理又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对围在病床前的宋庆龄、汪精卫、孙科、陈友仁等人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求和平，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生死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君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主张。则本人死也瞑目了。”说到这里，总理的声音逐渐微弱，喘息声渐大。一会，又昏了过去。下午四时，总理醒来，看着身边的同志，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了，四面都有敌人，你们是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被敌人软化。”这时，孙科、汪精卫、于佑任等走了进来，总理用微弱的声音对他们说：“革命大业，党务委托于兆铭同志，军事只有依靠蒋介石同志了，政治委托于廖仲恺、胡汉明同志。”总理昏过去每次醒来都有交代，。这次醒来，只见嘴唇动，听不见声音，夫人俯下身子，只听总理用微弱的声音对她说：“我死后，希望你与诸同志一道，为三民、五权而奋斗。”夫人含着辛酸的泪水，答应了总理的最后的嘱咐。深夜，总理又醒了过来，看着身边的同志、战友，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同志们，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和平、奋斗……救中国！”
中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五十六岁。
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出，举国哀痛，哭声震野。有分教：山河痛哭，国父英灵照九洲；大地哀鸣，总理功绩传万代。正是：伟人长眠紫金山，几多英雄几多拜。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