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接下来该说说这个故事的女主人翁——顾春。

该从何说起？老土陷入了沉思。许许多多的画面在老土眼前掠过。竟没个头绪。

在讲顾春的故事之前，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老土，那就是：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灵魂?上帝存不存在？记不清在什么地方曾看到过这样一条记载，说一群科学家将一个濒死的人测量了体重，然后在这个人死后再测量了一下体重，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这前后两次体重竟相差0.00046千克。也就是说，人在活着时候有那么46毫克重量是属于精神的东西。科学家认为，这46毫克就是人灵魂的重量。虽然这是讫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关于灵魂是否存在的科学实验，但老土似乎找到了灵魂存在的证据，而且，宁愿相信其存在的理由。因为相信灵魂的存在，所以上帝的存在也就理所当然了，否则灵魂由谁来管理？

那么，上帝也是有灵魂的吧。

如果说上帝是有灵魂的，那么起码来说这个灵魂不再值得那么多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敬仰。善于忘记痛苦的人们是最宽厚的，他们一边承受着上帝的不公，一边虔诚地拜倒在他的脚下。而上帝则装出一副受难的样子，引诱着更多的殉难者前赴后继地踏上那条不归路。这就是上帝险恶的嘴脸。

值得叹息的是，中国人虽不相信上帝，却愚蠢地爱上了耶蘇的堂兄们——菩萨。当然，受功利驱使，大多人比较喜欢姓“财”的那位堂兄。

因为做生意，顾春家里也供上了财神菩萨。对于这种仅限于心理按摩的行为，身为高级知识份子的顾家一家之主顾远文甚为慎重。在选择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上他产生了根本上的动摇。不过，在严峻的生活面前，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但他在内心给自己做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唯物主义不就是一切向物质看嘛，我这也算是唯物主义了。

顾春的家不算是三化厂里最穷困的。起码，她十八岁生日这天得到了一件称心的生日礼物。

三化厂坐落在这所城市的边缘，这是家已停产近三年的国营老牌企业。陈旧的设备，落后的技术，再加上一次又一次走马灯似的更换领导，一个老牌的国企就那么瘫在了那里。宛如一个巨形大汉倒在路旁而无人能扶他起来一样，三化厂倒在这城市的一隅，无声无息已经三年。往昔的火红和热闹，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原来人来人往，穿织如梭的厂区道上，早已蓑草丛生，青苔遍布。满布积尘、蛛网的厂房内更是成了老鼠和昆虫、鸟类的天堂。受三化厂影响，连四周的商场，餐馆，小店也纷纷迁移或关闭，使这本来就偏僻的城区一角更显清冷。三化厂已成了这座城市贫穷和低等的代名词。生活在这所城市的人们在说到贫穷时，就会不自觉地想到三化厂，在形容某人下作、低级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说：“看他那样子？一个标准的三化厂出来的。”

人们这样说三化厂不无道理，因为三化厂其实早就该倒闭了，但却仍挂着牌子不愿取下。厂里虽然发着15%的工资，也全靠银行贷款，几万员工散布在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尽干些外来民工，或乡下人才愿干的脏活，苦活。人穷志短，人们可以经常看见三化厂的人与外来民工为争一个三十元的掏下水道活儿而大打出手。所以，三化厂的倒闭，不但令三化厂名声远播，更令三化厂的职工受到一种歧视。

父亲顾远文笑眯眯地走进家门时，闻到了一阵肉香。

今天是女儿的生日，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称上几斤肉，炒两个香喷喷的菜，已是许久都不敢奢望的事了。全家也是借这个机会，一来为顾春过生日，二来打一顿牙祭。妻子杜梅直到下午才到市场赶着割了几斤肉，这中间有个窍门，下午割肉一是价钱更便宜，二是肉经一天下来，水分干了，割的是净肉了。他们全家把这肉有个叫法，叫“纯净肉”。这名还是儿子小满取的，小满十四岁，整天脑壳里全装的就是“纯净水”，“鲜橙多”一类的流行饮料，只是从未有机会试过“纯净水”到底与家里自来水有啥区别。

今天，顾远文在街头徘徊了一个下午，人群堆里东看西看，最后牙一咬，还是走进了一家店门。

暖冬的斜阳洒在他清瘦的脸上，令他不得不眯上了一双眼。灰旧的一套绒服皱巴巴的，一双脏兮兮的大头皮鞋各补了一个块，令他看上去不象未满五十，到象已经六十好几了。而他这一身穿着，更象是乡下来城里探女婿的岳父，而不象一个有着名牌大学学历的高级工程师。

他先前已在这里走过了几次，听着进出的女人或小姑娘跟店主讨价还价。他荷包里揣着仅有的三张十元的钞票，目标明确，态度坚定。

他说：“大姐，这条围巾三十元，卖不卖？”

店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少妇，看了看他，说：“三十元？我进价都要三十五。老师傅，你莫乱喊价。”

他再一次坚持说：“三十元，卖不卖？”

店主说：“再加五块。”

他假装扭头就走。刚走出三步。

后面店主说：“转来转来。我看你是真心要买，你也看到了，人家都是四十，我看你都转了一个下午了，买给你，只当做送你算了。怎么样，是送女儿吧？”

他舒了口气，说：“女儿满十八啦。”

对于店主的狡猾，他洞悉分明，定价准确。我都是练摊的。他想到这里，爬满皱纹的脸，笑了。

对于父亲送的这条围巾，顾春格外珍惜。她只在生日的当天围给父亲看了看，然后就将它叠得齐齐整整地收进了衣橱里。要知道，这三十元钱是母亲早上让父亲去医院做检查的。但顾春对这条围巾已看了很久，女儿的心事，还是父亲最了解。

能够给女儿买一条围巾作为生日礼物，如今对于顾远文来说实在不易。要知道，他这一辈子在厂里唯唯喏喏，好不易凭着名牌大学的学历才弄了个高级工程师，眼看就有点出息了，可是老天不作美，厂子说垮就垮，工资一年前就停发了。大家闹也闹了，市里的头头也几次来厂里解决过，但毕竟几万人的大企业，年年亏损，积重难返。有门路的，见势不对，立马撤退，早早的调了单位，或者年轻的便各自找了新的工作。只有他们这批，年龄不上不下，走到哪里人家都皱眉。也难怪，谁想要个半老不老，混个三五年就要退休的人呢？

他是有学历的，而且他毕业于一所相当有名气的大学。本以为荷包里揣了这张学历证，找个一般的工作，不说手到擒来，至少也是相当容易的事吧。但他学的专业却很难找到个合适的工作。再加上他在三化厂一直搞技术，嘴上功夫从未练过，一副见了人公事公办的样子，所以在求职时，人家也公事公办了。在东奔西走，四处遭到婉言谢绝之后，他才清楚地认识到，如今，光有学历，没个三姑六姨当官掌权，你就是拿了金质学位证去，也照样碰壁。何况，有象他这样学历和工作经验的失业者也不止他顾远文一个。只是，他们夫妻都在三化厂，这下双双下岗，凭着政府每月救助的二百四十元钱，一家四口的生计就成了问题。

开始时，他相信政府不会抛弃他们，毕竟，这天下还姓共，共产党他一心为民众，歌里不是这样唱的嘛。以前，年年厂子里歌咏会必不可少的曲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相信不会白唱。但一年下来后，积蓄一天天减少，日子一天天艰难。眼看一家四口，顿顿青菜萝卜的日子都撑不了多久了时，他才开始与老伴商议应急之策。在与老伴合计多日，再三斟酌，直到亲眼看着邻里的张工和老伴终于下海，投身到卖小孩棉衣棉鞋的商海中后，他们才决定也做点小生意。

“中国人太多，政府救不了咱，咱就自救吧。”一向忍辱负重的他对老伴说。

顾远文夫妻都是从北方随三化厂南迁来的，当时他还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帅小伙，杜梅也才走上工作岗位没几天，厂里举行联欢会，爱唱歌的杜梅和会拉手风琴的顾远文就在那个联欢会后相恋了。东北长大的顾远文只有一个姑妈，生长在天津的杜梅父母早在文革中死了。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年，无私地为这城市献出了青春的他们，现在，当面临需要这所城市的帮助时，却发现这座城市对他们并无亲切感，他们，永远只是这座城市无法认亲的私生子，任其在困苦的泥淖中，摸爬滚打，艰辛求生。周围，是一群跟他们一样生活维艰的人，所以也无法筹措到更多的资金，好在夫妻二人都是勤俭的人，家里多少还有点积蓄。利大本大，他们不敢奢望能发什么大财，何况凭顾远文夫妻的经历，他们也没有卓越的经商天才。他夫妻就在厂门口街道边摆了个小地摊，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二人就得慌忙地去抢占地形了。夜市六点开幕，直到深夜收场。因本钱小，也就只卖些汗衫，棉袜，内衣之类。每月下来也就五六百元钱的利润，够一家子生活了。

然而，这却是个时刻充满快乐的家庭。风趣的丈夫，温柔的妻子，懂事的儿女，活泼的儿子，在苦难的掩盖下，快乐时刻会掀屋而出。至少，在顾远文没有生病之前是这样的。

顾远文心中最大的骄傲就是女儿。

但他从不在语言上表露出来。眼看着女儿一天天出落得象朵盛开的花，他看着心里喜滋滋的。顾春是个懂事的女儿，弟弟小满读初二，家里一切都是由她操持。洗衣做饭，扫地擦屋，油盐柴米，甚至于管教小满，她都一手揽了。《红灯记》李玉和有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的，现在顾春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虽然她操持着这个家，但顾春的学习却一点没拉下，照样年年在班里头一二名。在家里，顾春是个好女儿，在学校，顾春是个好学生。她天承了母亲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而鼻子却象父亲那样直而小巧，配上一头乌云似的长发，有些象琼瑶小说中的描写的那些女主角。这使她成为不少男生暗恋的对象。她会时不时收到某男生递来的小纸条，上面写些爱慕的话或者一首不知从哪本杂志上抄下的情诗。顾春对这些字条到是每张看的很仔细，有时嘴角就会泛起笑意。象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有人爱慕，被人追捧，即便瞧不上对方，心里也是甜丝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