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钟市长正与民政局几位正副局长商量研究拦路上访的事，某镇委书记便打电话证实了确有其事。他说，今天一早，遇到一个复员军人，和他谈起来，果然就承认那些参加过反越自卫战的复员军人已经组织好了，要拦路上访。钟市长问：“那复员军人现在在哪？”镇委书记说：“在我办公室，他一跟我说这事，我就打电话向你汇报了。”钟市长说：“你留住他，我现在就赶过去。”放下电话，他带上民政局长，分管转业复员军人工作的副局长便赶去那个镇了。在车上，他打电话给李向东。他说：“复员军人拦路上访的事已经确凿。”李向东问：“他们采取什么形式？是集中上访，还是分散上访？”钟市长说：“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现在正往下面赶。”李向东提出一个新问题，问：“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钟市长说：“我这边只有民政局的几个正副局长知道，镇下面就不清楚了。”李向东说：“尽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担心，这事传出去后，其他人，其他事也跟着有样学样，趁着地级市委在市县召开现场会的机会，大搞集体上访。他打电话给黄，并指示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马上来他办公室。他对先来到他办公室的黄说，正如我们所料，有人要趁这次现场会进行集体上访。他说，钟市长正火速赶往下面镇处理这件事。他说，为了防止这件事影响范围扩大，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上访事件，立即要求各镇，各单位密切注意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确保现场会期间，不出现类似事件。他说，尤其是对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多年无法解决，群众意见比较大的镇和单位，更要高度关注。李向东说：“你告诫各镇各单位，在现场会期间，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出现上访事件，将直接追究一把手责任。”既然上级对唯稳工作要求如此严格，强调出现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要追究本地一把手的责任，那么，他李向东作为市委书记，就也只有依样画葫芦，追究下一级的责任，不这么一级级施压，他李向东能抓好社会稳定吗？他李向东能扛得起这责任吗？黄说：“我这就去部署。”李向东又叫住他，说：“我就坐镇办公室，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黄出去后，李向东便在办公室里踱步。他想，自己这么郑重其事，是不是有点惊弓之鸟，是不是有点谈虎色变？群众集体上访真的就这么可怕吗？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成天都在说，要多多聆听基层的声音，听听群众的声音吗？群众上访难道不是群众反映真实情况的一种最直接的形式？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地方官员，有些群众上访所涉及的问题，他是非常希望上面听一听的，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比如，我们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不能否认，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失误，由谁埋单，由前任埋单吗？这似乎不可能，由现任卖单吗？似乎又有点勉为其难。那么上级是否在承认失误的前提下，制定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减轻下面负担呢？镇级经济的现状，就是一件很让人担忧的事。虽然市县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总体而言，还是不容乐观。比如，这些反越自卫战的复员军人，上面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制定一个硬性标准，让下面执行起来有据可依？当然，这些话，他不能向上面说，每一个官员都不可能傻到这种程度！他感到可悲的是，他不能说，而某种制度又要求他必须捂紧盖子，不让下面说。公安局长敲门进来的时候，李向东把即将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要求，现场会期间，各派出所公安干警要积极配合各镇，各单位做好唯稳工作，要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群众集体上访问题。他说，如果出现上访事件，各地各单位必定会采取一些化解行动，而在这个化解过程中，公安干警要维持好秩序，确保不发生偏激的打斗事件。他强调，事件没发生之前，要做到内紧外松，千万不要起到火上浇油的反作用，更不要让群众误以为要对他们实行镇压。事件发生后，要选准时机，控制字面，维持好秩序。李向东说：“要切忌，我们面对是群众，而不是犯罪嫌疑人。”公安局长笑了笑，说：“你这要求也太高了。”他觉得，按照他和李向东的关系，气氛不应该搞得那么凝重。李向东却说：“这要求一点不高，你必须做到，你的公安干警必须做到！”公安局长再不敢笑了，双腿一并，“啪”一声说：“坚决完成任务！”李向东也干脆，说：“好吧！你回去安排吧！”此时，钟市长这边的气氛却缓和得多了。他一进那镇委书记的办公室，便紧紧地握住复员军人的手，连连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位复员军人也连连说，应该的！应该的！这时候，钟市长才认真打量面前这位长得并不高大甚至有点矮小的复员军人，只见他一脸黧黑，削瘦干练，貌似在哪见过。钟市长说：“我们见过面？”复员军人点点头说：“见过，是见过。”钟市长“哈哈”笑了起来，说：“在劳模大会上，我记得，是我给你戴的大红花。全市的大耕户，刘全。没错吧？我这记性还可以吧？”刘全腼腆地笑了笑，说：“市长的记忆真好！”镇委书记说：“钟市长的记性是全市有名的，只要他正式认识的人，就那么一次，也过目不忘，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是哪的？是干什么的？”刘全是一九七八年的兵，那年刚高中毕业，才十七岁，就虚报年龄当了兵。第二年就赶上反越自卫战。他所在的部队从中越边界一直打到谅山，一个连百多人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而刘全却奇迹般地分毫无损。他所在的部队撒出越南后，他又在部队呆了几年，便复员回到了家乡。那时候，也没说有多光荣，自我感觉是很应该的，当兵嘛，哪有不打战的？哪有不准备牺牲的？自己没牺牲，也没负伤，反倒觉得很遗撼，不像他那副班长，受了两处伤，如今身上还留着一块弹片，见了人就提起越南的事，说那战打得多惨烈，说得激动，就拉起衣服让人家看那身上的伤疤。刘全虽然也谈越南那场战争，却谈得一点说服力也没有。人家问他，你负伤了吗？他摇摇头，人家便问，他是不是饮事兵在后方做饭的？等战斗打得差不多了，才挑着饭菜上前线？有的人甚至说，刘全根本就没上前线，当兵那几年，当的是猪倌，在后方养猪，别说没上过前线，就是连枪也没放过。刘全怎么喊冤也没用。或许，就是因为没有那种光荣感，刘全便觉得自己回来当农民也很正常，复员了，回家乡种田也没有大不了的。那些年，村里有些人进城里打工，许多田荒置了，刘全觉得挺可惜，再说种田技术也提高了，没以前那么累，他就跟人要了那些田耕种。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时候，荒置的田依然要交农业税，有人愿意耕种，愿意替你交农业税，谁还不乐意。刘全耕种的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就觉得应该购置手扶拖拉机。这手扶拖拉机，农忙时，可以耕地，家闲时，可以搞短途运输，也划算，于是，便向银行贷了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