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军区还有足够的兵力，现在就抽调武汉和南京方面预备队，这样作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了！”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国战略指挥中枢内，副总参谋长李祖康显然对此刻便大规模的动员担任战略预备队任务的武汉军区所属的2个集团军北上的部署颇有些疑惑。在他看来尽管北京城内的战事进展并不顺利，先期空降的苏联空降部队的2个伞兵师和1个独立伞兵团的抵抗虽然远比想象中的顽强，但是在残酷的巷战中，缺乏后援的伞兵显然无法承受巨大的伤亡消耗。

“老毛子的空降部队绝不是一颗孤子。相信很快其庞大的装甲集群便会席卷而来。”总参谋长曹阳此刻所看到的现在不仅仅是北京城内那狭小的战场，他的目光所关注的是中苏、中蒙之间那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三北其他几个军区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曹阳转过头去向站在一旁的戚度问道。“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失去了‘东方红’2号。其他有线和无线通讯联络也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干扰和压制……。”戚度有些为难的回答道。

在通信卫星出现之前，远距离的两地之间要进行通信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电缆，另一种是用地面无线电设备。用电缆进行通信，保密性好，传输也比较稳定，但是敷设和维护电缆的成本昂贵。而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而需要架设巨大的发射和接收天线。而在军事上要摧毁这两种通讯手段都并不困难。在苏联空军的首轮打击之中，以北京为中心的中队的战略通信指挥网便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

而50年代末，在美、苏冷战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航天科技，使得人造通讯卫星越来越受到重视。1963年2月，美国首先发射了一个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在由美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南日本等14个国家联合成立的“国际通信卫星财团”的支持下，美国和北约方面已经陆续发射了多颗试验的和实用的军用通信卫星，形成了几乎覆盖全球的军用卫星通讯网络。

而在这个方面莫斯科方面也不遑多让，正是通过数量庞大的“闪电”战略通信卫星组成了空天通讯网络。苏联总参谋部和各战区指挥部才与前线各武装部队之间保持着顺畅的无线电通信。而从1980年开始，在位于在莫斯科通向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铁路干线上，无数趟军列将大批物资和人员送往建于一片辽阔的平原和沼泽之上的“卫星之城”—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

在基地的支援中心内，这些零配件被组装成可以直接扣响天空之门的运载火箭和军用侦察、导航、通信、气象等各种卫星。尽管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的名气远没有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加加林从那里走进太空，开始人类首次太空之旅的拜科努尔航天基地那般响亮。

但是由于这个发射场所处纬度较高，可以利用高纬度来发射大倾角卫星，可以满足侦察卫星和气象卫星对地球进行大范围全球覆盖的要求。因此事实上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远比坐落在哈萨克斯坦的半沙漠地区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繁忙的多。在莫斯科大规模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几乎每周发射一颗卫星。这个发射场的作用与美国范登堡航天基地相当。

1枚“质子”号大型运载火箭一次可以8颗“宇宙”号战术通信和转储型卫星，卫星送到距离地面800公里和144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借助着这些太空中的通讯中枢，此刻海量出动的苏联空军的战机和海军的舰艇可以与各级基地之间保持着几乎无间隙的战术通信。

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相比，刚刚走出动荡和纷乱的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仍处以起步阶段。直到1984年4月8日，中国才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通过“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尽管这只是一颗试验卫星。但是伴随着“东方红2”号于4月16日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通过卫星上配置2个C波段转发器，中国毕竟开始了使用用自己的通信卫星进行卫星通信的历史。

但固定在地球同步轨道之上的“东方红2”号可在每天24小时内进行全天候通信，包括电话、电视和广播等各项通信试验。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便成为了苏联国土防空军的目标。尽管早在1959年6月19日，美国空军便利用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向近地轨道发射了一枚“勇敢奥利安”卫星拦截弹，成功摧毁在轨道已经报废的“探险者－4”号试验卫星。但是在这个领域苏联人却一直比华盛顿走的更快也走的更远。

莫斯科很早便认为，未来太空作战主要对象除了美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在空间轨道遂行各种军事使命的敌对侦察、通信、导航和气象卫星等航天器。因此在先发制人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下，美国所拥有人造卫星便成为了战争初期首先要摧毁的目标。基于这一构想，苏联很快拿出了五种卫星拦截器的研制方案进行讨论。

而IS—卫星歼击机系统仅是5套方案之中最为简单和经济实惠的一种。由萨温领导的第一特种设计局和切洛梅领导的第52设计局所设计的卫星歼击机系统抛弃了最初的安装核弹药和轨道地雷等较为复杂的设计构想，采取了结构简单、研制时间短、装备部队快和花费少等设计思路。因此与综合其他4套方案，直到1982年才成型的“安泰”空间拦截系统相比，IS—卫星歼击机系统早在60年代末便已经酝酿成熟，苏联国土防空军从1972年开始列装这一武器。为了迷惑美国方面，这些卫星杀手采用的是苏联民用卫星所常用的“宇宙”代号。

摧毁一颗固定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通讯卫星对于苏联军方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的难度。因此在这次行动之中苏联方面并没有使用后来被称之为“武装卫星”的“极地”系列反卫星武器，而是几乎只是消耗库存般的拿出了70年代列装部队的IS—卫星歼击机系统

一个完整的IS—卫星歼击机系统由卫星歼击机、大功率运载火箭、卫星歼击机和运载火箭发射装置、地面指令计算和测量站以及地面指挥所组成。在使用大功率运载火箭将卫星歼击机送入预定轨道之后，卫星歼击机开始按照在地面储存的敌卫星轨道参数进行修正，在使用多次点火轨道机动发动机实施变轨飞行接近目标的同时，歼击机机上所安装的雷达开始工作，在距敌对卫星一定的距离引爆战斗部。

为了摧毁中国唯一的一颗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在突袭发起的前一天，苏联国土防空军利用以R－36型洲际弹道导弹改装的运载火箭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将2架“卫星歼击机”送入太空。按照惯例，他们仍采用民用卫星的编号—“宇宙－1411”和“宇宙－1432”，莫斯科的官方报道之中，这仅是2颗民用通讯卫星。当运载火箭将这枚拦截卫星靶标送入预定的运行轨道附近时，最后一级火箭开始工作，在与卫星脱离前，把其加速到所要求的速度，并准确地将其送入预定轨道。

在绕轨道飞行到第2圈时，“宇宙－1432”号首先借助机载动力装置接近“东方红2”号，几乎在苏联空军所发射的空射巡航导弹进入中国领空的同时，“宇宙－1432”号引爆了自身所携带的战斗部。爆炸的瞬间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对“东方红2”号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而大量的杀伤颇片更将圆柱形“东方红2”号的机体几乎撕碎。

这个盛夏的夜晚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有许多天文爱好者通过自家的天文望远镜看到一个奇特的光点。那是距离地球不到2000公里的“东方红2”号最后的绝响。而在那次爆炸之后，中队在三北地区的4个主要军区—北京、沈阳、兰州和乌鲁木齐之间的通讯联系便归于中断。虽然此后通过无线电短波电台各军区之间也建立一些联系，但是这种通讯显得相对延迟。基本上在战争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

“沈阳军区司令张双翼目前不在司令部出去视察去了。就算联系上……”曹阳无奈的摇了摇头，但是随即还是露出一丝微笑说道：“又回到解放战争的年月啦！各大野战军独立包干，老张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我相信他是有能力挑起东北这副担子的。”显然谁能听出这不过是宽慰大家的说辞，但是副总参谋长李祖康还是点了点头应和道：“张双翼可和许和尚是同乡，他要是拿出当年‘刀劈三关’和上甘岭的劲头来，够老毛子喝一壶的啦！”“兰州军区方面，陈卫江司令是总长的老部下。参加过解放大西北，部队、地理都很熟悉，目前来看问题不大。但是乌鲁木齐方面可能会有些问题。”戚度此刻不得不打破一片乐观的气氛客观的说道。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新疆都一直被视为中苏蜜月期间的中国战略大后方，因此在和平解放新疆过程中进军大西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一度解甲归田、马放南山。1953年5月，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第二、第五、第六军各2个师，第二十二兵团5个师共15万人被改编为10个农业建设师、1个工程建设师和4个建筑工程独立团。

由复员军人组成的新疆建设兵团脱离军队建制，改由国家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在整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新疆军区的机动野战部队事实上只有1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团。但是随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特别是1962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在苏联特工的鼓动下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正视在新疆方向中苏接壤地区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尴尬局面。

伊犁地区中苏15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中队当时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控制的边防线仅300余公里，而且其中只有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根本无法巡逻。

而与之相比苏联方面从1960年6月开始便积极加强边境地区的战备工作，除了对中苏边境全线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苏联边防部队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而这些武装人员除了来自苏联内务部的特工之外，还从从外逃的中国公民之中大量培养，建立了7个针对中国的武装突袭小组。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方面除了逐步组建边防团，担负边防巡逻任务之外，不得不将南下解放西藏阿里地区的独立骑兵第1师调回新疆布防。因为新疆地域广大，交通建设跟不上。所以军委和总参决定将骑兵第1师改建为我军第一个摩托化师，便于在新疆机动作战。虽然当时有过原机械化师改回陆军师的第190师和机械化第70师，但是作为6团制的摩托化师，骑兵第1师还是第一个。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方面开始将视线从东北转移到西北。从汗腾格里峰北侧的一号界碑起至阿尔泰的最北端，在长达1800公里的边境线上重兵压境。最终在8月13日在铁列克提地区苏联边防军有预谋的向中国边防巡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事后**调查组来到乌鲁木齐。先后就决策责任问题调查了军区司令员以下近百人。

但是客观的说“铁列克提事件”是当时中苏边境形式的必然结果。由于苏联在“珍宝岛事件”未能能占到丝毫便宜，因此肯定会在中苏边境的其他地区找回一些场子。因此，象这样的预谋伏击，即使不在铁列克提发生，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毕竟中苏边境长达数千公里。特别是在新疆地区，中队兵力薄弱且机动能力严重不足，因此对于苏联方面还是有大量的可乘之机。

此后为了增加新疆军区的实力，军委决定由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等组建第3师（后改为第7师）、第5师、第6师、第9师、第10师入疆，军委装甲兵也调派坦克团入疆。新疆军区也组建了守备部队，用于要点守备。进入70年代，为了在新疆作战中形成合成战役规模，高炮第73师、炮兵第13师等部先后入疆，作为新疆军区直接掌握的战役加强力量。

1975—1979年间，北疆各地建成数量相当的导弹阵地，空军第九军的装备也得意全部换成新型的歼—7型战斗机机，老式雷达全部更新为球形雷达，1975年北疆军区在边界组织了一场多师会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76年新疆军区司令组织在乌鲁木齐西郊丘陵地规模更大的的军事演习。

1978年步兵第4师改建为摩托化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中摩托化师数量只占步兵师总数的10%，而新疆军区却已经提升到了20%比例。但即便如此在苏联中亚军区的威胁面前，中队仍不敢掉以轻信。为了1979年对越作战战备，步兵第11师从青海出藏，由数个汽车团车运新疆，从此编入新疆军区序列，表面上的理由是西藏地区后勤补给困难。但其真正的用意还是担心苏联方面会在新疆这个中国边防的薄弱环节上制造事端也牵制中队南下的步伐。

在越南战争正式打响的二天前，相关测绘部队奉命全部拉上边界作紧急地图修测，与此同时，从内地军区调入精锐部队，号称30万，全部遁入新源县等地的山林区待命。新疆军区随升格为乌鲁木齐军区，沿中苏边界30公里以内坚壁清野，房屋锁门、人员全部撤尽；伊宁市等及各生产兵团中小学生向内地大疏散，县城、农场团部及伊宁市的城区没有闲逛之人，市场、商场冷冷清清。

戚度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当时正在第一线。那几天新疆地区天气反常，天山以北从乌鲁木齐到新疆最大的“天池”赛里木湖沿途的气温达零下30－40度；果子沟以西平原地区也下了往年不多见的中雪。乌伊公路柏油路面敷着一层薄冰、光亮极滑，军车装载着士兵、军火和劈为半片的冻猪肉，不断地向西挺进，车身及方向盘时常打滑偏甩。而向东是则是不断运送疏散群众和学生的大五○拖拉机，没有棚布，孩子们蹲挤在车板上红扑扑的脸上眼睛睁得老大。由于驾驶员警惕性特别高、蒙之天佑，真还从来未见车祸发生。

一线的各个边防站的战斗都昼夜潜伏在前沿地堡内观察。那些日子里苏联边防军的挑衅行为比往常明显加剧、升级，每天都有集团坦克向中国前沿压来，武装直升机在边境线的上空盘旋，夜间在对面演习火光冲天。军区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官稍有空就视察各部队，作战地布置和战前鼓劲，因而许多部队的同志都亲自目睹了将军们的飒爽英姿和铿锵有力的演讲。军车到哪都无票任意加油，伊宁市商场原价200的大收音机10元一台。当年军车疾行、呜啸而过的情景至今仍令戚度感到揪心。

凭心而论中队在新疆地区的部署不可谓不雄厚，到了80年代初期，新疆军区管辖2个军级军区，8个野战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连同军区直属的通信团、工兵团、汽车团和独立部队，仅野战部队便有30多万人之多。此外还有3个守备师、3个独立守备团以及13个边防团和1个独立边防营。单纯从兵力角度而言，对假想敌足以形成压倒性优势。

但是新疆地域辽阔，千里边防线之上部署的各边防团基本上部署在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很多边防连都在海拔超过三千五百米的雪山上，而且面对的敌情更是异常的复杂。因此各边防团的编制也颇为特殊，除了下辖有边防连以外，还有特务连、步兵连、通信连；既有团、营、连编制的，也有的团既有边防营也有直辖边防连，甚至营与营的编制也不一样。如边防2团的乌伦布拉格边防营，除了两个边防连外，还有一个通信连。边防13团驻守班公湖的有一个水上中队，号称“西海舰队”，这样的编程可能都是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因地制宜。

这些边防团的战士常年卧冰斗雪可以说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但是一旦战争爆发他们所坚守的阵地往往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占据战略主动地位的苏联机械化部队分割包围甚至用优势火力所摧毁。二线的情况也并不乐观，新**特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这里将是苏联机械化部队最好的战场。一旦各主要国境口岸地区被突破，苏联的装甲部队将很快在北疆地区全面展开。在狼突鸱张之间将中队的防线撕裂。

“乌鲁木齐军区司令程完君同志指挥过珍宝岛战役……我相信他可以顺利完成军委所赋予的使命的。”面对戚度的忧虑，总参谋长曹阳沉默了片刻之后无奈的回答道。事实上在中苏两国之间战云密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领导层不可能没有考虑过新疆地区爆发战事的可能。按照战前所制定的相关预案，乌鲁木齐军区的任务是依托边境地区的国防工事逐次抵抗，消耗苏联方面的攻击力量。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大的战略方针，尽管此刻由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共同组成的苏联陆军第40集团军的8个师的兵力正被牵制于阿富汗战场。但是在得到了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的支援之后，苏联方面在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手中仍有12个摩托化步兵师、3个坦克师的庞大兵力。

按照战前的估计苏联方面很可能以中亚军区所属第32集团军从塔城自治州地区方向突出新疆地区，直扑中国在新疆地区的石油工业新城—克拉玛依。而新组建的第45集团军则将从霍博尔塔那蒙古族自治州到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一线越过边境。与北路的突击集群会师于石河子方向，然后围攻乌鲁木齐。如果事态真的按预想的发展，那么在北疆地区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一场决定中国西北地区命运的战略决战。

“针对苏联方面可能采取的行动，我方自1982年起已经对新疆地区的边防力量进行了逐级加强。乌鲁木齐军区所属13个边防团及9个独立边防营已经完成了编制升格，和东北、内蒙地区一样扩充为边防守备旅和独立边防团。”面对戚度的悲观预测，李祖康此刻拿起一支教鞭走到了悬挂在指挥中枢一侧墙上的巨幅军用地图前，逐一向在座的总参谋部领导指出乌鲁木齐军区一线边防部队的部署位置。

“应该说在敌可能发动进攻的各边境隘口，我方经过多年以来的国防建设已经形成了连贯的永备工事群。相信依托这些国防工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迟滞敌装甲部队的推进速度。”随着李祖康的教鞭所指，一条蜿蜒于中苏国境线上的钢铁可以说是跃然纸上。

“而针对敌方第一阶段的两个主要战略目标—克拉玛依和石河子，我方的态度是克拉玛依作为我西北石油重镇，虽然在战略上对我方持久抗击入侵十分重要。但是由于其地处沙漠边陲客观上对防御作战存在诸多不利条件，因此将不作长期坚守的准备。而作为乌鲁木齐的西大门，北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此前的多次国防会议上强调要坚决在该地挡住侵略者的铁骑。对此乌鲁木齐军区长期以来也进行了大量预设战场准备的工作。”随着李祖康的教鞭所指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集中到了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的那座新兴城市—石河子。

“根据此前指定的战略预案，一旦战争爆发，乌鲁木齐军区方面将集中5到6个步兵师、1个高炮师、1个炮兵师的强大战略集群于石河子一线展开。连同新疆建设兵团的农8师、农6师、农12师、工程建设师、独立第222团的基干民兵，以20万以上的兵力与敌展开主力决战。而与此同时，新疆建设兵团在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等地的驻屯部队应就地展开大范围的游击战袭扰敌后方据点，配合主力部队的正面会战。”李祖康说道这里不得不停顿了一下，毕竟石河子会战的结局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北疆的战略态势。

如果顺利的在这片由两代边防军人开垦出的绿洲挡住了苏联军队的进攻，那么整个北疆乃至整个西北的战略态度将得到极大改善。尽管自莫斯科自18世纪以来便通过步步推进的方式吞噬了哈萨克草原和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但是沙俄时代的军政合一的管理办法和强行的“边区俄罗斯化”政策最终都令结束了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的中亚地区变得日益贫穷和落后。而自苏联建立以来，中亚地区5个加盟共和国的情况也谈不上有太大的改善。

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莫斯科的统治之下中亚的人口、交通和工业设施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长期以来在莫斯科的全球战略之中，其重点仍在欧洲，因此中亚地区依旧扮演着沙俄时代战略后方和前进基地的双重角色。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围绕着军事目的展开的各项建设最终大大削弱了当地经济的活力和多样性。

而更为复杂的是由于苏联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和邻国的少数民族在起源、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经济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长期以来莫斯科都千方百计利用这些条件，特别是民族和宗教等特点为它的全球扩张战略服务。因此在推行一贯的推行俄罗斯化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有意识的扶植当地的民族主义思潮。

但是诚如列宁所批判的那样，民族主义或许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在莫斯科当局通过在中亚地区设立众多专业电台，有计划地对邻国进行颠覆破坏性宣传的同时，事实上也促使当地民众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感。因此可以说作为，又苏联南下印度洋的战略基地和威胁中国西北的前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尚不具备支持长期战争的能力。一旦苏联军队对新疆的进攻失利，那么莫斯科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基础将很可能出现动荡。

对此**并非没有考虑过在成功挫败苏联方面的进攻并给予其大量杀伤之后主动出击，变内线防御为外线进攻，将战火烧向敌国的领土，从而牵制莫斯科在其他方向的兵力，策应阿富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在西北战场上的当务之急仍是首先确保石河子会战的胜利，阻挡住苏联中亚方面军从两个方向上可能展开的钳型攻势。

“如果会战失利，那么形势的发展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新疆自治区首府和最大的工业城市—乌鲁木齐。放弃北疆地区向东疆的哈密甚至甘肃方向撤退。南疆军区部队和建设兵团各部则应作持久战的准备。扼守阿克苏、喀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放手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形式牵制占领乌鲁木齐一线的苏联侵略者。”尽管战前作了充足的准备，但是中队的高层仍作好了在西北战线上最坏的打算。

从军事角度考虑乌鲁木齐可以说是易攻难守的死地，这座城市三面环山，其中北部平原开阔利于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而一旦石河子会战失利，乌鲁木齐军区的主要机动兵力也必然遭遇重创，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强调一座城市的政治意义便显得毫无意义了。因此按照**的前期部署北疆方向的局势发展便集中围绕到石河子会战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