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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的终身大事提到日程上，进入到实质的筹备阶段。

过了几天，一个消息着实让父母高兴了一下，公社里决定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经历过太多政策反复的他们不知道后面又会有怎样的变化，高兴之余还带着几声叹息。

张言很想告诉他们，放心的种吧，再变也只能越变越好，好日子就快来了。

自留地，字面理解：留给自己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社员只有使用权，不得出租、转让或买卖，也不得擅自用于建房等非农业生产用途。自留地生产的产品归农民自己支配，国家不征农业税。

1955年开始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小尾巴于是归了集体中去。

1960年11月3日，在大饥荒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第五条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一文，把农村集市贸易、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称为“三自一包”，把这些说成是“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各地相应取消了自留地。(以上全国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笔者文中假想的西河与描述基本属实，望读者不要深究。)

西河公社轰轰烈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开始，农民自己种的菜，自家鸡下的蛋，自己编的草鞋、竹筐绝不允许上大街上卖，一经发现“坚决斩断！”“毫不留情！”一些社员种在院子里的庄家或蔬菜也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铲除，自留地再次回归集体。

直至1970年，针对粮食增长缓慢，北方多省粮食不能自给的状况，国务院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强调《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其中包括，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然而，政策的不断变化，让广大农民实在摸不着头绪，虽然有了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指示，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持续进行中，西河公社却没有立即贯彻执行（其实是公社干部在观风向），直到75年才再次明确自留地，76年执行。

自由地终于还是轰轰烈烈的划分下来了，每人一分二，也就是0.12亩，叔叔虽然马上结婚，但毕竟还没有结婚，自留地又是生产队里敏感的话题，没有即将过门婶子的份，所以叔叔也只能分到0.12亩，暂时挂靠在父亲张文礼名下。张言也有了分配权，所以家里一共有了0.48自留地，张言算了一下，一亩地667平米，那么应该是320多平。减除叔叔的部分是240平。

父母讨论自留地里种些什么东西，国家政策尚且是以粮为纲，更不要说挣扎在温饱线的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种苞米，保肚皮最要紧。至于蔬菜，瓜果，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估计全大队也不会有人种。

母亲受了自留地政策的启发，与父亲商量，自家的后院是否也开垦出来，种些蔬菜自用，剩下的种粮食，恁大个院子荒着，可惜了。母亲最后补充说：去年上工路过石队长家，他家院子里都种满了苞米。

母亲刚来向阳大队不到两年，没经历过什么大运动，富农出身的父亲却是从运动中走过来，虽然自己没直接受到什么伤害，可是见多了地主受批斗的情形，对自己的出身问题一直小心翼翼，这两年政策上虽然松动，队里干部对于一些人家院子里种庄家睁只眼闭只眼，但父亲对此还是有些矛盾。

但想想秋天能收到沉甸甸的粮食，不管怎么说粮食管饱才是真的，“行，种就种了。”

张言心里哈哈一笑，不禁佩服母亲的洞察力，通过自留地一事就能感觉出政策的方向，做出虽然是试探性的，但却正确的决定。不过这也多亏石队长家院子也种了粮食。

张言可知道自家的后院。他家在向阳大队村落的最西端。张言的爷爷性子弱，因庶出庶子（张言曾祖父是庶出，张言的爷爷又是庶出）在家族受歧视，后来为自己找个清净，惹不起我躲总可以了吧，干脆到村子的最西端起了房子，他家再向西百十米就是一座五六十米高的荒山坡，荒山野地的没人愿意管，爷爷就圈了个两亩多的大院子，也算给后世子孙谋了点福利。前院加房子占了近一亩，后院还有一亩，后世农村宅基地政策对老宅实行所占即所有，所以直到二十一世纪，张言家还有两亩的大院子。

前世里母亲把后院种满蔬菜，前院载满果树，蔬菜熟了卖菜，果子熟了卖水果，为家里增添了很大的收入，张言闲暇时也曾参与换过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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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的新房也在装修当中了，姑父也过来帮忙，还有队里活计最好的泥瓦匠墩子大爷，墩子姓翟，真正的名字张言前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墩子大爷墩子大爷的叫，原因是墩子身高只有一米五七，身板却很壮实，粗壮的真像个墩子，队里人就喊他墩子。

姑父王新民不愧是军人出身，满脸坚毅，短发，身上的衣服虽然打满补丁，但一丝不苟，姑父穿衣服一辈子都这么整洁，张言曾猜测姑父是为了弥补他小时候没穿过衣服的遗憾。

村里人对姑父的评价就是，能干，在一起搭伙干活没见他投过懒，也没听他喊过累。

所谓的装修是把黄土地面铺上了红砖，窗框门框刷了新漆，墙壁先糊上一层报纸打底，再糊上一层白纸，顶棚居然糊了时下流行的蜡花纸，据说叔叔为了买到蜡花纸，舍脸到马向恩马大爷家借了自行车跑到同远县城才买到，公社里没的卖，那时四十多里的县城已经算出远门了。

蜡花纸大概1/4开大小，印满了花纹，一张张紧挨着糊到顶棚上去，连接成一个整体，在当时看上去很漂亮，很高档。

父亲，姑父，墩子，四个人装修一间新房不过用了两天时间，第二天晚上完工，母亲白天里让叔叔去了公社，把姑姑年前给的没舍得用的两斤肉票买了肉，又到大队酒坊打了二斤酒，招待了大家一番。

春天里没什么菜，不过是土豆萝卜干和肉一起炖，不过还是让墩子很满意，“滋”的来了一盅酒，很不好意思的指着菜“你看看，你看看，邻邻居居，整这干啥，费心了。”

父亲笑着说“应该的”，全队人都知道，墩子别的啥毛病没有，手上活也干得好，就是好喝一口。

那时候邻里之间干活没有工钱一说，名曰：帮工。谁家有事招呼一声，壮劳力都去帮工，条件是管饭。但也不是谁家都能招呼一声都有人来帮工的，农村过日子讲个和气，还有来回点，说白了就是有付出才有回报，只求回报自己不付出的在农村叫：过死门子。意思是没人愿意与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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