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这个时代的生活

摒弃了思想上的包袱，张言便会对身边的人和事热情有专注，认真考虑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张言的前世，今生在此，那么从前可以称之为前世。

1975年，在记忆中搜索相关的信息，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到明年就要结束了，对于这场运动后世可以说是口诛笔伐的已经很多了。“十年浩劫”、“空前浩劫”、“十年大动乱”等无以复加的谴责语言表达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恶痛绝，也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危害。也有无数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在今后的日子里刻意回避这段黑暗的日子，疮疤揭开会痛，所以人们承认疮疤的存在却不去触动它。

75年，不得不想到那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老人家七三年第二次年复出，到今年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张言仔细回想曾读过的文献资料，不禁有些庆幸，多亏那时自己对邓公的生平和事迹感兴趣，特意找来关于他老人家的书阅读过。

1971年后，人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但又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加上“四人帮”在思想理论界宣扬了许多谬论，使人们的思想很混乱，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缺乏正确认识。许多人把精力和兴趣投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没有心思搞生产，工人散漫和胡混的现象十分普遍。军队长期搞政治运动，缺乏训练，出现了“软、懒、散”的问题。此外，教育、文化等领域呈现一派萧条景象。面对如此形势，邓小*平认为，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整顿，否则，国家就会衰败下去，民族复兴无望，更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了，于是老人家开始整顿，实际上是开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老人家的命运的波折还没有就此结束1976年，明年还有一番斗争。

张言不能亲身感受的是，外面的世界此时正轰轰烈烈开展着政治运动，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一旁推波助澜，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公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公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使政治开始走向安定团结，经济刚刚回升的较好局面又会遭到破坏，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

对于政治层面的这些东西，父母不关心，也轮不到他们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不过是出了多少工，秋收能分到多少粮食，能挣多少工分，有多少分红。

那么农村的生活又怎么样呢，农村现在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到底是怎样的，儿时的记忆应该是在六七岁以后，六七岁之前只知道和一群伙伴们疯玩，前世长大懂事以后回想那段无忧无虑又快乐却不知因何而快乐的岁月，总之是经历过却没有记忆过，用“很傻，很天真”来形容那时的自己，和那时同龄的小朋友们，最贴切不过。

人民公社这种农村集体组织，是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生产及分配的最基础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现在称呼的村民小组，就是过去的生产小队，过去一般简称生产队。现在称呼的村，就是过去的生产大队，简称大队。现在称呼的乡或镇，基本上就是过去的人民公社，简称公社。

一个生产小队，一般为队长一名，会计一名，保管一名，记分员一名，他们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与农民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公分。

大队这层组织，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大队妇联主任，民兵连长，大队会计，赤脚医生、兽医、小学老师等，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国家干部，除了农忙时节之外，大部分时间到可以不用干什么农活。

由于各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有强有弱，归属于大队集体经济的其他生产组织，是不相等的。

张言一家所在向阳生产大队是西河公社十二个生产大队之一。向阳生产大队下面划分六个生产小队，父母都在第六生产小队劳动（以后简称六队）。

父亲张文礼，是生产队的大马车把式，俗称车老板，车把式，是排名小队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拖拉机手之后的技术工种，在生产队里还是有些地位的。父亲还是公社大车队的成员，能入选大车队都是赶马车的好把式，公社和公社之间，或公社与市里物资往来都要靠大车队来解决，公社自己不养牲口和车辆，有任务了就从下面各生产队分别抽调一辆或几辆车，慢慢的被抽调的大车及老板就固定下来，形成这个没有编制的大车队，大车队也是各个车把式争取进入的对象，进了大车队的好处是，公社有任务公出时，队里不但按正常出工记工分，还有额外的补贴，而且公出一般都路比较远，走到哪吃到哪，省了自家的粮食。

父亲能进公社大车队，这也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暗中竞争的结果，生产大队长为了在公社长面子，受到公社领导的重视，各自都派上去最精干的力量，于是这活就非父亲莫属了，因为父亲是全大队里公认的最好的大车把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出身’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了不少年轻人。出身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入团入党、当兵提干、找对象，统统受到牵连。不论你多优秀，只要‘出身’不好就很难重用你。”

父母同岁，都是属虎，74年（25岁）结婚，75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张言，在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结婚绝对是有原因的，是不正常的，那时候男孩子十八九岁结婚的比比皆是，没有提倡晚婚晚育，也谈不上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真正的实施起来还要等到几年以后，所以父亲已经到了“打光棍”的边缘，比不得三十年后三十岁的男人称之为“黄金单身汉”。作为一个健壮劳动力，最好的车把式二十五岁才娶上媳妇的原因的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分‘富农’，即使是破产的富农。

文革中批斗主要的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这批人，被统称为黑五类，所谓的黑五类子弟开始是指地、富、反、坏、右子弟，后来又加上资本家子弟及干部子女。

富农是相对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和真正的地主是不能比的，其拥有的土地数量，除了自己耕种以外，还有富余的土地因自己忙不过来而雇工耕作者就被划为富农。1950年的《土改法》确定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到土改后期把富农定位于“农村资产阶级”，然后在合作化，特别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富农成为被限制和消灭的对象。然后，富农作为农民阶级中相对富有的一个阶层也不再存在，只剩下作为“黑五类”中排位老二的富农分子。这就是父亲的家庭出身。

婚姻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入党，提干，张言心想按这样的轨迹一直走下去，父亲的社会地位最高也就是个车把式，你干的再好，连个小队长都不回让你当。所以才会有上面一段曾深受其害的人的撰文感慨。

父亲张文礼打小在生产队干活，并没有受到过什么斗争，但出身问题在某些方面还是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歧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时生产队里晚上开会，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参加，父亲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只能被排除在外。

父亲身高一米七八，身材高大魁梧，络腮胡子，标准的东北大汉，张言前世成*人侯曾无数次的询问经受三年自然灾害的父亲挨过饿吗，于是平时话不多的父亲就会给他讲上一段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于是张言一直都坚信，小孩的身体的成长和发育与营养有关系，但绝对没有后世的专家教授所讲的绝对关系，不信啊，不信你问我爸爸。

爸爸上过小学三年级，张言小学三年级时曾问父亲为什么三年级就退学了，不再继续读下去，不懂榜样教育力量的父亲，满不在乎又略带炫耀的回答儿子，“打架，被开除了”。然后解开上衣让张言看看背后的伤疤，好像那是父亲光辉岁月的印记。

张言小学三年级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教育，家里条件逐渐改善中，适龄儿童都要上学，张言傻傻的认为小孩子到了年龄就要一直上学，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小孩子生下就必须有的经历，没有途径知道父亲儿时的社会背景，早逝的爷爷奶奶是否有能力供父亲上学，也没想打父亲当时面临多大的生存压力，又傻又天真的他认为父亲退学的原因是很客观的，也没考虑父亲说了假话，也没看清楚父亲背后的伤疤。

当时他听了父亲的回答还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自己为何不能像父亲般英勇，老师简单淡淡的言语警告就制止了蠢蠢欲动想海扁向老师打小报告说自己放学后对着学校大门撒尿的德刚，歉然道“爸爸，你好样的，看来我不比不上你。”（此德刚非郭德纲，是同学，兰德刚）

直到妈妈过来对爸爸喊一句“又给孩子胡说啥呢，你还以为是啥光荣事啊。”

爸爸才讪讪的往身上套衣服“好汉不提当年勇……”。

母亲韩秀芝，母亲娘家在父亲张文礼所在的向阳大队向东向东再向东二百六十里的山沟沟里，那个缺乏交通工具的年代，这段距离仿佛是不可逾越的，张言前世大学后有了感喜欢的女孩，曾经玩笑的问过父母怎么有缘千里来相会，是如何成就这一段佳话的，这些事父母怎么会对儿子说起，一句“大人的事，小孩瞎打听什么，一边去。”所以这件事到了今世对他来说仍然是个秘密。

母亲是村里同龄妇女中为数不多的识字的其中那个之一，虽然识字不多。母亲小时候上过两年的夜校，也就是扫盲班，识字班，那时候只要认字就不是文盲，向阳村里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妇女几乎一抓一个，前世张言小学时就经常被大娘大婶们“请”去，给他们远方的亲人写信，或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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