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周恩来陪同叶挺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解决了叶项之间的不和谐，正准备回重庆，突接毛泽东的电报，要他火速赶回延安，研究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国内局势和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中共内部要采取的措施。叶、项二人见周恩来就要起程，忙问原因。周恩来说后，项英说：“汪精卫叛逃已有一个多月了，此时回陕，形势又发生变化了。”周恩来说：“汪精卫叛逃是有近两个月了，但汪在越南发表声明，还是近二十天的事。主席电召我回陕，恐怕还要研究晋冀鲁豫边区的组建和晋察冀边区的巩固、发展问题。我就要走了，希望你们要巩固和扩大茅山根据地，创建江北根据地，以便使新四军将士每次打完仗后有家可归。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们要抓紧时间印刷，发到支部一级的干部手上。国民党的各级军官都在学，何况我们自己。项英同志，今天下午我就出发，希望你认真贯彻中央对新四军部署的方针。军事指挥上，你只是协助叶军长。咱们后会有期。”叶挺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恩来，我会带好这支部队的。”周恩来十分信任地点了点头。
中国的抗战，已进行了第四的个年头，要给世人说的地方确实很多，笔者只好择其影响力较大的事件说一些皮毛。
话还得从汪精卫叛逃说起。其时，汪逆任国民党中常委，党的副总裁，又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那国民参政会是日本侵略中国后成立的。在国民党的“四大”上，蔡元培提出“组织一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的提案，获得通过。一九三二年，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国民党中央将“国难会议”设立为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议程。四届三中全会上，易名为“国民参政会”。全面抗战爆发后，蒋委员长以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名义，拟定二十四名各界人士组成的国防参政会。中共代表是毛泽东、周恩来，青年党代表是左舜生、李璜，救国会代表是沈钧儒、邹韬奋，乡村自治派代表是梁漱溟、晏阳，中华职业教育社代表是黄炎培。无党派人士代表有胡适、张伯岑、傅斯年。国民参政会成立时，选举蒋中正为议长。后，参政会为民意机关，蒋中正辞去议长职务，汪精卫为议长。
国民参政会的职责是：听取政府的施政报告，有向政府提出咨询的权利。参政会的会员由地方政府和国防最高会议提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有两百人参加。其中，三十个省和特别市的代表就有九十四人。加上海外侨胞六人，共一百人。第一届大会开幕时，蒋委员长亲自出面，请共产党前总书记陈独秀参会。被陈独秀严词拒绝。
陈独秀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被停止中共第一领袖职务的。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十二月他发表了《我们的意见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三一年五月，他出席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书记。三二年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被囚于南京监狱。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积极主张抗战。此时的他仍坚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的观点。四二年病逝于四川江津。享年六十三岁。
在参政会上，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行政院代理院长孔祥熙、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出席了大会祝贺并祝词。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何应钦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内政部长何健、财政部长孔祥熙、经济部长翁文灏、教育部长陈立夫、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各自作了自己主管部门的报告。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后，发了宣言。会议还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请中央通令全国军政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会议对国民党党章进行了修改，决定实行总裁制，由总裁代理总理职务。大会选举蒋中正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这一天起，蒋中正为国民党最高领袖。
那汪精卫自被刺伤后便出国治疗。“西安事变”时，枪伤早已痊愈，他是接到何应钦电报后，怀着当党国第一领袖的心情回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蒋委员长坚持全面抗战，但也采取了谈判的手法，正因为如此，为汪氏叛逃重庆，到南京任傀儡政府的第一号人物提供了可乘之机。
还在芦沟桥事变时，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日军停止挑衅，遭日军拒绝。淞沪战役时，委员长发表谈话，希望各友好国家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日军的行为。但英国大使约翰逊、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莫洛托夫等只关心本国侨民的安全，对于其它，则不予以理睬。尔后，委员长又求助于国联。国联的决定，日本置之不理。不久，中国代表顾维钧求助于九国公约组织，希望他们出面调停。而九国公约组织只通知日本政府代表到会作解释。在会议期间还无理要求中国代表离开会场。调停失败。中国要求西方国家支持中国的抗战，这些国家以中立国的身份予以推诿。不久，英美两国政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给我国政府以极为有限的援助。几天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向日本政府出售军火和军用物资，并发表了“中立法”声明。英美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怂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国联、九国公约组织和西方列强无视正义，维护侵略，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猖狂。既然外援已绝，委员长下定决心，率领全国军民打一场前所未有的自卫战争。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日军伤亡巨大，西方国家见中国军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却表示了罕见的英勇，也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又恰好相反，日寇对西欧的言论产生了忌惮，宣布接受德国和意大利的调停。
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本参谋本部马奈木敬信会谈后，见了委员长和汪精卫，转告日方的条件为：“在内蒙古成立自治区；华北非武装区扩大到冀中地区；上海停战区扩大；停止排日，减低日关税；共同防共。”汪精卫见了这些条件，对委员长说：“我国蠃弱，这些条件不苛刻。”委员长笑了笑说：“这些条件确实不苛刻，但如果接受了这些不苛刻的条件，国民政府将立即垮台，你我都要成为千古的罪人。”
中国首都南京沦陷，行政院代理院长孔祥熙在重庆办公。陶德曼大使进行了专程拜访。孔表示只要日军撤军，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谈判。但孔说得极不具体，并没有要求日军从哪里撤军，何时开始撤。陶德曼还是去作调解，被日方讥笑，并要陶德曼转告委员长：十二月三日是中国政府接受日方条件的最后期限。孔祥熙对陶德曼说：“日方的这些条件没有人敢接受。”在病床上的蒋委员长听了孔祥熙的报告，说：“殊死一战，已无避免。敌强我弱，持之久战。最后胜利，必是我国。”
那日本军国政府见中国军队英勇顽强，也想不战而使中国军队投降。日外相找到德国外长陶德曼，向中国外长王宠惠转告了日本当局的最后通牒顺延到第二年的一月十五日，遭到王宠惠的严词拒绝。到了一月十六日，日外相近卫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敌，并期待与日本政府提携的新支那政权之成立与发展，俾与调整两国之邦交，以协助建立新支那。”
近卫的声明通过无线电波传到重庆，国民政府为之震惊，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日本不顾一切，调遣大批海陆军和空军攻击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中国迫不得已进行自卫，抵抗侵略者，抵抗暴力。数月以来，中国未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领土内……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下，必竭尽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领区内，如有非法组织潜窃政府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由此，两国政府最后断交，并各自召回驻外使节。
那王宠惠生于一八八一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后又任司法总长。一九二二年署理国务总理。一九二七年任南京中央政府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一九四五年代表中国出席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立会议，参与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一九五八年病逝于台湾，享年七十七岁。
且说日外相近卫声明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接受中国政府秘密派遣，潜入日本，摸清近卫的底细。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西义一的亲戚西义显拉上了关系。通过西义显的安排，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开始与高宗武进行试探性的谈判，日本方面非常明显，只要蒋委员长停止抗战，日方会充分考虑蒋提出的条件。但高根本不敢将这些言语带给重庆的蒋委员长。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唔却对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影佐亲自写信给张、何二人，要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与日本谋和。张、何二人原为亲日派，但张群早已转变态度，非常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任外长期间使日大使处处碰壁，再加上张与委员长为盟兄弟，哪里会听你日本人的挑唆。何应钦此时也转变态度，也不敢与日本人公开讲和。
后来，高董二人又经过多次接触，无意中提到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之系列有志于和平运动。这才叫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便留下了祸根。
那高宗武回国向委员长转告了日方的要求，委员长认为可以与日方接触，但条件是日军先将军队撤出关外，至于东北问题在谈判中解决。高宗武将委员长的话转告给董道宁时，董告诉他：“日本军部正准备全歼李宗仁的六十万中国军队主力。如果要谈判，要等到李宗仁的六十万军队被消灭后再谈。”董暗示高，日方对汪精卫很感兴趣。委员长听到日军将对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下毒手，连忙电告李宗仁，提防日军的合围。
转眼便到了第二年的三月，日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交大臣。宇垣发表谈话，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并致信给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希望与他会唔。张群接信后，当即发表谈话，说：“两国成敌国已久，此时不宜进行高层次的谈判。”外交部指使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秘书乔辅山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平一进行谈判。
这次谈判在香港举行。除原有谈判内容外，中村平一提出的结果是蒋中正下野，汪精卫主政。那乔辅山乃行政院一秘书，如此大的事，他又如何做得了主。但他仍对中村平一进行了逐一的反驳。只听他义正词严地对日方代表说：“我受我国政府的派遣与贵方进行谈判，是被侵略国与侵略国在谈判桌上进行的一场抗争，不是来向贵代表卑躬屈膝，更不能承受贵方对我领袖的侮辱。蒋委员长是否下野，不应该由贵代表提出，更无权提出我国领袖的更替。我中华乃主权国家，岂能容你如此之骄横。”那中村平一也咄咄逼人，说：“请贵代表息怒，我方提出的条件自有我方的理由。我们不欣赏你们的蒋委员长。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言出法随，不信，事实就会到来的。”乔辅山见中村平一如此狂妄，便笑着说：“我们尊敬的蒋委员长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不需要你们敌国欣赏。但我也相信一条，那就是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必败。贵代表不信，事实会到来的。当贵国政府宣布投降时，我会给贵代表安排恰当的船只回国的。”二人级别低，但口不饶人。这一次低级别的谈判自然不了了之。
委员长见日本忘我之心不死，谈判也无法进行。便招回谈判代表，并全神贯注地指挥上海保卫战。
蒋委员长不愿谈下去，而有人则寻机谈下去。此人是谁？他就是国民党副总裁、前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
前文说过，汪精卫胆量小，野心大，文彩也不差，就是国格、人格差多了。
党的“五大”蒋中正担任行政院长，作为中央政府之首脑，对日持强硬态度，但他的周围却刮起了一股抗战必败的悲观风。这股风来势凶猛。为此，委员长在很多场合进行了批判。到了保卫大武汉时，这股风越刮越猛。
在军委会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的家里，就时常聚集一伙人在谈论时势。这些人中，就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侍从室主笔陶希圣、江苏省保安司令梅思平、民众训练部部长陈公博、文化业计委副主任褚民绪等人。有时，胡适、熊式晖、顾祝同、朱少良等也来凑趣。这些人中，大多对抗战的前途持悲观态度。这天，周佛海与陈公博约好，在周的家中小酌，二人喝得正高兴时，高宗武、梅思平、熊式晖等串门进来。见二人对饮，也来凑热闹。几杯酒下肚后，那高宗武便骂了起来：“他娘的，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还不如死了的好。”陶希圣说：“死还不容易。这些天，日本人对武汉进行狂轰滥炸，敌机来时，你站在显眼的地方，中弹就了了。”周佛海叹了口气，说：“日本人对武汉的轰炸，规模一天天加大，整个武汉三镇没有一块平静的地方了。”梅思平说：“前几天九江的海军大战，桂永清又损失了四艘军舰。这战争啊，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呢。前天，武汉上空的空军交战，简直是骇人听闻。中国空军又损失了十三架。照这样下去，我国的空军离毁灭的日子不远了。”熊式晖说：“梅兄差也。前天空中大战，我空军击落日机二十一架，好喜人啊！”陈公博说：“熊兄，你身为军人，应该知道日本人的飞机数量是我国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且还是自行生产。我们呢？只能够到友好国家去购买。战事如此紧张，除苏联外又有谁来出售给我国呢？”熊式晖平素与周佛海交好，但对陈公博则看不上眼。因大家都是周的客人，也不好与之反驳。闷坐了一会，起身告辞。那周佛海送走熊式晖回转，见众人仍在议论时局，只听陶希圣问梅思平：“梅司令，你多年带兵，如果照蒋委员长这种抗战，预计几年内打败日本人？”梅思平不假思索地说：“一百年吧。”陶希圣笑着说：“梅兄真会说笑话。”梅思平说：“陶先生更比我了解日本国。日本国比我国发达一百年以上。四十年前的甲午海战又怎么样？哎，你们还是那样崇信蒋委员长能打败日本人的鬼话。”高宗武说：“委员长成天高喊打败日本人，重建家园。这完全是不顾事实唱高腔。至于国共合作，完全是上了周恩来的当。不信你瞧，如果日本人获胜，我看你蒋委员长上山去打游击。如果日本人被打败，你蒋委员长恐怕又被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推下宝座了。”高宗武接着说：“前不久，我奉命与日本进行谈判，日本人非常痛恨蒋委员长。他们对汪主席可信任呢。他们想请汪主席搞一个和平运动。”陈公博一听，说：“那不是更好吗？中日间不打仗了，过平安日子，省得整日的提心吊胆被炸弹炸死。宗武兄，汪主席知道日本人邀请他搞中日和平运动？”高宗武说：“我回国后已转告给他。”众人听此，不禁睁大了眼睛，盯住了高宗武，都想知道汪精卫对此的态度。哪知高宗武却反问周佛海：“不知周兄愿意参加中日间的和平运动？”周佛海说：“我以汪主席马首是瞻。如汪主席致力于和平事业，我追随。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陈公博说：“我是不大相信蒋委员长的抗日必胜的话的。而且我一直认为：抗日必亡国。留得半壁河山在，还可以待国家富强后与日一战。此时作战，不败，又如何呢？”陶希圣说：“汪兆铭的态度怎么样？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领导我们搞中日和平运动，这也是一条救国救民的途径啊。”褚绪民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只要能联日反共，我们不能劝汪兆铭带领我们致力于这种和平运动吗？”陈公博说：“那也是。宗武兄，这个任务恐怕要由你来完成了。”高宗武说：“有陈兄这句话，高某敢说不去做汪主席的工作。”正说间，门卫报：“胡适先生到。”众人起身迎出去。胡适见众人在此，不禁开了句玩笑：“呵，低调俱乐部的人在这里了。”高宗武说：“诸位，我们到周副主任家闲聊，汪主席说我们是忧国忧民。今胡适先生一到，便称我们为‘低调俱乐部’的人。哎，胡先生啊，你怎么不说我等是卖国者俱乐部的人呢？”胡适正为刚才说话唐突而感到懊恼，见高宗武如此一说，越觉不好意思。众人见胡尴尬，只好一笑置之。坐了一会，胡适终感无趣，起身告辞。这里，众人仍在高谈阔论。又听高宗武说：“近段时间，汪主席在寻找一条既不流血也能救国的路，使国人不再受战争之苦。”一句话提醒了陈公博，问：“佛海兄，你们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会’，这几个月的进展如何？大家都不是外人，说来听听，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周佛海回答：“‘日本问题研究会’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就日本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探索。日本人确实不简单，哪里象我国，一败再败。委员长还唱高调。真是莫名其妙。如果按汪主席与陶德曼的会谈结果，战乱早就平息了。这不，到现在，日本人占南京，陷芜湖，取九江，现在已打到武汉来了。我们再无退路了。宗武兄，你还是谈谈到日本为汪兆铭联系的和平运动吧。”众人一听周佛海的话，才知高宗武最近又到了日本。难怪委员长近些天对高十分生气。并对张群说：“高宗武这个混蛋，是谁喊他这个时候到日本国去的。”既然周佛海已点破，高宗武见在座之人，幸好顾祝同未到，胡适、熊式晖又走，他才把情况作了如实的通报。
原来，早在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时，就有心与日本进行和谈，由于国人的反对而搁浅。淞沪战役时，陶德曼来南京，汪极力劝委员长接受日方的条件，甚至出面逼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下令宣布接受日本人的条件。鉴于汪氏的地位，王宠惠不敢得罪。孔祥熙被逼不过，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汪精卫说：“汪先生，我的胆量没有你大。我的背上经受不起两颗子弹。”
不久，刚陷落的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受日控制的两个傀儡政府。但这两个不伦不类的傀儡政府却无政府元首。日方曾放出风来，说要一个名望很高的人来担任。高宗武与日方搭桥铺路。于是，汪氏想统一“组阁”，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政权就要诞生了。
就在武汉沦陷的前一天上午，在上海虹口公园的重光堂，布置得十分豪华的大厅里格外使人感到舒适。老实说，主人安排此次与客人会谈，是煞费苦心的，十时，客人出现在大厅里，主人连忙迎上前去，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显得十分亲热。因为作为主人一方的今井武夫、伊藤芳男是受大日本皇军最高当局的指令，与未来的“南京民国维新政府”的特使高宗武、梅思平就政府的成立进行谈判。那高、梅二人是受国民党副总裁、前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的委派，秘密来到上海的。由于是“政府的特使”，高、梅二人除了代表汪精卫签订“中日间一系列文件”外，还有一层任务就是商讨如何安排汪精卫到南京。
一系列的文件拿出来了。今井武夫代表日方将一份份文件递给了高宗武的同时，也把签字的笔递了过去。那高、梅二人已不是来谈判的，只是来履行签字的手续罢了。高、梅二人对日方提出的：共同缔结防共协议；承认满州国；承认日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补偿日本侨民在战争中的损失等文件全部认可。
卖国的文件全部签完，在商讨汪逆的逃跑路线时，梅思平恬不知耻地自称：“鄙国政府汪主席只有从重庆起飞，到香港，再取道越南来南京，这只是一条路。另一条路是直接从重庆飞往昆明取河内到南京。虽然都容易暴露目标，但飞抵昆明只需借龙云的光便行，因而所走的路线只能是昆明，请贵国予以合作。今井武夫答应了。
除了上述的几个文件以外，作为政府的“特使”，高、梅二贼还签订了《日华协议纪录应谅解事项》和《日华秘密协议纪录》三个文件。
签完卖国“协议”后，梅、高二贼秘密潜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收获。梅思平高兴地对汪精卫说：“今井武夫告诉我和宗武兄说，汪主席就任国民维新中央政府主席后，北平国民临时政府便合并过来，由你担任主席。日方承诺把占领中国的全部领土都交给你管理。除此之外，日方还准备从内蒙、华北、华中、东南地区分阶段分阶梯地撤走军队，交给由你为主的政府管理。”听了梅思平的话，汪精卫自然十分高兴，便与梅商量逃跑的路线。最后决定由梅思平从香港转道去上海，向日方通报情况，然后返回重庆。与汪秘密会谈后，汪氏秘密指挥周佛海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名义，带着陶希圣到昆明作“抗战宣传”，勘测好到越南河内的线路，为走得利落一些，陈璧君还派远房侄子陈春圃将儿子文悌、女儿文恂先期送往昆明。
再说今井武夫和佐藤芳男说服梅思平、高宗武二人按照日方的意思将所有的文件签订后，回到国内，向近卫首相递交了谈话纪录和签字文本，近卫首相觉得扶汪反蒋的机会已到，便向天皇裕仁递交了与梅、高二人签订的三个文件。天皇裕仁见日军攻南京、陷上海，一路势如破竹，中国军队已被分割成几个大块，便决定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扶持完全忠于日本的傀儡政权。
这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三日，在天皇裕仁的亲自主持下，《日华协议记录》三个文件被通过。近卫就扶持汪精卫政权在会上阐述了实施过程。最后，首相提出了“中日陆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并派今井武夫协助汪精卫等离开重庆飞往昆明。当得知汪在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协助下开始行动时，近卫发表了公开谈话。其中的内容就有“中日冲突有解决之望，只需蒋介石将军向国民政府辞职，参加即将成立的新的中央政府。”
近卫首相这一声明，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最引起注意的有四个人。他们是国民党总裁、中央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中正，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另外两人则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是无独有偶，除汪精卫外，其它三人都大吃一惊，不知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毛泽东惊愕之后，立即打电报给重庆的周恩来，予以查询后回报。他又电告八路军总部及三个师的主官，要提高警惕，严防事变的发生。最后，毛泽东又电告新四军的叶挺、项英，防止亲日派对新四军下手，特别是军部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在同一时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此时正在桂林，与何应钦、余汉谋等商量战事，并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发放到团长级军官的手中，命认真学习，写出心得体会。收听到了近卫的声明，委员长好不惊愕，他未等会议完，便派陈布雷回重庆，将上层人物稳住。那蒋委员长确实担心上层人物出事，更担心时局的巨变。在他的心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群上层人物，对抗战的胜利失去信心已有多日，汪曾多次劝蒋放弃对日的抵抗。因而，党内的主战与主和长期争论不休。
第二天上午，委员长回到黄山官砥，立即对林尉等侍从室人员进行训话，然后召集汪精卫、孔祥熙、王宠惠、叶楚怆等人到黄山，研究近卫的声明。
本来，汪精卫已回复日方出走昆明的日期，委员长提前回重庆，打乱了他出逃的计划。蒋中正是党的第一领袖，汪次之。蒋汪虽然是正副职关系，见委员长相招，不能不去。因此，他致电已在昆明的周佛海，推迟出逃日期。
在会上，蒋委员长对近卫的声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发表训话。他是这样说的：“诸位同志，武汉沦陷已快满三个月了。三个月来，中国大地到处都响着抗击日寇的枪声。有的同志问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回答说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国人在梦中已经完全苏醒了，哪里有日寇，哪里就有打击日寇的军队。不仅国军在打日本人，自发的民众也在打击日本人，这难道说不是好事吗？以前，我和诸位同志一样，曾寄希望于国联，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组织，但国联也好，九国公约组织也好，都没有阻挡日寇的亡我之心。如果政府再与日本人妥协，那天理不容。共产党也会乘机煽动民众，扩大他们的武装。诸位同志，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我军都失败了吗？表面上是的。但实际情况呢？我是不会承认我军失败的。与此相反，我觉得我军抗战的前途十分光明。又为什么呢？在这几次的战斗中，我军给予日军以重创，前后消灭了二十多万日军，击毁日机一百多架，击毁击伤日军舰十多艘，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同志们，我军按计划地进行了撤退，现国军在各地都建立了新的战区，我军实力犹存，主力未损，有利于再战。也就是说，战事对我军有利，。这是其一。日军虽占领了我们几十座大城市，但广大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还在我们的手中。在山区，在平原，在丘陵地带，我军的游击队配合野战部队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也在努力地打击敌人。毛泽东曾要求他们每人每月消灭一个敌人，这个数字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小数字啊。如果按毛泽东的想法完成了，要不了多少年，日军就会滚出我国。这是其二。日本是一个弹丸小国，兵源有限，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供给就会越困难，也就越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现在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当然，我们目前非常困难，到目前为止，除了苏联的斯大林外，其它友好国家几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援助。因此，打击敌人还得靠我们自己。这样也好，打仗嘛，越是困难，越能锻炼我们的意志。我们为本国的老百姓打仗，有外援，我们要打；没有外援，我们也要打，直到我们把日本鬼了赶出中国去为止。诸位同志，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只能奋勇前进，退后半步死路一条。”
委员长在高级军官会议上的训话，第二天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也算是对近卫的回答。
汪精卫在会上也发了言。你看他的发言，调子就大不一样了。其中就有这样的语言：“抗战进入了困难时期，敌国之困难在于尽早地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于如何支持战争。两国都有困难，故和平非可无望。”
会后，委员长请汪精卫单独交谈。汪精卫对委员长说：“抗战胜利的前途有些渺茫。近卫的声明，我认为有条件地予以谈判。如与日本共同防共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我看未必不可行。”委员长对汪氏的一再媚日深感不满，这位身兼数职的元老经常与他作对，平日不好当面反驳，但今天就不同了，他必须回答汪的话。只听委员长说：“兆铭说得很对。中日两国可以连手反共。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日军全部退出中国，包括东三省。除此之外，别无他说。”二人不欢而散。
委员长回到重庆，汪精卫想逃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而出走的日期一再推延。好容易到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不能再等了。这天，汪精卫拜访了蒋委员长，想交换一下对日首相近卫的声明的最后意见。
时委员长病重住院，听说汪精卫来访，连忙请了进去。汪见委员长显得很消瘦，病后身体虚弱，更显得有些苍老。又打完针，行动略显不便。汪走到委员长病塌前，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介石兄，几天不见了，你就病成这样，兆铭深感不安。”委员长说：“稍微不慎，得此重感。不要紧的。”汪精卫说：“听说你病了，特来探望，也想陪你说说话。”委员长称谢：“感谢至致。”二人开始闲聊，但凡政治家，不管站在哪个观点上，岂有闲聊之理，因而，两人不自觉地说到了当前政治军事上来。委员长问：“兆铭兄，你对近卫的声明，还持有回应的观点吗？”汪精卫说：“目前战事吃紧，我军又一败再败，下一仗不知又会败到哪一个地方去呢。与其最后必败，不如与日本人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大家携手，共同反共建国，走和平道路。”委员长问：“兆铭对日本提倡的‘和平’竟如此感兴趣？”汪精卫说：“如果这仗再象以前那样打下去，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濒临灭亡了。”委员长说：“战，是为了救国，即使再败几仗，也要打下去。相反，响应了近卫的声明，国家必亡，民族就有灭种之祸。中决心战下去。”汪精卫说：“介石啊，不是我说你，正因为你要坚持战下去，日本人才对你恨之入骨，必欲使你下野。我认为，为天下计，为百姓计，你应该辞去本兼各职，以谢天下。”委员长说：“兆铭，你终于说出这些话来了。我想问一些兆铭完全了解的事情。民国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日本人无端在济南肇事，我六千手无寸铁的同胞死于日寇屠刀之下，难道是中招惹他们了吗。‘九．一八事变’又是我蒋中正得罪日本人吗？东北三千里河山、华北大片土地沦于敌手，是我蒋中正惹怒了日本人吗？南京被日军占领后，举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大屠杀，我数十万手无寸铁的民众死于强盗之手，也是我蒋某得罪了日本人吗？我中华儿女几万万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是我蒋某人去招惹他们了吗。如果说因为我招惹了日本人，就引发了日本侵略中国，我就要辞职以谢国人，那不是一片荒唐吗？要我辞职，那是日本人的梦想。而恰恰相反，我不仅不辞职，还要带领全国同胞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在对日的根本问题上，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我的所作所为的。兆铭啊，你也是党国之领袖，又饱读史书，难道这一点点道理还不明白吗？”二人谈话已是格格不入，汪只好辞出。谁也没想到，这次针锋相对的谈话，二人竟成永别。
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十八日，雾都重庆上空没有多大的雾，飞机的能见度也高，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议长汪精卫，以国民党四川党部主任陈公博邀请到四川成都作报告的名义，从重庆飞往昆明。在同一机上，汪的主要成员是汪的夫人陈璧君、秘书曾钟鸣等人。而同机到昆明的，竟有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那周至柔见汪主席在飞机上，深感荣幸，竟亲自驾驶飞机给副总裁送行，快到昆明时，这位总司令还作了一番特技表演。
周至柔的出现，给汪精卫及其随从带来极大的恐慌。毕竟是做贼心虚，汪氏一直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哪里敢说些什么，而那周至柔又哪里知所以。下机后，周与汪握手告别后，汪的一伙人的心里才平静下来。
下飞机目送周至柔走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国民军第四战区总司令张发奎迎了上来。汪精卫见龙、张二人身后的宪兵雄纠纠气昂昂地持枪走了过来。此时的汪，全身汗毛一根根竖起来：“事情已败露，他们来抓我来了。完了！”汪感一阵昏晕，倒了下去。不因为这，有分教：龙椅上，根根钢针刺背，奇痛难忍；寝宫里，声声痛骂入耳，万箭穿心。正是：梦中也在做元首，谁知反被骂千年。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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