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以谷正纲为首的国府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蒋总统下野，无奈国内形势如此，蒋总统也无力回天，他主意已决，趁众人搀留之际退出会场。副总统李宗仁宣布除夕宴会结束。
中正辞去总统职务，还保留着党的总裁一职，他回到住所，经国问：“父亲，明日《文告》就要发表了，举国上下尽知父亲退隐归乡的消息，李副总统成为国家之领袖，难道父亲数十年之辛苦就这样毁之一旦？”蒋总裁说：“经国，你也是三十几岁的人了，这些事情还要为父的教你？”经国说：“虽然我军在淮海、平津决战中，惨败已成为定局，但孩儿对杜光亭还抱有一定的信心。因我认为他对党国之忠诚和指挥才能是不值得怀疑的，纬国此时也在徐洲前线，因此，孩儿认为至少也要等到徐蚌和平津两大战役后再谈退隐之事，不知父亲以为如何？”总裁说：“经国，刚才这几句话又看你长大了很多。与共军决战，的确还没有分出最后的高下，军队的指挥权我也不能交出。你明天到成都，催促顾祝同和徐永昌等，全身心地投入徐蚌会战和平津的大战之中。”
仅仅十一天，便传来杜聿明集团三十万大军在陈官庄被消灭的消息，总裁心里十分难过，本就十分虚弱的身体，哪里经得起如此大的打击，他急怒交加，昏了过去。经国急唤医务人员救醒。总裁对经国说：“我投身革命，已有四十多年了。老了才遭此惨败，叫我如何面对总理于九泉？”经国说：“父亲且放宽心，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父亲身体健康，振兴国家就会有希望。我们还有三百万大军，会转危为安的。”
几天后，又传来天津被攻克的消息，总裁对俞济时说：“宜生在北平，是抵挡不了共军林彪部一百多万大军的进攻的。你去通知徐永昌到北平后，能办的事情尽快地办，不能办就回南京。”俞济时出去后，经国对总裁说：“父亲，共军攻打天津，时间之短，出人意料，但不知宜生此时有心与共军作最后一搏的信心否？”总裁说：“难啊。宜生与共产党有旧，明日徐永昌回南京后就知道了。”第二天下午，徐永昌、郑介民和蒋纬国等已回。总裁连忙召见。徐永昌汇报说：“傅宜生坚决不同意南撤军队。但实际上也走不了了。”总裁沉默了一会，说：“共军将不战而得北平，而傅宜生也要投共了。”这时，陈立夫走了进来，对总裁说：“毛泽东表态了。他在对时局的声明中，已将我等列为首要战犯之一，要交给‘人民’审叛呢。这是毛泽东前日发表的声明内容。”总裁问：“立夫，这几天你在蒙头睡大觉吗？这个声明已发表近十天了，你才拿出来作新闻报告，迟了。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你研究了吗？”陈立夫说：“我每天都要读几面，这字里行间里当然有研究的必要。”总裁说：“那好，你说出来听听。”陈立夫说：“毛泽东提出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法则改编一切反动的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份子参加的政治民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总裁说：“这八个条件还不烈，对你也不感兴趣？”陈立夫说：“我和总统一样，同属于战争之罪犯，已无路可走了。”正说间，俞济时走了进来，对总裁说：“刚才，军统来电，傅宜生已正式宣布投共了。”总裁说：“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事态如此，又岂能怪傅宜生一人，由他去吧，不要难为他了。不过，古都北平还是保留完好。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你看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自上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宴后，就等着蒋中正下野，哪知一晃就是半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十分着急。这天，这位大使来到李宗仁处，对李说：“蒋先生已明确表态下野，十几天都过去了，他仍在那里一动不动，这分明是不愿意退隐。倘若一周内还不交出所有的权力，你就去武汉，同白健生发表声明，我们美国政府支持你。”李宗仁与司徒雷登的表演，早由军统报告给了总裁。总裁十分恼怒：“我看你美国佬如何扶持李德邻上台？”他召来孙科，问：“你是行政院长，李德邻任代总统后，你要全身心协助他管理好这个国家，你办得到吗？”孙科听了总裁话中的意思，说：“请总统放心，李代总统也不过是一个‘代’字。按照宪法：总统不能视事时，副总统实行权力，要由国民大会批准后才能行使。我也是一名国民党的党员，至于我这个行政院长，当然只能听从总裁的吩咐了。”总裁见孙科如此说，便安慰他说：“你好好干，我就要回溪口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蒋总裁召开了党国文武高级会议，宣布正式退隐。其总统的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蒋中正和李宗仁分别在文件上签了字。
再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的毛泽东，接到北平的傅作义宣布战场起义，其部队正式开出北平接受解放军的改编的报告后，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对周恩来说：“千年之古都，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恩来，电告彭真、聂荣臻，叫他们安排一下，请傅宜生和邓宝姗二先生到西北坡一行，大家畅谈畅谈，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好吗？”周恩来说：“好的。我马上就去安排。”当傅作义、邓宝珊从石家庄来到西北坡中共中央办公厅时，周恩来已经在大门外等候多时了。他握住二人的手，亲热地说：“两位先生，毛主席叫我在这里等候您二位。主席说，你们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民族会永远地记住你们的。”傅作义说：“感谢主席和周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只是我们觉悟得太晚了。”周恩来说：“不晚，一点也不晚。毛主席说，革命嘛，哪里还去分早迟。就连蒋介石、李宗仁，我们都欢迎他二位做出对人民有贡献的事呢。”三人谈话之间，说起蒋中正退隐之事，周恩来说：“宜生，蒋介石在二十一日发表了退隐的《文告》，你二位可能没有看，看看吧。”傅作义接过来，只见上面写有：“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行民族为职志。先后二十年，只有对日作战，坚持到底。对内对外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斑斑之事所见。战事仍然不止，和平的目的未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翼弭战消兵。”看到这里，傅作义想起多年来的交情，又想起临别前的嘱咐，不禁凄然。周恩来见此，说：“宜生，把它看完吧。”傅作义接着看下去：“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奚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道，翊赞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看到这里，傅作义不禁叹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周恩来说：“在元旦文告中，蒋介石提出的和平谈判的条件有五个，我党对此也提出了八个条件。宜生、宝珊，想必你二人也已知晓，不知你二位有何想法？”傅作义说：“贵党从来做事光明磊落，又留有余地。以我傅宜生为例，都能宽大处理，我想国人是不会忘记贵党的。”周恩来十分和蔼地笑了笑，说：“宜生、宝珊，现在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不要再提一个‘贵’字。宜生啊，全国就要解放了，你打算干点什么啊？”傅作义说：“我原先是搞水利工作的，我想回河南老家去治水，当一名水利技术员。”周恩来说：“你只想对了一半。既然是水利专家，为何只想到河南？那是偷闲，还是想想如何管理全国的水利吧。那样，就更能展示你的才能的机会了。到时候你可不能推辞啊。”傅作义说：“那是，不推辞。”周恩来见午饭时间已到，便请：“我们先吃饭。毛主席请吃饭是在晚上。今晚可热闹了，朱老总也要来参加。你二位和老总很熟，大家高兴地喝几杯吧！”
傅作义回到北平不久便到了绥远。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是傅的老部下，经说服，董其武率部起义，并完全接受了解放军的改编。共和国成立以后，傅作义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一九七四年病逝，享年七十四岁。董其武则被毛泽东拜为上将军。
却说周恩来自三大战役后，考虑到各野战军番号不一，在今后的作战中容易混肴，便决定将解放军进行统一整编。这天，他拿着整编后的名册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高兴地接了过来，只见上面写有：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军委会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部主官如下：
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周恩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总政治部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傅钟
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辖四大野战军。这四大野战军是：
第一野战军（即原西北野战军），下辖两个野战兵团。
总司令彭德怀政委彭德怀副总司令张宗逊赵寿山
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震
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第二野战军（即原中原野战军）辖三个野战兵团
总司令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
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陈赓
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第三野战军（即原华东野战军）辖四个兵团
总司令饶漱石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
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
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政委袁仲贤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卿
第四野战军暨华北军区
总司令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第二政委邓子恢
第一参谋长肖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
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长周纯全
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劲光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肖华
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莫文骅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
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谭政
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政委徐向前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
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
毛泽东看后，说：“这种整编很好，我完全同意。”周恩来说：“是不是在书记处会上再提出来研究。”毛泽东说：“完全可以。还有，你以中央的名义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两支野战军开赴长江边，由总前委负责。”周恩来说：“蒋介石下台快满一个月了，李宗仁这个代总统趋向于和谈，并且已向我党发出了信号，他们决定派颜惠夫、邵力子、章士钊等来西北坡。我想，就以我党提出的条件作为基础，谈得成更好，谈不成，打过长江去，反正刘陈邓饶粟渡江还需要一段时间作准备。”毛泽东笑着说：“知我者，恩来也。这次国共重开谈判，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非你莫属。我有一个想法，在去北平以前，开一次党的全会，让同志们明白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前不久，黄炎培先生到西北坡来，又同我谈了一夜。黄老向我提出，防止李自成第二。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恩来，今晚要研究的事情很多，搞不好，又是一个通霄呢。”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到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进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四十三人，候补委员十九人，列席的工作人员十一人。因为交通及战事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有二十人。会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共有十个部份。他详细地论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它的劳动群众，争取知识份子，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物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进行城市管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了，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关于目前的经济，毛泽东讲了七个问题。他说：“中国大约拥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化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但是它却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命脉，使国家经营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这一部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但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是分散在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这是落后的，但它却占第二位。”“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会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状态。”
关于对外关系，毛泽东在报告中有以下语言：“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对于普通的外侨，则保护合法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解决，而且在全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急于解决。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只要它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以合法的地位。关于与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做生意，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关于召开新的民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已经成熟。现在的一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明年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一部份里，是这样提醒共产党人的：“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要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再过苦日子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同志们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要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报告。
七届二中全会后，各中央委员分赴各地，向部属们传达会议的精神去了。中共中央机关准备搬到北平。这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他对另外的四大书记说：“荣臻同志来电，北平已经安排好了，请我们移住北平。大家看看，有哪些需要强调的。”周恩来说：“倒是李宗仁派出代表，要我们确定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几个都在，大家讨论一下，确定下来，通知南京方面。”刘少奇说：“我的意见把谈判的地点放在北平，至于时间嘛，不能拖得太晚。”朱德说：“少奇同志的话我也有同感，在长江沿线上的我中野、华野正待过江。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来电言，谈判时间不能超过二十日。否则，长江河水暴涨后，我军要渡河就很困难了。”毛泽东说：“这件事就由恩来决定。”周恩来说：“我的意见是定于四月一日。地点就在北平。”毛泽东说：“我们移住北平的时间定下来了吗？”刘少奇说：“定下来了，三月二十三日就出发。”毛泽东说：“啊，还有两天了，赶快准备吧。我们是去赶考啊。同志们，我们要到北平了，我们可不是三百年前的李自成进北平啊，我们是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
一转眼，两天的时间过去了。早晨，周恩来过来催促，毛泽东十分高兴，说：“恩来啊，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昨晚睡不着觉，是兴奋啊。我们是去‘赶考’，精神不好可不行啊。”周恩来说：“主席，我们这次‘赶考’，一定会做成好的成绩的，不能退回来。”毛泽东说：“哎呀，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
早饭后，毛泽东等人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四辆大卡车。毛泽东坐在第二辆吉普车里。车队下了山区，就驶入了华北平原。毛泽东问警卫排长阎长林：“长林同志，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你说为什么老是三月份搬家啊？”阎长林想了一想，说：“主席，这是最后一次搬家了。到了北平，我们不会再走了。不过，时间过得真快啊。前年的三月在延安，去年的三月在西北坡，今年的三月就到了北平。好快啊。”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但我们的蒋委员长又何曾想到呢？这就是说，我们胜利了，蒋介石失败了。”
却说蒋总裁于一月二十一日发布文告后，第二天便由长子经国和京沪杭保安总司令汤恩伯、台湾省主席陈诚等陪同，带着卫队回到离别了多年的老家溪口镇。
难得清闲，总裁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读一些书。这天，他同往常一样，与儿子经国、儿媳蒋方良以及两个孙子吃完早饭后，便拿着《资治通鉴》踱出门外，经国见父亲这些天来都如此，便跟了过来。总裁说：“你不陪妻儿吃饭，跟出来干什么？”经国说：“父亲，你不是常教导孩儿‘饭后百步走，人活九十九’吗？为何刚搁下饭碗便看书？”总裁说：“我只是散散步，谁这时在看书啊？”经国说：“我陪父亲走走。”总裁见经国一片孝心，便不再说些什么了。父子二人边走边说些古今中外英雄人物的事迹，一边也流览了家乡的美景。
经国见父亲心情好，便问：“父亲，昨日周至柔谒见，你们谈了些什么？”总裁说：“周至柔来见我，一是向我请示与共军作战方略，他不主张与共军和谈。另外，他受孙科的委托，向我转达了行政院已搬到广州办公的事。他说，孙科也不赞成与共军和谈。”经国说：“空军向着我们，事情就好办得多。再加上一个行政院，这枚苦果够李德邻吃了。”总裁说：“你不是埋怨为父的不理事吗？你看从南京带来的七部大电台，日夜不停地转动，不要说空军，整个国家的军政大事为父不管了吗？我退隐，但国民党的总裁还在，党章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任何从政的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本党领导，李德邻和白健生也不能例外嘛。”父子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地就是十一点了。这时，侍卫来报：“广州来电，戴季陶同志服毒自裁了。”接此消息，总裁不禁伤心落泪，哽咽地说：“季陶同志是我党的老同志，曾任先总理的秘书。他是忠实的三民主主义者，又是我党的理论家，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为党国呕心沥血，为何竟这样的想不开呢？党国还在嘛。经国，你到广州一趟，以党的总裁特使的名义对戴同志予以悼唁。你给孙科说，奠祭要隆重一些，要进行国葬。同时，要告诉戴夫人和安国，表达我对戴同志的悼唁之情。”经国领命而去。
那戴季陶自“四．一二”事件后，在国民党高层内，他历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常委、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长。一九四八年兼任国史馆馆长。去逝时五十八岁。
一连几天，总裁都在怀念戴季陶，所幸经国去后两天便回转。经经国的多方劝解，总裁的心情有了一些好转。这些天，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亲信大将几次来溪口，请示方略。对于汤胡二人，总裁与之反复商讨了战事。而对于陈诚，总裁对他说：“辞修，这些天，我与汤恩伯、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等都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探讨。这些将军在共军面前不愧是英雄，虽然你也是党国的一位优秀军事家，但此时你不能到前线。你到台湾去，到那里整顿军备，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你在台湾，还要收容在台诸岛的国军将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反攻作准备。你不要去依赖李德邻，让他去与毛泽东和谈吧。我是不大相信谈判有结果的。只要台湾在，党国就有希望。你是校长最信赖的学生，别人代替不了你。中午陪我吃饭后，你就回去吧。我这个作主人的，就不强留你了。”陈诚很受感动，当即说：“校长请放心，学生会按照您的指示，全力做好台澎诸岛的防卫工作，一旦发生战事，学生保证校长能安全地到达台湾。”总裁很信任地点了点头。
陈诚走后，总裁很关心前线的战事。这天下午，总裁读完《资治通鉴》，正翻转来，准备从头再读，忽然，侍卫来报：“张文白同志求见。”总裁叫经国去把他领了进来。张治中向总裁行礼后，说：“报告总统，我受李副总统之命，到北平与共军谈判，特此前来向总统请求方略。”总裁命他坐下，说：“你看那文白同志，到了现在还在称总统。你诸事请示于我，李德邻是不高兴的。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会不高兴。那样一来，我又把文白也牵涉进来了。”张治中说：“文白随总统三十多年了，如果没有您的指示，文白干事也不踏实。”总裁说：“啊，真快啊，我与文白相交就三十年过去了，人生啊，就是那样的短暂。确实也是这样，相交多年，实在难以分割啊。文白，你的来意我已经知晓了。你代表党国出使，我放心。但你仍要记住：与周恩来打交道，要特别的小心，要坚持原则，不能做有损于党国之事。你的代表团中，黄绍竑是李德邻的左右手，和你谈不到一块，但你为团长，诸事由你做主。前些天，这个黄绍竑与司徒雷登来找我，要我承认与共军划江而治，这可能吗？这才叫痴人说梦。不要说我不赞成，共产党又会同意？还说什么要我出洋。你说这两个混混多讨厌，出洋也好，住溪口也好，那是我个人的事。我不是洋人，为什么出洋。难道我就没有祖国了吗？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嘛。我不当总统，公民权还没有被剥夺，就即使被剥夺，我也不到外国去。偌大的一个中国，就容不下我一个人吗？将来，即使共产党得了天下，国家还在，家乡还在，我也不会跑到外国去躲藏。”张治中见总裁态度坚定，有好多的话想说，又哪里敢说出口。事后不久，吴中信对张治中说：“我们回来时，俞济时告诉我说：张文白太死心了，这个时候还讲和平，能讲下去吗？奉劝文白先生办事不要太呆板。不然，会有麻烦事的。文白呀，我看你还是按总统的意思行事吧。”张治中见吴中信如此说，不禁长叹了一口气，一句话也没说。
孙科的行政院搬到广州后，政府实际上已脱离了李宗仁的控制。李求和心切，在他的要求下，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发布了七项命令。其内容为：
一、将全国各地的“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减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六、撤消特别行政法庭。七、通令禁止特务活动，未触犯刑法范畴，不得逮捕一切公民。
但这七项内容并不为中共接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宣布不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条件。李宗仁无奈，便派颜惠卿、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这四位老人听说毛泽东在石家庄，便取道前往。毛泽东与四老会谈后，同意国共间再次举行谈判。时间定为三月二十五日前后。回到南京，四老向李宗仁作了汇报。李宗仁立即召集中常会研究，确定了划江而治的方案。哪知这里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在宁波的蒋总裁已经知道了内容，便指使吴中信等进行抵制。
那孙科的行政院，与十九年前相比，也好不了多少。要钱，他仍然没有钱；要指挥军队，兵权掌握在何应钦和顾祝同的手里，他如何指挥得动。孙氏内阁还没有支持到一百天，便宣布辞职。总裁指示何应钦：“孙科辞职，你去组阁。”何应钦见有总裁的指示，通过李宗仁之口，宣布出任行政院长。其它如财政部、交通部等，虽走马换人，但都是忠实于总裁的。而最为关键的是，李白二人能调动的军队，仅两湖两广而已。还有两百多万军队，汤恩伯和胡宗南、宋希廉手中的部队就有近两百万，李白却指挥不动。不禁如此，李宗仁的经费也更加捉襟见肘，南京政府处于两难之中。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经中共方面同意而进行的和平谈判终于开始了。这天下午，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赴北平。他们是：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屈武、刘斐等。这天午后，他们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下午三点，飞机抵达北平。中共中央秘书长齐燕铭已在机场等候，护送他们到六国饭店歇息。
张治中来到下塌后，十分纳闷：“我与周恩来交往多年，又听说周先生为首席代表，却不见来接我，必有原因。”一会，齐燕铭来通知张治中：“周恩来先生将出席今晚的宴会。周先生到时会与文白先生叙旧。”在宴会上，周恩来热情的话语和严肃的表情使张治中吃惊：“别人怎么变得快也不打紧，你周先生可不是变得快的人啊。”晚宴后，双方代表正式亮相。周恩来介绍共方的谈判代表有：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和秘书长齐燕铭。周恩来又单独地和张治中握手，哪知他手一松，他竟毫不留情地说：“文白先生，我有一事不明。蒋介石已经退隐，不再是总统了，现南京政府的最高首脑是李宗仁，而文白先生赴北平前却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请问文白先生，这是为何？众所周知，蒋介石干的一系列事情，都是反民族，也是反人民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当然也是反和平谈判的。我党认为，文白先生的做法，是对和谈没有诚意。本来，我应该到机场去迎接你们的，但我不能迎接一个对和谈没有诚意的人。故而请齐燕铭先生前来迎接你们。我想，诸位不正是对蒋介石退而不隐不满吧。”张治中心里一惊：“共产党得到的消息真快，又是这么准确。”在霎那一惊后，他灵机一动，便有了口词。你看他爽朗地一笑，说：“周先生多虑了。蒋介石先生确实已辞弃总统的职务，也不大过问政事。但蒋先生是我党的总裁，作为党之领袖，我想，这么大的事情总该对文白此行有所了解吧。何况，中共朋友也曾说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实践证明已经错了的人’嘛。我党的内部也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气氛。周先生，站在我党的立场上，这不为错吧。”周恩来说：“文白先生自圆其说，是行不通的。我党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谅解文白先生这一次。大家请坐，谈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吧。”
谈判桌上的激烈交锋，这与四年前的的重庆谈判有了本质的区别。但张治中、邵力子仍据理力争。好几次的谈判都陷入了僵局。张治中和周恩来都是谈判的行家，争议到关键时刻，周恩来便提议稍作休息再谈，以便换取说话的方式。到了四月八日，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了张治中。都是老朋友了，毛泽东对他说：“李代总统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他对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很不放心，文白先生认为谈起来很困难。好，为了减少代表团的压力，我们可以不在和平谈判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单。既然文白先生同意和谈方案由我党提出，方案出台后再讨论，那就容易多了。将来签字，德邻先生，何应钦、于佑任、居正、童冠贤等先生愿意来，那不就更好。”
毛泽东同张治中就和谈等问题足足谈了四个钟头，并邀请他吃午饭。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会谈。到了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又同黄绍竑、刘斐交谈。毛泽东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湖南醴陵人，与主席邻县。老乡了。”毛泽东说：“好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蒋介石打内战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转过头来，毛泽东对黄绍竑说：“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和平，所以欢迎你们前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只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德邻先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黄绍竑说：“主席这样说，我们就放心了。”毛泽东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他扳着手指对黄、刘二人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人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如果李宗仁不真心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他也靠不住，也要和他奉陪到底哩。”说着，他站了起来，踱了两步，说：“我看六亲中靠得住的是共产党。只要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与黄绍竑、刘斐谈话后，三人共进午餐。刘斐问毛泽东：“你打麻将吗？”毛泽东笑着说：“晓得些。”刘斐问：“你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听了，差一点笑得喷饭，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好了。”刘黄二人见毛泽东以事寓事，也笑了起来。
到了四月十三日晚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又一次进行了会谈。这次谈判是中共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们说：“贵党提出的条款共四十七条，我党经过研究，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八条二十四款。这就是《国共和平协定》修正案，贵方代表发表意见。”张治中接过来与南京代表团全体团员看后，说：“贵方的八条二十四款，我方原则上可以接受。但有些词句的提法上应该有所修改。首先，作为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应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修正案中出现‘战败求和’等词句我方无法接受。第二，条款中将所有的罪行归咎于国民政府，这是不妥的，词句上应该缓和。第三，如果将此条款送到南京，李代总统能否接受，尚无把握，也请中共朋友三思。”周恩来说：“第一条可以考虑。第二条，不行。我想，文白先生应该清楚。第三条，不管贵方代表是否拒绝签字，解放军还是要过长江的。德邻先生的联邦制，我党不同意。我看这样，明天我们进行第二次会谈，请贵方仔细考虑后提出意见。”
到了四月十五日，双方代表又进行了正式的会谈。根据张治中提出的意见，对一些词句作了修改。双方休会一个钟头，张治中对邵力子等人说：“《国内和平协议》的修改，已到了封底的边缘。共方已不愿再作让步。战，肯定要败。不如签字，以减少民众的痛苦，也减少了国府的压力，你们看如何？”黄绍竑说：“话虽如此，此协议要送到溪口蒋先生处，恐怕难以通过。”张治中说：“我们已作了最大的努力了，现在也无他法。我们只能是希望蒋先生予以谅解。”邵力子说：“《协议》谁送南京？”张治中说：“非黄先生和屈先生不可。”黄绍竑说：“我愿意与屈老师立即起程回南京，先向德邻汇报谈判的过程。”
李宗仁看了黄绍竑送来的《国内和平协议》，说：“这《协议》够厉害的了。你不知，四月五日，何应钦在广州发来电报，看看吧。这是电报的内容。”黄绍竑接过来，只见上面写有：“（一）为表示谋和的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立即停止战事，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二）为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实现联合国宪章赋予之责任，对于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外交政策，应予以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有暴动的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力及生活财产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加以改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障。（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构成，以确能保上例（二）（三）（四）项之原则能实施条件。黄绍竑看完，对李宗仁说：“这也是他何敬之一厢情愿罢了，更添有蒋氏之色彩，共产党能听他们的？”李宗仁说：“他是蒋氏在南京政府的代言人，在和谈上，他们从中作梗。”黄绍竑说：“毛泽东、周恩来都明确表态，如德邻公同意《国内和平协议》，将来政府成立，他们将给你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李德邻只有投共这条路最可靠。德邻兄，你应该有所选择了。”李宗仁说：“我们还有两百多万军队，还可以一战。”黄绍竑说：“德邻公差也，两百万国军又能怎样？能抵挡共军几时？汤恩伯、胡宗南手中的一百多万大军又能听你的？西南的军队听你的？四川宋希廉手中有三个野战兵团，他能听你的吗？”李宗仁说：“让我想想。”这时，总统府秘书长吴中信和行政院长何应钦走了进来。二人坐下后，黄绍竑将《国内和平协议》递了过去，何应钦看后，问：“李代总统，你的意见呢？”李宗仁伸出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话来。不因为这，有分教：莫道天堑能阻兵，百万雄师过江来。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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