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到蒋中正任总统，本回予以补叙。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作为党的总裁的蒋中正，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宣传国民党的治国方针，以便使国民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这次大会又对国家的建设等提出宏观的设想。这些天来，蒋主席的心情很好，特别是头一天的下午，爱将胡宗南打来电报，称最多在十天内就会攻下延安。蒋总裁要把这大好的消息告诉参加全会的中执委员和中监委员们。还有，他要在全会上正式向全体国民党员们宣布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并告诉全党，先总理、国父孙中山所缔造的国民党，不允许祸国殃民的共产党的存在，其原因就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全会开幕了，当他出现在会场时，中执委和中监委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看到这热烈的场面，蒋主席很高兴，他发自内心地笑了。
刚过了一个星期，胡宗南又来电报，说延安已经收复，共产党的中央机构被打散。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已下落不明，现国军正在全力地搜捕之中。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主席立即将它报告给与会者。顿时，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而蒋主席的声音更使中执委和中监委们感动。只听蒋主席说：“诸位同志，国民革命已经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诸位同志要看到这大好形势下革命成功的到来。共党已经堕落成为一群暴匪，乱世匪首毛泽东正在逃窜。国军正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实行大面积的剿匪。现在，国军已经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事实已证明了共匪必败。诸位同志，为实现先总理的五权分立国家的设想，保证我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容忍祸国殃民的赤匪存在，也更不能容忍赤匪的攻城掠地。现在，匪军虽然节节败退，但仍然非常猖獗，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努力奋斗，同共匪斗争到底。诸位同志，六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精诚团结的大会，也是结束训政以来的一次盛会。‘一大’以来，已有二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一个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大会，是继往开来的一次大会。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制定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政府在现阶段治国的一系列措施，以此来改变训政时期的意识和观念。这次大会后，我们国家的形势将进一步好转，立宪时期就要到来了，我们便要成为立宪国家了。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实施，就表明了我们的国家正一步一步地向西方国家靠拢。在座诸君也将在宪法的指导下，大展宏图，完成先总理‘建设和平、繁荣、昌盛的强大中国…….”蒋主席的讲话，博得参会热烈的掌声。
全会后，蒋主席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张群被任命为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除共产党人外，其它党派领袖大都被吸收加入了政府，并担任内阁一些部长职务。青年党的李璜任政府经济部长，左舜生为林业部长。无党派人士也有被吸收入内阁部长职务的。
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快行宪的步伐，也为国家设立总统作准备，国民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委会。经过四五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在一九四七年的九月召开了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会前，蒋总裁和负责党务的陈立夫、戴季陶以及陈布雷、陶希圣，军界的何应钦、顾祝同，政界的张群、张治中等商量，再征求了元老张继、吴稚晖的等意见，对行宪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同时，为保证行宪工作的顺利进行，蒋总裁还对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作了预测。由于事前的认真准备，会议如期开展，并且各种议程顺利完成，特别民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合并，为行宪工作作了铺垫作用。
现在，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党务工作者，以何应钦、陈诚为首的被称为黄埔系和准黄埔系，以宋美龄、宋子文等为首的被称为亲美系，以张群等为首的被称为政学系，他们在国民党高层内形成了一层层的网络，而党内的其它派系，如西山会议派等，则利用召开中全大会之机，尽最大努力地争席位，以显示本系统的实力。其实，蒋总裁对此早有觉察，并也有所防范，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合并，正是这一措施的落实。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常委比五届一中全会要多，为留青史，特录于后。他们是：丁维芬、居正、于佑任、朱霁青、李文范、麦斯武德、邹鲁、马超俊、吴铁城、李宗黄、张群、戴季陶、张治中、陈布雷、宋庆龄、朱家骅、田昆山、白云梯、孙科、陈果夫、陈立夫、宋子文、白崇禧、钱大钧、潘公展、萧国兹、范予遂、梁超、陈诚、段锡明、张道藩、张厉生、贺寒衷、谷正纲、王启江、赖琏、刘建群、萧铮、柳克述、邓文仪、康泽、吴忠信、何浩若、张其昀、蒋经国、袁守谦、黄少谷、何联奎、倪文亚、赵仲容、汤如炎、郑彦棻、李蒸、程思远、黄宇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有：吴稚晖、张继、王宠惠、邵力子、李宗仁、刘文岛、姚大海、王秉钧、邵华、张知本、张默君、李永新、鲁涤平、朱径龙、李曼魂、白端、刘贤周、李世军、朱光潜、程天放。
会议决定由陈立夫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谷正纲为组织部长，陈布雷为青年部长。干部训练班筹备委员会主任是蒋经国。
党内人事已经调整完毕，蒋总裁亲自并策划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定于一九四八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次会议，又称之为“行宪国民会议”。大会的主要议程有“正式旅行宪法；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制定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条款。”会议为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代表的产生；总统和副总统的人选；总统和副总统的权力。这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酝酿而召开的国民大会。
还有十天国民大会就要进行了，报上也紧锣密鼓地宣传。蒋总裁很不放心，这天上午，他找来筹备组的陈立夫、戴季陶、张群、张治中、陈果夫、吴忠信和黄少谷七人，寻问筹备的情况。陈立夫说：“远道来的代表快到了，秘书处的人也正在筹备安置，应该说是很有序地进行。”蒋总裁问：“明日各大报都要报道代表的产生，你们是如何面对各报的记者的？”陈立夫说：“媒介在宣传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仍如实报道。根据宪法规定，每县市或同等区域选出代表一人。人口五十万选代表一人，每增加五十万增选一人；蒙古每盟四人，每特别旗一人。西藏、新疆、侨民、职业和妇女团体，仍照前不久公布的具体办法进行着。这次代表大会应选出代表总数为三千零四十五人。在年前已选出代表二千零四十二人。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的限数。到昨晚已报上来的已动身的代表已有二千九百六十二人。今天下午，接待处已开始接待并安置到会人员，预计几天后将陆续到京。”蒋主席问：“你预计到会时开会的有多少人？”陈立夫说：“应该不少于二千九百人。”张治中插话说：“立夫同志在筹备工作中做了大量细致而又艰辛的工作，代表如期到会，已很不错了。说实在的，在我们的国家进行全民选举，这还是第一次。因此，确非易事。交通不便，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东北、华北、华东以及中原一带，共匪猖獗，有的代表要绕道才能赶到这里。”蒋主席问：“听说基层选举丑闻不断，对贿选的人进行严肃查处了吗？”陈立夫说：“四川、湖北、河南、上海等处，基层出现过贿选，地方党政进行了严肃处理。对县级以上的选举，筹备处规定了凡是党内自愿参选者，必须经党内提名。这样，就避免了出现自行违纪参选者用我党党员提名候选人争夺选名的现象，并且规定一个县一个代表的限制。”蒋总裁说：“你仔细算过没有，在代表中，国民党员选举出的代表数额有没有擅自扩大的？”陈立夫说：“不瞒总裁说，已突破了六百多名。”蒋总裁说：“民社党和青年党对选出的代表有严重的不满，你做了疏导工作了吗？”陈立夫说：“正要请示总裁，这件事已闹到中央来了，如何处理才好。”蒋总裁有些焦躁，说：“怎么能问我呢？多的名额要全部清出去，让给青年党和民社党，满足他们的要求。对我党党员中有自行参选者，必须用党的纪律予以处分。”陈立夫说：“这不好办，有的还涉及到部份中常委。”蒋总裁说：“国民代表大会在我党国第一次召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如果让我们的某些党员胡来，又如何服人。国人又如何看我们？这件事必须按规定办理。”张群说：“立夫同志，你知道前天发生在首都国民大会堂前的事吗？这些闹事者都是官场上的好斗份子，他们在首都成立了‘民选代表联谊会’，完全是向中央示威，争取代表名额。而那些虽获各级国民党党部提名的而又没有当选为代表的又成立了‘提名当选联谊会’，这些人联合行动，要求出席国民代表大会。这两个联谊会打打闹闹，不仅使共产党在看笑话，其它党派的人也看着不顺眼。更为重要的，被共产党称为第三条战线的人，又趁机兴风作浪。这些人，又是示威，又是游行。而我党内部也有同志互相攻讦，吵吵闹闹，不能不使人感到心寒。凡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态度和情绪的同志，不管他们有什么语言，都应该毫不顾忌地提出来，还有，有的因为没有选上国大代表，叫喊着要绝食斗争，甚至公开提出到大会堂抢座位，如不坚决地禁止，这会如何开？”听了张群的一番语言，陈立夫心里大怒：“你张群是个什么东西，竟当着领袖的面来揭我的短。”那陈立夫也非平庸之辈，你看他不怒反而笑着对在座的人说：“张院长，争当代表，这并非就是坏事，说明我党的同志争着为民办事。至于有的同志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都应该予以疏导。如果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在背后指手划脚，甚至煽风点火，那还叫什么好同志呢？”张群哪里有听不出陈立夫的话音，便笑着说：“立夫同志，如果在我们高层同志间客观地摆出一些问题或者说出一些事情的真相，让决策者们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而这些话却被说成是背后煽风点火，那以后谁还敢说一句真话？”蒋总裁也知张群眼里溶不得沙子，并且也是摆着的事实，为避免二人当面翻脸，连忙插话说：“二位贤弟不要争了，你们都是为了党国，听中一句话。现在问题也确实太多，应该马上将问题解决。文白，你也来想办法，好吗？”张治中说：“岳军的话我赞成，对于代表超过的问题，应该理直气壮地执行党的纪律，才能将问题搁下去。另外，我建议适当增加代表数额，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还是要有祥和的气象。”蒋总裁说：“立夫，季陶，你们按文白刚才说的去办。”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主持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南京国民大会会堂隆重开幕。会议实到代表二千八百七十八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修改的宪法获得全体代表的通过。会议差额选举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亲英美的胡适，德高望重，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经全体代表投票表决，到会代表共二千七百三十四人，投蒋中正的有二千四百三十票，得票数为百分之八十八点九。蒋中正成为第一届经代表选举出的总统。在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中，蒋中正以军人之礼向代表们致敬。
在授予“总统当选证书”颁发仪式上，白发苍苍的老党员张继手捧证书，向蒋中正授证。蒋中正向老党员行鞠躬之礼，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正接过“总统当选证书”，在“一大”老代表吴稚晖、张继等人的监督下，他站在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和国旗——青天白日旗下庄严地宣誓。至此，蒋中正成为国民政府第一届总统，而中华民国政府主席一职，自然地卸去。
总统选举后，国民大会对副总统一职进行了投票选举。副总统候选人共有六个，他们是：李宗仁、孙科、于佑任、程潜、莫德惠、徐傅霖。按照蒋总统的设想。副总统的职位应该是孙科。然而，事与愿违，在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一轮投票选举上，六名候选人全部都没有超过半数。前三名的票数依次为：李宗仁为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的票数不足一千，程潜更少。蒋总统看了投票的结果，不禁有些恼怒，他对戴季陶等人说：“孙科是先总理的儿子，革命数十年。为人正直而有才干，能忠实地贯彻先总理的建国精神。你们可与立夫、谷正纲、黄少谷等人去劝说代表们把选票倾斜一些给孙科。季陶，你去找一下德邻，希望他放弃副总统的选举。你对德邻说，副总统他很难选上。”戴季陶约陈立夫去找李宗仁，把蒋总统的话给他说了，哪知李宗仁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步。戴、陈二人只好回复蒋总统。蒋总统大怒，着人把李宗仁叫来，对他说：“德邻，在选举副总统的职务上，你要与孙科竞争，你能保证当选吗？”李宗仁说：“总统，我并没有与孙科竞争。但作为候选人，我要知道国民对我的信任有多大的程度。既然要力争选上，放弃参选总不大好吧。”蒋总统说：“孙科在党内德高望重。党内同志都非常的尊重他，这次选举，他仅差你两百票左右，且大家都没有过半数，你看在先总理的份上，让些票给他不就得了吗？”李宗仁笑着说：“总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副总统的提名候选，是国民代表大会提出来的，第一、第二轮选举，虽然我和孙科都没有超过半数，但我比他多，这是代表们对我的信任，这票又如何能让？还是让我们公平地进行选举吧。”蒋总统说：“如果选不上，不是更好地退出吗？”李宗仁说：“第二轮还没有进行投票，你又怎么知道我选不上呢？我一定能选上的。”蒋总统说：“我说你选不上，你就选不上。”李宗仁说：“请总统放心吧，我会选上的。”二人不欢而散。
李宗仁怒气冲冲地走后，蒋总统召来谷正纲等人，授意他们将特工、治安、党务和政府部门的一些人员出面，拉拢一此国大代表，为孙科增加选票。同时，有关人士又去劝说李宗仁、陈潜等，要他们放弃选举。李宗仁、程潜大怒，立即同时宣布退出选举。孙科见此，也只好宣布退出选举。这样就造成了世界宪政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尴尬场面：国民大会竟没有副总统参加选取。这种状况叫做政治绝食，这一来，使得蒋总统十分被动，他只好让于佑任、张群二人去见李宗仁。那张群对李宗仁说：“德邻兄，第三轮选举正要进行，你却宣布退出选举，这不是给总统脸上抹黑，而是给国民代表大会抹黑。如果兄台真正退出选举，也不该在这个时候。兄台的这种做法，恐怕非真心吧。”李宗仁也知张群是来作说客，但他也和张群要好，听如此说，便回答：“岳军兄，这是他蒋总统逼我退出选举的，难道说我李德邻不当副总统就不活人吗？”张群听后，笑着对他说：“德邻兄，你说总统逼你退出选举，有谁见来。你退出选举，人们是不会这样看的，到时恐怕你也说不过去吧。再说，我受总统委托，请你与总统共进午餐，望兄偕嫂子赴宴吧。在那里，大家拉拉家常，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说出来，不又是好兄弟吗？何必为一点小事而忘了多年之情呢？”
由于张群出面，李宗仁、孙科、程潜三人同意参加第三轮选举。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李宗仁得了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五票。这样，李宗仁和孙科二人之间进行第四轮选举。结果，李宗仁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的微弱多数胜孙科，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然而，蒋、李二人多年不和，选举副总统事件又引起新的猜疑，特别是美国政府已开始扶李压蒋，二人的矛盾越来越深，一直到毛泽东的共和国成立为止。关于美国扶李压蒋的事，以后还要细说。
国民大会闭幕的消息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称国民大会为“伪国大会”，称宪法为“伪宪法”，并号召全国民众予以抵制。但两军在战场上的争斗也日趋激烈。此时的毛泽东已到河北省的平山县西北坡，他显得非常忙。国共两军混战，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军大量的军用物资被解放军夺去，而此时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国民军虽有三百多万，但士气已明显下降，美国的援华物资也一减再减，国民政府财政极为困难。与国民政府相比，毛泽东的政权却日益巩固。进入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很关心的是解放区的土地的重新分配问题，已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还在陕北，他就与周恩来、任弼时等反复讨论解放区土地如何进行改革，到了西北坡后，土地改革便提到了相当的高度。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取胜，解放区也随之扩大，新的矛盾便涌现出来了。如果按老区的做法，不一定都行得通，很多做法都应该有所改变。这天，毛泽东从作战部出来，恰好刘少奇来找他，商量新区的土改问题。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我拟定的新区实施的土改条例，请你看一下。”毛泽东接过来，仔细地读了起来，一会，他对刘少奇说：“少奇，按照前不久的《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应以此为基础，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按照各自的不同分到满意的土地。如果按照你拟定的《意见》下发，与《大纲》规定有不符合的地方？”刘少奇说：“《土地法大纲》是从大的原则、从整体上来说的。但由于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况，各地的做法也应该不尽相同。”毛泽东想了一会，说：“完全可以。《土地法大纲》颁布大半年了，各地的土地改革虽然进行得很快，但效果如何，还得检验。少奇呀，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搜集一些典型的材料，以中央的文件下发，供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同志研究，避免在土改工作中吃夹生饭。”刘少奇说：“目前，东北、华北和山东的土地改革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实际面积重新分得了一些土地，但没有考虑到肥田瘦土的搭配，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是西北和中原地区。第二，不以实际面积来分配，却以常年的产量估计面积大小。第三，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土地，进行分配时，把贫脊的土地分给地主，这不符合农村土地改革的政策。第四，对于生老病死及其婚嫁，有的地区对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突出的表现就是娶媳妇就可以分得一分土地，女婿上门，要分到一份土地就受到刁难。有的地方，对未出生的孩子留下土地，以便生下来就有。这样，就造成了社队公田公土增多，分配不匀，扯皮的事情经常发生。”毛泽东说：“以上这些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在工作中必须注意，第一，必须把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利益放放在第一位，但是有些地方出现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这种口号，这是错误的提法，必须坚决予以纠正。要给农村工作的同志讲清楚，在农村，贫农、雇农、中农和其它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单地提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还要包括工商业、中小资本家、教师、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一般的公务员、开明绅士以及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联合他们一道，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农村的中小地主、城市的中小资本家，都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绝对不能歧视他们。第二，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的冒险政策，也要避免对中小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第三，对于农村中的知识份子，要按照中央的政策，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予以团结。给他们留足赖以生存的土地，自己耕作，要不了几年，他们就变成了劳动人民，不久的将来，这些人又反过来为人民服务，何乐而不为呢？少奇同志，还有一点，农村中的文盲太多了，农村中的知识份子还可以去当教师，辅导农民上夜校等等。第四，关于开明绅士问题，要按照《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予以妥善解决。其中，要根据不同的层次，适当地安排他们在政府中担任一些公职。但对于那些罪大恶极者，则交付政府，由人民法庭惩处。第五，关于富农、地主的土地分配问题，只能按照《土地法大纲》进行，坚决禁止剥夺地主、富农生存的权力，也坚决禁止将贫脊的土地分给地主、富农的做法。这是政策问题，必须坚决地执行。少奇呀，这些时间你辛苦了，你也要注意休息呀。哎，几千年来农民的愿望就要完全地实现了，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至于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看你再去整理一下，把它编成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吧。”刘少奇说：“主席，还有一点，薄一波同志在华北，对富农、地主的成份问题提出了新的建议。他提出地主经过七八年的劳动改造，富农只经过五年的改造，成份就可以降为中农，你对此有何看法？”毛泽东说：“这种做法可以贯彻执行。不过，一波同志提出降成分，时间过长了。地主最多五年，富农只要三年就可以降成中农。还有，他们的子女成长后，成分就不能再叫地主富农了。时间一长，全都是劳动人民，也就没有地主富农了。刚才说了，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定要同贫雇农的子女一样，在就业、升学、参加革命等是不受到任何的限制的，这是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要坚决地贯彻执行。现在，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已全面地反攻，新的解放区的民众尚未发动起来，国民党的部队跑了，但地主富农和旧的统治阶级势力还在，我们工作的难度还是不小的。特别是中原地区，刘邓在那里刚站住脚，农村工作纷繁复杂，要告诉小*平和际春，他们那里暂时不进行土改。这些地方可以分成两步走。第一步，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要注意多宣传，多发动群众，分大地主的浮财，对于中小地主，则暂时搁置起来。第二步，将中小地主及富农多余的一部份土地的部份财物分给贫雇农。这两步，大约要三年的时间，不要过急。过急了反而把事情搞糟。当然，解放区就不这么办了。少奇，你看呢？”刘少奇说：“主席，你对农村工作的研究，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你能不能写出来，以中央的文件发给各解放区。”毛泽东说：“少奇，你过奖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刚才说了，只是我们两人的意见。我看这样，乔木在此，把我二人的意见写出来，再找农村工作的同志去研究，然后再按文件的形式下发，你看好吗？“
第二天，刘少奇便接到胡乔木送过来的整理稿。他正准备发给农村工作部研究，刚出门，正好碰见彭真，说：“少奇同志，各地报来的土地改革问题实在太多，我想请你一同处理，不知你此时是否忙得过来。”刘少奇说：“这不，我也是来找你商量土改的事。昨天我找了主席，他对农村工作提了很好的意见。你看，乔木把它整理出来了。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几天后，又传来冯玉祥从美国考察回国，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途中海船失事遇难的消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听说后十分悲痛。
两个月后，随着解放军的反攻，新的解放区迅速扩大。刘少奇的工作显得更忙。但从各解放区报来的情况来看，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春耕到来，农村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那农民分到了满意的土地，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甜头，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特别高。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村政权，又组建了民兵。农村的村级干部和民兵们义务维持农村秩序。在农村，到处呈现的是欢欣鼓舞的气象。你看那墙上的大幅标语，都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们的激昂情绪成为历史的罕见。而与此相反，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区域里，死气沉沉，拉丁派夫比比皆是，情势已是江河已下。不因为这，有分教：本为华夏族，景象差异大；同是中华儿，为何起奔波。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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