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到长安之后，李俨的事务就开始繁忙起来。
从前他只是管理凤翔一地，有关的事务并不繁忙，但是现在回到了长安，他要管理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了——尽管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已经无法行使管理权的了。
尤其是，由于凤翔本身的地域、人口限制，人才出现的几率不大，同是其他资源也有所不足。当时李俨以及他的一干近臣虽然对帝国日后的发展也拟订过不少计划，也对很多事情开始了前期的筹划。但计划也好，筹划也好，都毕竟没有落到实处，同时受凤翔本身的条件所限，没办法落到实处。
而朝廷收复关中，李俨回到长安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经营数百年的根本重地，除此之外，从秦之后的历朝历代，除了偏安南方的朝代之外，其他朝代也都以关中地区为根本所在，对其的发展不遗余力。因此京畿一带的文化、经济发展程度都相当高。即使经过黄巢军的肆虐，其底子却仍在。人力、物力、资源等等都不是凤翔可比的。就算是以资源丰富而著名、从而成为了唐王朝的战略大后方、根据地的两川地区，也无法跟关中一带相比。所以自古以来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大秦王朝以关中为根据地，从而一统六国。而汉高祖刘邦，也正是先一步进入关中而奠定了战胜项羽的基石。就连大唐，也是首先占据了关中才拥有了逐鹿天下地资格和实力的。
所以，在凤翔难以开展的计划，在回到长安后，却可以顺利的开展起来。
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官员的培养计划。李俨对当今的官僚体系得不信任程度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地程度。他认为现在的官员当然不能说没有能干、忠心地官员。但那绝对只是凤毛麟角的。除此之外，几乎整个官僚系统都已经从根子上烂透了。想想也是。现在的很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贿赂宦官而得到的官位，指望他们能够爱惜百姓、发展生产，能够对朝廷有几分忠心，那希望之渺茫就不用说了。
所以，除了极少数官员之外，李俨准备对整个大唐的官员体系进行大换血。这样一来，新式的。符合李俨要求的官员地缺口，就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虽然李俨对官员的换血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行的，但是这官员、吏员的缺口，还是相当大的。
这就迫使李俨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官员的培养上。
他知道，自己无论有多么好的政策，多么好地想法，如果没有一个如臂使指的良好官僚系统作为自己施政、传达命令的通道和实行者。那些想法和政策也都将化为泡影，甚至成为害民之策。几百年后宋代的王安石变化，原本的良法，因为不良官员的作为最后变成了害民之策，最终导致了变法地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所以。虽然政务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需要他去关注、处理。比如说对军队的整编培养、对大唐局势的把握和对各节度使的分化瓦解、对更高更新科技手段和战争手段的研发、恢复生产等等，都是当前的当务之急。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官员的培养上。
有了合适的官员，以上地一切都可以交给那些官员来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俨地官员培养系统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在凤翔的时候就已经初步开始地“凤凰涅磐”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刚刚开始，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小吏，虽然从政务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人是政府运行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的基础。但是他们的层次毕竟低了点。还没有资格登上政治舞台发挥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还上不了台面。毕竟政府的运行，固然少不了他们这些基础。也离不开那些高级官员。
于是。参考后世的经验，政务馆一个新的机构随之诞生了。政务馆的想法。来源于后世的“干校”，也就是干部学校。可以说这个干部学校，就是培养官员的地方。在共和国早期，为共和国的发展壮大培养出了无数的官员，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干部学校就成了太子党们镀金的地方或者是失势官员被冷处理的所在，而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但其建立初期的功劳还是不可磨灭的。
政务馆的体制，基本上是模拟后世的干校。其馆长，直接由李俨这个皇帝担任。其副馆长由郑畋兼任。
在政务馆的基本规则下，有一条那就是政务馆的副馆长不得担任任何官职。已经担任官职的必须卸去自身所有官职方可担任。同时副馆长的任期为二十年。副馆长卸职后可以在政务馆担任名义上的教员，赐予一定爵位，由国家供养其生活，同时此后不得出任任何官职。这是为了防止政务馆副馆长日后当官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擅权弄权。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尊师重道的国家，作为帝国大部分官员的老师，他的影响力将可怕得惊人。如果还让他做官，只怕就会一手遮天了。这不是李俨想看到的。
当然，在眼下缺乏人才的情况下，让郑畋来做副馆长这是权宜之计。而郑畋也聪明的对李俨表示，日后将逐渐卸下宰相的职务，培养新晋的宰相人才，在适当的时候卸去自己的一切官职，专心做政务馆的副馆长。
政务馆地建立。对帝国的官场是一个相当大的震撼。因为根据新的政策，任何官员在上任前必须到政务馆培训半年以上。而调职、升职等等情况也无一例外的要前往政务馆接受培训。即使以宰相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同时还要接受政务馆的考评。考评有三次机会。一旦三次考评都不通过，将会被撤职，同时以欺骗罪、渎职罪交付大理寺审查。其推荐、简拔他为官员地人都要负连带责任。
这样一来，买官卖官的情况就可以杜绝了。同时那些走人情、开后门地情况也将会受到遏制。这就成了李俨澄清官场风气的第一步。
作为另外一个官员培养计划，李俨同时也成立了“吏务馆”，专门培养小吏。培养有针对性的。有专业性的培养事务性小吏，实际上就相当于后世的公务员。古代的小吏任命是很混乱的。即是在朝政清明地情况下。小吏的任命也是相当不清晰的，有父子相承的，也有官员们一时兴起任命的，其他走后门、贿赂得职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候渎职、贪墨的官员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但是小吏却不然。对小吏渎职地处理，虽然也有律法可依，但更大的程度上却完全取决于主管官员的心意。这些小吏本身又不入品。官员都算不上，因此他们的地位很不稳定，也很低。尤其是他们是很多官员事务的直接执行者，知道很多不应该知道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被灭口。至于被欺压、被勒索等等地情况更是司空见惯。其生活环境相当黑暗。
然而有了吏务馆之后，这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以后，官府的小吏任命将不再由官员随心所欲的任命。担任小吏的前提条件是有“吏学馆”的毕业证书。在眼下，只需要长安一个“大唐吏学馆”就可以满足政府对小吏的需要。但日后小吏的需要缺口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就将在全国各地建立“州立”、“县立”吏学馆，培养小吏人才。大唐吏学馆对所有吏学馆培养的人才进行统一的管理、调配。其中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得在本地为吏（官员也有一个这样地规定）。各地吏学馆除了培养小吏人才之外，同时还负有协助本地政府对本地政府内小吏业绩进行评估地职责。而吏学馆除了接受大唐吏学馆的命令和指挥外，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权干涉其正当地管理、教学活动。
吏学馆的师资力量都是从各地调来得经验丰富、老到的积年老吏。他们经验丰富，不乏才干。由他们对学员们进行教育，能够最大限度的把他们的经验保留下来，并加以流传。当然他们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都是官场老油子，一个个老奸巨猾，不能让学员受他们这一方面的影响。这就需要依赖完善的政治教育系统了。实际上就是洗脑系统。对这些油盐不进得老油子或许不太管用，但是对那些年轻的学员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
一切事业草创的时候，任务总是很繁重的。政务馆和吏学馆正是如此。李俨一人同是担任了政务馆和吏学馆的馆长。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但是在人才还没有培养出来的情况下，他也只好自己亲自过问很多事情了。
一个月来。他的事务之繁忙。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就连关于击败黄巢，用其首级献俘太庙。祭告天地与祖先的事情他都无暇过问。
要知道，在古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戎与祀”。献俘太庙，则是将二者合一的大事，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了。但是这些的重要，也只是对于那些深受时代影响的当时人，对于李俨这样一个来自后世的无神论者，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事情。即使他因为灵魂来到了唐代，从而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鬼神的存在，却也并不像当时的人那样对鬼神充满敬畏，顶多将鬼神当成一种奇妙的生命形式罢了。对于追求实际的李俨来说，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为大唐日后的复兴奠定基础，远比那不过是走一个形式的献俘太庙更值得自己关注。
当然，他自己不关注。并不等于也不让别人关注。从提升士气，鼓舞人心地角度来说，搞一个声势浩大，庄严威武的献俘仪式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也不可能接受取消这一仪式的做法，于是他也就任自己的大臣们准备去了。
等到李俨的官员培养计划初步上了一个台阶，他也不再那么繁忙地时候。郑畋已经将献俘仪式基本上准备完毕，连日子都已经定好。就等着李俨拍板决定了。
闲下来的李俨对这个献俘仪式，以及相关地古代军事方面的各种礼仪情况还是很有兴趣的。专门要郑畋向他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献俘属于古代军礼中征战之礼的一部分。
征战之礼中，分为出师祭祀、誓师、军中刑赏、凯旋、饮至与论功行赏、师不功六大部分。
出师祭祀是军队出征时候的祭祀活动。
军队出征，有天子亲征与命将出征之不同，二者礼数规格也有不同。军队出征前有许多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
出征前祭天叫类祭，在郊外以柴燔燎牲、币等。把即将征伐之事报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罚，以上帝的名义去惩罚敌人。古代干支纪日有刚日、柔日之分，甲、丙、戊、庚、壬为刚日，刚日属阳，外事须用刚日。类祭即在刚日举行，但具体地日子则要通过占卜择定。
出征前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敌人是为了保卫国土，所以叫“宜”。多将祭社（狭义指本国的土地神）、祭地（地是与天相对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时举行。祭社仍以在坎中瘗埋玉币牲犊为礼。
出征前告庙叫造祢。造就是告祭的意思。祢本是考庙，但后代都告祭于太庙，并不限于父庙。告庙有受命于祖的象征意义。
祭军神、军旗称为“祃（mà）祭”。军神，一说是轩辕黄帝，一说是蚩尤。祭祀时要杀牲，以牲血涂军旗、战鼓。叫做衅旗鼓。军中大旗叫“牙旗”，古有“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候”的说法。祃祭也称为“祃牙”，就是祭牙旗。东汉以后，出征前常有“建牙”仪式，把大旗树起来，然后“祃牙”。不少著名的文人，如陈子昂、柳宗元等写过《祭牙文》、《祃牙文》。
唐时，礼书说天子有六军，实行六纛之制。即一军有一旗。于是。祃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坛位。张帷幄，设旗、纛神位，掘坎埋瘗，礼仪也更趋复杂。
出征必经道路，因此要祭道路之神，即“軷祭”。上古山行曰軷，驾车出门有“犯軷”之祭。軷祭在道路上封一小土堆，以树枝草木为神主，驭者一手执辔，一手以酒浇洒车两轮轴端，再浇车厢前的挡板，然后将酒饮尽。祭毕，驾车从封土上辗轹而过，表示从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无前。皇帝亲征，軷祭在国门之外举行，刳羊并设罇罍于神座前，为坎瘗埋祭物。
祭祀礼毕，出征地军队有誓师典礼，一般是将出征的目的与意义告知将士，揭露敌人的罪恶，强调纪律与作风，也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和教育。《尚书》所载《甘誓》、《汤誓》、《牧誓》等，都是上古著名的誓师之辞。如果是命将出征，天子要在太庙召见大将军及全军将校，授之以节钺（后代常授刀剑）。君王拿着斧钺的端首，把柄交给大将，表示将节制军队地全权授予他。
军队在外行军作战，刑赏尤须严明。《尚书.甘誓》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丛子》也说：“其用命者则加爵受赐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所谓“赏于祖”，因为天子率军出征时要将祖庙的木主载于车中，随军一起行动，所以奖赏有功将士就在祖先神主之前颁赐。所谓“戮于社”，也是指在社神的木主前对有罪之人加以刑戮。《孔丛子.问军礼》中子高向信陵君解释这么做的理由，说：“赏功于祖，告分之均，示不敢专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听之当也。”这是说为了表示刑赏都公正无偏，鬼神可鉴。刑赏的依据是军法，军纪规定非常严明。军中刑赏都重视及时见效，“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这是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刑赏及时，使人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才能克服消极因素，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军队获胜而归，谓之“凯旋”，其时高奏凯乐，高唱凯歌。天子亲征凯旋，大臣皆出城迎接，有时远至数十里之外。如果是命将出征凯旋，有时皇帝也会亲率百官出城至郊外迎接，以示慰劳；有时则派遣大臣出城迎接。这都称为“郊劳”。
军队凯旋后要在太庙、太社告奠天地祖先，并有献捷献俘之礼，即报告胜利，献上卤获的战利品。在两周一些铜器铭文中常记有战争胜利后献捷献俘之事，象《小盂鼎》铭文说，盂征伐方，执兽（首领）四人，获聝（馘）近五千，俘虏一万三千余人，及车、马、牛、羊，数以百计。馘，即作战时将杀死的敌人的左耳割下，献捷时作为计功邀赏的凭证。所以，这个字在金文里，以耳为偏旁。“献馘于王”（见《虢季子白盘》和《诗.鲁颂.泮水》），正是献捷之礼。
此外还有露布。
“露布”制度，始于后魏。东汉时，本来把官文书不加缄封者称为“露布”。后魏以“露布”发表战胜消息。每当攻战克捷，欲使天下遍知，便以漆竿上张缣帛，写上捷报。这种办法后来被广泛采用，露布就成为“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的“献捷之书”。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仪。当时在广阳门外集中百官及四方客使，宣读露布。宣读毕，百官舞蹈再拜行礼。
诸侯战胜敌方，向天子或大国报告胜利消息，也称为献捷。捷报一般在早朝时当廷宣读，叫做“宣捷”。战争结束，如果敌方投降，则有受降之仪。
战争胜利结束，天子要宴享功臣，论功行赏。上古把这种“享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地礼仪称为“饮至”。《小盂鼎》铭文中多次提到庆功用酒，这就是“归而饮至”之礼。周王又赏赐盂以弓矢、干戈、甲胄等。
后代“饮至”享宴不再行于宗庙，改在正殿或宫苑举行。
军队打了败仗，称为“师不功”，或称为“军有忧”。军队回国则以丧礼迎接。国君身穿丧服，头戴丧冠，失声痛哭，并且吊死问伤，慰劳将士。
现在地大唐经受黄巢肆虐之后，可以说人心惶惶，好容易朝廷大军获得了对黄巢贼兵的胜利，自然要大肆宣扬一番，以重树朝廷地威武。
而李俨更想深了一层。
献俘仪式，不但是一种庆祝胜利的仪式，也完全可以成为展示军威的一个平台。要说展示军威，李俨这来自后世的人看过那么多阅兵式，也是有一定的心得的。于是将自己所知说出来，郑畋大声称妙，当下就要求将其作为一种常定的制度延续下去。要知道，“制礼”也是一件能让人流芳百世的大事。即使以郑畋这样的人，也不由得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