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照李俨身边很多官员幕僚的观点，现在并不是变法的最好时机。

毕竟，现在朝廷能够真正完全控制的地方，除了凤翔之外，可能就只剩下关中长安一带了。其他朝廷能够任免官员、能够控制的地方，从传统意义上来讲，的确也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但实质上，朝廷在那些地方行使权力是通过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士绅、门阀来进行的。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每一个朝代行使权力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因为这样的行使权力方式，除了有限的几个被异族统治的朝代，其他的朝代无论怎么变化，都脱离不了这样的局面。

正因为这样，异族统治在中国始终长久不了。这才有这样一句话：胡人无百年国运。（满清是一个例外，因为跟其它异族完全掠夺似的统治中国不同，满清学习了汉人王朝的成功经验，在对反抗者血腥杀戮的同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从而获得了实际掌握中国权力的士绅、地主、士子阶层的认可。）

也正因为这样，原本是农民自发起来反抗这一统治阶层的历代农民起义，要么因为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失去了读书人的支持从而失败，比如黄巢、李自成；要么就无奈的向他们妥协，换一批新的地主士绅却换汤不换药，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建立起新的王朝，比如刘邦和朱元璋。

于是乎，无论朝代怎么变，中国地社会局面始终不变。

这种稳定性，让中国摆脱了像其他古文明一样分崩离析，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的命运，却也让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陷入“治——乱——治”的怪圈轮回中。

但同样也是这种稳定性。让中国变得没有了活力，在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在未来的大航海时代。被西方地国家迎头赶上，从此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屈辱之中。

这一怪圈，在后世已经被批判了很多遍。然而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再怎么批判，也无法改变已经形成地事实。现在，李俨有了这么一个改变这一切的机会，他又怎么会放弃呢？

所以他的变法。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统治体系。把倾向于保守、对土地有着病态般狂热爱好的士绅阶层分化瓦解，把他们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也把土地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让中国的生产力、社会形态有一个大的飞跃，从此摆脱那数千年地文明怪圈。

然而这样的变法，自然会损害到那些士绅、士子、地主的利益，他们是绝对不会坐待改革成功的。

这些士绅、士子、地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对土地病态的狂热占有欲。而这也造成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目光的狭隘。所谓“小农意识”。指得就是这样地心态。

在王朝兴盛的时候，有这样意识的人还不多，或者说他们还不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而在王朝衰落的时候，这样的人就多起来，他们地破坏力也就大了起来。

表现在一个方面的就是对土地占有的极端执著：哪怕面临死亡的危险，他们仍然不肯将对土地的控制放开一点。以此心态内推开去，他们不肯放弃对自己占有的任何财富的控制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末的时候，农民起义军攻城在即，守城官兵缺衣少粮，守城官员要求城中的王爷散粮散财来激发官兵地战斗意志，那王爷却打死不从，结果城破身亡，他积敛地大批财富都便宜了农民起义军。

可以说，尽管这个王爷贵为皇室宗亲，但是他的意思仍然是小农意识地。甚至整个中国。整个统治阶层。都被这种小农意识充斥，极少数的清醒者被他们压制。即使有少量的改革成果，也会很快被他们开倒车。所以明朝禁海，清朝锁关，造成了中国在近代几百年的停滞不前，终于沦落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对象。其根子就在于此。

而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又与此彼此交融，形成一体，甚至更进一步的说，儒家思想的很多主张，都是典型的在小农意识的指导下形成的。于是要对付这种意识，就必须对付占据了整个中国思想阵地的主导思想，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为渺茫了。

可能唯一的机会，就在战乱的时候。一切陈规都被打破，儒家思想面对刀剑的危险，集体性的失声。而儒家思想和王朝统治承载的基石也被战乱毁灭。这个时候要进行改革，成功的机会是最大的。然而历代结束战乱的统治者，却没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长远眼光，思想阵地、统治权力，终于逐渐被在和平时期能够飞速发展壮大的儒家窃取，于是新的一轮历史轮回又重新开始。中国的前途，也就在这一轮一轮的轮回中，从此暗淡无光……

如果没有战乱，李俨的改革变法也必然会失败。他最好的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改革，从此沦为儒家的傀儡。而最坏的结果就是被儒家控制的人以“天命”之类的虚无缥缈的玩意儿废黜皇位，身首异处。

幸运的是现在已经开始战乱了。黄巢肆虐过的地方，儒家及其存在基石士绅、士子、地主阶层都被黄巢消灭。正所谓一张白纸好画图，在这样的地方，却正是李俨改革变法的最好试验田。

而李俨必须抓紧时间。否则一旦慢了几步，这些地方就又会被儒家和士绅、士子、地主阶层占据，从此再度陷入轮回的怪圈。

这样一来。在朝廷能够控制地地区：关中地区和凤翔地区，李俨的改革开始了。

凤翔地区虽然没有遭遇战乱，但是那里是郑畋曾经的控制区域。而郑畋已经被李俨说服，认可了李俨的改革。以他的声望威信全力辅助李俨，同时又以战时紧急措施为由，李俨的改革在凤翔推行了开去。当然，由于士绅等阶层没有被消灭的缘故。李俨在这里地改革更加缓和，手段也更加隐秘。

而关中就不同。这里的士绅等阶层已经荡然无存了，这里地改革，也就更加激进一些。

比如在凤翔，对于土地，李俨采取的是国家赎买，和要求降租降息、要求善待佃农，大军的威胁下。郑畋的调和下，再加上《大唐国闻》的大力宣传，很多开明的士绅地主都明白了这一点，于是进行得还算顺利。至于那些顽固不化者，李俨掌握了军队，自然有的是手段和借口收拾他们。于是在很多顽固不化抵制新政地人某日被流寇血洗灭门之后，剩下的人突然脑子开窍，放弃了抵制的行为。

在关中则不一样。

黄巢肆虐之后。民生凋敝，十室九空，于是李俨采取的就是大分田地。那些已经被黄巢灭门得地主豪强，他们的土地自然是直接被收归国有。然而对于那些侥幸逃脱的人的土地就不能直接收归国有了。

怎么办？李俨想出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办法，发诏书说关中被黄巢肆虐，民生凋敝。为了恢复生产，决定重新勘测丈量土地。因此要求在黄巢手下逃脱地土地拥有者在某一期限之内到长安某一专门成立的土地勘测司报备并提交相关的地契文书证明。过期不到者，没有文书证明者，其土地一律收归国有。而这个期限，非常短暂，只有短短的两个月。

要知道，现在正处于战乱时期，交通不便。光是文告诏书传递出去就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在剩下的时间里，那些地主豪强们哪里能够赶到长安？更何况李俨在土地勘测司也做了手脚。专门将其办公地点弄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同时还增加了办理手续地步骤和繁琐度——要比官僚主义，后世的水平可也是相当了得。尤其是改革早期。只是为了办理区区一个经营许可证，就要跑许多部门，盖许多章，以至于商人不得不成立一个部门叫做“公关部”，专门请客吃喝，办理手续。李俨将其照搬过来，自然效果非凡。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如果这些地主、士绅、豪强家族中有人加入了李俨的军队——必须是李俨亲自控制、整编的军队，其他节度使、藩镇的军队不算其中——并且有立功情况者，即使错过规定期限，即使没有相关证明文件，只要有一定数目的人证证明，仍然可以获得自己家族从前拥有的土地。当然这立功情况的限制实际上几乎形同虚设，因为到现在，基本上李俨的士兵没有几个没有立功的。

这样地政策出来地后果，就是基本上拿回了自己土地的人，都是李俨地军中士兵。他们本身的家族已经残破凋零，并不具有强势的力量，而他们这些拿回土地的人也就成了他们家族的实际掌控者。而在经过李俨整编、洗脑后，他们对李俨的忠诚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自然而然的，他们连带着他们的家族，也都占在了李俨这一边，支持李俨的任何政策措施。虽然也不是没有例外，但例外毕竟只是例外，只是极少数的例子。于是通过这么一来，李俨已经无形中的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政令出了长安城，就没人理会。

凤翔地区、关中地区，或者还要加上李俨的大军日后收复的地区，李俨的改革范围也就仅只与此了。各藩镇的地盘自然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改革，而其他朝廷控制的地区，由于朝廷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当地的士绅、士子、地主阶层进行的，他们自然不会执行有损自己利益的政策，对他们的改革，只能留待以后了。

李俨的改革措施是这样的，对于开明的士绅、士子、地主，进行自愿的国家赎买。要求他们减租减息，同时宣布实施新地税法，将所有的税种合并为农业税一种（商业、工业方面的税另算），规定为固定的十一税。同时宣布废除其他任何苛捐杂税。任何个人和官员都不得征收十一之外的任何实物或者货币税收。

十一税即十成收入纳税一成。在古代比较强盛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十一税。实际上在李俨看来，这种税率已经盘剥相当严重了。如果不是因为现在商业、工业发展不行，再加上朝中的阻力。他甚至有取消农业税地想法。想想后世欧美发达国家不但不对农民收税，反而对他们进行政府补贴。这农业税也并不是绝不可少的。不过对古人来说，这却是只有盛世才有地薄赋。实际上，古代即使在乱世的时候，官方税率相对来说也并不高，虽然远远大于十一的比例，但是也不至于让农民无法生存。

之所以会因为盘剥太多而引发农民起义，主要是除了国家规定的税收外。地方官员还有其他摊派等等，再加上按丁纳粮的计算方式，还有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用其他种种手段，把将自己的赋税转嫁到普通自耕农头上。而官员与士子按照惯理都是不纳税地，随着王朝统治时间的推移，不纳税的人越来越多，这一部分人的赋税也同样转嫁到了普通自耕农头上。如此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让他们无法生存下去，为了活命。也就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李俨自然要避免这一点。他参照后世历史上的种种手段，采取了诸如“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等等手段。

摊丁入亩的意思就是改变以前按照每户人口数目纳粮方式，改为按照每户人拥有土地的方式，再计算出一个每亩土地一般情况下能够打出多少粮食，按照十分之一地数目确定其纳粮数目。这样，丰年的时候多出来的粮食。归其自己所有，可以选择留着自己用或者卖掉。而灾荒年的时候，可能农民就会说一定的损失。不过，这样的年景，一般都会通过减免赋税地方式减少农民的损失。

士绅一体纳粮就是免除官员、士子在纳税方面的特权。这一条李俨知道必然会引发大量的反对声浪，因此只在关中地区实施，在凤翔地区有限度的实施。关中地区被黄巢肆虐后，官员不是逃亡就是被杀，要么就是投降黄巢，逃亡的可以给他一个守土不力之罪。撤销其官职。后者的更不用说，直接被打成助逆叛党。总之是别想再当官了。而士子更不用说。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李俨以清剿黄巢余党的名义宣布对关中地区实施军管。那些幸存下来的士子们可没有胆子面对朝廷军队明晃晃地刀剑说个“不”字。

总之新地赋税政策，在李俨的军队威慑下，加上那些关中因为子弟加入李俨军队而新兴地豪强对李俨政策的大力支持，这一改革措施进行得还算顺利。

总之，在豪强力量不大的地区，李俨直接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大力招纳流民，将关中的肥沃土地分给他们。平均一个三口之家可以分得十亩土地。只要辛勤耕作，在新的赋税制度下，这十亩土地完全可以让这一家人步入小康生活了。

为了与新的税收政策配合，李俨还从地方官员中收回了税收的权力。所有的税收，都必须由专门成立的直属于户部的税务司及其下派机构征收。同时负责农业税收机构的农税局也与负责商业、工业、贸易、海运等税收的机构商税局分开，两者不得相互干涉，也没有统属关系，同属于税务司的下属平行机构。

新的税收政策也有新的税收利用政策。新的税收分配方式是：每年的税收收齐后，税务司下派机构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留给地方，作为地方第二年的所有财政拨款。如果地方有属于国家级的其他建设项目，朝廷将会另外拨款，成立另外的相关组织部门进行，地方官员除了配合其工作外，无权参与其中的管理和决策。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与中央下派人员勾结一气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程度的降低。

地方使用百分之四十五后，赋税解送到京后，粮食等实物赋税分别押解入朝廷建立的各大粮仓，货币赋税收入国库。其中的百分之五进入内库，以为皇家用度。

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王朝中兴或者建立的时候都会施行的抑制兼并措施，李俨却并没有实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鼓励的倾向。虽然对于中国的古代王朝来说，土地兼并严重，将会动摇一个王朝的根基，但那前提条件是这个王朝并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大量的闲散社会劳动力加入。而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却阻碍了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土地兼并却正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一个王朝的工商业发达的话，土地兼并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比如说两宋时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但是繁荣的商业和工业，让宋朝仍然延续了几百年的统治，甚至如果没有外族入侵，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现在大唐的情况，农业生产尚且不足，当然不是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时候。所以现阶段李俨的政策更接近于传统的政策，给流民和破产的农民分配土地，鼓励农业生产。但他的种种政策，却已经为日后的工商业发展开始悄悄布局，留下了后手。等到农业生产恢复之后，李俨就会引发这些后手，让土地大量兼并的同时，削减从事农业生产能够得到的利益，将那些地主、财主的注意力吸引到工商业上来。这样一来，新的中国社会格局就将会形成了。而中国或许就能摆脱的那种轮回怪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