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刘伯伯与我父亲是一对从牌桌延伸至生活的兄弟，我和刘义的友谊也大致如此父亲光荣下岗，从此开始了声色犬马的嗜赌生涯。为了躲避母亲声嘶力竭的横眉冷对，父亲总是打着“看庄稼”的旗号，越过一道山岭，渡过一座木桥到离我家最远的地上“拔杂草”，那里的野草总是常年不绝，绵绵悠长，大概因为刘伯伯家距此仅二十步的缘故。为了揭穿父亲的阴谋，母亲用硬糖把我训练成间谍，要我随父亲同去“走草”。当然父亲有更为香脆的阿童木花生糖，我的间谍任务无非是走走排场，回龙湾的庄稼仍然是父亲的最爱，而母亲往往也是无可奈何。

缘于儿时对父亲威严的崇拜，不久我对赌博也产生了迷恋。我眼巴巴望着父亲桌前的钞票筹码肿胀或消瘦，心惊胆战。刘义则坐在刘伯伯旁边，时不时对刘伯伯打的牌品头论足。为了获得安静，大人们常常把我们驱逐开来，支给我们两角或者五毛的零钱。

不久我开始对麻将熟稔于心，就想在牌桌上摩拳擦掌，这时刘义成全了我的梦想。他把我们关在卧室，拿出一副指头大小的木质麻将，邀**练操练。我们赌画片、扑克牌、玻璃球、也赌钱。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分别明码标价，彼此之间形成汇率。例如，一颗普通玻璃球，等价于1o张画片，4张扑克，5分钱。

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和刘义不约而同地对所有的画片与玻璃球兴味索然，能卖的卖了钱，剩下的全都送了那些仍然沉溺其中的小屁孩。由此，我们在村里声名雀起，威望倍增，再加上牌技相当，刘义便和我惺惺相惜的成了好朋友。

那个时候，父辈们的赌博开始往一个更热闹的地方转移。我也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走草”风格，天天去关注那块苞谷林，母亲对此大为失望，她不再给我任何一分零花钱。但从刘义那儿我学会了许多因地制宜的挣钱方法，比如拾荒，捡蘑菇，或者下田摸螺蛳。

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的围在桌子上，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走出小赌局，遍布四野赌遍天下。

相比而言，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其乐融融。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呆的地方，我想要迅的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谨慎地递给我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攒，累积了惊人的账目。但二十六岁哥哥收入微薄，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剩下在家中的日子，我尽量让自己因悼念赵一平的悲伤而忘却掉杨帆的风情万种。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给我的丝毫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是在潜意识里觉得，这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像。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句：“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