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傅终于调回南方去了，临走前，我执意为他送行，在汽车站门前的小饭店请了一次。我们彼此师徒一场，刘师傅对我多有照顾，如今一旦离别，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再见一面。

“小吴，只要是你愿意，我回老家后，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把你调过去。在我们南方老家，现在乡镇企业红火得很，只要你有技术，不愁找不到饭碗，而且挣钱比这里多得多。”刘师傅一脸真挚，再次提出了他的想法。

“刘师傅，你五十年代老技校毕业，电工技术那么过硬，我跟你没法比。”我有点心虚地回应道。

“你的技术不赖，又脱产学了半年，有理论有实践，只要再好好积累一点经验，将来肯定比我强。”刘师傅在一旁对我鼓励着。

“好吧，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好好磨练技术，可是……可是我现在不干电工，干保全了，就是想使劲，可能也使不上了。”我嗫嚅着说道。

“这个混蛋老侯，心眼太小了，他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生产上，不知道在搞什么歪门邪道。”刘师傅听了我的话，也不由地叹了口气。

当天晚上，大家心里都酸酸的，分别在即，有着一份说不出的惆怅。

自打回到了保全班，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了过去，袁圆给我的高中课本因为太难，我失去了最初拿到它们时的动力，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得很慢，高一的课程才自学了一大半，还有一些问题稀里糊涂地没有全搞明白。

自打春天卧龙湖一别后，我与师傅和袁圆就完全断了联系，我有时候甚至感到，自己似乎从来没认识过他们，彼此的生活也从没交集过。我突然没有了任何的生活目标，自足而散漫地过着每一天，我甚至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爹一样直到退休，再让我的孩子来接班，当然，前提是我必须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才行。可是，我对自己的婚姻也失去了信心。

这一年，天气热得特别早，刚过“五一”就有了酷暑的感觉，更让人焦灼地是南国边陲突燃的战火。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部队会催促那位小姑娘的父亲归队，他无疑奉命回去后，就立即开赴前线了。

每天晚上，在生活区的电影院门前，都是人头攒动，因为在那里新架起了一台波兰产的17英寸黑白电视机，下班和轮休的工友们拥挤在荧屏前，关注着几千里外的前方战事。因为这里有许多前线军人的妻子，她们每天寝食难安，战争离她们很近，甚至比那些亲临战争的人更加提心吊胆。在各种宣传媒介的宣传之外，一些小道信息也纷至沓来，大家每日窃窃私语，相互打探着消息，搜寻着南国边陲的一切信息。

这天早上，我和小蔡师兄在车间里修一台细纱机，自打我回到保全班以后，每次许长久来派活，他都要求和我在一起。大概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许长久基本上都满足了，这弄得他原来的师傅张胖子很郁闷，因为他的脾气坏，又好捉弄人，所以很少有人愿意与他搭班干活。现在，他只有带着两个新徒弟单干，出不了活还要扣钱，弄得他一天到晚瞎嚷嚷，两个接班的小徒弟更是一惊一乍。

我们刚开始干活不久，早班和中班就开始换班了，前来接班的正好是那位自己熟悉的吕大姐，她看见了我很高兴，上前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吕大姐，吴大哥最近怎么样了？”我望着吕大姐，想到了她的丈夫，他是春节前，第一位入驻招待所的职工家属。

“他们还在戈壁滩，现在的实验很忙，前几天来信还向你问好呢。”吕大姐笑盈盈地回答道。

“他们没有上前线吧？”我这几天脑子里全是这事，不由地随口问道。

“他们是科研部队，怎么会上前线呢？哎——现在想来，虽然是相隔太远，生活又艰苦，但是比起整日担惊受怕，真是算太有福气啦。”吕大姐回身望了一下四周，又接着感叹道，“你看看四周，光是我们这个班的姐妹，就有好几位丈夫在前线，真不知道她们每天怎么熬得。”

吕大姐的话让我和小蔡师兄都沉默了，莞尔好一会，吕大姐才扬起脸来问道：“这台机器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噢——我俩一定加紧，估计中午吃饭以后，我们加班不休息，下午两点钟前应该能搞定。”我知道老猴子搞了浮动工资后，大伙原本的工资大幅度下降，现在又都是计件制，如果我们的机器不修好，会影响吕大姐的当月收入。

这天中午，我和小蔡师兄在食堂简单吃了点饭，就回到车间继续加班，过了下午两点，终于把机器修好了。正当我们试车的时候，车间大门涌进了一群人，除了小李的叔叔和办公室童主任外，还有几位身着军装，神情肃穆的现役军人。

大伙感到有点奇怪，伸长了脖子看着他们上了车间二楼，不久后，这群人又在跟屁虫主任的引领下，匆匆地来到了我们的生产场地，在众目睽睽下穿过一排隆隆作响的细纱机，来到了一位正在挡车女工的面前。我认出了她就是春节后来招待所住了几天，丈夫奉命归队的小姑娘的妈妈。

车间的人们都聚拢了过去，领头的军人轻语了几句，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将一个硕大的信封哆嗦着递了过去。女挡车工的脸色顿时由灰黄变得惨白，她双手推搡着信封，顽强地拒绝着。

旁边有人看不过去了，想帮着接下来，女工一把夺过来紧紧地搂在了怀中，一屁股瘫坐在了水泥地上，掩住面孔嚎啕大哭起来。

当班的工友们忙着过去搀扶她，可是她却像身上无骨一样，酥软地怎么也站不起来，那撕心裂肺的悲泣声，几乎掩住了机器嘈杂的轰鸣。

“哎……她是第一个。”

吕大姐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叹息道，她的感叹令周围的人们悲戚失色，许多人也悲愁垂涕，跟着抹起了眼泪。

战争，如此贴近地搅动着小城，搅动着纱厂，搅动着人们和平的生活；牺牲，让我们这些享受着安宁的人们，第一次感到了军人的崇高和伟大。厂里断断续续地接到《烈士通知书》的女工由一而二再三，在我住得招待所前的杂树林旁，出现了一排红砖灰瓦的平房，那是厂里为了优抚这三位烈士遗孀，临时突击盖起来的简易房。

对这些有了住房的女工来说，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曾是她们最大的一种奢望，如今，当她们生龙活虎的丈夫，永远凝聚成了墙上默默无语的照片时，才换来了这样两间简陋的房子。只是，现在这缺少了男人的房子，还能叫一个“家”吗？我每天路过这排“寡妇房”（张胖子私下起得名）时，总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哀伤，不由地加快脚步匆匆而去，因为我害怕见到那位忽闪着晶莹大眼睛，睫毛象两把小刷子，再也无法喊出“爸爸”的小姑娘。

熬过了一季的酷暑，天空开始澄清透明起来，当丝丝秋风有了凉意的时候，我和小蔡师兄又去了一趟卧龙湖。站在水天一色的湖边，满目尽是密密丛丛摇曳的芦苇，她们相互慰藉着，抵挡着愈来愈重的寒气，相互支撑着，开始准备迎战着即将肆意妄为的西北风。

“吴平，你说，咱们是不是就像这芦苇，青了又黄，随风侍弄，自生自灭，无足轻重。”小蔡师兄目光空洞地凝望着远方，轻拈着一片飘落在面庞的芦花，淡淡地说道。

“芦苇虽然轻盈柔弱，应该也有着一份坚强，咱们看到大风能吹倒小麦玉米，却好像从来没有吹倒过芦苇。”我指着一只在苇丛上飞翔的鸥鸟，回答着小蔡师兄的提问。

“是因为它太轻了吗？”小蔡师兄轻声嘟哝道。

“不是，因为它有韧性。”我回答的时候，目光依旧在远方。

在那里，夕阳西斜，湖面洒金，一束束芦苇像火焰一般，灼灼地燃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