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松这时开讲了。“在讲课之前，我想请我们勇斗歹徒的英雄李为民同学屈尊到前台来一站。大家不知他要干啥，有些疑惑地看看他，再看李为民。李为民有些犹豫地站起来走过去。冯敬松走下讲台来两步迎接他，跟他热烈握了手。

等站好后，冯敬松道：“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为民同学的事迹，我们为社会学院出了这么勇敢的同学，干了这么一件轰动全校，彪炳校史，光彩照人的事，作为他的老师和同学，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让我们鼓掌为他喝彩！”大家哗地鼓起来。然后他请李为民回到座位上，话锋一转道：“但是，作为一名社会学院的学生，我们能不能用比其他人更深刻更哲学的眼光来研究一下这件事情呢？”听他如此故弄玄虚地一忽悠，同学们都竖直了耳朵听下去。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面对持刀歹徒的不是有武艺的李为民，而是一位平常的同学，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他停下来环视大家。

下面开始议论：不是李为民，谁敢上啊？找死吗！不要说歹徒拿着刀子，就是空着手你敢吗，让这些坏小子认住你，你等倒霉吧！他们又不会坐一辈子牢。

冯敬松伸手压住下面嗡嗡的吵吵声继续道：“结果我想可能歹徒不一定擒住，而我们的同学却没了性命。一个大学生为了抓一个小偷，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损失会多么惨痛！当年大学生张华跳进粪坑为救一个老农民而牺牲，这个事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人们一想起来还在出一声声叹息。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崇尚的道德追求。我觉得见义勇为没有什么错，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宣传有失偏颇，一些面对强敌还以卵击石，付出血的代价的人成为宣传的典型。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七十年代选入小学课本的小学生刘文学勇斗地主的事。说一个老地主到集体的地里偷辣椒被刘文学现了，他要抓他，老地主掏出钱收买他，他不收，非要把他扭送到大队里。你想想，那时候是最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地主光干好事都翻不过身来，别说偷集体的东西，要让这小学生抓到队部，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在这种情况下，老地主别无选择就把这小学生活活掐死了。我们如果冷静思考一下，就没有别的办法把地主捉拿归案吗？办法还是有的，一、刘文学在现他偷东西时去叫民兵来抓他；二、如果不能在现场抓到，叫民兵到地主家守候起赃；三、举报地主偷了东西。所有的办法都比来硬的强。再反思一下，我们宣传见义勇为的目的是什么呢？譬如刘文学一事，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集体财产不受侵犯，还是单纯为了体现这种精神而不计成本？宣传中显然是选择了后者，结果是集体的辣椒没保住，反而牺牲一条鲜活生命的刘文学成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这种引导不是挺危险的吗？我的一个小学的同学当时就受了莫大的影响，也想当刘文学式的英雄，就天天盯着村里的一个四类分子，好现他偷集体的东西抓他，结果人家也没偷，他英雄也没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