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把农民逼上绝路，为了求生，他们不顾禁令，纷纷要求“包产到户”。许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顺应广大农民要求，冒着风险，搞起了“包产到户”。河南省不少地方，把土地“借给”农民自己经营度荒。面对严重的饥荒，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高官也不再看主席的脸色，他们为民谋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

1961年春，邓子恢带工作组去福建做调查。从福建龙岩回北京的路上，他特地在安徽省合肥作了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责任田”问题作了一番交谈。

邓子恢是在中央广州会议期间听说安徽“责任田”的情况的。3年困难时期，安徽、河南人情、地情差不多，但由于政策不同，情况就大不相同。农村工作部去安徽调查的干部回来后讲了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河南新蔡的农民实在饿得活不下去了，跑到安徽颍上去要饭，河南农民对安徽农民说：“老乡，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能不能用我的棉袄换你一点粮食吃？”安徽农民说：“这样，你饿是饿不死了，可你就不怕冻死吗？”安徽农民给了河南农民十几斤粮食，把棉袄还给了他。

邓子恢听后兴奋不已：“这就是政策的原因啊！”

就在邓子恢认真思考“责任田”问题的同时，中央领导层中主张“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反映“包产到户”好，回京后向**、陈云、邓小*平等汇报调查情况时，谈了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和主张，得到一致肯定。

邓子恢于1962年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向他谈到“责任田”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好处。从61年实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就增产18%，农民非常欢迎，但到了62年3月，省委突然做出了改正“责任田”做法的决议。武念慈在信中表示非常苦恼，想不通。邓子恢思索再三，他还是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南下安徽。

5月9日，邓子恢在**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农村问题言说：“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

邓子恢说：“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太夸大了。因此，可以适当扩大小自由。”“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过总耕地的2o％。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o％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提出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展开讨论。**及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5月24日，邓子恢给主席、**、邓小*平等人写信：《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主张给农民多一点“小自由、小私有”，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重要环节。

6月16日，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写的《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随后又收到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两份材料针对“责任田”情况均做了详细汇报，认为责任制把产量与社员的个人利益结合了起来，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解决了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态度消极、不顾质量的问题，对恢复生产起到极大作用。

为稳妥起见，邓子恢叫王观澜再度到符离集所在县安徽宿县调查。两次调查的结果完全一样。由于粮食产量增加，农民们纷纷表示：“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农民的呼声和干部的要求，真如同字字泣血，砸在邓子恢心上。然而这决不是感情用事可以解决的。1955年距离此时不过才7年时间，前车之鉴记忆犹新。七千人大会上已给曾希圣和“责任田”戴了帽子，在这个时候要提“责任田”问题，风险将有多大可想而知。但面对中国农业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农民，如此急切的呼声，他又不可能无动于衷。思来想去，他无法卸下肩上的责任，他准备再一次为民请命。

邓子恢立即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坦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此时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7月2日，安徽宿县符离区党委再次给邓子恢并**中央寄来材料：《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七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列举了十个变化说明它确实好。

眼看着这种农民自的生产经营方式得不到承认，还不能合法化，邓子恢着急了，他要向党中央、**汇报，把安徽寄来的材料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材料给他们看。有人劝他：可以暂时缓一缓，等中央尤其是主席的态度明朗后再说。

邓子恢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

1962年7月一天夜里，他约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驱车进中南海，面见主席趁机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他手摇芭蕉扇，滔滔不绝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不厌其烦地汇报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从深夜到凌晨，整整谈了一个通宵。主席起初只听不说，最后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回到万寿路宿舍大院时，天已经亮了，有人不安地问：“谈得怎么样？”邓子恢乐哈哈地说：“同意啦，可以试一试！”这一天，他轻松惬意地睡了个好觉。

我国6o年代初期农村的天灾**，一度震惊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思想混乱。因主席讲过农村工作还是要找邓老，许多中央机关都先后派人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情况，请邓子恢释疑解惑。

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毅然带病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机关等单位做报告，他客观分析农村形势，实事求是承认困难和问题，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认为它给解决农村的暂时困难带来了希望。

一些好心人都劝邓子恢对农村形势和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主席明确公开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他感到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机会难得，决心起早贪黑，以争朝夕的姿态为会议准备有关资料。

7月17日，他再次进中南海见主席，依然汇报安徽的农村情况，继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田。主席照旧一声不吭，耐心听着，始终不表态。直到邓老起身欲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第二天，他把主席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准备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

8月初，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北戴河，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的秀丽风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顿时成为谈论焦点。邓子恢目睹人们热情如此高涨，深感包产到户是人心所向，精神为之振奋。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兴冲冲跑到主席住处面谈。他想给老领导多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其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主席反对包产到户的主意已定。

邓子恢完全没有料到，“包产到户”引了一场政治大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