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吴书记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错误原因却是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自己“除了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上有严重错误外，主要是思想方法上唯心观点和思想意识上个人主义在作怪”，“惟恐怕损伤了三面红旗……”。
2月，**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吴改任第二书记。刘建勋开始了所谓“救灾书记”的第一步。1962年4月，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饿死2oo万河南人的罪魁祸，仅仅降了半级。同时，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吴书记在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书记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书记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ooo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后来，信阳地区各级“替罪羊”了解到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问题，他们不服气，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书记，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书记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某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后来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1979年路宪文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信阳事件”处理时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结果恢复了12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级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现改名河南省科技学院）。但路宪文仍然要求彻底平反，恢复正厅待遇。胡耀邦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路宪文一直对他的处理不服，认为自己一直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的”，自己的行为是“政府行为”，不能把问题都扣到他个人头上。离休后在女儿路霞和妻子李昕帮助下，多年不断上访喊冤叫屈，直到他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记者在信阳第二干休所采访了原淮滨县委书记、风烛残年的石绍举。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o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196o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o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