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杼在《》一书中描述了“大炼钢铁”的“盛况”，摘编如下：（1）孙夫人院子也修建了“土高炉”

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炼钢铁”.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是经济专家的大本营，是运筹决策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炼钢炉”：他们将好端端的铁丝网拿来，不计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进炉子，烧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捧到领导那里去“报喜”。

文化部除动员千万文艺家讴歌大跃进之外，还要直接对炼钢有所贡献，成立了炼钢的指挥部，由副部长、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军区所属部队和驻扎在安徽的野战部队的所有连队都搞小炼铁炉。

外交部在部大院里筑起了土高炉，除了糟蹋钱财外，一无所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自东北回京，看到那“炼钢”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结束了外交部炼钢的荒诞行为。尽管因此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批评，说外交部炼钢不积极，他还是顶住了，未让那些炉子重新点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也顶住了“全民炼钢”的压力，坚决不干。他事后对他的孩子说：“我亲眼去看过，那叫炼钢么？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顶了。任别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去凑那个热闹！”

但是，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包头钢铁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当然应为“钢铁翻番”作较大的贡献，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进大生产，却派人在国共内战时留下来的碉堡里大搞其“土法炼钢”，还兴致勃勃地请聂荣臻元帅参观，结果挨了聂元帅的批评。

京郊的石景山钢铁公司（即后来的都钢铁公司）也想搞土炉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刘仁警告他们：“不许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好铁炒成废铁。”刘仁见清华大学那里也在大炒“土钢”，批评道：“你们不要这样搞了，你们有冶金系，完全可以搞点洋的嘛！”

湖南省一度动四、五百万人炼钢，连省委的大院里也筑起了土炼钢炉，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他将中学时代的同学、涟源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吴鉴光请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内的土炉子，请吴表意见；之后又将另两位省委书记请来，再度请吴谈看法，遂共同决定停止土法炼钢，将全省大多数的土高炉停掉，避免了一大笔损失。

（2）主席兴致勃勃但是张闻天、冯基平、周小舟们是挡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报》布重要新闻，报导了主席在月中“巡视大江南北”的情况：在武汉，主席“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汽车道上，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人流。”

主席亲眼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步行几百公里去“找”铁矿石的壮观场面，非常兴奋。到了合肥，他便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回北京，他便告诉记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对于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注９：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对记者的讲话。）

主席的诉诸报社记者这一招十分有效，不赞成这样蛮干的人不吱声了，全国上下立即变本加厉地大干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干部如何疯吧：（3）各地都疯了《人民日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河南省六百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十月十三日电：四川省有“八百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十月十五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十月十七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矿、运矿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都在这样不顾一切地蛮干。

湖南省新化县建造了两千四百座炼铁炉，据新华社十月十八日报导，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铁”。这个“正常出铁”的数字肯定是假的，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言说，湖南五八年搞了五万个土高炉，其中有两万个从未点个火，何况点了火也不等于就能正常出铁。

广西忻城县集合“七万人采煤大军”，“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多万吨”。经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忻城县委分头查算，“证明数字完全正确”。报社报导这则新闻时，似乎并未想过，这个数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约就是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了。

越往后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样子。新华社十月二十九日电：河南省当天六百七十万人上阵，日产一百零五万吨铁，一万一千吨钢。第二天奇迹再度出现，日产一百三十三万吨铁，十万三千吨钢。

一个省一天生产十万三千吨钢，而全国全年计划才一千零七十万吨，可见撒谎也是要有点勇气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状元恐怕得属下面两则消息：一、“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二十万吨，等于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生产任务。”

二、“湖南宜章县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产原煤逼近三十万吨。”

这些都是官方新华通讯社出的电讯，是那些省、县、公社的干部炮制这些假数字，骗过了记者，还是记者同他们合伙搞了鬼，如今已无从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儿们是这些牛皮新闻的主要炮制者。

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去炼钢呢？主席后来说是“六千万人上阵”，“几千万人上山”（找矿），那指的是被迫置农田于不顾的青壮农民，如果加上城里的机关、学校、军队，那么至少是八、九千万，近一亿人。

（4）拆掉函谷关建炼铁炉炼钢先要有钢铁筑炼钢炉，在这之前还必需有高炉将铁矿石炼成铁水，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铁矿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一亿人都是冶金专家，两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钢锭下来。怎么办？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这儿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它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西汉时它是护卫京都长安的东大门，东汉时为京都洛阳的西部屏障。三层雄关高达二十丈，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在争权夺利之时尚且想到它，特斥资重修。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表示效忠中央，带头炼钢，提出要建“书记炉”。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砖厂烧砖，如何砌筑炼钢炉？他看上了函谷关，提议扒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那是古迹。”他将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随之一声令下，调来一批学生，几乎把关上的两层楼阁扒拆一空，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一扫而光。

人说文化浩劫始自一九六六年，甚实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一九五六年时，浙江省龙泉县的副县长为了城建需用砖石，决定“古为今用”，将本县宋代和五代的两座古塔拆毁，砖拿去盖房，塔内所藏的一百馀卷唐宋写经、彩色佛像画全付诸一炬，翻出的几十斤古钱、铜塔则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供销社熔成了块块。事后，此人总算遭撤职的处分。但到了五八年，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齐乱来，就无人为这类罪行受罚了。

遍布全国的拆风，风源始自中南海。主席说：“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后还是要拆。”（注1o：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注11：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上谢富治言时的插话。）

（5）苍郁的群山被剃了光头全国千千万万个土炉子拿什么来炼铁炼钢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炼焦炉里烧成焦炭后方能使用，而建个炼焦炉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于是便出现了世界钢铁工业世上前所未闻的怪事：“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份炼焦煤（指优质的、可用于炼焦的煤块——作者注）被白白烧掉。”这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6定一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调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见。

有正规炼焦炉的钢铁厂因缺煤而停产，没有炼焦炉而有煤的却没日没夜地将煤白白烧掉，这是生在城镇中的事。农村呢？农民是无处可买煤的，但他们有伐薪烧炭的传统。古时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吗？于是全民炼钢立即演变成了全民伐树。欲知这全民伐树的后果，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之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干得如此彻底，以至当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将红旗扛回来时，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了。

树木不足的，经济林也砍。湖南古丈县，是重要的桐油产地，一九三五年产量曾达三百五十万斤，可是“大跃进”后的一九六o年却一下子跌到了二十五万斤。

平原地带树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县有个八十多户的三堡村，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著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砍光了果树，欲将果园改造成为麦田，但那是一片山坡沙土地，种不成麦子，结果丢荒，任其成了草丛，兔子窝。

主席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红军长征时最年长的徐特立，当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两年前回过湖南老家，一九五八年底再度返乡时现，昔日葱茏的丘陵，黄泥裸露，林子全毁了。因此当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跃进战果”时，他问道：“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书记只好实说：“烧炭炼钢铁。”徐特立摇头叹气：“我们不能毁祖宗山，作子孙孽呀！”他回京后即给家乡寄去了两千元钱助其植树。

一九七一年初，叶剑英元帅回到老家广东梅县，对地区干部说：“我离家半个世纪了……家乡的路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路，田园房屋还是老祖公留下来的，没有变；只有一样变了，就是山光了。”他还对陪同的省委书记王道说：“这对不起后代人呀！”

彭德怀元帅一九六一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著光秃秃的山头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山上都是和尚脑壳，绳子一扯无牵挂，森林全被破坏了。”“过去两边都是丛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四川农民以能吃苦耐劳著称，千万名青壮农民被公社调到有铁矿的地方，用人力车、双肩挑的办法将矿沙自百里外弄来，日以继夜地烧。资中县本是林海，一个“大炼钢铁”就把许多山头搞秃了。邻县的县委书记不肯为炼钢毁林，被撤了职。川西平原银厂沟，为了炼钢砍伐了整整三万亩竹林。

一九五八年全民砍树的恶果几十年后仍在影响国民经济。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散布在山区，山区砍了树，灾难也就来了。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一九八o年回到江西老家，现乡亲们十分贫穷，村干部把原因告诉了她：“当年后山上有数不清的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前山上碗口粗细的树也密密麻麻地长满全山，但是‘大炼钢铁’以后全给砍光了。”“山秃了，地也贫了。下一场大雨，泥沙都冲进田里，肥田变生了，能不贫吗？”

全民砍树一事，主席自然知道。但他在十一月间举行的郑州会议上说：“今年大搞小土群（指一群一群的土制的小炼铁炼钢炉——作者注），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他对此说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反而是“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个经验。这是收入。”（注1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在第一之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6）比秦始皇收缴民间铜铁器做得更彻底几千万农民，大多数只识得几个字，相当部份没有文化，又没有起码的仪器、工具，即使将青山踏遍也未必能查出山肚子里的铁矿。不过找不到铁矿不等于炼不成钢。“大跃进”时人们就将各种各样的铁器拿回炉炼一炼。这样，最新式的“炼钢法”就在中国诞生了。

北京人将暖气管拆掉、砸碎，填进“小土群”的炉膛里，等熔到分时往外一倒，就炼成了“土钢”，这效率比国家计委裁铁丝炼钢高得多。上海洋建筑多，有的是铁门，黄浦江边的外滩还有一圈铁链围住花草，这些都可以取代铁矿石拿去炼一炼，于是它们6续变成了牛粪堆似的“土钢”。一般百姓家里多少总能翻出几斤铁器来，于是云南昆明市组织了六、七万“儿童团”四处寻找废铁。至于他们寻获的战利品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铁器就无人知晓了。

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到甘肃武威步兵学校视察，现全校官兵一齐在炼钢，无一人在搞军事训练。在他所住的招待所里，服务员们向他诉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树被砍，木料全部都炼钢烧了，连家里的铁锅也被收走砸掉炼了“钢”。彭回京的火车路过河南省时，正值夜晚，处处炉火冲天，车流不断。他伏在车窗口看了许久，自言自语地说：“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于是他决定回乡调查一番。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现村子里也有“炼铁厂”，不过除了从老百姓家里强行收来、已经砸碎的铁锅外，所见只是一堆堆的铁疙瘩。

河北省高阳县有个邢南乡，历来家家户户以织布换粮为生，当官的为了向上级献忠心，竟把全部织布机都砸掉炼成了铁坨子。

由此可知，一九五八年的全民炼钢又演变成了全民砸铁器、全民砸铁锅，比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缴全国民间铁器做得更彻底。

军队作家李延国在他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告诉我们：在他的山东老家生的“人类历史极残酷的一幕”：“奉命来收铁锅的人抬著筐走进我家，从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铁锅——那是父亲去世的头年冬天，带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车推回来的——用妈妈编草鞋挣来的钱。铁锅在院子里就地砸成了碎片，哗啦哗啦被放进抬筐里……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里含满了泪水。”

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拿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一起送进了土炉子。

后人当然会问：难道百万基层干部就真那么愚蠢，连“建设”与“破坏”都弄不清了吗？当然不是。可是上级每日都在催报炼钢的数字，他们明白上级关心的只是数字，并不关心钢的质量，甚至并不指望用那钢去办什么大事，说穿了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游戏大家会玩，只要将三斤重的铁锅砸掉、烧化，就完成了炼钢三斤的任务。你光荣我也光荣，你戴红花我扛红旗，何乐而不为。至于贫苦妇人一把一把地编织草鞋，日积月累，攒钱换来的铁锅，顷刻化为乌有，关那些干部们什么痛痒。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通讯并不达，许多地方连电话也没有，可是砸铁器炼钢的法子不迳而走，几乎同时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出现。

作为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主席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就指示说：“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宁波、胶东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工业虽不达，铁路决不至于没有经济价值。主席说：“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

连铁路都可以拆，上海外滩公园的铁链也就没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个体育场的跑道内外堆满了近一人高的牛粪状的「土钢」。它们的前身也许是一千座铁门，一万个铁窗，十万根铁链……

（7）“为钢铁元帅护驾”

党中央只是指示工业生产要“以钢为纲”，到了下面，文思敏捷的干部将之改为生动的文学语言：“钢铁元帅要升帐”，各行各业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元帅护驾”。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成立才几个月，农民们正盼著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村庄，该厂党委竟然决定拖拉机应当为元帅让路，停止生产，改为生产炼钢设备。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受到上级的压力。他们主动、自觉地那样做，因为反正生产拖拉机赚钱或改制炼钢设备而赔本，都是国家的事，他们自己绝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力电厂东北丰满厂把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没法理解。该厂当时的总工程师、现今政府总理李鹏一九八四年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我对‘大炼钢铁’……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只能私下对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说，他听了我的话，长时间沉默不语。”堂堂一个政府部长，对属下一间厂的胡闹行为竟无力制止，连表示异议都要斟酌一番，可见当时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灾难的蔓延了。

由于政府总理周恩来怕再度被批为“促退派”，对于“大炼钢铁”只好表示积极。国务院将全国分成若干片，八位副总理各领导一片的炼钢运动。十月一日国庆节游行时，周总理甚至在城楼上指着游行队伍里的土高炉模型对朝鲜代表团团长说：“我们生产那么多铁，主要就是靠这些炉子。”

政府不灵，党组织呢？6定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控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等一切新闻媒介乃至文艺、教育机构。他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完全看清这场全民炼钢运动是一场祸害。但是，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他自己却不能与他控制、制造的舆论相对抗。当无数的通讯报告、散文、诗歌将那‘遍地火光”描绘成美丽的图画、新时代的曙光时，当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无一例外地为疯狂行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时，这位宣传部长却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宣传工具来揭露“大炼钢铁”的荒诞无稽。在“舆论一律”面前人人平等，部长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披露当时亲眼所见的炼钢的农民所过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从6定一的描述来看，那些民工们过的生活决不会好过被秦始皇徵去修阿房宫、筑长城的万喜良们。

（8）老红军叫苦：“来年日子怎么过？”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主席已经认为胜券在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当年钢产量不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注1４：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至于美国，主席当时最新版本的豪言壮语是：“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就在主席神采飞扬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谁人料到”时，他自己实在没有料到，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了。

这时，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看清楚了形势的严重，这就是彭德怀。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南平江。在彭德怀召集的当年起义的老红军座谈会上，老战士们纷纷表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不满。一位叫黄杜芳的残废军人甚至告诉彭元帅，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可会造反了”。会快结束时，黄递给彭一张条子，彭回到住处展开一看，只见几行工整漂亮、书法甚佳的毛笔字，是一步汉代民歌《小麦谣》韵的小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老红军黄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写这手好字，也不可能读过古文，因此这大概是乡间一位秀才写了托黄呈彭大将军的。《小麦谣》的原文是：“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第二天，一位公社负责人向彭汇报，大讲其炼铁炼钢，彭忍不住打断了他：“你们炼钢又没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劝你们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无力改变这个局面，无法阻遏行将到来的灾难——尽管后来他真的应老战士之请，为人民“鼓咙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