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上是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农业庄园”，书记和社长就是庄主，其他大大小小的社队干部就是“管家”、“工头”，而广大社员就是“庄客”、“农工”。如果庄主是个贪婪**、横行霸道的“新恶霸”，那么，这个高级社就变成一座“封建庄园”，庄主就会骑在社员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成了“红色黄世仁、穆仁智”，而社员们则成了“现代杨白劳和喜儿”。

1９５6年７月，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阔别七年的故乡——苏北阜宁县城南约３o里外的沟墩镇。他现，故乡就被“新恶霸”统治着，不少农民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９４７年５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1947年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兴）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新恶霸”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９５４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

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变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面对这样的来自底层农民的呼声，戴煌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看出，1９５6年的中国农民对**、**还保持着基本的信任，还将希望寄托于**的领导，他们担心的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但另一方面，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却已经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尽管由于中国农民固有的对压迫的忍受性，一时还不会爆，但其所孕育的危机却使这位忠诚的**员忧心如焚。特别是他听说有些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中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就更是坐不住了。

戴煌火急火燎将情况反映给区委书记和区长，不料他们竟然说：某人自杀，是因为和他老婆吵嘴，某人则是为老鼠咬坏了他的新棉袍而自杀，均与当干部的无关。但这话说了没有多久，就又有一个农民自杀了！戴煌只得向县委与地委反映，县、地派来了工作组，虽然在大量事实面前，乡、区两级做出了开除镇上那个“新恶霸”党籍的决定，县里却迟迟不批，一封诬告戴煌“和地富分子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匿名信（后来才得知匿名信是区长指示，由那位“新恶霸”自己起草的）寄到了新华社，社领导也深信不疑，反过来调查戴煌，地委工作组甚至要追查其活动，“新恶霸”立即对揭他的党员与积极分子打击报复，支持群众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被调离……。

家乡的群众纷纷写信给戴煌，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长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乡亲的质问，戴煌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决定直接向**和党中央上书，反映前述情况，并犯死直言。他在信里写道：“在这封信里，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展中。

“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９o％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５％不到的**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８o％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在啃着树根草皮呢！

“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有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1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这封信却成了戴煌作为“十恶不赦”的“右派”的铁证：在一篇《新华社揭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的电讯里，宣称“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而他大声疾呼“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则被认为是“对党的攻击”。不久，江苏《新华日报》又了一篇《“戴青天”还乡记》，把沟墩镇上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而把戴煌描绘成“和地富分子勾结在一起，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敌人”。

戴煌在1９５７年1o月所写的《自我检查》里交代，他认为构成“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有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之外，几乎是无恶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