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迷向孩子们询问，知道了这些孤儿们的事。
这个着过火的院子，原来是大囡他们的家。父亲早逝，他们全家就靠出租院子的几间房子生活。可惜二年半前一场大火，把院子烧成白地。母亲又在救火中受伤，不久在心力交瘁中逝世。大囡姐弟们是在邻居的帮助下，同院子“房客”们共同扶助下，生活了下来。
“房客”们也都是孤儿、流浪儿。其中最大的是个男孩，姓刘叫大龙，已经有十六、七岁，是个结巴，所以很少开口讲话。他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叫“小翠”，十三岁，也很少说话，像个假哑巴。弟弟小龙十岁，话多得不得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一家三口的话都让他讲了，外号“八哥”，指的是像一种叫八哥的鸟，没有哥哥的意思。
大龙口拙手巧，会修修补补的，以前阿德修车，他总在边上学。街上常有修木桶的（吆喝是“打圈哦！”）、补锅、补碗和修伞的人，只要人家干活，他就去看了学。现在已经在一家打铁铺当学徒，每月有一到二元钱可以拿回家。他每月只领到一块或二元，说因为铺子里的生意也不好，这还是师傅知道他可怜，照顾他才给他这点钱的。这是院子里唯一自己有地方吃饭、还有工资的人了。
财迷觉得应该管这打铁铺孙玉田叫不良老板。而铺子里的三个伙计，包括大龙，都不叫他老板，叫他师傅。被老板剥削了还不知道，还都师傅、师傅的，叫得亲得很！
不过后来财迷仔细了解一下这铺子的收入支出，发现除去成本，当然包括了他们的吃饭，这孙师傅一个月也只收入十几、二十元的。收大龙还真是为了照顾他，因为现在活少，他和一个大徒弟就足够干了，用不了这么多人。
另一“家”小孩，也许姓吴或者胡，小孩子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因为这二个姓在上海话中发音相似。名字也不知道，只有小名，大的男孩叫“和尚”，也不知道年纪，大约十四、五岁，有个十二、三岁的妹妹“妹妹”，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妹妹“妹头”。现在和尚天天出去擦皮鞋，而妹妹们与另外的女孩子一起，每天去卖菜和做家务。
只有一家孤儿，姓、名都知道，还认识字，自己会写！大男孩叫李鸿儒，十五岁，是温州郊区的人，有一个十三妹妹叫李思诗，和一个十一岁的弟弟，李祀儒。以前家里也算是有点钱，前年家让土匪给抢了，大人都给杀了。三兄妹大难不死后，就流浪到上海来，因为他们有个堂哥李敬儒在上海交大读书。这堂哥过继给他们家了，也算是亲哥哥。谁知他们千辛万苦，要饭来到上海，这哥哥已经不在交大了，他与几个同学一起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了。走前应该是给家里写了信，不过他不知道家里出了事，就这样双方错过了。
李鸿儒读过书，财迷测评了一下，语文（特别是古文）有小学毕业水平，算术才会加减乘除，小学二、三年级水平？现在李鸿儒的主业是种田，他们父亲是种田好手，所以李鸿儒学会了不少。弟弟与阿平等在卖报纸挣钱。
收养了这么多小孩，住旅馆是不行了。让孩子住在原来的棚子里，财迷也不同意。所以财迷就到阿毛住的这一片找出租房。有一个“高级”院子正在出租。进门是前院，正对一个二层楼的房子，楼下中间是一个厅，厅左右各一个房间；楼上共四间房间。穿过厅，可以到后院，后院有四间柴房，还有一口井。楼下的房间和厅一样，是石板地，但楼上房间都是木板地。房主要价房间二元一个月；柴房是泥地的，又小，只要八角一个月。大囡他们想租二间小柴房，财迷决定要把半个院子租下来，至少也要租三间房间。
大囡很会讲价，当房东同意每月六元半的价钱租半个院子时，财迷立刻就掏钱了。事后，大囡还觉得他太急了，租贵了，如果再讲讲价，还能便宜几毛。但财迷觉得比他现在住的旅馆要便宜了。
半个院子，也就是楼下一间，楼上二间，加二间柴房。这个院子就成了财迷和一帮孩子们的新家。
一个月后，财迷更有钱了，就让大囡去找房东租整个院子，大囡真的用五元半一个月，把另半个院子也租下了。
第二天早上，五囡的烧就退了。但为了防止有抗药性的“超级细菌”产生，财迷让五囡连吃了三天的药。为加强营养，财迷买了奶粉，给五囡和二个与五囡差不多大的孩子吃。
在第三天，孩子们正在搬家中，汉斯医生找来了，不过财迷在化工厂上班而不在家。汉斯为五囡作了检查，确定她的肺炎已经好了。对她能好得这么快，汉斯感到惊奇。
又过二天的晚上，财迷回家时发现汉斯和另二个洋人在家里。这二个洋人是小德肋撒教堂的传教士，白瑞德神父和他的助手。他们是听汉斯介绍了财迷的事，来认识一下财迷。
神父称赞了财迷收养孩子的义举，并带来七、八件旧衣服送给孩子们。当然，也不失时机地宣传他们的教义。他们让财迷有困难就去教堂找他们，并要财迷带孩子们到教堂去做礼拜。
这旧衣服是什么“救世军”收集来的，不远万里，从欧洲运到上海。在另一时空的话，是属于被海关发现立即烧掉的洋垃圾，还要加上罚款。事实上这些衣服比那些洋垃圾还差：至少是旧多了，有不少上面已经打了补丁。但大囡他们拿了很高兴，讨论这件改了可以给谁，那件还是毛料的！
财迷对教会并不感冒，对他们行善还是感谢的。白瑞德神父对财迷也相当友好，因为现在闸北的大华人，除了极个别“哈洋”的（借几十年后“哈韩”的“哈”，也是哈巴狗的哈，当时上海没有“哈洋”一说），多数华人对洋人是“敬而远之”。如财迷对他们视作平等的人是极少的。
汉斯也是个很善良的洋人。他开的诊所虽然是个私人诊所，但并不是对没钱人就见死不救的。如果是有钱人，当然就收费，没钱的，就先欠着。诊所开在穷人较多的闸北，所以他的诊所常常入不敷出，原来一个合伙人，早就退出了。现在连护士也请不起了。
好在汉斯与教会的关系很好，如果靠他自己的钱早已经撑不下去了，现在他也要靠教会接济。
汉斯是来问关于“珍贵的土药”的问题的，真是好学，不耻下问。药性、作用、效果、出处？前面的问题财迷知道一些，出处的问题，财迷只好说是师傅处得到的，他也想制造，但在生产条件很困难。所以现在非常珍贵。
汉斯以前就知道财迷对肺部“锣音”什么的，医学很内行的样子，今天一听财迷讲什么病菌、药的分解排泄，完全像个西医。但一问财迷是不是医学院毕业的？有没有医生执照？财迷没有，财迷是搞工程技术的。
好在汉斯知道大华的土医生都是没文凭、没执照的，是师徒相传的。所以这没法讲清出处的抗菌素，当然也属于“中药、土药”了。中药、土药是神秘的，有些确实说不清楚，财迷能说这么多，已经是不容易了，汉斯就没有再多问。
汉斯想，看来大华的中药、土药，有时还是有点效果的。
能不能稳定出产？能不能给点拿回去试验？
财迷当然也希望能生产抗菌素，但是他现在哪有这个条件？不用你试验也知道效果了，这药现在这么珍贵，实在对不起，不舍得让你试验。
后来财迷也带了孩子们去过一次教堂，发现这些洋传教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看不起大华人的。他们排斥大华的宗教，只看到大华人生活中的一些陋习如缠足、纳妾、吸毒等，但没看到大华人的勤劳刻苦好学；把大华人当作愚味野蛮的土人。他们以救世主自据，认为大华人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才能得救。
这些人以为财迷必是很西化的人，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错了，财迷来自二十一世纪，虽然对西方有些东西不反感，但绝对不会觉得大华要全盘西化。就以医学来说，中古时期大华之医药，远胜西方，就是现在青霉素等出来之前，也不过是西医在手术上强一点，消炎药等方面，还不如中医。当然，在些后的几十年中，西医注重研究提取、合成药品的有效成分，慢慢又超过了中医药。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完全取代中医。
看了这些洋大人的眼光，听了这些洋大人的“教诲”，财迷更觉得要做点什么后代的科技产品出来，以打碎这些人的有色眼镜，长长大华人的志气。
以后，财迷就没去教堂了。一方面是忙，更重要的是怕小孩受了洋迷信。
财迷要上班，搬家主要是孩子们自己搬的，好在新家与这火烧院子相距不远。而且他们除了几件烂衣服什么的，也没什么东西需要搬的。
大囡他们安排了房间，楼上二间房间，男孩女孩各一间，就睡地上，好在是木地板。财迷一个人占了楼下一间，还用砖石上架木板，给他架了个床。把他的木头箱子用砖头垫高了，算是床头柜。
财迷把钱给很会讲价的大囡，让她买日用品。被子、衣服，厨房用具，……。买了煤球炉，孩子们以前是烧拾来的柴禾的，为节约，老是喝生水。这煤球，财迷也是到了这个时空才看到，并不是圆球状，而是扁的椭圆球，像大了二倍的桃核状。大囡尽量买旧的衣服、被子，尽量地省钱。
伙食费也交给大囡掌握。财迷规定：每天三餐，每餐饭至少二菜一汤，每星期至少吃二次荤菜，否则他们就吃得实在太节约了。（孩子们觉得天天能吃二顿饱饭，就是很幸福了！）
大囡他们做好饭，等财迷回去吃。按当时的风俗习惯，他们要把最好的菜给财迷吃，这与另一时空最好的给孩子的风俗习惯正好相反。
财迷当然不习惯这个风俗，结果他不吃，孩子们也不吃。大家菜都吃得很少，好菜更是都剩下了。最后，财迷规定菜按人数平分好，然后他自己先挑。他总是先挑最少的一碗，这样，分菜的人就把菜分得很平均。孩子们也学他，都互相谦让。
小孩多，大小又差不多，财迷容易搞错。妹头、妹妹的叫也不好听，所以财迷就把他们改了小名，男孩从大到小都叫“龙”，女孩就都叫“凤”。
大龙是刘大龙，十六岁；二龙是李鸿儒十五岁；三龙是“和尚”十四岁（十五岁？）；四龙是王阿平，十三岁；五龙是李祀儒，十二岁；排第六的是刘小龙，十一岁，还叫做小龙；所以最小的王阿良就叫做“咪龙”，九岁。上海话中的“咪”，是很小的意思。
大囡就是大凤，十五岁；二凤是刘小翠，十四岁；三凤是李思诗，十三岁，四凤是“妹妹”，十二岁（十三岁？）；五凤是“妹头”，九岁；最小的五囡是小凤，六岁。
这个时代的人营养不良，看上去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小一点。
小孩都不知道自己生日，有的几岁也不清楚了，所以大概同年的人，只好以身高来排队了。
李鸿儒兄妹几个是最后住入到大囡家院子的一家。他带弟弟妹妹在这院子住下后，经大囡他们同意，在院子中的瓦砾中开出了一、二平方的几块地，用来种庄稼。还把村外的一块几平方米、堆了垃圾的荒地开了出来，想种点菜。
一个村里的小地主，想把这点地给要过去，说这地是他的。院子里的小孩们都去帮李鸿儒吵架，村里的居民都说这小地主没良心，结果惊动了村里说话最有份量的刘文博先生。
刘文博先生也是村里最有钱的一个工商地主（又有作坊，又有商店，还有田地），他不光判定这几平方的地算李鸿儒的，还把自己的一亩良田优惠租给李鸿儒种。
当时上海一带的地租是，主造（主要的一季作物，也就指是水稻）收成的四成归地主。如果是地主供给种子、肥料的，一般就要缴五成的收成。但另外种的蔬菜，或者多种一造麦子什么的（一律叫做副造），就不用分给地主的。而刘文博先生为李鸿儒提供了稻种，又只要他四成的租，就算是优惠了。
想想二十一世纪，最苦的是农民了，但至少农田产量要高得多，交的粮食比例也要低得多。看看这个时代，如果完全是靠租地主田的农民，这日子可太艰难了。
其实国大党政府在前年（一九二七年）起，推行“二五减租”，也就是要各地把原来定的租，一律减个百分之二十五。但好些地主并不太执行，或者变相不执行，如把副造收成也计入收租什么的。
李鸿儒他们人小，但种地很卖力，技术水平也高，去年，这块田水稻亩产达到了四百斤！当时上海一般亩产只有三百多斤，有的只有二百多斤！李鸿儒他们交了租还收了二百四十斤稻。
现在这块地还是由李鸿儒他们种。今年别人早就已经种了稻了，但他们的田里还是只有一点油菜、萝卜等。不是他们不想种稻，而是说好了今年的种子要自己出了，而他们留的种子却被吃掉了。
这时快六月了，种水稻已经晚了一点，产量会差一些，不过还能种。现在有财迷收养了，所以他们与财迷商量，用点钱去买种子。
财迷这时想起，他带在身边的一包水稻种子还没用上。这绝对比现在的水稻品种要好，而且应该拿出来推广。
财迷对李鸿儒他们说，这种子是他的“科学家师傅”优选的品种，亩产能有八百到一千斤（说明书上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产量在另一时空中，并不算高，小K在选择种子时，把这稻子可以代代传下去而不用专门育种作为首要条件，才选了这个低产种子。可李鸿儒他们听了这产量，都吃了一惊，真要能收这么多，这稻种就是宝贝了。
财迷找刘文博先生谈，要把地租改成固定租金。固定租金就是不管收成好坏，每年都交一定的钱或庄稼。刘先生还是好说话的，定下田租是一百三十斤稻子或九元钱。
当时种植水稻技术与财迷看的种植指导书相差很大，例如说明书上说这一包种子十五斤，正好是一亩田的用量。而当时人一般每亩只下七、八斤种子。什么用育秧地育秧、秧苗带土移植、密植（当时种水稻，株距都很大），都是财迷理论指导，李鸿儒他们照干。边上其他农民都笑话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种田的。特别是插秧时，财迷带了尺子去，按书上尺寸量定了株距，让农民们当笑话笑了几个月。笑得财迷都有点怀疑，书上写的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