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民问：“静秋同志，你是不是党员？”

静秋摇摇头。

“你是团员吗？”

静秋点点头。

“那请你以团员的名义保证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自己的事来——”

静秋又点点头。

到了医院，吉普车一直开到病房外面的空地上，孙建民招呼静秋下了车，带着她上二楼去。病房里有好些人，一个个都红肿着眼睛。看见她，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就迎上前来，问了声：“是静秋同志吧？”

静秋点点头，首长握住她的手，老泪纵横，指指病床说：“他一定是在等你，你去——跟他告个别吧。”说完，就走到外面走廊上去了。

静秋走到病床跟前，看见了躺在床上的人，但她不敢相信那就是老三，他很瘦很瘦，真的是皮包骨头，显得他的眉毛特别长特别浓。他深陷的眼睛半睁着，眼白好像布满了血丝。头发掉了很多，显得很稀疏。他的颧骨突了出来，两面的腮帮陷了下去，脸像医院的床单一样白。

静秋不敢上前去，觉得这不可能是老三。几个月前她看见的老三，仍是那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青年，而眼前这个病人，真叫人惨不忍睹。

几个人在轻轻推她到病床前去，她鼓足勇气走到病床前，从被单下找到他的左手，看见了他手背上的那个伤疤。他的手现在瘦骨嶙峋，那道伤疤显得更长了。她腿一软，跪倒在床前。

她觉得有几个人在拉她起来，她不肯起来。她听见几个人在催促她：“快叫！快叫啊！”

她回过头，茫然地问：“叫什么？”

“叫他名字啊，你平时怎么叫的，现在就怎么叫，你不叫，他就走了！”

静秋叫不出声，她平时就叫不出他的名字，现在她更叫不出。她只知道握着他的手，呆呆地看着他。他的手还不是完全冰凉的，还有点暖气，说明他还活着，但他的胸膛没有起伏了。

几个人又在催她“快叫，快叫”，她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他说过的，即使他的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听到她的名字，他也会拔回脚来看看她。

她就一直握着他的手，满怀希望地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

她不记得自己这样说了多少遍，她的腿跪麻了，嗓子也哑了，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说：“别叫了吧，他听不见了。”

但她不信，因为他的眼睛还半睁着，她知道他听得见，他只是不能说话，不能回答她，但他一定听得见。她仿佛能看见他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坟墓里，但她相信只要她一直叫着，他就舍不得把另一只脚也踏进坟墓。

她不停地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

她怕他听不见，就移到他头跟前，在他耳边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她觉得他能听见她，只不过被一片白雾笼罩，他需要一点时间，凭她的那个胎记来验证是不是她。

她听见一片压抑着的哭声，但她没有哭，仍然坚持对他说：“我是静秋！我是静秋！”

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他闭上了眼睛，两滴泪从眼角滚了下来。

两滴红色的、晶莹的泪……

……

尾声

老三走了，按他的遗愿，他的遗体火化后，埋在那棵山楂树下。他不是抗日烈士，但西村坪大队按因公殉职处理，让他埋在那里。文革初期，那些抗日烈士的墓碑都被当作“四旧”挖掉了，所以老三也没立墓碑。

老三的爸爸对静秋说：“他坚持要埋在这里——，我们都——离得远，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了——”

老三生前把他的日记、写给静秋的信件、照片等，都装在一个军用挂包里，委托他弟弟保存，说如果静秋过得很幸福，就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她；如果她爱情不顺利，或者婚姻不幸福，就把这些东西给她，让她知道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倾其身心爱过她，让她相信世界上是有永远的爱的。

他在一个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我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但是我会等你一辈子。”

他身边只有一张静秋六岁时的照片和那封十六个字的信。他一直保存着，也放在那个军用挂包里。

孙建民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静秋。

每年的五月，静秋都会到那棵山楂树下，跟老三一起看山楂花。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心理作用，她觉得那树上的花比老三送去的那些花更红了。

十年后，静秋考上L大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

二十年后，静秋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三十年后，静秋已经任教于美国的一所大学。今年，她会带着女儿飞回那棵山楂树下，看望老三。

她会对女儿说：“这里长眠着我爱的人。”

(完)

(谨以此文纪念孙建新(老三)逝世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