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龙斯基和安娜的情况依然如故，还没有想办法离婚，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夏天和一部分秋天。他们商量好什么地方都不去；但是他们两个越是孤独地过下去——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越觉得受不了这种生活，非得有所改变不行。
他们的生活好像美满得不得了：十分富裕，有健康的身体，有小孩，两个人都有事做。没有客人的时候，安娜还是一心一意地修饰打扮，浏览了许多书籍，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说和很严肃的书籍。凡是他们收到的外国报刊杂志上推荐过的书籍她都订购了，而且以只有在孤寂中阅读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聚精会神来阅读。她也研究同弗龙斯基所从事的事业有关的书籍和专业性书籍，因此他时常来向她请教关于农业、建筑，有时甚至是关于养马或者运动的问题。她的知识和记忆力使他大为惊异，最初他对她还抱怀疑，希望得到证实。于是她就在书里翻出他所需要的那个段落，拿给他看。
医院的建筑工程也使她感到莫大兴趣。她不但帮忙，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她亲自安排和设计的。但是她关心的主要还是她自己——关心到能够博得弗龙斯基的爱情和补偿他为她而牺牲的一切的地步。弗龙斯基很赏识她这一点，这变成了她唯一的生活目的，——这就是不仅要博得他的欢心，而且要曲意侍奉他的那种愿望；但是同时他又很厌烦她想用来擒住他的情网。日子越过下去，他越是经常地看到自己为情网所束缚，他也就越时常渴望着，倒不一定想摆脱，而是想试试这情网是否妨碍他的自由。若不是这种越来越增长的渴望自由的愿望——不愿意每次为了到城里去开会或者去赛马都要吵闹一场，——弗龙斯基一定会非常满意他的生活了。他所选择的角色，一个富裕地主的角色——俄罗斯贵族的核心应该由这个阶级构成——不但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而且现在他这样过了半年的光景，给了他越来越大的乐趣。他的事业，越来越占有了他的全副心神的事业，发展得好极了。尽管由瑞士输入的医院装备、机械、乳牛、还有其他许多项目，花费了他一大笔款项，但是他却相信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只要一涉及收入问题——木材、五谷和羊毛的销售，或者土地的出租问题——弗龙斯基就硬得像燧石一样，分文不让。在动用大量资金上面，无论在这个或者其他的田庄上，他一直采用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在琐碎小事上的用度一直是极其精打细算的。虽然那个德国管理人用尽一切诡计多端的手段，企图引诱他破费金钱，一开始总把预算打得高于实际的需要，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而且马上就有利可图，但是弗龙斯基却从不听从。他听着管理人说，仔细问他，仅仅在订购的或者建筑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是闻所未闻的，可以一鸣惊人的时候，他才同意。此外，他手头有多余款项的时候，他才决定大宗开支，开支的时候，他仔仔细细加以研究，钱非得花得最合算才行。因此从他经管事务的方法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
十月里，卡申省举行了贵族选举大会，弗龙斯基、斯维亚日斯基、科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一小部分田产都在这个省份里。
由于种种关系，也由于参与这件事的人们，使这次选举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为它作着准备。住在莫斯科，彼得堡，还有国外来的，好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都集中到这里了。
弗龙斯基老早就答应过斯维亚日斯基他要出席。
选举以前，时常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来拜访的斯维亚日斯基来邀请弗龙斯基了。
前一天，弗龙斯基和安娜为了这趟计划中的旅行几乎吵起来。这是秋天，是乡下一年里最沉闷无聊的时候，因此弗龙斯基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用他从来没有对安娜用过的严厉而冷酷的口吻告诉她说他要走了。但是，使他惊异的是，安娜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消息，只问了一声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打量她，不明白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她看见他的眼色只付之一笑。他了解她那套缩到内心深处不动声色的本事，而且也了解只有在她暗中打定了什么主意却不告诉他的时候才会这样。他害怕起来，但他是那么愿意避免吵嘴，因此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而且真有几分信以为真，有点相信了他愿意相信的事，就是说，相信她明白道理。
“我想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我想不会的，”安娜回答。“我昨天收到戈蒂叶书店①寄来的一箱子书。不，我不会无聊的。”——
①戈蒂叶书店是莫斯科一家著名的法国书店。
“她打算采取这种口气，那更好！”他沉思。“要不然，搞来搞去老是那一套。”
因此，他没有要求她作一番坦白的说明就动身去参加选举了。这是自从他们结合以来破天荒头一次，没有解释清楚他就和她分别了。这件事一方面扰乱了他的心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再好也没有了。“最初，像现在这样，是会有一些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地方；但是久而久之她就习惯了。总之，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他沉思。
二十六
九月里，为了基蒂的生产列文搬到莫斯科去住。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在卡申省拥有田产，而且对于就要召开的选举大会怀着很大兴趣——准备参加大会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那里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了。他邀请他弟弟——他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有选举权——和他一路去。除此以外，列文还要在卡申省代他的侨居国外的姐姐处理一桩重大事务，那是关于土地托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的。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基蒂看出他在莫斯科很无聊，因此劝他去，而且一声不响就替他定购了一套在那种场合必须穿的贵族大礼服，共值八十个卢布。为买这套礼服而花去的八十个卢布，就是促使列文终于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到卡申去了。
列文到卡申已经六天了，他天天参加会议，而且为了他姐姐的事四处奔走，但是事情仍旧没有眉目。贵族长们都忙着选举去了，就连和托管权有关的最简单的事也办不成。另外一桩，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取消扣押令而奔走了好久以后，钱终于准备偿付了；但是那位书记——一个非常乐于为人效劳的人——却不能发许可证，因为上面需要会长签名盖章，而会长正忙着开会，没有指定代理人。所有这些麻烦，这种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这位申请人的处境的不愉快但却爱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谈，这种白费力气毫无结果的努力，使得列文产生了一种近似人在梦中想使劲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令人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感觉。当他同那位好心肠的律师磋商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这位律师似乎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好使列文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试试看，”他说了不止一次。“到某某那里去试试，再到某某那里去试试，”于是律师就订出一个详尽的计划来避开妨碍一切的致命的根源。但是他马上又补充一句说：“也许还会推三阻四的；不过试试看吧！”于是列文真的试了，去了一趟又一趟。人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但是结果他要克服的困难又在别处冒出来了，又挡住路。列文觉得特别烦恼的是，他简直不明白他在和谁对垒交锋，这样拖下去会对谁有好处。谁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律师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像了解为什么在火车票房前要站队买票那样了解这件事，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懊恼了；但是他遭遇到的困难，谁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不过列文自从结婚以后改变了很多；他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暗自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下判断，大概事情非这样不可，于是拚命不动气。
现在，出席了会议而且参加了选举，他也极力不指摘，不争论，尽可能地去理解他所敬重的那些善良正直的人都在那样严肃而热情地从事着的事情。自从他结婚以后，那么多新颖而严肃的生活面目展现在他面前，这些，以前由于他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次选举中他也期待着和找寻着重大的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省贵族长——法律把那么多重要的公共事业交付在他手里：如托管机关（就是现在正跟列文为难的部门）、贵族们巨大款项的管理、男女公立中学、军事学校、接照新章程设立的国民教育、最后一项是地方自治会——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个守旧派的贵族，他挥霍光了巨大的家业，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某种观点上看，他自有他忠实的地方，但是对于现代的需要却一窍不通。不论什么事他总是偏袒贵族，公开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本来应该起广泛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上了阶层的性质。因此必须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且善于处理事务，好从授予贵族（不把他们当成贵族，要把他们看成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中取出可以从中获得的对自治有利的一切精华。在这富饶的卡申省里，总是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现在这样的优胜力量已经聚集一堂了，如果这里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就可以作为其他省份和全俄国的典范。因此这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要改选一个贵族长来代替斯涅特科夫，已经提出了斯维亚日斯基，或者最好是选涅韦多夫斯基，他是一个退休的教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好朋友。
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在讲话中他对贵族们说：选举官员不应该讲情面，要以功劳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申省尊贵的贵族，像在历届选举会上一样，能够严格地完成这种任务，不辜负沙皇对他们的崇高的信任。
讲完了后，省长就离开大厅走了，于是贵族们，喧哗地、热情地——甚至有些人欣喜欲狂地——尾随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皮大衣和省贵族长友好地交谈着的时候都蜂拥在他周围。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细，什么都不想放过去，因此也站在人群里，听见省长说：“请转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声，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儿院去。”随后贵族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拿了外衣，都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道，举起手来重复大司祭的言语，用庄严得怕人的誓词宣誓，一定要完成省长所期望的一切。宗教仪式永远打动着列文的心，当他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而且朝着也在说这句话的那老老少少的一群人环顾了一眼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的是关于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列文为了自己的事四处奔走，没有为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旁进行了审核省内公款的工作。那时新旧两派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受命清查公款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帐目分厘不差。贵族长立起身来，连连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落下泪来。贵族们向他大声欢呼，同他紧紧握手。但是正这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一派的一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审核过公款，认为检查会伤害贵族长的尊严。委员会里有个人不小心证实了这一点。随后一个矮小的、样子很年轻的、但是非常狠毒的绅士开口说，大概省贵族长很愿意说明公款的用途，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分客气因而剥夺了他这种道义上的满足。于是委员会的委员们撤销了报告，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始条理分明地证明说，他们要么必须承认审核了帐目，要么就得承认没有审核，而且把这两段论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反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后斯维亚日斯基讲话，以后又是那个狠毒的绅士发言。一直争论了好久，而且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文很惊异他们竟然会在这问题上辩论那么久，特别是，当他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听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私吞了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噢，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种旧式家长制的经管贵族事务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
第五天县贵族长的选举开幕了。在好几个县里，这都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日子。但是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斯维亚日斯基却是全体一致推选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摆了酒席宴客。
二十七
第六天，省选举会议开会了。大大小小的厅堂里都挤满了穿着各种各样制服的贵族们。许多人是专门为了这个日子赶来的。多年未见的人们——有的来自克里木，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来自国外——都聚集一堂了。围绕着贵族长的桌子，在沙皇的画像下，讨论得正热烈。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他们眼光中的敌意和猜疑，从生人走过来时就停止谈话，从有的人甚至退避到远处走廊上交头接耳的事实看起来，显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外表上看，贵族们鲜明地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绝大多数，不是穿着旧式的扣得紧紧的贵族礼服，佩着宝剑，戴着帽子，就是各人穿着自己有资格穿的海军、骑兵、步兵军服或官服。老派贵族们的服装是按照旧式缝制的，带着肩章，腰身显而易见是又短小又狭窄的，好像穿的人渐渐胖得穿不下去了。新派穿着长腰身宽肩膀的宽大潇洒的礼服衬着白背心，不然就穿着黑领和绣着桂叶——司法部的标识——的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到处给人群增添了无限光彩。
但是老少之分和党派的区别并不一致。有些年轻人，如列文所观察到的，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迈的贵族正在和斯维亚日斯基说悄悄话，分明是新派里的热心的党羽。
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们，站在吸烟和吃点心的小厅里，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费尽心血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劳无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其余的人簇拥着的中心人物。这时他正在谛听斯维亚日斯基和赫柳斯托夫——那是另外一县里的贵族长，也属于他们这一派——讲话。赫柳斯托夫不愿意他自己那一县的人去邀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而斯维亚日斯基正在劝他这样做，并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赞成这种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作候选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刚吃喝过点东西，穿着他那套御前侍从的制服走过来，一边用洒了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揩着嘴。
“我们正摆布阵势，”他说，捋平了他的络腮胡子，“谢尔盖·伊万内奇！”
听了谈话以后，他就支持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县就够了，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属于反对的一派，”他说，除了列文显然大家都明白他的话。
“喂，科斯佳，你也来啦，好像你也很感兴趣哩？”他说，转向列文，挽住他的臂膀。列文本来倒高兴对它感到兴趣的，但是他根本不明白问题何在，于是由人群里退到一边去，告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邀请省贵族长作候选人。
“Osanctasimplicitas！”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于是简单明了地向列文解释了一番——
①拉丁文：噢，简单得很哩。
如果像以前历届的选举一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贵族长作候选人，不用投票他就当选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如果有两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可能会拒绝应选了，而老派也许会另外推选出一个人来，那么整个如意算盘就都落了空。但是如果只有斯维亚日斯基那一县不提他作候选人，斯涅特科夫还会作候选人的。甚至还要选举他，故意使他获得相当多的票数，那么就会使反对党乱了阵脚，当我们的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他一些票的。
列文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还要再问些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连说带嚷地叫起来，朝着大厅里走去。
“怎么回事？什么？谁？委托书？给谁的？什么？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过控告又算得了什么？照这样，什么人都可以拒之门外了！这简直是卑鄙！要守法啊！”列文听见四面八方喊叫起来，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错过什么紧赶慢赶的人一齐向大厅里走去。挤在一群贵族中间，他走近省贵族长的桌子，在那里，省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领袖们正在激昂慷慨地争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