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跟小军谈过绮红，说这几天，文仔都呆在深圳，你是不是也去深圳看看绮红阿姨？小军说，他手头上的调查正搞到一半呢！还是搞好了再去吧！再说，她这几天肯定也很忙。其实，小军知道文仔要去深圳，曾提出随他去，但文仔说，他这是去工作，去与记者打交道，带上他有许多不便。因此，小军心里有些不高兴，想自己去深圳还不容易吗？不一定就要随文仔去。
那时候，小军并不知道文仔是去配合小郝记者，也不知道他一脚踏两船，没放弃小郝记者，又跟美玉老板的侄女在一起。
或许，他就是不想让小军知道，才找理由不让他跟自己去深圳。
李向东和小军谈绮红的时候，杨晓丽并不在。她像每一天一样，去文娱室玩跑步机，跑得一身汗，回来时，见父子俩坐在那里谈话，也不知谈什么？她一进门就不说话了，想从李向东脸上看出点什么是很难的，但小军那张脸藏不住事，见他躲避自己的目光，多少就猜到父子俩在谈不想让她知道的事，于是，也没说什么，就回房间的卫生间洗澡了。
杨晓丽与小军相处也还算融洽。毕竟，她是看着小军长大的，小军对她也了解，也明白这应该是父亲最好的选择，只是这些年的分离，多少让彼此有了一种陌生，不仅对杨晓丽，即使与亲生父亲在一起，也多了几分敬畏。
杨晓丽曾说过：“小军在这个家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李向东说：“这也不奇怪。虽然，这是他的家，但他对这个家却是陌生的。多点跟他沟通，多给他些关怀，才有可能让他完全融进来。”
话虽这么说，但真要做到某种程度的沟通和关怀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杨晓丽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又没有跟他在一起生活过，她很想像一个母亲那样关心他，却常常有一种刻意的虚假，小军似乎也接受不了她的太亲热。
他们在食堂吃完饭散步回九楼，杨晓丽想表现得亲切一点，也像别的母亲那样搭着小军的肩，然而，她觉得很别扭，也觉得小军很尴尬。到了家，杨晓丽叫小军陪她一起去文娱室玩跑步机，小军不拒绝，还会很主动地替她调速度，但彼此都感觉这种主动有点假，想如果真是一对母子，或许不会这么做，跑步机的速适合不适合自己，只有自己调才调得合适。
杨晓丽一边跑一边问：“最近在忙什么？”
小军却说：“没忙什么？”
杨晓丽笑着问：“没忙什么是忙什么？”
小军就也笑，说：“随便瞎忙呗。”
杨晓丽问：“不想说吗？”
小军说：“也不是，只是三几句说不清楚。”
杨晓丽便不好再问下去了。
还有一些彼此都有意回避的事情，杨晓丽不会穿着睡衣出现在客厅。虽然，是那些正儿八经的睡衣，她也觉得不够庄重。小军回来后，她要晾晒那些贴身穿的小玩意，总要躲躲藏藏，挂在阳台的边上，且还用其他衣服遮拦住。小军的内衣裤也从来不要她洗，虽然是放在洗衣机里洗，他也每次洗澡时，自己搓洗干净晾起来。
李向东在家，似乎还好一点，父子俩坐在客厅聊闲话，杨晓丽还可以坐在一边听，时不时搭几句。这才多少有一种一家人的感觉。
这会儿，李向东就问小军那调研搞得怎么样了？对东江市的房地产市场有什么看法？小军说，有一点初步了解吧！他说，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与国外的不同，其实，普通消费群的购买力并不是不强，只是存在一种观念上区别，更注重于全额买断，迫于无奈才向银行贷款搞按揭。如果，能够改变这种观念，调动有能力的人超前消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还有增加至少百分之三十的潜力。
李向东说：“你不能站在房地产商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房地产商适当压低楼价，不是更能刺激消费者的购房欲/望吗？”
小军说：“房地产商降不降低价格要以市场为导向，这是一个供求双方的关系，目前，商品楼并不担心销售，建多少卖多少，这就说明楼价还是处于一种相对合理的水平。哪一天，消费者无法接受楼价，拒绝购买，房地产商自然会降低楼价。”
李向东说：“你只是看到表面现象，商品楼的销售并非建多少买多少，而是因为楼价高盈利大，他们商品房只要销出一半，就不赔钱，所以，他们似乎有一处默契，抱团似地守着楼价与消费者抗衡。”
小军说：“他们能够抗衡也证明了的一种合理性。他们扛得过来，就说明价格的合理，扛不过来，自然会做出选择。”
他说，合理不合理？不是谁说了算的，不是房地产商或消费者说了算的。房地产商当然想赚更多的钱，但价格不合理，他们一半的楼房都卖不出去，他们就要降价。同样的，消费者总希望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但他们未必就没有购买力，楼价高居不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这个杠杆平衡不平衡是骗不了人的，是最真实的反映。
他说，鉴于这种平衡，政府应该介入，引导消费者更新观念超前消费，当然，银行的配合也很重要，尽量消除贷款按揭的一些条条框框，方便于消费者。
他说，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楼价高居不下，不仅是房地产商得利，政府在土地出让，税收方面的得利也相当可观，比在任何行业的得利都要大。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应该说是三赢，房地产商、政府、银行。
李向东问：“不能改变这种特色吗？好的特色我们要走下去，不利的特色我们必须改变。”
小军笑着说：“这首先要问你自己，你愿意降低土地价格吗？愿意降低税收吗？如果，一块商业用地市值是一个亿，谁也不会降价只收八千万。两千万的财政收入能办许多事了。”
他说，或许，你会说，即使我们降价，房地产商也不会降价。有时候，我想，这更像是一种借口，所以，政府支撑着房地产商一直往上走。哪一天，消费者不是叫苦连天，而是真正没有消费能力，那楼价才是真正到顶。
李向东说：“说来说去，是政府的问题。”
小军说：“中国的楼价高居不下，本来就是政府的问题。”
李向东说：“按你这么说，是政府在暗中帮房地产作高楼价。”
小军说：“只是不承认而已。”
他说，所以，我做的调查不能离开这个现实。我只能根据这个现实去做我的策划，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不是房地产商，政府如何压低价格。
李向东说：“如果，我想压低价格有什么办法？”
小军说：“像刚才说的那样，政府首先压低价格。”
李向东摇头说：“我不能相信房地产商，你也知道，用这种形式，根本不可能压低他们的价格。”
小军说：“政府推出足够于市场需求的廉价房，迫使房地产商降价。”
李向东问：“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小军说：“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他说，其实，建廉价楼一点不难。中国的特色是，只要政府下决心干的事，是不会遇到太大困难的。
他说，建廉价楼，不一定就要搞慈善，也可以适当赚取一定的盈利，当然，要坚决控制盈利幅度，不要像房地产商那样赚取一半以上的利润。做到这一点，可以乐观地估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再利用这些成本，建造下一期工程，不断滚下去，商品楼的价格想升也升不起来。
他说，这是一个决心的问题。政府舍不舍把楼价压下去？舍不舍得放弃或者减少出让土地和高税利回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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