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笑了笑，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对他进行了多次劝导，我们的副镇长甚至冒着有可能被传染的危险，和他单独谈了一次话，不做记录的谈话，表明只要他说真话，不追究他这种行为，而且，为他保密，决不会影响他本人的声誉。

他说，我们只有这么做，才能打消他的顾虑，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我们分析了他的供词，都认为他是如实交代了。

他说，他曾想过去叫小姐，也有过这种行动。入灼店后，他曾去过一家发廊找小姐，本来是想找小姐陪他去游泳的，但是价钱没谈拢，就打消这念头了。本是想晚上再找的，还没到晚上，发现体温不对，就被我们劝去隔离观察了。

汪笑着说：“属叫小姐未遂吧！”

杨晓丽说：“他去过的那个发廊要设为一个主要观察点。虽然未遂，但也和发廊的人接触过。”

汪说：“我们已经控制起来了，要求发廊关门，所有人员都不准外出，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由医务人员、镇政府干部、派出所民警组成的观察监护小组，进行二十四小时值班监管。”

杨晓丽点点头，然后，对在坐各位说：“这个事就到这了，大家知道就好了，不要外传。既然，海边镇政府答应要为病人保密，我们就要遵守这个承诺。”

汪继续汇报。

他说，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个未知群体在短时间内浮出了水面，完全被我们掌握了。然而，我们又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群众未必都配合我们的工作。

他说，在这个群体中，已经有人出现了发高烧的症状。我们要采取措施时，却遇到了阻力。

他说，在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中，有一个是在海浴场的管理员。他已经出现了发烧症状，但是，他认为，他那只是普通的发烧，并不是感染了非典，坚决不去隔离观察。还有一个是酒店的女服务员，当我们劝她去隔离观察时，却遭到她家人的反对。

杨晓丽问：“这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他们好呀！”

汪说：“这不但涉及他们本人，也涉及到他们家人。如果对他们进行隔离观察，那他们家里人也需要观察。”

他说，那个管理员说，不能因为他发个普通的高烧，就把他儿子隔离起来。他儿子就要考毕业试了，如果不上学，就会影响他的毕业考试，影响他考取市县的重点学校。

他说，那个服务员的家里人也说，他们的女儿未必就是非典？那只是我们的怀疑。他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怀疑而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我们还必须尊重他们的隐私权。

他说，如果证实他们是非典，这或许不存在隐私权的问题，但是，在还没证实是非典之前，他们的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杨晓丽问：“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事的？总不能放任自流吧？”

汪说：“只能说，我们只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彼此达成了一种妥协。

他说，我们对那服务员的家庭成员进行家庭式的观察，在这期间，他们可以留在家里不外出。当然，因为他们不能外出，镇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损失补偿。

杨晓丽问：“如果，真是非典，如果，本来家里人没有传染，这样处理，那家里人被传染的机会不就更大了吗？”

汪苦笑了笑，说：“有时候，群众的觉悟达不到那个层次，只跟他们讲道理似是讲不通的。他们咬定只是我们的怀疑，甚至认为，我们关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担心出了问题自己要丢官帽，所以小题大作。甚至认为，镇政府与卫生院勾结，趁非典这个时机，逼他们进医院，刮他们一笔。”

杨晓丽说：“简直是乱弹琴！”

说归说，她也知道汪说的是实话，因此，在处理事情中，就不能不考虑实际，就不能不屈从适应这个实际。

她问：“那个管理员的家庭呢？你们怎么处理。”

汪说：“我们只能采用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他儿子每天还正常回校上学，但时刻注意他的体温变化，要求他戴口罩，少与其他同学接触，少参加户外活动。”

杨晓丽却不同意采用这种处理办法。她说，对他儿子的宽容，却有可能是对其他孩子的残酷。再说了，在现在这种时候，还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迎接毕业考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汪说：“这就是我们最为难的地方。如果，证实那管理员只是普通的高烧，影响了他儿子的毕业考试，我们反倒成了罪人。”

他笑了笑说，有的干部开玩笑说，现在这种状况下，倒是希望他真传染非典了，否则，真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

杨晓丽说：“这也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你也希望他真得了非典！”

汪脸红了红，说：“我当然希望他不是非典，所以，我现在要准备他被证实不是非典后，要怎么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否则，他完全告我们渎职，完全可以向国家索取赔偿。”

杨晓丽问：“他孩子多大了，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汪说：“十四五岁吧？应该是初中毕业，下学期读高中。”

杨晓丽松了一口气，说：“这就是说，他只是想在市县考取一所心目中的重点高中？”

汪点点头说：“是的。”

杨晓丽说：“你向学校了解一下，看看他平时的成绩如何，如果他考试能正常发挥，应该可以考上市县的哪所高中学校？也征求一下他家长的意见，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哪所高中学校。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

她要利用自己分管市县教育的权利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那孩子是高中毕业考大学，进哪所大学？她杨晓丽作不了主，但是，在市县读高中，想上哪所高中学校，她杨晓丽说话还是算数的。

她说：“如果，要求不高，切合他的实际水平，我可以让他免试入读他希望就读的学校。但是，他必须留在家里接受观察。”

汪没想到杨晓丽会给他这个承诺，看着她好一会说不出话来，最后，连声责怪自己，说：“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我怎么就忘了争取杨市长的支持呢？我这镇委书记当得太欠火候了，真要好好向杨市长检讨。”

他说，这可是让我最伤脑筋的事，竟让你杨市长一句话给解决了。

他说，我马上就让人去安排这事。

杨晓丽说：“你先别把底亮给他，这种时候，他什么条件都敢提，如果，提出上市县最好的高中，孩子的水平又跟不上，反而会害了孩子。”

汪说：“是的，是的。这事还是我亲自处理吧！”

杨晓丽就看看在坐的其他人，问，你们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其他人都摇头说，没有了。想他们要了解的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比如消毒用什么药啦，观察病人每隔多少时间测量一次体温啦，这些问题汪也许答不上来，就想到了卫生院再提问了。

听完汇报，杨晓丽便提出去看看现场。她关心的是镇委镇政府是如何进行家庭式观察的。而卫生局的人对专业性的东西更感兴趣，于是他们便兵分两路，一路由汪陪着杨晓丽去看那两户非典嫌疑病人的监护情况，一路由分管卫生的副镇长带路，去卫生院了解有关技术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