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彦机场的机库之内，鲁茨科伊上校同样接收到了一架崭新的苏—25型强击机。作为一个已经和这种型号的对地攻击机已经打了2年教导的“老鸟”，鲁茨科伊上校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归属于自己的这架新战机与以往自己所驾御过的同型号的不同。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为了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曾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对地攻击飞机，德国空军JU—87“斯图卡”型俯冲轰炸机和苏联的“黑色死神”—伊尔－2都是成功的例子，尽管两者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

而英美空军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将退出一线的战斗机转用作对地攻击，如P－47“雷电”和“喷火”早期型号。这也是战斗轰炸机的开始。战后世界各国空军基本上遵循了英美路线，将退出一线的战斗机加装对地攻击能力，而苏联空军事实上也走上了这条路。将新研制的多用途战斗机更加将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了。

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空军的首要任务是与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西方争夺制空权，因此其发展重点也转到了研制性能足以压制对手的新型战斗机。不过伊柳辛设计局在50年代还是曾经设计过喷气机时代的伊尔—2后续型号，编号伊尔—40。这种双发，带有装甲以及后座射手的对地攻击机为了解决4门23毫米航炮开火时，炮口烟可能导致发动机熄火的问题。拥有延伸到机头两侧的粗大进气口，好像野猪的鼻孔一样。

虽然外型丑陋，但是伊尔—40还是达到苏联空军的要求，被建议投产，但赫鲁晓夫正在沉醉于导弹制胜论中，对这种靠抵近开炮的“过时”概念不感兴趣，于是整个项目被迫下马，5架已经完成的飞机和生产线都被拆毁。直到越南战争中发现，速度慢、高度低、技术老旧的道格拉斯A—1型螺旋桨攻击机受到在丛林和泥潭中挣扎的美国大兵的欢迎。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用老旧的“暴风”、“神秘”战斗机上的30毫米航炮扫射地面目标，取得超乎想象的战绩，才重新唤起了苏联空军对强击机的关注。

事实上在“第聂伯67”实战演习中苏联军方也发现，速度较慢、低空性能更好的米格－15、米格－17用作战斗轰炸机比米格—21、苏—7更加有效，但是这些原本用于争夺制空权的战斗机速度依然偏快，没有装甲，最关键的是不能从前线简易跑道起飞着陆。

于是当五角大楼开始研制后来定型为A—10攻击机的“AX”项目时，苏联总参谋部也向各设计局提出需求。这种新型的强击机必须能在具有一定的空中和防空威胁的环境下作战。当然，特别强调简单、结实、可靠、低价、高效、多用，具有良好的出动力和战场生存力，尤其要能够抵御战场上无所不在的轻武器火力。简言之，就是新时代的伊尔—2。为此军方已经饥不择食，甚至要求重开伊尔—40的生产线。

不过在苏联军方还没有正式提出要求之前，苏霍伊设计局里一些年青人已经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在苏联总参谋部正式提出了新型强击机的需求之时。虽然有雅可夫列夫、伊柳辛设计局这样的老牌“对地攻击专业户”参加竞选。但是苏霍伊的设计有备而来，最终以设计局内编号为T—8的方案成功获选。

当时T—8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伊柳辛设计局的伊尔—102，但是这个曾经为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设计局实在对伊尔—2的布局太过于宠爱了。以至于伊尔—102完全承袭了伊尔—2的设计理念，依旧令人惊讶的设计了后座炮手，最终笨重的身躯和落后时代的设计思想注定了这款产品的失败。不过为了照顾该设计局的情绪，T—8方案的样机试飞工作还是交由了伊柳辛设计局掌舵。

虽然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由T—8方案正式改进生产之后大量生产的苏—25型强击机随即被投入战场，在实战中继续测试。虽然实战效果十分喜人，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苏霍伊设计局立刻修改，在机翼前缘增加了锯齿，以进一步提高低空低速机动性，还采用改进的R195型发动机，既增加推力，又降低红外特征，并延长了使用寿命。

但是这种小修小补并不改变苏—25型强击机最大的弱点，虽然苏霍伊设计局在加强战场生存力上动了很多脑筋。但是其早期型号简易的航电系统却最终导致这种“空中坦克”夜间和恶劣条件下观测能力不足。同时简陋的电子设备也令其最终只能主要使用火箭吊舱和集束炸弹攻击地面目标。

因此俄苏联军方很快就意识到，一种仅能在白天进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并只有有限使用制导空对地武器能力的空中支援飞机是注定无法满足未来现代化战场的需求。他们需要一种能够在战区前沿450千米以远区域，全天候执行任务的空中支援飞机。它们能攻击敌人的机动和固定目标、空防系统、直升机、运输机和水面的小型舰。这种军事需求显然是苏联军队未来对对手进行的能昼夜连续作战、压制其纵深目标和精确打击敌军第二梯队部队战术的最好体现。

而此刻交付给鲁茨科伊上校就是一架专门为执行反坦克任务而发展的改进型—苏—25T。除了机头部分被加宽并稍稍加长，以安装光电瞄准系统和制导系统之外，这架飞机和鲁茨科伊上校曾经在阿富汗驾驶过的苏—25最大的不同在于，座舱后的机背向上拱起，显然增大了内部的容积。在适应性训练之中，鲁茨科伊上校果然了解到后驾驶舱下部空间内安装了一个油箱，上部则加装了一个电子设备舱。

在巴彦机场和同批从欧洲一线部队抽调来飞行员一起进行了为期2周的飞行训练之后。鲁茨科伊上校和他所在的第4航空军第1个特种航空兵团奉命转场，飞低距离乌兰巴托245公里的乔依尔地区。这里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戈壁省最北部的苏木布尔县管辖，是进入大漠戈壁的北缘。在那里同样有一个归属于苏联空军使用的大型机场。但它并不像巴彦机场离铁路那么近，因而如果从铁路沿线观察，根本看不到炮弹和地面的飞机，远远望去只有一片七八座五层楼房，耸立在戈壁滩上，就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显得十分突出。

在这里鲁茨科伊上校所在的航空兵团开始昼夜不停的进攻对地攻击演练。而对于他这样来自实战第一线的精英来说，主要的训练科目都集中在晚上。而除了进行对坦克靶射击训练之外。他们还要与苏联陆军的防空部队进行模拟对抗，甚至与蒙古人民军的米格—21机群，进行空中角逐。虽然训练强大很大，但是在乔依尔地区的军用机场，苏联空军的飞行员们依旧可以享用到从国内转运过来面包、香肠、酱肉和蔬菜罐头。

但是这里并不是他们的终点，在实战演练结束之后，鲁茨科伊上校所在的航空兵团全体奉命搭乘军列前往蒙古边境重镇赛音山达欢迎某位前来视察的空军中将。虽然这座在蒙古语中意思是“好水池”的东戈壁省省会，长期以来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驻守。但是鲁茨科伊上校却从未想当地过驻军的数量之多，竟已经超过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就在他们抵达赛音山达之时，由坦克、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输送车所组成的钢铁洪流正由北向南涌动着。

而所谓的欢迎活动更是一次战前动员。在会上前线航空兵所属第4航空军各所属部队奉命进入一级战备。各团一级指挥官领受封存着命令的文件袋，不过此刻他们仍无权拆开。再回程的路上，鲁茨科伊上校注意到一群提着行李箱身着军大衣的陆军军官和他们坐在同一趟列车之上，显然这些人并不隶属于苏联陆军，而是奉命前来监视部队的KGB特工。

而回到在乔依尔地区的军用机场之后，第1个特种航空兵团随即便接到了紧急疏散的命令。全团140余架战机系数转场到东戈壁省南部的8个野战机场之上。对于鲁茨科伊上校而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了，战争和他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到以小时计算了。在整个地区由草原、半荒漠和戈壁沙漠地带组成的东戈壁省，修筑大量的野战机场并不困难。当然这些机场的条件是无法与正规的空军基地相比的。因此在转场抵达之后，鲁茨科伊上校他们的伙食水准便直线下降。直到今天晚上。

在整备室里记录完自己此次飞行的相关要点之后，鲁茨科伊上校一路小跑着奔向自己的战机。就在十分钟之前，他刚刚从团部下发的战情通报中了解到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2个空降师刚刚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空降。而此刻驻扎在蒙古的苏联陆军2个方面军群也已经在中蒙边境一线展开。而第1个特种航空兵团的任务就是突破中队的防空体系，对已经在北京城区与中国陆军展开激战的苏联伞兵们提供空中支援。

对于一种强调低空低速性能的亚音速强击机而言，距离无疑是苏—25以及驾驶着它翱翔战场的飞行员们最大的敌人。鲁茨科伊上校知道就在机头所面对的方向上正有无数的雷达以及比可能比雷达更为敏锐的目光正在警惕注视着天空，而这些“中国之眼”的背后则是控弦而待的猎空长弓。

虽然在不过两个小时苏维埃的“空中长臂”为了掩护庞大的运输机群刚刚将战区之内中国防空部队和空军基地“清扫”了一边。但鲁茨科伊上校却从不奢望自己的这次出击可以真的象那些政委们所说的“宛如在自己家的后花园中散步那么轻松”。毕竟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拥有着辽阔疆域以及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的国家。

当鲁茨科伊上校所统率的4架苏—25T型强击机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戈壁省的野战机场起飞之时，蒙古南部的天空已经被苏联空军各种型号的战机所填满。虽然对于鲁茨科伊上校来说，这只是为了配合空降行动的一次对地支援任务，但是对于整个苏联空军而言，从第一颗巡航导弹在北京市内炸响的那一刻起，他们便需要不间断的压制对手，使其疲于应付。

因此尽管鲁茨科伊上校所在的第1个特种航空兵团只是担负着一个次要波次的攻击任务，但是一次出动上百架战机的场面依旧令所有苏联飞行员们感到无比振奋和安全。“多么美丽的烟火啊！”无线电中鲁茨科伊上校可以听到僚机的感叹，因为此刻他们机翼的下方，整条中蒙边境此刻笼罩在此起彼伏的火光和爆炸之中。

那是苏联陆军炮兵仍在按照着预定的目标向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倾泻火力，尽管真正的地面进攻将在近10个小时之后才会正式展开，但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为己方的装甲部队铺平道路，从苏联空军的第一轮攻击开始之时。部署于中蒙边境一侧的苏联陆军各集团军便接到了向对面的中国边防军开火的命令。

根据苏联陆军“全纵深火力压制”的传统，最新开火的是方面军、集团军直属的战役战术导弹旅。和大多数远东地区的部队一样，驻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39集团军长期以来所拥有各型武器装备一般而言均比苏联驻守在欧洲第一线的精锐部队要略差一点，当新型P—23型“蜘蛛”在欧洲方面已经成为苏联战役战术导弹旅的标准配置之时，远东方面的大多数部队还在使用1957年便出现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的P—17型“飞毛腿”。

不过考虑到苏联陆军在60—70年代一直将战术核武器的投送作为战役战术导弹旅使命的话，即便是误差精度在实战中可能偏差1000米以上的P—17型“飞毛腿”也足以达到摧毁目标的要求。不过鲁茨科伊上校相信在这场战争之中自己是无缘看到蘑菇云在战场升起的。

除了进入80年代以来苏联军队正逐渐随着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的指挥棒从“导弹核武器时代”进入“精确指导武器时代”这一战略革新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战术核武器本身也就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尽管苏联已经拥有了空天一体的战略导弹拦截系统—“安泰”，甚至也有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方式削弱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但是一旦核战爆发，那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恐怕不会置身事外。

所以在苏联陆军第一波次的导弹打击之中，驻蒙苏军和西伯利亚军区的导弹兵均没有机会“发言”。只有归属于蒙古和草原两个方面军群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所装备的新型地对地导弹加入了远程打击的行列。但是随着打击的深入，各集团军所直属的导弹旅依次投入了战斗。

不过与此前针对预定军事目标的精确打击不同。此时苏联导弹部队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中国位于中蒙边境纵深一线的主要城市。数以百计的“飞毛腿”系列导弹以及更为落后的“蛙—7”式无控弹道火箭正纷乱的落向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城市。尽管苏联军队为这一无差别打击寻找了很多的理由，诸如牵制中队的战略机动，阻止其战役预备队的开进，破坏其后方战备工作等。但是真正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整个战区的中国普通民众之中散布恐怖气氛，将他们驱赶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在卫国战争之中苏联政府曾不止一次的借助人民的力量击退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甚至在库尔斯克，在那一座座成为德国精锐军团坟墓的红色圣城的保卫战中，在苏联红军背后提供最为用力支持的是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正是他们组成的劳动营犁开冻土修筑了绵长的防御工事，正是由工人、农民甚至妇女组成的民兵部队在最为关键的时候担负起了战略预备队作用，而食髓知味的苏联政府是不会让中国人用类似的机会的。

而针对浅近纵深的中国边防工事，一向奉行“大炮兵主义”的苏联陆军自认不需要空军的帮助。虽然从接到进攻的命令到炮群展开，苏联陆军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一旦炮击开始苏联炮兵便不打算让其停下来，即便是在空中鲁茨科伊上校也可以感受中国的大地在苏联各种口径火炮的大合唱之下所发出的微微震撼。

不过如果说这仅仅是一面倒的炮击显然也并不确切。在中国的领土之上，鲁茨科伊上校也可以看到那星星点点不屈的光芒，那是中国的炮兵在顽强的进行着反击，虽然他们的每一发炮弹都往往会遭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同种口径炮弹的覆盖，但是只是片刻的沉寂之后，他们往往就会再度复活。

尽管知道这种不死鸟一般的顽强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中队将他们珍贵的炮群隐蔽在坚固的半地下工事之中，但是鲁茨科伊上校依旧要对那些在排山倒海般的汹涌波涛之中毅然挺立的中国炮兵表示敬佩，因为再坚固的工事在无休止的炮火碾压之下，最终也将沦为瓦砾。

飞越双方炮群激烈交火的天空，各种对空火力开始稠密起来。中国防空部队尽管曾被一度打懵。但是显然他们正在逐步恢复过来。鲁茨科伊上校最先接触到拦截火力来自于本应已经进入博物馆的100毫米高射炮的曳光杀伤榴弹。虽然空中不断炸开的一个个火球终会让鲁茨科伊上校有自己的机群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越时空隧道回到二战的错觉，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本应已经过时的武器却是中队此时唯一有效的高空拦截手段。

中队所大量装备的59式100毫米高射炮是苏联KC－19M2式同口径火炮的仿造改进型。事实上这种火炮在苏联军队的历史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它是苏联海军在30年代为了配合斯大林所幻想的“红色大海军”舰队，而为建造之中的“苏联”级战列舰所研发的高平两用舰炮，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海军的梦想被无情的粉碎之后，这种武器也就迅速的沉寂了，直到1948年才重新被苏联陆军所装备。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苏联陆军在1955年向中国转让了这种完全被看成是鸡肋的100毫米高射炮的相关技术图纸。而由于翻译和消化图纸、资料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实际上直到1959年中国才正式开始仿制生产这种当时已经被证明在拦截喷气式战斗机作用不大，而且连续发射时炮口冲击波和噪音太强而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武器。

但是似乎无论是什么垃圾在中国人手中都能化腐朽为神奇一样，在越南战场之上，中国援越防空部队便使用这种被苏联顾问认为毫无用处的武器击溃了美国空军自认为可以安全的将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的“同温层堡垒”—B－52型轰炸机群。将战略轰炸机投入对地“地毯式”轰炸本不是什么高明的策略。但是美国自信在自身强大的电子压制能力之下，苏联帮助北越建立的“萨姆—2”型防空导弹群根本不足以构成威胁。

但是中国高炮部队却反其道而行之，美国轰炸机群来袭，越南方面并不抗击，以免雷达遭其电子压制，或者被反雷达导弹击毁，而是任由美机轰炸，但是当美机轰炸结束后，机群开始返航时，雷达才予以开机，测量出美国轰炸机大机群的“转弯点”，随后100毫米高炮群猛烈开火，在美机返航的航路上打出几道“火墙”，此时美军的护航机已返航，无法压制越军高射炮火，B－52轰炸机往往就在通过这些火墙之时被永远的留在了越南北方。

而此时在面对同样拥有强大对地电子压制能力的苏联空军面前，中国防空部队同样以100毫米高炮群的密集炮火封锁着10000米左右的空域。除了进行拦阻射击”，在苏联空军的攻击路线上制造几道“火墙”，阻止其接近要害目标之外，这种武器更大的作用其实是将苏联空军的机群逼入低空，而只有在这个高度中国所大量装备的小口径火炮和红外制导的各种轻型防空导弹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