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七月的黄昏本应该是一幅生机昂然的画卷，落日的余辉将绚丽的霞光洒满天空，站在颐和园的西堤或者什刹海的银锭桥之上，看着那满天的火烧云热烈地张灯结彩，婀娜的西山象睡美人般横卧在金色的纱帐之中，玲珑的玉泉塔羞怯地戴上朦胧的面纱，矫健的轻燕在翠柳和苇丛间欢快飞舞，间或一队归巢的野鸭优雅地滑过头顶的穹幕，金色的荷塘还嫌这一切美得不够，又将天上地上的美景用倒影再拷贝一遍。如此美景，往往令闲暇的游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但是此刻伴随着突如其来的无情战火，一切曾经的美丽都在落日的苍黄之下覆盖上了一层的血红色的光晕。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董四墓村西北的金山脚下，一队队神情严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直属警卫部队正以最快的速度构筑起严密的警戒防线。在他们的头顶上空，一阵阵滚雷似的轰鸣仍由远而近不断的袭来，而在他们的身后一门门紧急从战备仓库中牵引出来的74式37毫米双管高射炮正昂起炮口，在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最新研制的低空哨站雷达的指引之下警惕着仰望着天空。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坐在一辆212型军用北京吉普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林太平少将正有些惆怅的望着眼前似乎漫无尽头的地下隧道喃喃自语的说道。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还在位于景山前街习惯上被称为“三座门”的**驻地刚刚完成一天的工作，准备下班。突然从天而降的攻击打破了一切固有的规律和宁静，将他本人和共和国整个的推入了战争的深渊之中。
应该说可以在苏联方面蓄谋已久的雷霆第一击之中，共和国的最高军事领导班子得以基本保存完全，除了良好的应急体制和完备的紧急转移设置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驻地的基础设施。军委驻地所在“三座门”其前身是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大高玄殿”。作为明、清两代的京城之内惟一的一座皇家御用道观，这座的建筑物不仅东依景山、西望北海，修筑极其高大壮丽，内部构造更与紫禁城内各大殿相同采用了“九梁十八柱”的设计历念。因此极其的坚固。因此虽然遭遇了苏联军方多枚远程空射巡航导弹的打击，整个建筑物依旧挺立于故宫筒子河北岸。
“也难怪老毛子这次意外失手。如果我站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军区（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那一边估计也想象不到一座建造于400多年前的木制建筑会如此坚固。”当车辆抵达了林太平此行的目的地时，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戚度大校此刻早已等候在了巨大的城市沙盘面前。同属于共和国新生代军人的林太平和戚度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战争经验研究处时便是莫逆之交，因此虽然面对着眼前空前的惊涛和骇浪，两人见面之时，戚度大校仍不忘开个玩笑。
“是啊！看来要多谢太上老君保佑，才让我没有去见马克思啊！”虽然注意到了眼前那制造精细的北京城市模型，但是此刻林太平并无暇与戚度探讨北京城区攻防战的问题，作为总参谋部以及**的智囊，他们此刻除了研究北京城内的战区之外，目光更要面向更为辽阔的战场—整个“三北”地区的防御态势乃至整个共和国的所将要面临的战争全局。
“虽然在意料之外，可也在情理之中啊！”随着总参作战部的工作人员不断将整个华北地区在首轮打击之中己方的空军基地和地面防空的系统的损失情况标注在墙上那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之上，战神那狰狞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面对着曾经在各种内、外部报道之中被称为“空中长城”的中国空军在不过一个小时之内的“完败”，戚度大校虽然感到痛惜，但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结果事实上谈不上离奇。
一个现代化的防空系统，理论上应该由由情报预警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拦截打击系统、作战保障系统、国民防空系统等五大部分组成。而其中又以情报预警系统为根本。只有拥有了超远程、多高层、全纵深的探测能力，才能为最高统帅部和防空作战体系的提供准确的情报与预警。而这一部分正是中国空军目前最为薄弱的环节。
从二战之中的“大列颠空战”开始，雷达便是防空作战之中地面情报预警系统的核心。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2组建第一个雷达团以来，雷达兵便一直以团为最高战役编成，一个雷达团通常装备十多部至数十部形形色色的雷达，负责保障一个独立方向的对空警戒和引导任务。在战云密布的整个“三北”地区，中国空军部署了全国几乎三分之一以上的雷达团。
中国空军雷达团的编制依防区面积大小和任务而灵活配置，按任务性质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配属机场的雷达连，主要负责保障机场飞行，包括过往起降的飞机。机场雷达连往往是一个雷达团装备最差的连队，最早装备的是314乙或314甲雷达，这种雷达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米波雷达，十分陈旧，探测距离不到200公里，而且准确性十分差，大约误差总在2到3公里、3到4度，编队飞行是看不出来的，一分钟只能看三点，不过保障飞行任务，基本还能胜任，是当时装备机场的主要雷达。虽然这两种雷达已经开始被淘汰，换成性能更好的513、514雷达，但这两种雷达也是米波雷达，513配有高低天线，可兼顾高低目标的探测，是当时较先进的雷达，后者的探测距离更远一些，还可初测目标的高度，但这两种雷达的探测精度依然较差，距离误差在1公里左右，方向误差在2到3度。
第二部分是警戒雷达分队，主要负责对空警戒任务，他们多驻在高山峻岭之上，其装备比机场雷达要好一些，主要装402、403、406、407、408等雷达，这些雷达除402、403是分米波雷达外，其他都是米波雷达，大体都是50年代未、60年代中期前开始装备部队的，技术在当时还算先进，探测距离也比较远，大约在300到400公里。但探测精度较差，方位误差在2到3度，距离误差1.5到2公里。
一些担负特殊任务的雷达团还装备了7705甲、7705乙、4511等远程雷达。这个群体的数量最为庞大，是雷达团的主力，他们分布在防区四周，形成首尾相连、左右重叠的绵密的雷达对空监视网，负责防区范围的对空监视任务。后陆续换装了571、581雷达。这两种雷达是分米波雷达，探测距离略近，但精度较高，还可担负辅助引导任务，与前面的雷达形成性能上的互补，所以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三部分，则是雷达团的核心力量—引导雷达连，数量最少，通常一个雷达团不过1到2个连。主要装备是从苏联进口的п－20、п－30、п－35型雷达，这些雷达均是厘米波雷达。1956年，为对付日益突出的台湾空军的袭扰战，我国从苏联引进了20多部п－20三座标雷达，之后又陆续进口了一些п－30、п－35雷达。п－20和п－30性能差不多，只是在探测精度和距离上п－30略好些，但这两种雷达有个缺点，即测高高度只能达到15000左右，所以还需配备专用的843测高雷达，这种雷达的天线是上下摆动，被部队习惯性称为“点头哈腰”。п－35雷达性能更先进一些，探测距离和测高高度都比前两者有较大提高，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三座标雷达，但由于数量较少，仅限于装备北方重点地区。这三种雷达探测距离远，方位和距离误差均在0.5公里（度）以内，是当时较为先进的雷达。但是由于数量稀少，一个重点防区雷达团往往也能装备两部三座标雷达，一部是п－20，一部是п－30，分布在两个基点上，构成相互支撑的防空引导点。由于使用频率较高，进口元件保障较困难，时常影响任务的执行。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产的440、441、586型引导雷达数量正日益增多，中国地区雷达落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而且国产的新型雷达在精度上与在近30年前进口的苏联雷达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可以说中国空军的雷达对空警戒网即便是在重点设防的三北地区也不够完善，除了整体布局还有不少空隙之外，由于雷达性能落后，加之双机站少，持续警戒的覆盖面积还不够大。特别是多数雷达没有同时配备高低天线，立体警戒空域尚未构成，常常看了高空丢了中低空；看了中低空丢了高空，特别是低空警戒还是个缺陷。在80年代初期组织对抗演习，对抗双方便常利用雷达的弱点，轻松打破对方的防空警戒网。
而在实战之中这种缺陷更是被曾经几乎是“手把手”的培养起中国空军的苏联方面所抓住，并施以毫不留情的猛烈打击。在大规模的利用远程航空兵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三北”地区特别是北京及整个华北地区的重点目前展开肆无忌惮的远程巡航导弹攻击的同时，苏联空军前线航空兵也出动大批携带有反辐射导弹的苏—24、苏—22M、米格—27、苏—17型战斗轰炸机对三北地区前沿和纵深的雷达机站展开攻击，拔除中国的对空哨戒点，撕裂中国空军本就脆弱的防空网。
针对西方世界完备的防空体系所不断升级的苏联空军，在走过了雅克—28型超音速轰炸机的弯路之后，终于拥有堪称完美作战能力的战斗轰炸机—苏—24“击剑手”。这种以美国空军F—111型战斗轰炸机为蓝本和主要对手的武器拥有更大的航程、载弹量和更加完善的电子设备以提供更好的突防与更有效的全天候的作战能力。在它的面前促不及防的中国空军几乎无能为力。
专门对付相控阵雷达的KH—58型反辐射导弹装有万向导引头，具有多目标记忆和锁定功能。这种射程160公里的武器可以加装了一个备用集速炸弹战斗部以增大毁伤能力，用来对付雷达天线与指挥车分开配置的雷达。不过这种导弹只用于对付中队部署在高碑店的北京军区雷达第9旅—中队在华北唯一一个装备了高频地波超视距雷达的旅级部队。而其他更多的中国空军地面雷达则大多遭遇到粗大而笨重的KH－28型反辐射导弹的攻击，尽管作为苏联70年代研制的第一种专用的反辐射导弹，这种武器已经不再适应于美、苏抗衡的欧洲战场。但是在远东，它依旧可以有限的摧毁只能用关机的模式来进行最后的抵抗的中国雷达兵。
事实上即便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苏联空军也无法作到完全同步的摧毁中国位于“三北”地区的所有对空警戒系统。在数以千计的苏联空军各型军用飞机大规模的起降和进逼的过程之中，远程空射巡航导弹上千公里的长距离飞行之中，依旧有为数不少的地面雷达发现了异常，并试图向防空指挥发出警报。但是落后的指挥控制系统却令这些关乎生命的情报不是姗姗来迟，便是被对方的电子干扰所湮没。
在信息的录取和传送上，中国空军仍主要采用手工作业。即雷达操作员通过目测，测算出目标的方位、距离，再通过传输系统报给情报使用单位。信息的传送主要是电话线，也有使用无线通信、微波定向传送、图象遥传等方式。基本上还都停留在手工作业，速度和效率都不高，一个师级指挥所，通常只能担负3－6批的指挥任务，军以上指挥所也不会超过12批，所以在一个作战方向往往建立有众多的指挥所和引导站，以弥补指挥控制能力之不足。但是这样的作法在快节奏的实战之中显得过于迟钝了。在空袭开始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后，西山指挥部内才陆续接到了内蒙古方面的各防空部队所传回的讯息。
相对于脆弱的地面防空预警系统和信息传输网络而言，中国空军和陆军在“三北地区”的防空火力远比莫斯科方面想象之中的强大。根据苏联军事学说的定义一个国家的防空力量主要由空军和防空军所装备的截击机和歼击机群、地面防空导弹和各种口径的高射炮群组成。
在苏联总参谋部的眼中，中国空军在三北地区众多空军基地之内所部署的战斗机群虽然数量庞大，但是除了少数精锐战斗机中队所装备的歼—8II型高空截击机、歼—7II型歼击机之外，中国空军的主力依旧是数千架脱胎于苏联空军50年代所装备的米格—19的歼—6型歼击机。根本不能对投入数千架新锐战机的苏联空军和防空军构成威胁。
如果单纯从战斗机性能来看，米格设计局研制的最后一种传统后掠翼布局的战斗机，米格－19在当时的确十分出色。在爬升率、平飞速度、着陆特性等方面均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但在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航空竞赛不断加快速度的情况，米格—19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型的战机，在苏联空军的装备序列之中，米格－19生产数量远不及米格—15和米格—17，而且在一线服役的时间也非常之短。其地位很快就被米格—21型歼击机所取代了。因此对于中国空军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始终坚持不懈的生产和装备米格—19的仿制型号，身为对手的苏联空军飞行员们只能嗤之以鼻。但是他们显然并没有预料这数千架被他们所抛弃已久的机型会在这场战争之中给他们带到空前的麻烦。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虽然轻视中国空军的空战能力，但是在攻击伊始，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依旧将中国东部从内蒙古草原到长江流域的几乎全部大型空军基地纳入了打击范围。除了空袭北京地区战略要点的任务由部署在莫斯科的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第37集团军最为精锐的第73师和第79师担负之外，投入空袭作战的另两个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集团军之中，来自乌克兰的斯摩棱斯克的第46集团军所下辖的1个图—160型轰炸机团、3个图—95S轰炸机团和4个图—22M型轰击团的所有兵力均投入到了对中国空军机场的压制作战之中。
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计算，以精锐的第46集团军这上百架重型轰炸机的强大火力足以令中国空军在三北地区的所有战斗机部队开战之初便陷于全面的瘫痪之中。虽然中国空军在长江以南地区仍拥有着数以千计的战斗机群，但是限于航程以及夜间作战能力薄弱等原因在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一个夜晚，他们所能作的只有在跑道之上等待日出。而在这段时间之内，苏联军队足以结束这场战争。
“这就是苏联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所倡导的‘军事技术革命’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啊！”在戚度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的进程并没有超出苏联总参谋部所设计的蓝本。在数以千计的远程空射巡航导弹的密集打击之下，中国空军在“三北”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以北的军用机场均已陷入瘫痪之中。而如果判断错的话，戚度相信紧接着将还有苏联战略火箭军方面更为密集的远程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攻击将很快会落在内蒙古和北京周遍地区的中用设置之上。
“象奥加尔科夫这样的人在苏联军队僵化的体制之中竟然没有重蹈图哈切夫斯基的复辙，这不能不说不是一个奇迹啊！”同样作为世界前沿战争理念的革新洞若观火的林太平此刻多少有些嘘唏的感叹道。在蒙古草原以北的冻土之上从来不缺乏身受战神惠顾，洞察战争先机，倡导战争模式变革的先行者。这似乎应该归功于成吉思汗的铁骑西征之时所注入俄罗斯的蒙古基因。
作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征服者，驰骋千里的蒙古人曾经无比贪婪吸收着每一个对手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点滴长处—中国人的火药和内外情报体系、中亚各国的攻城器械、阿拉伯人的奴隶禁卫军制度以及欧洲人的筑城技术。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呻吟了数百年之久的俄罗斯几乎全盘继承了蒙古人野蛮而尚武的精神，而在对军事科技方面的痴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和蒙古人一样，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往往足以扼杀那些生不逢生的革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称为“红色拿破伦”的图哈切夫斯基就任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苏联红军研制出了新型的坦克和战机，创建了空军、机械化军和空降兵部队。集中体现图哈切夫斯基军事才华的，是他关于集中使用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的大纵深作战理论。但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那些在内战期间征战于马背之上的老帅们，囿于以往的经验，固执地认为骑兵在作战中起决定性作用。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5月6日的《红星报》上发表了坚持自己观点的文章，五天后，他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职务，同年6月11日，以“叛国罪”被处决。
无独有偶，当1977年起出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的奥加尔科夫敏锐地意识到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大量涌现，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旧的发展模式。推动和促进新的军事革命之时也遭到以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为首的“老近卫军”们的抵制和排斥。
“如果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的力挺，奥加尔科夫可能已经被赶到西部军区。现在这样一个‘老远东’执掌着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决非是什么好事啊！”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部的副部长戚度大校深知一个优秀将帅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奥加尔科夫虽然是在卫国战争之中脱颖而出的将领，但却可以说起崛起于远东。1948年起担任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算起，到1959年进入苏联总参军事学院进修，奥加尔科夫在远东军区任职长达十年以来，对于中队的情况很难说不是了如指掌。
“从这一刻起，上帝的战争之骰已经投下，它将在辽阔的亚洲大陆之上隆隆滚动。而当它最终停止之下，苏联、中国乃至这个星球的命运都将因此而最终决定。”而与此同时，在美丽的贝尔加湖南端，在沙皇时代俄罗斯人开拓西伯利亚的起点—伊尔库茨克，指挥着或许是这个世界最为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在他的指挥中心之内用跟随自己多年的钢笔在今天日记里用这样的一段话作为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