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W:300|H:384|A:L|U:http://(看小说到网)/chapters/20105/31/1512471634109230585937500523643.jpg]]]擅长写作史诗的伟大诗人杜甫极赞诸葛亮，颂之为“万古云霄一羽毛”，华夏政史第一人。诸葛亮长眠陕西汉中，与武侯墓相辉映的武侯祠中那“天下第一流”的大匾，和杜甫的名句一起，倾诉着国人对这位古圣先贤的无比崇仰。
几乎所有历史名人，生前，人们对之总是或褒或贬；死后，随着历史的复杂演进，其所受毁誉也多有变化，甚至全誉全毁，尖锐对立，而又时反时复。唯有诸葛亮，其生也倍受赞叹，其死也尽享美誉，一千八百多年来，国人对诸葛亮，一直是有口皆碑，古今共仰。今天所能见到的汉末魏晋史料，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诸葛亮自隐居隆中，到随刘备走出茅庐，统兵治国，以及死后，人们对之几乎都是众口一词，极尽赞美，偶尔有谁稍微说点诸葛亮的不足，立即会遭到激烈反驳。在汉末魏晋人眼中，诸葛亮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
生前多美誉
诸葛亮隆中读书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而名士徐庶和崔州平却“谓为信然”。德高望重的襄阳隐士庞德公更称诸葛亮为“卧龙”，名士们也竞相许之。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有次向著名隐士司马徽打听人才，司马徽素有“水鉴”之号，极善识人，却唯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其具体所指，司马徽答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到新野投刘备，受到刘备器重，遂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其愿见之乎？”刘备让徐庶去请诸葛亮，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之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刘备即亲往拜请，遂演出“三顾茅庐”的历史名剧。管仲、乐毅，是何等样的先贤？诸葛亮以之自比，时贤们竟“谓为信然”。龙自秦汉以后，便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喻物，而时贤们竟以之喻美诸葛亮，称之为“卧龙”，这赞誉，真可谓高之又高了。而到建安十二年，诸葛亮还仅是个未出茅庐的27岁的小青年。极力赞美他的几位，除徐庶和崔州平与之同辈，庞德公和司马徽都是其长辈，且正当盛年。听了司马徽和徐庶的赞誉便虔诚不移的刘备，那时也已47岁，也应该属于诸葛亮的长辈，且也正当盛年。这样一帮人这样倾心于一个未涉世故的青年，足见诸葛亮身上，有着怎样吸引和折服人心的魅力。
随着诸葛亮走出茅庐，人们对他的爱慕和赞美也就与日俱增。刘备初与之接触，便“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理解，刘备告诉他们：“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二人对诸葛亮也日渐仰慕。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国人更颂之为“一时之杰”。邻国人对诸葛亮也真诚敬仰。孙吴名士太子太傅张温使蜀，称美诸葛亮治理的蜀国是“总百揆于良佐”，是“遐迩望风，莫不欣赖”，比之于古贤伊尹之辅汤太宗，周公之辅周成王。如此赞许引得吴主孙权妒火中烧，却又不好公开发作，只有“阴衔”之，借别的罪名将张温废黜。这说明诸葛亮不仅声名卓著，而且有着令人不得不服的威慑力。当时，诸葛家三兄弟“并有盛名”，而各在一国。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仕吴，官至大将军，举国“服其宏量”。堂兄诸葛诞仕魏，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名动京师。人们却品评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径直把诸葛亮推崇为无与伦比的时代冠冕。
死后倍得彰
诸葛亮死后，人们对之追思不已。刚一死，各地就纷纷请求给他立庙，以便致祭，蜀汉王朝因礼制所限，没有答应，老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多少年后，仍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蜀汉王朝只好顺从民意而打破礼秩，在今陕西省勉县诸葛亮墓附近为之建祠。以后不久，几乎诸葛亮足迹所至，都有虔诚的人们为之立庙，“岁时伏腊走村翁”，香火不断。本来，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聪慧过人，却唯工书画，并无杰出的政才和将才，蜀汉臣民因怀念诸葛亮，对诸葛瞻也倍生好感，朝廷每有善政佳事，不管是否诸葛瞻所为，人们皆竞相传告：“葛侯之所为也。”
不仅蜀汉人民如此，邻国吴、敌国魏之士人，也对诸葛亮无比怀念。自东汉明帝以后，置史官以修国史，便成为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自献帝建安初年以后，帝王身边又设专官以记起居。三国之时，魏和吴皆有史官和本朝国史，唯蜀汉不置史官，所以君臣“行事多遗”。为了不使诸葛亮的功德失传，吴之大鸿胪张俨毅然代蜀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默记》多记诸葛亮行事，极尽褒美。在《述佐篇》中，将司马懿同诸葛亮对比，极贬司马懿之“劣”，盛赞诸葛亮之“优”。甚至不惜为诸葛亮编造一篇《后出师表》，以彰诸葛亮之忠。至今盛传的诸葛亮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出自这篇伪作。可以想见，吴人张俨对蜀相诸葛亮崇敬、厚爱到了什么程度！263年春，诸葛亮庙刚于勉阳建起，秋天，魏镇西将军钟会即率十万大军攻克汉中。行军至汉川，钟会即“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庙所左右刍牧樵采。”钟会此举，固然有羁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美诸葛亮，甚至成为君臣奏对，以及达官显贵、士族文人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乐伶为亡国不久的蜀后主刘禅表演蜀国歌舞，“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嬉笑自若”。司马昭大为感叹，谓人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司马昭时为晋王，是灭蜀的最高指挥者，但他显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对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为之开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父司马昭一样，也很推崇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汉尚书令的樊建询问诸葛亮如何治国，樊建朗声应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不禁失声赞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在司马炎眼里，晋之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可望诸葛亮之项背。
皇室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尝与“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有人讥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大谋小，不能度德量力。”郭冲起而反驳，“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业未就，而论者惑焉。遂举出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隐没不闻于世”的事例，以证实诸葛亮的德业战绩。据裴松之分析，这五件事纯系子虚乌有，有的并有明显的为颂扬诸葛亮而贬低司马懿的倾向。而“诸官属士大夫”们听后，“亦不复难”。作为司马懿之子的司马骏，竟也“慨然善冲之言”。西晋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诸葛亮的时尚之中了。而这种时尚，在当时乃是一种风雅的象征，以这种时尚为内容的清谈，自然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激赏，至于偏颇失实，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细究了。
到了西晋末年，《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之子李兴为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对诸葛亮的美誉又推向了一个惊人的高度。碣文一则赞诸葛亮：“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则历举古贤，认为大都不能和诸葛亮攀比，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殁，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你看，自古称颂的致治名臣和高洁之士太颠、闳夭、臧文仲、管仲、乐毅、许由、子产、晏子、孔子，都不及诸葛亮，只有皋陶和伊尹或许可望诸葛亮之项背。在李兴笔下，诸葛亮实为古今第一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寿奉诏编成《诸葛亮集》，接着又撰成《三国志》，及时为褒美诸葛亮提供了丰富的谈资。陈寿本来“折服于诸葛深矣”，在《三国志》中，明里暗里，极力渲染诸葛亮的功德，把诸葛亮写成三国时期的天下第一。但就这，人们还嫌不过瘾，遂造出流言，说陈寿乃“挟恨”贬低诸葛亮。一则说，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马谡，也髡其父头。二则说，陈寿任诸葛亮书佐时，曾“被挞百下”。陈寿因此在《三国志》中攻击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前者，晋人王隐《晋书》记之，笔下含恨；后者，口碑流传，义形于色。
汉末魏晋以后，随着正统之争、华夷之争愈演愈烈和政治斗争日益惨烈，政治人物加剧**，诸葛亮的历史地位也愈来愈高，到《三国演义》问世，诸葛亮更被圣化、神化到极致，过犹不及，以至有点妖化了。
缘何被崇仰
诸葛亮究竟凭借什么，获得历史这等不同寻常的赞誉？
是像世俗盛传小说家言，诸葛亮能掐会算，战无不胜，创建了赫赫战功吗？
乍听似乎很是。但细检史实，结论却是相反。不可否认，诸葛亮的确是个军事天才。他长于治军，军之出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止如山，进退如风”。他巧于发明，创八阵图，制木牛、流马、连弩，有效地增强了蜀军战斗力。陈寿称他治军是“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他死后，对手司马懿“按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但在军事上，他也仅有此两长，其“应变将略”确如陈寿所评：“非其所长”。正是由于这一重大缺憾，他一生，除南中之役因形势占了绝对优势而取胜，军事上实无值得炫耀的战绩。他从建安十二年初从刘备，到建兴十二年病死五丈原，二十八年间，刘氏势力经历了赤壁之战和争夺荆州、攻取益州、强占汉中、夷陵之战、南中之役、北伐之役七次重大的军事斗争，刘备在时的五次，他并无直接战功；他独掌军政的两次，北伐实以惨败告终。
或者，是他那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出色的治蜀政绩？
的确，诸葛亮的政治才干，在中国几千年众多的政治家中位于出类拔萃之列，他执政时期的蜀汉政治，是三国时最杰出的政治。陈寿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负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说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笔者遍检史籍，在一部二十五史人物传的赞语中，还没有读到比这评价更高的。然而，诸葛亮既属“管萧之亚匹”，为什么管仲和萧何得不到这样的赞美？迹近管萧，善安邦而治国，并取得辉煌治绩的贤相多矣，为什么即便是名声特大的古贤伊尹、周公，唐贤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征，也得不到这样的赞美？是别的史家吝于用词，还是陈寿过于溢美？显然都不是。
忠、正、平、仁、公
细读诸葛亮事迹，就不难发现：一个崇高的人品，完美的人格，粲然巍然，耸立面前，让你不由得不肃然而生敬意。诸葛亮远胜其他历史名人征服人心的强大魅力，正在这里。
诸葛亮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现为一个“忠”字，忠于国家的统一事业，忠于高尚纯净的友谊，忠得一心不贰，不掺半点杂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和刘备，既是君臣，更是在“汉”字大旗下实现国家统一这个崇高目标结成的挚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和刘备为封建时代的君臣知遇，写下了“稀世一时”的珍贵篇章。特别托孤一幕，堪称绝唱。刘备临终，对诸葛亮至真至诚，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也答以至诚至真，涕泣以告：“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自此以后，十二年间，所言所行，无一不是为着实践这一誓词。在中国几千年古史中，君臣之间相知相答到这般境界的，实在少之又少。诸葛亮在这之中表现出的高度人格美，足以使其他所有“忠臣”黯然失色。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蜀汉王朝，才没有搬演中国古史惯常上演的权臣由专政进而窃位的“保留节目”。而这在当时的魏和吴，却是频频演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惨重的灾难。
诸葛亮恒久的人格魅力，更主要是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曰持身正，二曰执法平，三曰为政仁，四曰选才公。如果说，诸葛亮的“忠”，难免印着他那个时代的标志，有其局限性，这四个方面，则无论哪个时代的人们，都会从中受到震撼性的启迪。
诸葛亮持身正，在当时是岀了名的。初出茅庐，曹操的丞相掾赵戬即赞其“正而有谋”。诸葛亮为人正派，乐听谠言，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他开府治事，第一件工作便是鼓励属下对他的指示勇于“违覆”，大胆驳正，认为“违覆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街亭败后，有人劝他征兵再战，以掩前失。诸葛亮不肯，而是如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上表要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教诫子弟“俭以养德”，自己首先切实行之，一生生活简朴，官俸之外，不营私产。他曾上表刘禅，述其家中经济状况和终行俭朴的决心：“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及其死，“果如其言”。诸葛亮任相十五年，特别在刘备死后，他是实际上的蜀汉一号人物，那“收入”按说是不低的。他却将相当一部分用于抚育将士遗孤，自己和家人则生活得很是清俭。陈寿赞诸葛亮为“管萧之亚匹”，如果就自奉节俭这方面而言，管仲、萧何根本不能同诸葛亮相比拟。管仲自少至老，既贪且奢，相齐以后富拟公室，生活僭越。萧何强行贱买百姓田宅数千家，被告到刘邦处。像诸葛亮这样，勋业盖众，位拟人主，却持身极俭，实为其他名贤所莫及。诸葛亮持身正，治家也严，子孙皆有其忠贤清正之风，为世所叹慕。他因此比别的名相又多了一分人格魅力。比如唐代的五大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征，持身不可谓不正，治国不可为不贤，却无一人没出过败家子。
诸葛亮主张“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所谓“大德”，即执法公允。他治蜀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处死挚友马谡，而擢拔降将王平；罢免同受托孤之命的李严，而重用郡衙小吏何祗，无一不出以公心，无一不恪守国法。诚如张裔所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治蜀，罚虽严而为政仁，蜀汉政治优于魏、吴，主要体现于此。陈寿叙述诸葛亮的政绩，一则说其“开诚心，布公道”，再则说其“用心平而劝诫明”，归根到底，所讲的就是一个“仁”字。袁准论诸葛亮为政，称其“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讲的还是一个“仁”字。而且不仅在国内仁，兵之所至，仁也随焉。以蜀一区区小国，八年间“无岁不征”比其大数倍强数倍的曹魏，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国内却安定祥和，不像魏和吴骚乱不断，老百姓对诸葛亮的拥戴程度，可想而知。诸葛亮的仁政，在少数民族政策上表现尤为突出。南征之前，他即采用马谡建议，确定了“服其心而已”的战略方针。战争中，不多杀人，唯服其心。对首乱分子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之感动，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战后，“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且不留兵。这种“以夷制夷”的政策，较之魏和吴纯用武力征服和编管的办法显然进步许多，因此受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真诚拥护。诸葛亮死后，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悲痛难抑。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诸葛亮堪称中国古代仁政理想实践的典范。
诸葛亮英才盖世，也特别重视人才，他选才有慧眼，用人自公心，史称其治理下的蜀汉，“官属皆天下英俊”。他提拔官吏，不讲门阀不论资历，唯看才德，同曹魏九品中正制下唯门阀为重，孙吴专用江东士族的干部路线，形成鲜明对比。《三国志》中有一段诸葛亮用人公正的文字，读来很是感人：“始，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据说，何祗被擢为广汉太守后，“每朝会，祗次洪座。洪嘲祗曰：‘君马何驶？’祗曰：‘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一时传为佳话。诸葛亮不仅善于发现和选拔一般人才，尤擅在此基础上发现和选拔栋梁之才。姜维本是曹魏降将，蒋琬原为县长，费祎乃刘璋亲戚，诸葛亮看出三人皆“社稷之器”，培养，提拔，尽其器能，诸葛亮死后，三人遂继之撑持蜀汉江山三十年。
持身正，执法平，为政仁，选才公，一个政治家，四者具其一，便会受到人们的敬仰，而诸葛亮却四者兼备，且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他身上所迸发出的人格光辉，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殁后，都生发出强大的折服人心，震慑人魂，昂奋人魄的力量，使人对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服，不得不学。
刘禅曾被人们当作昏君的典型，至有“扶不起的阿斗”之说。然而，刘禅却与一般昏君多有不同：他尊信诸葛亮，一无所疑。不仅诸葛亮在世时，权力一委诸葛亮主宰，而且于诸葛亮死后整整三十年间，一遵诸葛亮遗制，全用诸葛亮选定之人，爱之者用之，恶之者同样用之，不做丝毫变更。这之中，固然有刘禅并不全昏的因素在，但最根本的，还是诸葛亮巨大的人格力量，诱引着、震慑着刘禅，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遵奉着诸葛亮的一切。
廖立被诸葛亮由侍中徙为校尉，接着又废之为民；李严被诸葛亮由蜀臣中二号人物的高位拉下，弃置不用，处罚够重的了。但闻诸葛亮死，这两人比别人还要悲痛。廖立“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袵矣！”李严竟“发病死”。廖立想到的是国家失去栋梁，难免一亡；李严想到的是诸葛亮迟早会再用自己，而他人没有这种襟怀，“故以激愤也”。他们受重罚而思罚者，感佩的都是诸葛亮的为人。这，尤能看出诸葛亮人格力量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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