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之张自忠将军(下)
作者:龙剑二代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11761

人生低谷

卢沟桥畔起风云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在这同时,中国**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从1936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通过种种渠道与**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处于日蒋之间的冀察当局也逐渐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开始大规模组织平津学生军训。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为阻止这一趋势,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9日,三十七师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对何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们对张自忠的不满。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而此时的宋哲元还幻想着当他的“华北王”,对此日军意图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令张自忠留守北平,缓冲中日关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局势仍不明朗。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的矛盾,溢于言表。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逃离虎口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主意一定,张自忠即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雀胡同福开森家中接洽。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次日,张自忠即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识破,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了一番,让他身着长袍,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侨居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中国文物,遭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和谴责。

但这次他却办了一件大好事。此事由于秘密办理,因而不为外人所知。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当他得知张自忠的处境,连夜找到一位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商人,此人经常驾车往来于平津之间,具有便利条件。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

再说周宝衡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400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张自忠开始行动了。9月3日凌晨,他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等候汽车来接。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先生身旁,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趁天色未明,他们疾驰至朝阳门。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张自明事先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后来,张自忠打破沉默,对自明说:“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将军一去

血战临沂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59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卒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经过这次战役,人们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将星陨落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举国同悲十万百姓送英灵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虽死,但他活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且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流芳百世……[2]

治军方针

张自忠将军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进私塾读书,以致后来上的临清高等小学堂学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可以说,自张自忠懂事起,就开始接受儒学的熏陶,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军也是一支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从这样的军队里出身的张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以治军严厉著称的张自忠,凡士兵如严重违纪,必打军棍,但却又主张“八不打”:

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

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

三、对新兵,不许打

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

五、有病者,不许打

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

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

八、哀求落泪时,不许打

从他订下的“八不打”军规就可看出他的带兵除了(严)以外还有(仁)的成分在里面。另外,无论他身处多高位阶,他总是与士兵吃一样伙食,也和士兵们一起工作,所以所有官兵都愿意和他生死与共。

张自忠轶事

张自忠有个外号“张扒皮”,张自忠曾经对手下的将领说:“我有个外号,叫做张扒皮,可别给我来扒了你们的皮。”他亦曾说,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也请你们来扒了我的皮。

当年,西北的将领大都有绰号,比如宋哲元叫“宋老哈”,吉鸿昌叫“吉大胆”,张之江叫“张圣经”等等。而张自忠的绰号却叫“张扒皮”,猛一听吓人一跳,其实他与“周扒皮”是两码事,不含丝毫的贬义。

1923年秋天,时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大练兵,适逢连日大雪,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生畏难情绪。有一天,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道:“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我们当军人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怕苦。现在,请大家都把棉衣脱了,跟我一起跑步!”说完,他竟自脱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衣,跟在张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就不胫而走,在西北军中传开了。

其他资料

国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国忠烈祠,1944年8月,将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以资纪念。新中国建立后自忠县改回宜城县。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张自忠与夫人李敏慧在1908年结婚,育有二子一女。育有二子张廉珍、张廉静和一女张廉云。张夫人后于上海因癌症过世,国民政府特颁“相成忠杰”匾额以嘉节行。

张将军大事记

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

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目睹列强欺凌中国,军阀混战,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立志报国,于是弃学从戎。

1914年秋,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

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袁世凯称帝期间,汤芗茗任湖南都督时,对**、蔡和森在求学时期领导的湖南第一师范的革命运动有积极的支持作用。

1924年,升任兵团团长。

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

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

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

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初,二十九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率所部与三十七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名声大震。同年夏,参加察北抗战。

1935年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当二十九军撤离平津时,他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日军占领北平后出走。12月,在河南任第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后该军调赴徐州,编入第五战区序列。

1938年2月,奉命支援淮北于学忠部。在固镇指挥五十九军与日军血战七天,夺回曹老集、小蚌埠,稳定了淮可防线。3月,又奉命支援临沂庞炳勋部,指挥五十九军在临沂城郊与日军精锐坂垣师团进行拉据战。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经七昼夜鏖战,取得临沂战斗的胜利因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同年5月中旬,在徐州突围时,奉命掩护友军撤退。在战斗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五十九军在萧县南部地区顽强阻敌。完成任务后,到河南信阳稍事整补之后,又投入武汉会战,在潢川、大别山一带阻击敌人。10月率部安全撤回鄂西,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39年5月,敌酋冈村宁次调集10余万日军进犯随县、枣阳。他率三十三集团军从外线夹击敌人,并率领骑兵第九师及总部手枪营出敌不意,冒险东渡襄河(汉水的一段),拦腰截击敌军主力,在田家集大败日军,取得了襄东战役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他率部从右翼打击向枣阳地区进犯的日军主力。出击前,召集军事会议,鼓舞士气,全军士气高昂,与敌激战,连连告捷。5月7日,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他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18日,日军冲上杏儿山,他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祭文中给以高度评价。张自忠墓

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还建立了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1991年,为纪念张自忠百年诞辰,湖北省在宜城市建成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张自忠被选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