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六章 老胡想进步了
永成这会儿和马林谈到的《劳动法》也算是中国重要的一件事情。
劳动关系，是近代社会其中一个覆盖面最为广阔、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国家为本位的一元法律结构中，劳动关系也纳入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法律结构，从而形成了“国家本位”的观念。即便是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应有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在左的思潮下，得不到落实。
长期以来，在国内只有一项项的“规定”“条例”，来保障调整劳动关系，而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已然跟不上时代前进的需要。
这种劳动关系与形势的不适合，首先是起源于最早实行改革政策的深。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当时深圳，和全国一样，企业工人的工资，还是实行着7类工资标准，每月平均大约五十七元。
在广东省里的一次会议，一位省领导拍板决定：对到深圳工作的人，每人每月补贴20，作为“边境补贴”。
这在当时可一桩大新闻。
消息传到上头，有关部发文要求予以纠正。
可是时深正面临着大建设、大发展，靠那么点工资，怎么吸引人才来深圳？要招人来，得提高人家的工资水平呀。
于是。劳动部门地领导。找到了一位当地地记者。请他将深圳地实际情况写成内参。报到了上级有关领导处。
随后劳动部又派了一位长来深圳专门调查。最终认可了深圳地做法。
那时候。国家对于工人劳资方面地要求管理十分严格。即使在深圳这种特殊情况下。那也是要求基本工资不能动。只能从增加补贴着手——这增加地20元补贴以算是深圳工资制度改革最早地雏形了。
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深圳各个企业地工人们比国内同级地工人多了这二十元地额外补贴之后。许多外商还是认为适应不了形势。
于是。在一九八一年于深圳举行地一次港商座谈会上。港商们希望按工厂利润。来浮动工人们地工资便调动工人们地积极性。
深圳市有关领导经过研究后。大胆决定将企业工资分成“固定工资(保证吃饭问题)+浮动工资(与经营利润挂钩)”地分发结构。
一九八五年项工资标准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了职级，最高元，高过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工资，最低60元(试用期)，一九八五年七月国实行结构工资制就借鉴了深圳做法。
直至到了一九九四年，人们期盼已久的《劳动法》获得通过一九九五年正式实行，为劳动关系的调整提供了确凿的法律依据。
而到今年一九九六年劳动部发出了《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劳动合同制度开始广泛的建立让原来的“铁饭碗”、“大锅饭”，开始大规模退下历史舞台。
人们所一直俗称的固定工，也都被合同制工人所取代，这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了。
因此，马林在听到吴永成问起他这个话题的时候，兴趣就更大了。
“五儿，你也知道，咱前几年的时候，人们谁能瞧得起咱这乡镇企业呀，不管是学校毕业的，还是当兵回来安置的，大家第一首选就是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其次就是国有企业什么的，打心眼里都没有乡镇企业这个概念的，人家国有企业大小也能当个固定工，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咱乡镇企业算什么呢？！顶多也就是个烂泥糊成的‘泥饭碗’罢了。
可自从国家出台了那个《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后，哈哈哈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工的玩意了，甭管你什么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一律都是合同制工人，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一辈子管用的铁饭碗了，咱乡镇企业也红火了起来了。要不咱哪能把人家硕士、博士的，也能招到咱这小村庄来呢？！”
吴永成赞许地默默点了点头，尽管二姐夫说的不太全面，但自从《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之后，的确是对人们以前所持有的陈旧观念，给予了极大的冲击——在以往人们印象中所谓企业固定工与临时工之间巨大的沟壑，在一夜之间也都不存在了。
至于说什么国有企业好、还是乡镇企业强的比较，早在前几年的时候，人们就对此不是那么太看重了。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地方上的不少国有企业这几年能维持下来的，几乎很少，大多数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了，你捧着那个铁饭碗，碗里又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你又不是那个孙猴子，难道还真能吃铁咬钢不成？！——即使你有那么好的牙口，那也得能消化得了才算呀！
“五儿，你老丈人过去不是挺有权的吗？！干脆，你就让他找一找关系，把你调回咱J省得了，不就是当官，嘛，那当不是个当啊，本乡本土的，有什么事情不也好照应一点吗？！你要是调回咱J省的话，那还再用得着让两位老人这么大的年纪了，再跟着你跑到G省去吗？！”马林眨巴着小眼睛给吴永成出了个主意。
吴永成苦笑不得地说道：“二姐夫，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事情哪像你想得那么简单呢？！你也是咱梁州地区的副地市级领导了，这么这水平还一直停留在支部书记的这个档次啊？！这要是让别人听到你说的这句话，哪还不得笑掉大牙啊！”
马林裂开嘴笑了：“嗨，你二姐夫的这个副地市级领导，也就是吓唬、吓唬人的，我那顾得上整天跑到地委政协的那个小二楼去上班呀！村里这一大摊子的事情我都忙不过来呢！也就是每年开会的时候充个数，人家也不指望我干些什么，只要有什么活动掏钱赞助
个就成了！
对了，五儿，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吧？！要不有时间的话，你到地区看一看你的那两个老同事书记和陈专员见了我还老念叨你哪！”
“算了，我也就是回村里想安静几天也别把我回来的事情告诉别人，要是县里、地区的领导们，都找上门来，你还让我怎么清静呢？！”
……
吴永成平静的生活，也只是仅仅地保证了一天半因为在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永明县的县长胡云珍就从县城不请自到了——这家伙是条鱼湾村的“地头蛇”即使马林不透露吴永成回来的消息，他也总能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一信息。
“啊呀，吴书记，你怎么回到家乡，也不和我打个招呼呀！”
一年不见老胡，家伙的肚子更大了得他的个儿也越来越矮了，远处看的话像一个肉墩子在滚动。
吴永成亲热地拉住胡云的手，和他开玩笑：“怎么县长，你这当了我的父母官了回家来看看父母还得你亲自批准啊？！”
胡云珍一只紧紧地和吴永成相握，另外一只手胡乱地摇晃着，哈哈大笑道：“吴书记，你这不是要老胡的命吗？！在你的面前，我算是什么父母官啊！你也别叫我什么胡县长啊，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在你省领导的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的。你还是叫我老胡，我听着更顺耳一些。”
说完，两个人大笑了起。
一阵暄过后，吴永成和胡云珍随意啦呱了几句，胡云珍就说到了正题上：“吴书记，你这次回来还能呆几天呢？！”
吴永随口应道：“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我准备多住几天，然后把两位老人也带到G省去，这样照应起来也方便。”
胡云珍若有所思地点点：“呵呵，应该的、应该的。唉，我这也是年纪有点太大了，要不我还真想跟着你吴书记到G省去工作呢！我这一辈子呀，要不是沾你吴书记的光的话，可能现在还是村里的一个土农民呢！是你吴书记把我从当年的一个村支部书记，一步一步带到这个层次的呀！”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这老**时也不是这么一个拍马屁的家伙啊，今天他这么说，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吴永成的心里马上涌起来这么一个念头——尽管胡云珍其实也是说的心里话，他当年也正是听了吴永成的指点，才把鱼湾村由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山村，半年的时候变成了全县、以至于全区闻名的富裕村子，他才从支部书记的位子上，一步登天成为当时玉平公社的党委副书记，端上了国家干部这个“金饭碗”，至于后来他的进步，更是离不开吴永成的一直拉扯。
“呵呵，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能有今天的位置，那都是你自己有能力、组织上慧眼识才的结果，与我本人却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吴永成微笑着纠正胡云珍的说法。
胡云珍的神情，此时却更认真了：“吴书记，这可是我掏自心窝子的话。是你知道我老胡的性格，吹牛拍马的事情咱从来不屑于做，工作上那也是从来没有给领导跌过脸的，可现在的社会，你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光工作做得好，管个屁用啊！可要工作上是不是有点不顺心呀！”
“好了、好了，老胡，你也别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瞎扯了，是不是工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吴永成笑着制止住了胡云珍进一步的表忠心：“你的工作能力我清楚，李宁平同志也不是个什么不正派的人，你们两个搭档应该说不存在什么分歧吧？！咱永明县的经济情况，在全区来说，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万明山同志和陈涛同志应该满足了呀！”
“吴书记，这个、这个……，唉，这事情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了！”胡云珍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
吴永成的心一紧：看来胡云珍还真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了者真是他与李宁平之间出现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是万明山、陈涛对胡云珍有了什么看法了？！
一个单位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那永远是一对难以调和的对立面，这一点吴永成是非常清楚的，不过，胡云珍和李宁平在过去的时候，就是他吴永成一边的干部们两个搭档也不过两年哦的时间，矛盾激化也不应该这么快吧！
“老胡跟我说实话，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虽然说我现在离开了J省工作，可咱们怎么也是多年的老伙计了，你有什么困难，我能帮的定不推辞。”吴永成诚恳地对胡云珍说道。
“唉，那我就说了啊！”胡云珍好像犹豫了半天后才鼓起勇气对吴永成说道：“吴书记，地委万书记最近和我谈话，让我回地区担任工业局的局长，国庆节之后就到任。”
“这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啊！不过，这好像县乡换届的口刚过呀，怎么在这个时机动人呢？！”吴永成一听胡云珍这么一说里悬着的那块石头，马上就落了地长调回地直机关，能担任工业局这样单位的一把手不算是委屈了他——地区工业局那也算是个大单位啊！
胡云珍撇撇嘴说道：“谁说不是呢！可地区工业局的局长上个月出了车祸，没有抢救过来委万书记找我谈话时，对我说全区现在搞经济拿手的，也就是我胡云珍了，我去那个单位也是地委、行署领导们一直认为是最合适的。”
“呵呵，老胡，这是组织上对你能力的肯定啊，你还苦着个脸干什么？！”吴永成又好气又好笑地瞪了胡云珍一眼。
胡云珍脸上还是那一副苦瓜像：“吴书记，你知道我老胡这个人，但凡要干点什么，总想走在人前面的，咱地区就那么几个破企业，我这个主抓工业的局长，可怎么下手啊？！
万书记倒是暗示我，只要能把全区的工业抓上
八年召开全省两代会的时候，推荐我为行署副专员。
奥，这下子吴永成彻底明白了，搞了半天，老胡是想进步了。
吴永成这会儿还是低着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吴书记，你知道我老胡对这些职位什么的，那是本来是很看得淡的，咱原来就是一个农民嘛，能到了县团级的级别，已经就相当满足了。
我今年五十一岁了，在咱们地区县长这一伙里，年龄也不算小的了，我原来打算再干个几年，也就到了退居二线的时候了，可地委的领导们这么一安排，我的心，唉……”
到了这个时候，虽然说胡云珍并没有把话都说完，可他后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吴永成也能猜到几分了：是的，胡云珍的这个年龄，在县团级中是属于比较大的了，可到了地市级领导位置的话，那他就不算是年龄最大的了。
可单纯他目前况来分析，即使他运气好，能在五年之后当上永明县的县委书记，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得退休了，而从县长这个位置，想一步到副地市级的岗位，老胡他既没有文凭，年龄也不占优势，更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身后更没有强硬的背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要是到了地区工业局职，如果他真能把全区的工业搞上去，万明山也能兑现对胡云珍的诺言的话，老胡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呵呵，老胡，你门见山地说吧，想让我怎么帮你？”吴永成此时了解了胡云珍的真实想法之后，也不和他兜圈子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咱可说好啊，要让我到省里给你求什么领导跑官的事情，我可不能干啊！要是你在工作上有什么难处，我倒是还可以给你尽力想法的。”
胡云珍听到吴永成这痛快地答应了，马上欣喜地抬起头：“呵呵，瞧吴书记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咱老胡再没出息，那也不能让领导干这事啊！
吴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下一步要要想搞好咱们地区的那些企业，首先就得解决这个资金困难的问题，可现在国家全面紧缩银根，银行根本就贷不出多少钱来。
我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我们地区的轻工机械厂包装上市，这样就能彻底地解决了这个资金不足的问题了！股市有钱啊！”
“哈哈哈，老胡，你这进步不，居然能想到把企业包装上市的这方面。呵呵呵，了不得、了不得啊！”吴永成听到胡云珍这个想法，马上失声大笑了起来。
真是开玩笑，地区轻工机械厂那是全区最大的一个亏损企业，他竟能把这个主意想出来，也算是奇才了！
不过，吴永成冷静下来，细想一想，从今年四月以来，股**市场逐步回升，各种股**大幅上升，据媒体报道：证券交易所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８００多万，总数超过２１００万，股民已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股市已经深入人心了，这与六年前人们对股**一无所知的情形，是截然相反的，胡云珍能联想到把亏损企业包装上市，来拯救企业，这也不算是无稽之谈，估计这也不是胡云珍一个人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
因为自一九九二年夏季的深圳认购证事件之后，一些地方的领导们就发现，股市可能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
而在同时，某些经济学家们也指出，通过股**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于是一些企业，就想方设法地想挤到股市中圈钱。
在１992年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
中央组建了证监会，就是为了将股**发行的权力，从**和深圳两个交易所回收到了中央的手中。
从此，国内开始实行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上市机制，即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然后按系统、行业性质等，分配到各部委，各部委再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而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门拿到上市指标后，还要按自身系统进行分配。
这些指标绝大多数被分配给了各地得国有企业，只有少数著名的乡镇企业，因改革效应和象征意义的需要，而侥幸成了首批民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江苏吴仁宝的华西村等。
诸如鱼湾村的矿泉水厂，能在去年上市，那也是因为这个行业，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缺项目，在多方面的运作下，也挤入了这一行列。
接着，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全面紧缩了银根，除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之外，不少地方企业，就面临着无米下锅的尴尬局面，一些效益不太好的企业，就干脆面临随时可能倒闭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之下，于是乎，不少国有企业，为了解脱自己目前资金难以周转的困境，都把目光关注到了企业上市方面，好像这才是拯救企业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因为企业在上市之后，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就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发行等方式，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得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难题。
“呵呵，老胡啊，你这个办法倒也不错，不过，你想怎么让我帮你呢？！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们争取上市的配额啊？！你们的万书记、陈专员，可都是从省直机关下来的，他们对省里的情况，比我还要熟悉啊，这方面我可给你们帮不上什么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