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一封没有发出的致高红十的信

高红十：

您好。

素昧平生，便直呼全称，恕我不敬。怎么称呼呢？叫老师？叫女士？你自己挑一个吧，好在你不是个俗人。

给你写信不为别的，就因近日读了你的新书《乡情，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珍藏》。

知青的回忆文章我一直爱读，自己也写过一些。可渐渐感觉出这类文人的末路来了。多是苦难苍凉之气。这也未必不好，就到了末路。然而作者多是“针眼大的事，拖出一车皮眼泪”（王朔的语言）。其中缺的是真诚或才气。阿城是写文章的顶尖高手，可他写知青的作品是纯文学，关注的是大“人”，自己的情感化于无形。史铁生也是。白眉赤眼讲自己，而真诚与才气二者兼具的，（或者说将真情能够质朴动人地表达出来的）真的不多。

我在即将离开乡里的那一年就看到了《理想之歌》，便记住了高红十这个名字。这也正是今天感觉知青文学到了末路时，见到《乡情，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珍藏》这本书仍把它打开翻阅的原因。你的那首诗我其实不记得了。当时感觉是知青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同伴走得差不多了，我也在乡下呆了七年，惶惶不可终日，竟还有人作这等豪言壮语。我想这还是闻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作派，**，下了乡也是知青贵族，与我们相去甚远，大异其趣。且看你下回怎样分解。因此，潜意识中记住了你的名字。今天看了你这本书，听了你的下回分解。真没料到，你那时已经进了城，却又再次下了乡。难以想象，你是那样真诚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不难想象，你对那片土地有着怎样真诚的感情。

《理想之歌》除了记得开头几句白描外，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现在想，我们那时有过理想吗？是要实现一种什么理想呢？那理想不过就是要在中国几亿农民中再添上千万农民搞饭吃吗？当时是这么想的吗？是到农村做劳力去的吗？若是作为知识分子去的，当时到农村去实现理想那就不妥。你也说了，我们到农村去撒播文明之花是无意插柳。“知识青年本无心播撒文明，理论上说，他们是去接受再教育的。然而文明之草却在所到之处，有了极其缓慢却又实实在在的成长收获……那草色近看不显，远看可鹅黄嫩绿一片呢。”讲得好，是无意的。这就不叫理想了。

那理想若只是改造自己，那便是有病。凡理想，我想总应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若相反，那还叫理想吗？更确切的叫法是“受虐狂”。宗教强调主体改造，那叫“修行”，不是理想。宗教的理想也是改造别人，叫传教。至于讲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那是鬼话，第一，增加千万农民无意义，第二，我们是受教育去的。所以我们那时说理想是很可疑的。切莫生气。我也是现在才这么想的，当初岂明此理。只是跟你比，我们似乎明白得早一点。我们下乡是被迫的，极不情愿，没有那样“热血”，没有那般真诚。正因如此，我们也就没有那样轰轰烈烈。

真诚是最可贵、最动人的品质。无论它愚钝到什么程度。“明白”如我者注定平庸。聊以*的是，渐知天命，能看到这点，也算不枉对岁月，总算真诚地面对自己一回。那是看过你的这本书后，为你过去的真诚质朴所打动，而自我扫描后的一种觉悟。人贵自知，我也很高兴。

但是殊途同归，你们怀抱理想而去，之后对那片土地的情感；我们被迫而去，之后对那片土地的思念，我以为都是真诚的。都值得永远的珍

冠尘2000年7月

这封信是好几年前写的，因为一直不知往哪里发，又不愿问出版社，嫌麻烦。一耽误，就收起来了。但是这次借这篇文字的发出，我把这封信也附在后面，仍希望有谁看过这篇文字，又认识高红十，就告诉她一下，我曾经被她的乡情感动过。谢谢！

高红十，1967届北师大女附中初中学生，1968年去陕北插队知青。后上大学，北大中文系1975届大学生。理想之歌是其毕业作，豪情满怀，登在人民日报，树为当时知青的标兵。后来我看过她两本书《乡情，我永远的珍藏》《三十年鸡啼灯灭》。语言就质朴纯净多了，有股黄土地泥土味。返璞归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