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清华、北京附中学生率先组织、自由组合、自己命名的团体“红卫兵”，开始作为一股气吞山河的政治力量，跳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其他各地各校的校园师生们，也纷纷效仿着他们，象演剧那样，一个跟着一个的，在“文化大革命”这个舞台上，扮演起了各种各样的角色。

我校师生也在十六条庄主：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一片呼喊声中，我校红卫兵高唱着——

拿起笔杆作刀枪，

居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

的革命歌曲，揪出了“隐藏”在我校之中的，“三家村”跟班：校长，常润煌！以及跟在他屁眼后面的大大小小的“走卒”。包括我们班的班主任——杨峰英。

现在，同学们已经不再喊杨峰英为杨老师了，叫她杨眼镜！四眼狗！因为，她是个近视眼，终年架个汤圆似的圆圆的眼镜。

赭杨眼镜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衿持，总是不拿正眼看待我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后代。听说，她在私生活方面，还有一些“桃色”新闻，有些同学把她的“桃色”事件写成了大字报，挂在食堂里，进行批判。有同学怂恿我，也写她的大字报。但是，我对她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不过，在那种——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

要是不革命就滚***蛋！

群情激奋的环境中，为了表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免得人家叫我“滚***蛋!”我还是拿起笔杆做刀枪，写了！发出去的子弹，却是一梭不痛不痒的打油诗：

杨眼镜，杨眼镜，

从头到脚有毒气；

……

后来，红卫兵还围住了杨老师，叫她向红卫兵组织老实交待她所犯下的“桃色”罪行，向红卫兵组织认真写出检讨。并且命令她站在高板凳上，用话筒喊：“我是破鞋……”但是，杨老师怎么也不肯喊。红卫兵就揪她的头发，按她的脑袋，叫她低下头，有的人还乘机在她背后揍她的黑拳。

当我在暗中看见杨老师淌眼泪时，我的心中一阵惆怅。

我不忍心看到这种对待杨老师的残酷场面，我悄悄的离开了会场。

说实话，我是不赞成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老师的，毕竟她是我们的老师啊！她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刷刷她的大字报，贴贴她的小字板，这不就得了吗？何必对她动手动脚的呢？人的身体又不是练功夫的“沙包”！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的同学们仿佛失去了理智，俨然不顾师生之情，他们把“一日之师，百日之父！”的中华美德抛到了九霄云外。哎！这是何等的悲哀！

我一个人默默的走到了学校里的鱼塘边。我捡了一大堆小石子，对着鱼塘练水漂，以发泄心中的怨恨。我打水漂的技术，已经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发出去的石子，一个接着一个，它们在水面上欢快地追逐着，溅起了无数的水涡。直到打得发了累，我才在鱼塘边坐下来休息。

不知怎的？我们学校自从有了红卫兵组织，同学们套上了“红卫兵”袖套之后，就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就象一群发了狂的癫子，不仅把自己的校园闹得天翻地覆，揪校长、斗老师，而且连学校也不上了，跨出了校门，冲向了社会。我的同学们冲向社会去干什么呢？听我慢慢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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