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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大队大队长等干部到公社参加了总理的追悼大会，接下来几天，响应上级号召向阳生产队也组织了追悼会，张言的父母都戴上黑纱去参加。

总理的逝世对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生活影响不大，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下去。

张言从知道确切的时间每天记着日子，而且是双重记忆，阳历与阴历一起走，前世，过惯了月末发薪水，每周大礼拜，除了八月十五，年三十几乎没有阴历的概念，在这个没有周末的日子里，阴历也是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也许是他平时的表现太好，让母亲很满意，母亲对他放松了‘管制’，只要母亲在家，身上的压枕不再压在身上，没有身上的这座‘大山’，张言得到空前的解放，开始努力‘练习’翻身，几天后已经很熟练的翻到糠口袋下，想从下面再翻到糠口袋上还有困难。还有剩下的几个鸡蛋，母亲把整个蛋黄放碗里捣碎喂给他吃。见他吃的很带劲，摇头说“可惜，可惜，会吃了也没了。”

姑姑张素文（以后简称姑姑）腊月十六晚饭后领着二表姐王淑华，（以后将简称二姐）来看母亲和他，三十刚出头姑姑外表比实际年龄要打，从十九岁开始操心，先前是两个弟弟，现在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有着母亲所缺的坚韧与强势，可想而知，成分不好十九岁的姑娘带着两个弟弟还有缺乏地位的入赘丈夫，需要怎样的气魄才能在这个生产队立足。

姑姑还给他带来十个鸡蛋，听母亲与姑姑的对话，姑姑家里养了十几只鸡，鸡蛋都是秋天里攒下的，母亲月子里送过来五十个，入冬前供销社里换了盐和布票，就剩下二十个，前几天大表哥过生日，三个孩子每人煮了一个吃，这次拿来十个，家里剩七个。

母亲非常不好意思，解释只是随便说说，目的绝对不是要鸡蛋的。原来是生产队劳动时姑姑问起孩子的情况，母亲说起自己已经能吃东西了，一顿吃了整个鸡蛋黄。张言知道母亲说的是实话，对于自己的孩子，当有人问起时，初为人母的她肯定要不遗余力的解说，绝对没有任何目的性。

姑姑手一挥，不就几个鸡蛋吗，给我大侄子吃的。说完抱着张言一阵亲，又高高的举了他几次，张言乐的呵呵笑。作为小孩子，这个时候你就要笑，随着大人动作笑，张言的笑是真心的，因为他知道姑姑是真心对她好，已经有过前世经历的他自然知道姑姑对他的喜爱不是装出来的。

前世里姑姑对他就特别好，打小开始，买了好吃的，哪怕是做点好饭都要叫上他去吃，做为回报，张言工作后每次回家都要给姑姑买很多东西，每次都要到姑姑给那住两个晚上。

张言借助姑姑的动作把小脸贴在姑姑脸上，弄得姑姑满脸口水。十几岁后，很少与姑姑这样亲昵，认为自己已经是大小伙子，很难为情，其实即使三十岁后，在姑姑的眼里他还是小孩子。

倒是扎着两个羊角辫三岁的二姐对他更有兴趣，对这个小小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是喜爱还是觉得神奇，刚才就吵嚷着要抱，姑姑却以弟弟太小为由拒绝了，不过说等明年天暖以后她就可以抱了。

张言对于二姐说的抱抱心有戚戚鄢，大上几岁的小孩对小上几岁的小孩兴趣仅仅是一时的，如果你出生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很可能看过，或亲生经历过这种情景，一个大两岁的孩子在前面跑，一个小几岁的孩子在后追着哭，不是大的打了小的，也不是大的抢了小的，他们还可能是兄弟，姐妹，亲戚，因为大的被限制了自由，而大孩子们有了属于他们年龄段自己的游戏，小的又做不了，迫于父母的压力又不得不照顾小的，小的自然就被大的嫌弃，小的是‘障碍’，是被讨厌的‘跟屁虫’。

张言是家里的老大，父母每天劳动，看管他的任务只能落在表哥表姐身上，长大后，与表哥表姐们聊天，二姐曾说起过，你小时候我哄你，哪里老爷儿（方言，太阳或太阳光）强就抱着你坐哪，老爷儿晒得你睁不开眼睛，眯着眯着你就睡着了，然后我就可以出去玩了。他当时就一阵恶寒。心里愤愤不平，时过境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那时是当笑话讲过就算了，但眼看着‘惨剧’可能还要发生，怎不让他感叹。

看着眼前幼稚的羊角辫小女孩对着自己做鬼脸，很难想像自己重生前，二姐已经是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二姐的路象那个年代大多数女孩子走的路一样平淡，初中辍学，打工赚几年嫁妆，结婚，生子，为了孩子和自己的生活奔忙。

姑姑除了送来十个鸡蛋，二姐小时候穿过的两件看上去还不错的旧衣服，还送来二斤猪肉票，姑姑家养了一头猪，据说长势不错，一年半，136斤，一等，前天卖到公社收购站，换了82块钱和6斤猪肉票，算上叔叔他们家有6口人，留了4斤的票，送过来2斤票，过年可以到公社割上肉，估计队上年底每人还能分二斤肉，也算过个好年。

张言才想起，原来这个年头买肉还是要猪肉票的，同理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没有票证，你再有钱也买不到，人家也不卖给你。那时候人们觉悟高着呢，原则性强着呢，国家说凭票供应，你没票就是不行！

一年半时间，才136斤，这猪长得也太逊了吧。想想也就释然了，那是个人都挨饿的年月，（75年西河已经基本能吃饱了），不要说把粮食喂猪了，不过是平时的刷锅水，剩饭菜，米糠，或田里的野菜来把猪喂大，136斤，评上一等，并不是虚言。

按七十年代农村的养猪政策是不允许随便杀猪的，生产大队每年有向国家交售生猪的任务，农民（社员）自家养猪的存栏数是要上报到小队、小队报大队、大队报公社，生猪交售任务也是层层摊派，公社到大队，大队到小队，小队到社员。

生猪指标任务完成后，剩余的可以杀，但真正有能力养猪自己杀了吃肉的很少，除非有什么婚丧之类的大事。

向阳大队有自己的种猪场，也有养猪场，除了为完成生猪任务外，还有一项重要作用，攒粪积肥。所以摊派到社员的任务相对其他地区要少一些。

生猪分五种：猪崽、克郎、肥猪、母猪、种猪（方言：跑篮子）。

猪崽是重20斤以下的小猪，可凭此到小队购买平价20斤苞米猪粮；

“克郎”是重20－100斤并且劁了（母猪绝育，公猪太监）的准备将来卖给国家或自家杀吃的猪，可凭此到小队平价购买40斤苞米猪粮，是不允许杀的；

肥猪是养大的“克郎”，一般是长到200斤左右卖给供销社（国家），每个大队都有必须卖给国家的指标数，决不允许私自杀，想杀猪必需大队和公社两级政权批准才能杀，但这个时代的肥猪达到二百斤的很少。

姑姑说家里有一头，七八十斤，已经到小队报备过，是特意为春天叔叔结婚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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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内经济全面紧张，市场商品短缺，物资相当馈乏，为保障供应、控制销售，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粮食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一个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必须进行宏观控制、统一调剂。于是就出现了粮票，猪肉票，布票，棉花票，农村情况可能还要差一些，基本的吃食都是生产队发放，在城里简直就是没票寸步难行。

而且一九七四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社论，全国范围内迅速发起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批判。在农村则展开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历史上形成的集市庙会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随即遭到了取缔。

也就是说政策上禁止了农民的农副产品的自由贸易，然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物资交流的需求是一下子无法改变的。据认识的老人讲当时这样的政策下，仍然有人私自买卖，河西公社的传统庙会后称社会主义大集，由于行政人员干涉，前来赶会的人们，被迫转移到公社北面的田野里进行交易。人们仍然携带着各种物品，讨价还价的热闹场面依然照旧。

中午时分到了，一个卖烧饼的人出现在人群中，他从怀里掏出烧饼秘密的和赶会人进行兜售。在当时，个人出售粮食或食品是违法的，因而他不停的四下张望，惟恐被行政人员发现。为了确保出售安全，他把存放烧饼的背筐藏到远处的沟壑中，卖完怀中的几个，就再去远处取一次。

所以姑姑攒了鸡蛋到供销社换盐不值得奇怪，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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