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漏水水库相对照的，是另外一种低成本的水利建水库的普遍适应性相比，这种水利设备的适应性局限在黄土高原一地。不过与漏水水库相比，他的造价更加低廉，而且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所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经验，是与科学研究分不开的。从西周到晚清，自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坡地修梯田，沟壑筑坝淤地等水土保持措施以来，其试验研究工作也就相运而生。新中国建国初期，水利部就开始推动淤地坝建设的。

李仪址是最早提出在沟道中修筑淤地坝，防治沟壑扩展，减少入黄泥沙的技术方案，作为治黄方略的水利专家。不过在那个时候，这个符合大众利益的方案被束之高阁，那些为了各种目的的大工程收到水利部的青睐，即便是水利部长黄万里的支持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建国初期的水利部实在是一个弱小的部门，话语权被几个强大的部门所把持。

李仪址没有灰心，而是一个人打起包袱，默默地进行找自己的实验，将淤地坝付诸实施，并确的宝贵的数据。没有官方的资助，他就变卖家产，在天水建立了水土保持实验区，开展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1901年由陕西省投资一半，他自己在西安市郊荆沟流域上建成。通过在支沟上修建留淤土坝一座，可以控制流域面积2.6+坝。

此坝建成后。成为研究淤地坝的重要据点，随着水土保持地良性发展，看到了美好前景的水利工作者开始云集陕西，水保科研机构也相应地得到了大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时期地工作需要，李仪址通过采取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室内实验与野外试验相结合。与教学单位和业务管理部门联合攻关等不同形式，开展科学研究。

在沟道侵蚀机理、淤地坝规划布局、设计技术、施工技术、监测技术、管理技术等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开发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不停奔走下，建设淤地坝的声音越来越大，就连皇帝都通过报纸知道了这件事情。

在否定了黄河修建系列大坝之后，皇帝曾经问过：“李仪址这人在哪里？”

当时作为水利部长的黄万里自责没有尽到任务，皇帝感慨道：

“没有把这样有才能，又肯努力做出成绩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是宰相地过失呀！”

不过在其后的大水利建设中。水利部的话语权被皇帝陛下人为的强化了，之后拥有了自己的用人权（总理可以否决，但是提名权由水利部自己提）一票否决权的水利部更是与金融部，财政部。交通部几大步平起平坐，成为中国四大强部。

之后不久，李仪址进入水利部，在新成立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处担任处长。在他担任领导期间，淤地坝建设有小到大，又少到多，为治理黄毒高原水土流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地区试点，从1903年开始，在陕西.|i.德水保站成立后，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四县为重点试办区。积极宣传推广修坝淤地，两年内筑坝214，一般坝高5—10m0.5]

1904年后，在晋、陕、蒙得到大面;及。西峰水保站也重点开展了塬面治理和沟壑治理的试办与推广，创建了南小河沟十八亩台沟壑土坝。

这一阶段地试办成功，实际上是因为很多因素，包括试点地区土情较好，而且科技人员支持力度大等原因。不过这些利好的因素被无意中忽略了，人们总是喜欢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对于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就视而不见。

为了鼓励群众地积极性，李仪址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就是每个修淤地坝的人或者集体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补助，大约相当于淤地坝建设费用的50%。制定这项政策地初衷无疑是良好的，不过它忽略了人性。

如果不加奖励，群众看到筑坝的好处，自然会建坝。不过一旦把建坝作为一个盈利的手段，那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为了更快地拿到奖励，更多的拿到奖励，人们的心思开始变化了。

在淤地坝施工中，各地大搞技术革新现和工具改革，较多地采用爆破松土、拖拉机碾压、水枪冲土、水中倒土

法筑坝技术，淤地坝有了突破性进展，建坝工效成倍成本大幅度下降，不过在申报中，这个成本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度提高。造成了修建一座淤地坝，国家的经费除了支付建设费之后，还有大量地剩余，建坝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活。

仅1904年到1906年2年，共修淤地坝2.76万座，可淤地33万平方公里。陕西省榆林、延安地区1904—1906年新增坝地17.6亩；山西省1904—年3内新增坝地占全部新增坝地的90.6%；

内蒙古自治区黄甫川流域，几年所修淤地坝占淤地坝总数的61.但这段时间，有些地方在筑坝淤地中曾出现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偏向，工程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在1905年特大暴雨中，这部分工程遭不同程度的水毁损失。

对于这种情况，李仪址只是轻描淡写的淡到一些，而其它成绩则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段时期淤地坝的发展数量、坝系布设和施工技术都比过去有较大突破，而且在拦泥、淤地、增产上卓的成效。“

这种不正常的大幅度费用增长，引起了廉政公署的注意，廉政公署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史从文在黄土高原上从事考察工作，是从1901年开始的。前，也曾去到黄土高原上走过一些路程。其中可以略事提及的有两次：一次是1898年前往陕西榆林，一次是1900前往内蒙古杭锦后旗（当时称为陕坝，为绥远省政府所在地）。

这两处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曾再次到过，可是前后都有所不同。后来有了长途汽车，来往是方便的。可是在那时，全中国都在打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困难重重，没路没汽车，乃是常事，长途旅行，只能骑牲口或者坐大车，就另是一种风味。

牲口和大车自然不能和汽车相提并论，只能慢腾腾地行走，是着急不得的。其实慢点也有好处，沿途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当时所走的路程也就是和现在相同的大道。两次都是由西安出发，由西安北行，经耀县、黄陵、延安、绥德而至于榆林；由西安西北行，经彬县、泾川、平凉、固原、银川、石咀山、=>

这次来，史从文是打着研究黄河文明的名义，实际上却是廉政公署派过来的秘密调查员，他的目的是了解在淤地坝建设完成后，那些负责核算的官员是否有贪污行为。据反映，有好多水利部的人虽然财产申报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在生活上明显大手大脚起来。

从湿润的南方来到了干冷的西北，史从文对于黄土高原也有了一些解。陕北的人以梁并称，这个“”字以前很少见，不过再看了山西的地形之后。史从文对于中国汉字的生命力表示钦佩，也只有中国字才能把这么复杂的信息通过一个字表述出来！

梁是由原切割后形成的。地形高起而上面平整的为原。原经过侵蚀成为梁，梁再经过侵蚀才成为。原本来都相当广大，由于侵蚀，原上出现了宽窄互异的沟。许多沟把原分成许多梁。梁是呈长条并不很宽的地形。梁上再经侵蚀又有了沟。这些沟把梁切割成了若干段落，每个段落四周都为沟所围绕，仅剩下一个高土堆孤独矗立，因而就成了。

还有一个就是“嶮”两字，也是到陕北之后才认识并领会其作用的。陕北多陡峻的深沟或两相对立而又陡峻的山崖，两侧的坡道又皆笔直而少弯曲，因以嶮相称。这一次史从文石和几个外地人共乘一辆小汽车出行。同车的人皆能高谈阔论，了无已时，那司机有些不耐烦，连照说了几次也没有效果，索性不说了。

途中经过一个嶮，坡度不仅陡峻，又复相当绵长。陡峻的坡底仅有能容一车通过的小桥，桥下又复深邃，仿佛不易见底。如此陡峻的坡度，车子又不能减速，减速就很难冲上对面的陡坡。这时车上再无高谈阔论，仿佛万籁俱寂，仅闻车轮滑动的声音。过了嶮，登上对岸的坡顶，司机回头向大家说：现在可能明白，诸位的性命就在我这手指之间！

一路上连着过了三个嶮，另外三个人都已经脸色惨白，下车的时候脚都软了，史从文虽然也有些惊吓，不过毕竟不是第一次来陕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下车之后来到了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