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或许可笑，差不多从有中国这个国家开始，中国人就已经懂得了度量衡的重要，最迟到了秦始皇那个时候，政府就开始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性的统一度量衡，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中国都应该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虽然历史上也有过开历史倒车的情况，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作为一个拥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来说，度量衡的混乱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是事情展到了2世纪，中国反倒是成了全世界度量衡最混乱的国家，同样是三尺布，在河北可以做件衣服，在吉林大约只能做双袜子了，同是一斤米做的饭，在苏北可以让两三个大人吃个肚圆，可到了杭州只能勉强喂饱一个小孩。
清朝基本沿袭的是明制，其中的量衡制度主要是“库平营造制”，也就是说尺有多长斤有多重事实上是有明文规定的，但是朝廷的规定本身就与市面上百姓约定俗成的一套习惯度量衡是有所出入的，而各地的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作为满清政府对此居然也就默认了，再加上官吏的个人操守，即便是朝廷定下的度量衡在执行时也并不十分严格，其中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随着商贸的进行洋人又带来了一套他们的制度，而列强之间也不尽相同，更加剧了中国度量衡的混乱。度量衡的混乱所带来的只有无尽的麻烦，当贸易量不大时其弊端还不那么明显，而当贸易扩大后便立刻成为制约经济展的瓶颈，还在临时政府时期，改革度量衡的呼声就没有停止过，不过临时政府被一大堆麻烦事搅得焦头烂额，政府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虽然孙中山等人对此也很关心，却也只得搁置了下来。
农历新年刚过，立法院颁布了《度量衡法》。确立的度量衡以公制为标准制，市用制为辅制，该法还规定，规划度量衡事宜由实业部设立全国度量衡局掌理，各省、行政专区及各特别市设度量衡检定所处理检定事务。虽然由于积习难改，不大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扭转度量衡混乱的局面，但至少表明了政府的决心，而且以行政手段通过征税等强制推行统一标准，或许会有一些反弹，却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而且与就有标准相比，新度量衡更加简单易记，只要等到习惯成为自觉。并深入日常生活，改革也就成功了。
张文英进行度量衡改革还有另一重心思，军阀们地控制区域就好像一个个独立王国，由于标准不统一。与外界的贸易自然也受到了限制，也造成了地区间的彼此不信任，也为军阀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接下来便是税制的改革了。
税收由于其所独有地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最重要也最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中国传统上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税收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满清政府的税收庞杂而混乱，自清末以来中央权威大大下降，财权逐渐分散于地方，临时政府时期关税被洋人把持，政府又得不到关余，各路军阀林立。中央政府有时甚至政令不出国门。收入为地方势力所截夺，中央政府收不抵支。往往靠借债度日，以致连行政国防诸费都难以为继，更遑论从事国家建设。大小军阀在各自的领地上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现象相当普遍。税制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了。
关税的现状暂时是没有办法根本改变的，能做的只是通过谈判适当地调整税率，另外就是统一了海6关关税，由于过去6路关税比海路关税少纳三分之一，因此改订新约后将大大增加6海关的关税收入，相对来说列强货物主要还是经过海运来的，只有法国与俄国的商品才会通过6海关，自然不会有什么人这个时侯跳出来支持他们，虽然号称秉持列强一致原则，却都一副事不关己地样子，反倒都抱持这看好戏的心思，谈判自然也进行的很顺利。这样不只政府收入大大增加，也提高了本国产品竞争力。
接下来是盐税。事实上之前地盐税税率是相当高地，但真正收上来的税款却并不多。与其他军阀相比，盐枭们都是很有钱的，他们实力不小，对抗中央的决心也最坚决，临时政府时期消灭了徐宝山，但其他大大小小的盐枭仍有不少，私盐买卖依然猖獗。张文英对付盐枭的办法就是双管齐下，现在的情形与他当初还在海外时又不一样了，税警总队已经编练完成，装备精良，而且有不少老兵，战斗力相当强，对付盐枭采取地就是地毯式地清剿，一经现立刻镇压，绝不心慈手软，并在上海成立盐务稽核总所，整合了征管机构，强化了征管能力，提高了征管效率；另一方面则是减轻税负，变之前的分散多次征税为统一一次性征税，不得重征或附加，既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又给守法盐商带了方面和实惠。很快成效便显现了出来，那些之前被盐枭控制地地区重新恢复中央政令，削弱了军阀的整体实力，从前私盐泛滥，守法盐商的利益反而得不到保证，不得不也加入了贩卖私盐的行列，这样一来私盐越来越多，国家的盐税越来越少，现在税率有所下降，但是通过扩大税基与加强征管，国家的税收总算是有了保障。
谁也没有想到张文英居然趁着盐税改革的机会不动声色的解决了盐枭，下手之快之狠令人吃惊，也不由让人想起当初在上海对付安清帮的先例。盐枭的铲除未接下来削藩扫清了障碍，一些人又心痒难耐，不过张文英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军阀存在的根基虽然动摇，但这还只是开始，小不忍则乱大谋，事情总还是要一件一件的做。当然，情况已经有些不同了，手段自然也不相同，目的却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