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曾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受到世人的广泛注目，从而研究宋代城市史者日渐增多。主要问题，如城市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以与农村户口相区别；由宋以前城市中的坊市分离，到宋代的坊市合一，店铺面街而居，遍布全城，从而使城市外貌发生巨大改观；草市勃兴，镇市形成，夜市、节日市等空前繁荣；商税增加，宋政府对商税依赖性加强，以及城市管理制度中防火组织、厢坊制的完善等，无不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性质。本文因篇幅所限，在这里所探讨的仅限于草市本身的发展及在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五草市对都城发展的推动作用

草市不仅推动州县城镇的发展壮大，而且对都城也有着巨大贡献，这一点是应当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

北宋都城东京，又是开封府所在地，五代朱梁以来，迅速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后周时，“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注：《五代会要》卷26，《城郭》。），唐代修筑的汴州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已显得非常狭小，街道太窄，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年）下诏，重修开封罗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并对街道宽窄、军营、坟墓、窑灶、草市等进行了规划。就街道而言，有宽50步、30步、25步诸等级，这些较宽的街道两旁，各让出三至五步，允许两边人户“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注：《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起楼阁”（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这一切措施，都意味着以前的坊、市分离制度已被打破，商店可以面街开设，商业区已突破原来汴州城的东市和西市，向全城发展。这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即改造旧城，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五代到北宋，开封城是这种改造城市的典型。

但是，从唐到宋，开封城市的发展，一直受到草市的推动，这是非常明显的。如唐代的汴州即是一个草市发达的城市，诗人王建云：“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注：《全唐诗》卷299，《汴路即事》。）又有诗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注：《全唐诗》卷300，《寄汴州令狐相公》。）这些草市沿汴河而设，津渡桥口，热闹非凡。汴河原来从汴州城南穿过，由于交通安全及草市的发展，在扩展汴州城时，就把汴河圈入城内，由此可知，草市此时对汴州城的发展已作出了贡献。

五代的梁、晋、汉、周四朝，在开封建都，原有的草市已变成城内的市区，可后来新修的罗城，仍然考虑到草市的问题，只是要求草市在新城七里外设置而已，并未因都城城内的发展而忽视草市。

降及北宋，开封草市并不遵守设在七里外的约束，而是沿城外就近发展，形成新城之外的新市区，与城市连成一体。真宗时，再把城外市区划分成九厢十四坊（注：参考拙著：《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北宋末，有“十二市环城”（注：《宋文鉴》卷2，杨侃：《皇畿赋》。）之说，这实际上也是对草市的不同称呼，或者说“高称”而已。总之，从开封城的发展历史来看，草市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草市原在城外，唐汴州城把它扩进城内，而后草市再度在城外发展，周世宗又建新城，把草市又定在城外，北宋则采用坊厢制的办法，在城外草市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统一归开封府管理，成为东京经济的一部分。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开封城市不断发展壮大，至北宋晚期，城周达五十里一百六十步，犹不能把城外市区容纳进去。从商税收入上看，熙宁十年时，岁额高达402379贯137文，元丰八年再创552261贯的新纪录，并定为元祐二年（1087年）以后的新额加以执行。这是当时任何城市税额所无法比拟的。由于草市不断扩大并入市区，使人口增至一百余万，当时其他城市更不能望其项背了。

北宋灭亡后，宋政府南迁至杭州，称为“行在所”，亦简称行在。杭州在隋时修有一座城，周长三十六里九十步，吴越时又筑罗城周七十里，显然大而空旷，北宋不能完全使用它。南宋时，由于行在的缘故，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遂使杭州人口迅速膨胀，甚至超过东京。南宋政府把大量人口安置在城内空闲地段，而城外草市也随之发展起来。《乾道临安志》卷2《城南北西厢》中有这样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五月七日，郡守俞俟奏请，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涨桥、浙江置城南北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下罪听决，奉圣旨依。

杭州的这些做法，仿自汴京，城外市区只是由于发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称。许多城门之外所建立的交易场所，直接越过“草”的阶段而称之为市（注：参考《咸淳临安志》卷19，《梦粱录》卷13《两赤县市镇》。），并在城外建立有专供娱乐的瓦子勾栏（注：《西湖老人繁胜录》。），使城外更加热闹。这片市区仅南厢有户口十四万，“最为繁剧”（注：《攻媿集》卷90，《薛公（居实）行状》。），嘉定十一年，“编户日繁，南厢四十万，视北厢为倍”（注：《咸淳临安志》卷53，《官寺志》。）。

总之，不论东京和杭州，在它们作为都城的发展史上，都深深打着草市的烙印。

六余论

从宋代城市发展的具体事实考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旧的坊市分离制度，改造旧城，使之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承认城外草市的合法地位，支持并发展草市，然后与城内市场联为一体，组成一个完整的新城市，或者将镇市升格为县，纳入县级以上城市的发展轨道，或者将镇市划作另一级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后一种城市的发展道路，不论是镇市本身，或是县、州、都城各级城市，无不受到草市发展的强烈影响。草市无疑是宋以前商品经济发展形势下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它首先深深扎根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变为沟通城乡的经济纽带，而后把与城市相联的部分变为城市的重要市区，使宋代城市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面貌大大改观。草市发展过程中，受原来州县官立市场的影响较小，由工商业者自发聚集起来，临路建市，临街建房，经营方便，旧城市的坊市分离制度之所以被打破，未必不受它的影响。

草市的兴起，无论在中国城市发展史或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不少学人多注重对草市具体大小、位置、数量等方面的描述，却没有把草市在整个城市发展道路、规律方面加以认真总结。其实，这是研究宋代城市的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真正去探讨宋代城市发展的诸多疑难问题。

在宋代草市的发展过程中，最初草市是工商业者自发聚集起来的，但它并没向欧洲中世纪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道路前进，而很快被封建官府纳入一个完整的封建经济体系之中。草市由不合法到合法，被地方豪强承包扑买，向官府纳税，镇市则变成县以下的封建官府所在地，市内亦划成若干坊，不论坊或市，都直接听命于官府，束缚于封建统治的牢笼之中。至于有县以上治所的城市，将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封建社会在有宋一代，它的统治力量还是强大的，它的发展非常成熟、完整，能够不断调节自身的统治功能，把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新事物，纳入自身的运行体系之中，而不使之成为对立物，草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市发展道路的根本不同之点。

从中国古代城市的本质来看，历来是各级封建统治中心的所在地，不论是郡县制，或者州县制，都是用城市去统治农村。宋代镇市的形成，作为封建统治的一部分来看，只不过是把以城市为统治的中心点下移一个行政层次，分布更广罢了，当然这也是封建统治的加强。因此，人们不仅应当看到草市的巨大成绩，看到它的积极一面，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国外有些学者看到草市的巨大发展，看到坊市合一制的出现，就把宋代城市与资本主义近代型城市相提并论，那是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

总而言之，宋代草市的兴起加强了整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大草市形成镇市增加了城市的层次，环城之草市扩大了各原有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元、明、清三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前，都是按照宋代城市的模式发展演变下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突破，由此可知宋代城市对后代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