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说，3月28日，星期六，郑斌到了大里山铁矿。

郑斌是头天半夜到的玫瑰市，因为事先有联系，郑斌在矿招待所坐上矿上的送货卡车，赶夜路，早上到了矿上。

郑斌先到财务处，盛源公司的100万货款确认已经到账。他又去储运处，储运处的朋友告诉他，盛源公司的货昨天已经发运了。郑斌拿到铁路货运单、提货单等各种手续，再到财务处对账。

因为铁精矿是散货，每次盛源公司和大里山双方确定一个金额。但实际的发货数量，要装货以后经过过磅才能确定。货多一点，盛源就欠款；货少一点，大里山就欠货。

因为数额不会太大，双方并不及时清账，而是记下每次欠款或欠货的金额，到年底一次性打通算账，多退少补，把账做平。

财务处经过算账，大里山这次多发了17000多块钱的货，也即盛源欠大里山17000多块钱的货款。财务处手写了一份“欠款告知书”，郑斌把这份告知书带回去交给公司财务科就行了。

这样，郑斌这一次的业务就算是办完了。

我国是1995年5月1日起才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的，那时星期六还是上班的。所以郑斌要紧赶慢赶地赶到星期六到大里山。如果运气好，一天可以办完事，星期天就可以再赶回去。

然后郑斌去拜见陈正矿长。在简单谈了一些业务工作以后，郑斌拿出一份《深圳特区报》给陈正。

陈正仔细阅读那篇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他放下报纸后喃喃自语：“终于见报了，终于见报了……”

陈正打电话叫来矿办公室主任，要他把那份报纸给矿领导传阅。郑斌忙说，他在深圳市面上买了100多份《深圳特区报》，全都带来了。然后把装报纸的蛇皮袋子交给矿办公室主任。

陈正很高兴，要主任先给部里传真一份，然后派人给省厅送20份，矿上领导人手一份，其余的分配一下，看够不够矿上每个部门有一份。

主任走后，陈正说：“这件事，民间在传，官场也在传。

小平同志南巡是真的，南巡讲话也确实是有的，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正式的消息。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见报，就连口头吹风也没有。但在民间都有手抄本了，官场上也都在看手抄本。

这件事为什么要掩盖呢？要掩盖什么呢？是什么人在掩盖？掩盖得了吗？

看看现在宣传的调调，不是反右，就是要警惕和平演变，这不都是斗争语言吗？都过去十多年了，可有些人就是念念不忘。

看看小平同志说的多好。既有‘左’也有‘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就是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哪里有什么‘右’，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出几个来；但是‘左’的东西一大堆，甚嚣尘上。

还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说的多好。这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大工业时代的理论延伸。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如果不发展，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而且还会增加新问题；如果发展了，现在的这些问题，将来可能就不是问题了。

陈正洋洋洒洒的说了半个多小时才收住口。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打开文件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大小的纸片递给郑斌。

郑斌一看，很惊喜的说：“矿上发股票了？”

这张纸片比100元的人民币略大一点，是一张股票。

在股票上方的正中写着：雪松省大里山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下面的小字写着：华国人民银行雪松省分行1992年3月4日批准。

再一行小字写着：股份总额3000万股。每股金额人民币一元整。总计金额3000万元整。

中间的大字写着：100股。

下面的左边是董事长陈正的签名和印鉴。右边写着：股东，后面的空白处是股东签名的地方。

最下面一行小字写着：发行日期：1992年3月19日。

在这张股票上斜着盖有一个红色的长方形印章，写有“样票”两个字。

陈正也很高兴：“冶金部属的大国企还没有发行股票的，这次是冶金部选大里山铁矿作为试点。

这次要打破头啊，谁不想发股票。

这次我们大里山能够拿到试点，也有你郑斌的一份功劳。

那年你发现外商的那个特殊装置，后来与外商谈判索赔，再后来你又给钱部长写信，几件事给部里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这次我们虽然跑了不少门路，但总算有个好结果。”

陈正介绍，大里山铁矿总资产为3.9亿，矿山主营业务2.3亿。这次以2.3亿主业为主体发行股票，欲发行社会流通股3000万股。

那个时候的股票都是纸质股票，分为两种：簿记劵式股票和实物劵式股票。

实物券式股票，即投资者买了股票以后。要在股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拿到证券登记公司进行登记。如果要转让，转让人与受让人要一起去登记公司做更名手续。大里山铁矿发行的就是这种股票。

簿记卷式股票，即把投资者的姓名及所持股份数记在一个名册上。这种股票主要用于内部职工股或者大额持股的投资者。这种股票在交易转让时手续比较麻烦，故一般企业少用。

1994年，证监会推行无纸化操作。投资者把自己所持有的已上市公司的纸质股票交给证券登记公司，证劵登记公司清点后，会给投资者开立沪市或深市的账户，以后的买卖交易就全部电子化了。这样就提高了交易的便利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效率。

纸质股票就此退出了我国的证券市场。

在当时，国家并没有成立证监会，没有一个统管全国股票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央领导对股票和证券市场还处在一个“看”的阶段，或者说是“允许试”的阶段。

发行股票的权力在各省，具体执行部门就是人民银行和省体改委。

股票上市的批准权在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

后来的人们一说到原始股，就眼冒金光。可在当年，除少数成为金元宝以外，大多数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

当时发股没有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发行股票，就成了一桩没有成本，没有风险，稳赚不赔的暴利生意。

那些太子党、公子哥、太太小姐们疯狂地深度介入。拉一家企业，找个领导发个话，企业就发股了。然后把股票卖出去，企业赚一笔，他们捞一把，后面的事就不管了。

很多人以为买原始股可以发财，纷纷倾囊购买。如果运气好，所持股票上市了自不用说，但大多数企业根本上不了市。

按照规定，没有上市的公司股票不能在证券登记公司登记，也就是说这些股票没有一点法律保障。

那些上市公司也看到了这里面的漏洞。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把那些买他们公司股票的人看作是投资者，而看作是给他们送钱的傻子。他们不会向投资者报告企业经营情况，更不会给投资者一分钱的分红。

其时，上面的政策也是无理，不是制约发股的企业，而是制约无辜的投资者。频繁发布政策，限制这一类股票的交易，使这些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成了不能交易的死股。不仅坑害了投资人，还严重限制了多层级股票市场的发展。

当时成都的红庙子股票市场，就是自发形成的为这些未上市股票进行交易的市场，后来被取缔了。

由于法律的缺失，投资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90年代初期以前发股的企业，后来很多都破产倒闭了。可在破产清算时，这些投资人都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

在那个从混沌走向清明的年代，到处都是机会，但也可能步步都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