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胡宗南送汤恩伯到飞机场，握住他的手，说：“恩伯兄，一路顺风，你我生于乱世，方显英雄本色。校长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完成，就是打响了向日本人发动大反攻的信号。我也准备闪击延安，消灭共党首脑机关，完成党国赋予我等的重任。”汤恩伯说：“宗南兄，祝贺你。庆功会上，汤某向你敬酒祝贺。”
送走汤恩伯后，胡宗南回到官砥，思考着与蒋主席商量的闪击延安的部署。他心里明白，此时闪击延安，国内压力很大，国际上也站不住脚。时朱毛周三人皆在延安，闪击也非易事，因而他非常谨慎。
那胡宗南字寿山，生于一八九五年，浙江镇江人。黄埔一期生，在校期间是高材生，非常受到蒋校长的器重，曾是孙文主义会的骨干份子。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营长。北伐时，他屡建战功，升迁很快。淞沪战役时，他在黄埔军校中第一个升为军团总指挥，受委员长指令，他率部参加崇山、杨行、刘行一线的战斗。他不辱使命，精心组织，认真部署，顽强杀敌。委员长要他守住阵地七天，结果他死守阵地四十三天，成功地为国军的攻守和有效的撤退创造的条件。他军功很大，在国军中广为流传。此一役，胡部战死受伤营团长以上的军官一百二十多人。淞沪战役后，胡宗南率部回到关中，主要任务是防守黄河防线。防止日寇从同浦线南下，并屏障川蜀，保护后方的安全。胡部兵力多，但防线也非常长。其防线东起陕州，北到宁川，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黄河东面是山西，阎锡山在此布下重兵，第十八集团军的三个师也在这一带。西岸是毛泽东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中心地——延安。尽管日寇极为嚣张，又多次对敌后进行扫荡。但在这里，他一点儿也不敢用兵。后，胡部增兵到四十万，名义上隶属于蒋鼎文的第八战区，实际上胡听命于中央军委。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军援大量进入我国。胡的三个集团军第一批接受美援。现在，胡宗南部兵强马壮，装备精良。
蒋委员长《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后，胡宗南拜读多次，颇有感念。打算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闪击延安。送走汤恩伯后，他不久便来到洛川，召集高级军事会议，研究进攻延安的方案。在作战会议上，他要求蒋鼎文的第八战区拨出军队搞后勤。因胡对八战区的训练和装备特别是战斗力看不上眼。但胡的判断又失误。他在调兵遣将时，早被中共领袖们觉察。毛泽东急调三五九旅回陕，连同肖劲光的留守兵团共两万多老八路保卫延安。毛泽东犹恐不能对敌，又调贺龙的一二零师紧急回陕。为揭露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电令在重庆的林彪、叶剑英向重庆各界公布陕甘宁边区的现状，公开呼吁国共双方一致抗日，反对内战。到了七月四日，延安及全国各界纪念抗战六周年之际，胡宗南下令部将钟松炮轰中共关中分区。九月九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三万多人的大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表演讲。他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为保卫解放区而奋斗。同时，刘少奇又将毛泽东反摩擦的十六字真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作为延安反摩擦的口号。
延安的举动早已传到重庆的蒋主席处，为避免国际风波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斥责，蒋主席电令胡宗南放弃进攻延安的计划，并令胡宗南赴重庆，参加三青团总干事会。胡宗南接电报后，心里很不以为然，对部将钟松等人说：“老头子不知是怎么搞的，放着共匪首脑不铲除，却叫我去开什么‘三青团’会，真是老糊涂了。”哪知这话竟被宪兵团的刘开听了进去，马上电告蒋主席。等到胡宗南到达重庆飞机场时，侍从室接待的人对他诡密一笑，胡宗南哪知其所以。
作为高级心腹战将，蒋主席在官砥候着胡宗南。当胡喊“报告”时，俞济时走了出来，领他进去。蒋主席坐在沙发上，没转身，说：“就座吧。”胡敬礼坐下。蒋主席笑着问：“宗南，你看我这老头子糊涂了吗？”胡宗南大吃一惊，本能地站了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说：“校长，学生不知你的意思。”蒋主席说：“叫你来开‘三青团’总干事会，你当着钟松等人的面，说我老糊涂了。你应该明白，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我老后，有你们这批人支撑国家之大厦。你们之后，谁来支撑？那就是未来的下一代。为国家民族之大计，革命的担子要一代代地传下去。因此，我们要关心青年人，要引导他们理解三民主义，自觉地走三民主义的道路。懂吗？”这一下，把一个胡宗南吓得冷汗直流，幸好蒋主席坐在那里，既没有追究这件事，也没有看他。稍隔一会，蒋主席说：“好啦，年青人嘛，发句把牢骚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后说话注意场合就是了。唔，站着干嘛？坐下，坐下好说话。”
老实说，作为最悌己的心腹大将，蒋主席是不会为胡宗南一句冒失的话产生记在心上的。就黄埔军校的学生而言，蒋主席对待他们，心胸还是很宽阔的。更莫说自己的得意门生了。开完“三青团”总干事会，蒋主席命胡宗南、陈诚、张治中、康泽等陪同，吃了一顿饭，又命俞济时陪同胡宗南到机场，予以送别。
诸君要问，“三青团”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作为国民党的总裁、民国政府主席的蒋中正，见很多热血青年、中专、大专学生自愿上前线，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心切，便与陈诚商量，如何才能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在探讨中，陈诚提出最好在党内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作为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为青年、为学生树立榜样，并吸收青年人参加这一组织。这样，将有大量的青年为党国抛头颅洒热血，既可以提高青年的爱国心，又可以提高全民族特别是青年们的抗战漏*点。陈诚对蒋主席说：“毛泽东的共产党设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很多学生放下书包，跑到延安去了。我党是信奉三民主义的，为何不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呢？三民主义青年团主要在青年、学生中发展，首先是在陪都的大中专青年中去发展。只要引导得当，我认为这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以后，我党发展党员，也要从‘三青团’中去吸收。这样，对于我党的威望也有进一步的提高。校长，您能否抽出百忙，亲自抓一抓？”蒋主席听后，很高兴，说：“辞修，你的意见，我非常赞成。我看这样吧，就由你、文白、康泽，再加上经国，去办吧。先成立总干事会，让胡宗南也参加进来。”
既然“三青团”由陈诚、张治中、蒋经国三人负责，总还得有一个章程，作为军委会的政治部长的张治中，当然首当其中。这天，他找来陈诚、俞济时、林尉等人商量，看如何使章程更进一步具体化。四人商量后，草拟了章程，交给蒋主席过目。蒋主席对张治中说：“文白不要多虑了。若需商量，只管与辞修、经国探讨一下就行了。这事我看就由你来具体的负责吧。”张治中说：“主席，我主要的顾虑是……”蒋主席不禁笑了，问：“文白，这又是为什么？但说无妨。不必吞吞吐吐的。”张治中说：“有的同志担心与戴笠的军统局和陈立夫的中统局混淆。”蒋主席说：“具体工作千差万能别，哪来混洧之说。唔，戴笠的军统有哪些不好？要是没有军统和中统，对日情报如何有如此大的成就。‘中美合作所’成立这几年以来，对日情报有了很大的进展。文白呀，你要向不理解的同志多作解释工作。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同志不知惩治了多少卖国汉奸，傅筱庵、唐绍仪，他们身居高位，掌握着我军大量的秘密，可他们后来竟投靠了日本人，没有军统和中统，这些人将对抗日带来多大的危害啊。不要听有的同志危言耸听。‘三青团’的事，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办吧。”
上文说到唐绍仪当汉奸，确实也有费解之处。那唐绍仪是中国近代的国务活动家。他生于一八六0年，袁世凯窍取临时大总统后，任第一任总理。袁称帝，唐级力反对。后，唐又任护法军政府部长。一九一九年任南方军政府总代表与北方徐世昌的军政府代表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未果。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欲拉拢唐为其新成立傀儡政府的首脑，遭到唐的严词拒绝。由于日本大特务的频繁来往，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的怀疑，一九三九年，唐被刺杀于家中，年七十九岁。
在陈诚、张治中、蒋经国的大力宣传下，三青团的工作发展得很快。张治中还把一九三八年公布的《青年训练大纲》和《训练纲要》重新进行了修改，并在培都各大报上予以发表。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大中专学生进行了学习。其中的“四维”、“八德”，国民党义、《四书五经》作为大中专学生的教科书，学生除了学习科学外，还开设了《公民》课程，使他们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树立爱国的思想。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七月，经蒋主席同意，国民中央政府发表了《告知识青年书》，提出了“一寸山河一滴泪，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不久，蒋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发起青年学生的从军运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爱国青年积极参军，奔赴日前线。为此，蒋主席还任命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黄少谷等组成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又任命罗卓英为部长的青年军编练总部。
针对学生的爱国漏*点，陈诚建议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大中城市的大中专学生中招收一些学生入伍。这一号召的发出，竟有十五万大中专学生报名。陈诚亲自进行筛选，从中录取十二万五千人入伍，组成了九个师的青年军。在重庆的在校大学生中，还有被录入宪兵部队的，特种兵部队的也不少。经过严格训练，九个师的青年军战斗素质提高很快。正准备赴抗日前线时，前方传来日军宣布投降的消息。鉴于陈诚要协助蒋主席处理军国大事，三青团由蒋经国具体指导。后，蒋经国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又将这九个师缩编为五个师，未经整编的送回学校，完成学业。
青年军的五个师战斗力很强，抗战后，国共两军再度反目成仇，在与解放军对战中，显示出独特的威力。此为后话，以后还要说。
如今且说民国中央政府主席蒋中正将史迪威赶回美国后，迎接了前来接替史迪威职务的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魏德迈．索尔登。蒋魏二人一见如故，合作十分良好。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廖耀湘的第六军已空运回国，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指挥部队向日军占领的八莫城发动了猛攻。守城的日军只有六十个人泅水逃往南坎。孙立人命二十二师师长李涛、十四师师长龙天武猛攻南坎。日军被全歼。到了三十年的一月末，新一军与滇西地区的中国远征军会师。在中国境内的远征军也于五月十日强渡怒江。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进攻龙陵、芒市。霍、孙二将军奋勇杀敌，分别获大胜。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日军驻中国西南边境重镇的畹町被攻克，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胜利会师。
至此，中国远征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极具艰苦的战斗，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缅北地区全部解放，中印公路打通。
蒋主席在重庆，接到了陈诚和孙立人关于缅北战事大捷报告，十分高兴，他命令全军予以嘉奖。为了纪念史迪威在中印公路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蒋主席把这条公路取名为“史迪威公路”。蒋主席的这一举动，远在美国的陆军上将史迪威十分感动，美国政府也为之震动。而这一做法，蒋主席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形象又高大起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一辆满载美国物资的大卡车到达昆明。大街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群。那人群里，蒋主席、罗斯福的大幅画像，被人们高举着。“蒋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车队经过闹市区，昆明百万民众载歌载舞，欢庆这一伟大胜利时刻的到来。从这天起，每天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物资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各大战区。
按照蒋主席的命令，远征军司令部改为中国陆军司令部。总部设在昆明。蒋主席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萧毅肃为总参谋长。在昆明的陆军共辖四个方面军。他们的主官是：
第一方面军总司卢汉副总司关麟征黄杰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副总司令夏威邓芝龙
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副总司令霍揆彰张云中
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副总司令夏楚中彭位三
其外，还有杜聿明为总司令的昆明防守军司令部，其部下辖号称国军的五大主力部队。他们是：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第十八军，军长，胡琏。
现在，“史迪威公路”成了中国外援物资进入内地的最重要的交通线后，蒋主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想起这几年与史迪威的恩恩怨怨，他心里也不好受。老实说，如果不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自己与史迪威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哪知事业上的冲突，引发为私人之间的矛盾，确实不应该。应该冷静地坐下来，与美国人详细地讨论自己国家的事情。但蒋主席的观点仍是很鲜明的，只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其它问题都好商量。
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是上年的九月到达重庆的。他一到任，就目睹了史迪威和蒋主席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他建议撤掉史迪威。而赫尔利的重心是放在统一中国境内的国共军事力量上，但他又哪里会料道到，国民党的蒋总裁，共产党的毛主席，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会轻意地放弃自己的观点的，更不可能将取得的权力拱手交给别人，更何况受一个外国人的摆布。
抱着这一目的，到中国没有多久的赫尔利便着手解决国共两党之间最敏感最棘手的几个问题。第一，国民党及其蒋主席集团放弃反共立场，承认中共武装及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合法权利；第二，实施政治民主，国共两党的军队皆国家化；第三，融合后的两党军队得到公正的待遇；第四，选举产生出公共认同的政府，受到牵制作用，并接受舆论、司法的严格监督。赫尔利心里非常明白，如果做不到上述几点，国共合作将是一句空话。这位娴熟的外交家、政治家确实敢想敢干，你看他立即就此奔波了起来。
还在年初，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就向毛泽东转告了蒋主席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口信。毛泽东听后，对郭仲容说：“我们会认真考虑蒋委员长的这一邀请的。”到了八月，毛泽东会见了郭仲容，说：“我党已决定派林伯渠先生赴渝与贵党谈判，行期在三月二十日后。”在四月二十五日的书记处会上，周恩来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的政策主要是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十大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应当和缓。”毛泽东说：“恩来说得对，蒋介石既然已经发出了邀请，我们不能不去。但也不能盲目地去。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威胁他们。我们对中间派也要进行民主宣传，争取他们的同情。对美英不同，主要对他们宣传抗战，还要求美英派代表驻延安。”
四月十九日，中共特命全权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等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初步会谈，无果，转到重庆继续谈判。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电告林、王二人，要他们第二天便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向报上发表，并将文件交给张治中和王世杰，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两党悬案有十七条之多，全部由林伯渠提出来，而最为敏感的是军队问题，谈判中，双方代表各执立场，谈判毫无进展。后，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将十七条改为十二条，并电告林、王和伍云：“如国方仍不接受此意见，将大白于天下。”然而，国民党方面仍不同意。
第三轮会谈是六月五日，张治中、王世杰抛出《中共中央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其中对中共的军队的规定就有：“第十八集团军及其一切军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名定之。”张治中和王世杰二人宣称，此方案不容更改。林伯渠拒绝此方案，谈判陷入僵局。林伯渠只好留在重庆，与国方随时进行谈判。
不久，日军发动了豫湘黔桂战役，正面战场大败，一直到十二月初，此战役方结束。
赫尔利到中国后，抱着合解的目的，约见了林伯渠、王若飞等。在会谈中，赫尔利抛出的自己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统一，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林伯渠当即表示接受美特使的调解。赫尔利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这一和平使者将在中国扮演古代苏秦的角色。
回到寓所后，赫尔利在秘书的协助下，拟出了《五点协议》，其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期能打败日本，并解放中国。
二、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及所有军队的统帅。
三、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与发展民主政治。
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使之成为合法之政党，所有在国内的政党，将予以平等、自由、合法的地位。
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支军队。中国共产党之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编后，将依其阶级，享受相同军队之待遇，其各单位之军火军需之分配，亦将享受相同的待遇。
赫尔利的《五点协议》交给蒋主席。蒋主席看后不禁笑了起来，对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说：“布雷先生，这是美国佬的《五点协议》，你拿去，给他加点味道，读起来必然上口得多呢。他不会知道中国语言之丰富。这任务交给你来完成，是最好不过的了。你与文白商量，明天我就约见赫尔利。”
陈布雷找到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五点协议》交给他。
张治中看后，说：“委座的意思是怎样的？”陈布雷说：“委座让我们给他做点文字游戏。”张治中笑着说：“做文字游戏是你布雷先生的拿手好戏，你就按委座的想法办吧。”陈布雷说：“我刚才看了，只将几处稍微改变一下，意思就全变了。第一条，把‘解放中国’改为‘重建中国’。其意思是把抗战的有些事情延长到战后去解决。第二条，把‘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主席及所有的中国军队之统帅’改为‘中国共产党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目的是分出中央与中央领导下的区别，肯定我党的政治地位。第三条的文字作适当的调整，使其意思更加明确。第四条放在最后。第五条放到第四条的位置。内容修改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其意思为：中共只是合法政党中其中之一个，必须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张治中听后，笑着说：“布雷先生，你这一改，意思将大变，赫尔利会同意吗？”陈布雷说：“赫尔利这个美国佬能看出其中的奥秘的话就不会这样改动了，他看不出中国文字的内涵。翻译时对修改的内容作解释时，尽量做到尽善尽美，还怕他赫尔利不上钩。”
赫尔利接到侍从室转给他的《五点协议》，只见上面的内容改变为：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来统一中国的一切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原则，双方遂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民主程序的发展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支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编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水和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份在军器和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的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的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拿着经过修改了的《五点协议》，仔细地看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修改后有什么新奇之处，“也不过如此罢了。”但他又哪里知道，这已是偷梁换柱了。他赫尔利有眼难识其中的奥妙。为此，他怀着高兴的心情，揣着这份协议，乘专机到延安，让毛泽东签字认可。
这一天是十一月七日，正在延安参加整风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听说赫尔利到了，连忙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前来机场迎接。看到赫尔利穿着考究的将军服，又配有大量的勋章，周恩来不知是何级别，连忙问包瑞德。包瑞德说：“他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将军。”周恩来一听，按照外交礼节，应该毛泽东也来迎接。他连忙吩咐龙飞虎，请毛泽东到机场。经包瑞德介绍，赫尔利见到了中共的最高领袖们。
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当天，便到各处走走看看，由于有周恩来和包瑞德的陪同，兴致很高的赫尔利被延安的景象给吸引住了，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边区人们的精神面貌。到处都有嘹亮的歌声，小孩在唱，大人在唱，赶着羊群回家的老人们也在唱。机关工作人员下班后，嘴里哼着歌曲回家。好象那黄土高原成了歌的世界一样。
第二天，中共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赫尔利就组成联合政府之事进行了会谈。美方是赫尔利和包瑞德。周恩来叫了一名翻译和一名速记员参加了会议。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赫尔利对毛泽东说：“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派，代表美国总统罗期福来到贵国，作为他的特别代表，我的主要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但我要声明一点，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是促进双方的统一，我要做一些如何加强打败日本的事。这些事，只要国共双方领袖都能接受，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希望毛先生能够顾全大局，能够把我们共同的事情办好。我来时，已同国民党的蒋先生达成协议，他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贵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它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蒋先生还承认共产党人参加军委。共产党的军队将获得与其它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毛泽东听后，说：“首先，我党非常欢迎特使先生的到来，更欢迎先生为抗日的事奔波。我党历来都注重国共两党的精诚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当然，我党也非常重视与美国朋友的合作，对于特使先生的意见，我们也非常重视。”通过翻译，赫尔利听了毛泽东的话，十分高兴，便将在重庆拟定的经过国民党修改的而赫尔利又无法识破的《为着协议的基础》，逐条地念给中共领袖听。赫尔利刚读完，一直耐着性子听的毛泽东便问：“赫少将刚才念的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说：“这些观点是我本人的意见，贵国政府方面同意的。”包瑞德连忙纠正赫尔利的话，说：“毛泽东先生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你的还是蒋介石先生的。”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思，后来蒋介石先生做了若干修改，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毛泽东说：“赫少将刚才念的五条，我党要认真研究。今天上午就休会吧。下午再与赫少将研究这个问题，好吗？”
下午的会议，主要是毛泽东发言。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的美国朋友和已有一段时间的包少校就知道得很清楚。中国有丰富的人力和财力，我们所需要的是团结。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转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有的中央政府。但我必须告诉赫少将，对于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总是想拖，拖到抗战后来解决这些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延长或扩大，国民政府恐怕到时已有崩溃的危险了。”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危机，是由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和腐败的机构所决定的。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掉哪个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过，我要声明一点，我们愿意与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条件是不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如果这个条件不存在，即使这个问题解决得快一些，或者慢一些也可以。但要破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毛泽东对赫尔利所提出的五条意见，提出了他的主张。只听毛泽东说：“赫少将带到延安的五条意见，有些是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观点硬塞进去的，我看有必要把它公正过来。先谈第一条，中国政府应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其它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因而，在‘中国政府’后面加上‘中国国民党’。变为‘中国政府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工作。’本条的其它内容不变。经过这一修改，表明了国共两党同志间的平等地位而没有隶属关系。第二条，关于军队的问题，必须是改编后的政府来领导军队，而改组的政府又必须由中国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当然，军事委员会也应当改组为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三条，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建有民有、民享、民治的主张，不仅中国共产党要拥护，组成起来的联合政府内的一切政党也包括国民党都应该拥护。因此，将有限制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主义的词句划掉。同时，作为中央之政府，此条应将思想、出版、集社等自由写进去。第四条，有较大的片面性，对军队的管理，由政府统一进行，不应该只提共产党的部队。应是所有抗日军队在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就是军事委员会也应在联合政府的领导下组成，最后一条，联合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一切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因此，联合政府不仅承认中国共产党，也要承认中国国民党和其它政党的合法地位。赫少将，这是我党对协议的意见，希望少将予以采纳。”赫尔利听了毛泽东对《协议》的修改和补充，再与自己从重庆带来的条文一比较，觉得毛泽东说的很公正，既合情也合理，分寸适当，极易对方接受。他感到很满意。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二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谈，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提出了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说：“修正后的草案我认为是很公正的，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促使蒋介石接受这一方案。”然后，毛、周同赫尔利就具体联合步骤进行协商，毛泽东说：“赫少将到重庆后，可以把我们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就非常好了。”赫尔利说：“如果毛先生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之国格保证毛先生及随行人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了，现在由美国朋友出面，又经赫少将的调停，这一好机会，当然不会错过了。如果能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没有多大的争论了。就是说，双方见面前，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样，工作就有序得多。”赫尔利说：“这次的协定，中共方面提出了不少的意见。毛先生，你是否在协定上签字。”毛泽东说：“我同意签字。”赫尔利说：“那我也签字。题目就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就签字，不知蒋介石先生能否在协定上签字。”包瑞德说：“蒋介石先生如果拒绝签字，责任就在他身上。”
当天晚上，毛泽东以中共第一领袖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他就《国共协定》内容向与会者作了通报。会议批准了这个文件，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协定上签字。
赫尔利在延安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议定协定后，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签字。毛泽东也签了字，并留有蒋主席签字的位置。协定由赫尔利带到重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也随机抵达重庆。
这次延安之行，赫尔利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认为做了一件非常成功的大事。回到重庆的当天下午，他拜访了蒋主席，将与中共谈判的结果呈给他。蒋主席接过来一看，见赫尔利与毛泽东也签了字，便详细地看了起来。只见协定上有：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
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击败日军和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为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集社自由、向政府请求评议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贫困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有党派的合法权利。
蒋主席看完上述五条协定，心里对赫尔利直骂：“这个美国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蠢猪，他蠢得来已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这个蠢猪根本不了解中国语言的丰富性。”虽然心里在骂，但蒋主席仍和颜悦色地对赫尔利说：“感谢特使先生对中国事情的奔波、劳累。中国人民会记住你这位和平使者的。不过，特使先生，你被毛泽东、周恩来哄骗了。也就是刚才子文对先生所说的‘你上当了’。先生，从两党的存在来说，是平等的，确实没有主次之分，但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边区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中央政府领导的两支军队。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改组国民政府，是中央的事情。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是正确的，但不能对中央政府进行干涉，更不能要挟中央政府。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抗战，没有也不应该分为政府军和共军。中央政府已将中共的军队改编了七年，并长期发给军费。对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新发展的军队，政府允将收编，而毛周等人所拟定的五条协定，完全是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哪里在顾全大局呢？特使先生，你这不是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当了吗？”听了蒋主席的话，赫尔利怔在那里，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他感到一阵迷茫，但他又看了在延安的《五点协定》，又觉得合情合理，秘书提醒他，他才从沉思中醒悟过来，但他又无活可说。他这才看出了蒋主席和毛主席的厉害性，他只好悻悻地起身告辞。蒋主席见赫尔利一副尴尬的样子，暗示夫人出来打圆场，送他出官砥。
要说赫尔利，在美国也算是绝顶聪明的人。但那蒋毛二伟人又是何等聪明绝顶之人，赫尔利只好承认自己在中国难以斗倒任何一人。但他夹在蒋毛二人中间，又必须表明态度。这时的他，变得谨慎起来了。蒋主席和夫人送他出门时，他仍陷入沉思与极度尴尬之中。
第二天，赫尔利再次拜访了蒋主席。蒋主席向赫尔利就国共两党的事提出了反建议。经反复商讨，赫尔利终于被宋子文、宋美龄那娴熟的英语阐述的立场所打动。他表态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行动。
国共两党也应该坐下来谈判了。主持人当然是赫尔利。这天，中共代表被应邀来到赫尔利的寓所，参加三方会谈。赫尔利将蒋主席的三条反建议转给了周恩来和王若飞。周恩来接了过来，见这三条反建议的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国家。
周恩来看完后，便将三条反建议搁在桌上，问：“特使先生，蒋介石先生对联合政府的态度如何？”赫尔利答：“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周恩来说：“特使先生，我问的是成立联合政府的事，蒋先生的态度怎么样，希望你能直面回答我的问题。”再也不能答非所问了，赫尔利只好告诉周恩来。不想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赫尔利知周恩来不好惹，连忙追了出来。不因为这，有分教：壮士仗义，肩担大任于人间；英雄喋血，杀尽不平方太平。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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