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武汉沦陷的头一天乘飞机离开汉口。本来，汉口到重庆只要很短的时间。但头天晚上，蒋委员长将中共领袖毛泽东九月二十九日给他的信转给了冯。冯心里很不是滋味，揣不透委员长的心思，因而上飞机后，利用短暂的时间，将毛泽东的信展开，重新细读了起来。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有：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同志回延安称颂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战争，凡我国人无不敬仰。十五个月抗战越挫越奋，再接再励。虽然日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以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中央六中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其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且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和扩大抗日的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然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者，策动不利于全国统一之破坏之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的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尤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的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的阴谋破坏，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的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坚决相信，国共两党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日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南。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用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以民族革命之礼！
飞机快要降落重庆机场了，冯玉祥看毛泽东的信，已是第五次了，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他不禁自语：“毛泽东非凡人也。今又在中共独掌军政大权，必有大的作为。大凡中兴之主，必祥光萦绕。将来统驭中华者，蒋毛之中，何为英杰，将难预料呢。如有机会，可与此人一抵足长谈。”
毛泽东原在中共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何说他独掌大权呢？其实，笔者因淞沪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只好将中共内部发生的事暂时搁下来，而今说到冯玉祥看毛泽东给蒋委员长的信，方将前事予以补出。
毛泽东现已成为中共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虽然张闻天仍名义上作为中共的总书记，但共产国际已明确表态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展开工作。现张闻天仍处理党内日常事务。中共的另一领袖王明（即陈绍禹）回国后，在武汉工作时期，已被毛泽东、张闻天电召回延安。事情的经过还得从抗战初期说起。
那毛泽东自西安事变后，在党内的威望日渐上升，现已超过了张闻天。虽然位高权重，他仍十分爱惜人才。当张国涛分裂中央的事实在陕北公开后，党内部份高级将领主张严肃处理，至少也要开除党籍，而四方面军的王树声、许世友等高级将领则抵触情绪很大，毛泽东、周恩来予以一一化解，这些高级将领转而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对张国焘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对张的职务仍安排很高。他耐心地说服其它同志，只听他在政治局对张闻天等人说：“国焘国志所犯的错误确实严重，但我们应看到，只要我们加强教育，使国焘同志从心里改正错误，真心拥护中央。并且在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我想，他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毕竟是老同志嘛。”张闻天说：“老毛，你确实心胸开阔。张国焘另立中央，主要是针对你的。既然如此，我看就尊重老毛的意见吧。”毛泽东笑着说：“洛甫同志不愧为明君。我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特别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都要加强团结。国内战争已经停止，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就要形成。与国民党谈判整编红军的时候就要开始。现恩来在西安与顾祝同也谈了多次，虽然没有形成最后决议，但为期也不远了。不如将恩来请回延安，大家商量一下，如何适应全面抗战的新形势。”张闻天说：“老毛说得很对，恩来回延安以后，大家多想些办法，再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说话间，全面抗战爆发。毛泽东见周恩来在南京就红军的改编问题上与蒋委员长的谈判迟迟不能签订协议，便致电周恩来，准备自行改编红军，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周恩来在庐山，向国民党宣传部长张冲阐述了中共自行改编红军的决定后，张冲连忙告诉了蒋委员长。此时，淞沪会战正紧张地进行，委员长指挥前线作战也非常紧忙，哪里有时间与中共讨价还价。因此，他对张冲说：“淮南，你去对周恩来说，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红军立即改编，奔赴抗日前线与日作战。”就因为有委员长的这句话，使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才能得以完全发挥。
毛泽东改编红军后，立即命林彪、贺龙、刘伯承各率本部赴抗日战场。为使自己的战略思想得以贯彻，他对八路军的行动随时予以指导。而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又忠实地贯彻了这一战略方针。
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蒋中正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副之。毛泽东针对汪精卫提出的“中国打了败仗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论，提出了“克服投降主义”的观点。在与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上，可以这样评价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再加上周恩来又忠实地贯彻执行了他的这一方针路线，国共联合抗日的形势非常好。毛周二人又珠联璧合，携手奋斗，使中共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恰恰在这时，毛泽东到陕北后面临的党内最大的挑战也到来了。而他，也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回国了。
王明本名叫陈绍禹，是中共长期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那王明一九0五年生，安徽六安人。一九二五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九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三0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以反“立三路线”为名，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比李立三更加激进的政治纲领。
也就是的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错误后，王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与王明一起回国的还有王稼祥、秦邦宪（即博古）、张闻天（即洛甫）何克全（即凯丰）等人。这些人在苏联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因而对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很有一套。特别是王明，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有相当的造诣。同他一起回国的中共青年党员们，绝大多数都团结在他的周围。被称为“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对于李立三的错误，王明在中央，恰当好处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批驳。你看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工农出身的干部哪是他的对手。用王明自己的话说，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强行通过了王明抛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宣布了新的党中央成立。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王明、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项英、张国焘、陈云。王明赴共产国际时，指定秦邦宪为临时中央局书记。一直到遵义会议时止。
一九三五年的六月，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书记处候补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领导抗日。临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着重对王明等指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战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季米特洛夫指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抗战。”王明便处于如此条件下被共产国际选中后派遣回国的。
王明正要起身时，苏联领袖斯大林会见了他。会谈中，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地维护国民党长期抗战。
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领袖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冒着漫天大雪，伫立于延安机场，欢迎从共产国际选派的代表回祖国指导抗日。当王明和康生走下飞机时，张闻天等走上前去，同王明等热烈握手。毛泽东以惯有的诙谐说：“欢迎，欢迎！从共产国际回国的英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王明见面。张闻天曾在王明领导下工作，见到王明心里自然很高兴。只有那周恩来在欢迎丛中，心底里不免生出一绺悲哀。因周恩来曾与王明接触。六届四中全会后对王明更了解。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不得不在心底里多了一个结。但王明在众人的簇拥中，又哪里露出些微。毛泽东与王明以前未接触过，因此认为：“人才嘛，多多益善嘛。”
王明回到延安的第十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王明的报告与毛泽东的设想有很大的差距。毛泽东惊诧之间只好听王明说下去：
“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如何巩固国共合作的问题。我们党虽然没有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了日本。”
“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这是将来看力量的发展。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能吓走同盟军。”
显然，这是针对毛泽东的发言。张闻天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都不表态，也只好听下去。只听王明继续说：
“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
周恩来听到这里，正要起身反驳，回头见毛泽东用眼神制止他，只好不动。又听王明说：
“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要战胜日本是不可能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的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要注意。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这些话，对于王稼祥来说，是再刺耳不过了。但鉴于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发言反驳，便瞅着毛泽东。见毛泽东面露微笑，四目相对时，他好象悟出了什么。又听王明说下去：
“今日的中心工作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法组织群众。我们要维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也不要作无谓的牺牲。红军改编，不仅名义上改了，内容也要改。要大家一提到特区便感觉到特区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一部份。”
那王明振振有词地说了很多，别人犹可，毛泽东就受不住了。但王明是共产国际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共产国际在中共有很高的地位。与会者对王明的报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讨论中，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大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王明控制了整个会场。
毛泽东在会上没有作自我批评，但在会议的第三天，他发言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估计不足。统一战线工作总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而目前应该是和为贵。国共合作，大家有益。同时，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接着，毛泽东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是有的，不要说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要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就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关于八路军的独立问题，八路军和游击队应该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份，但要在政治上有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就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只看数量。在群众中力量会大起来的。关于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我们要批评的，这只是适合了国民党。我们在政治上要有号召力。”
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军队和领土，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军事，军队失败，领土不保。我党同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就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的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因此，洛阳会议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王明在会上没有提毛泽东的名，毛泽东在发言时也没有提到王明这个名字。但与会的政治委员们早已清楚两人在会场上已针锋相对了。这次会议叫做“十二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也有新的安排。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组成中共长江中央局，赴武汉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事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的领导。由于王明的回来，中央工作也有了调整。张闻天处理党务工作，毛泽东仍负责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代替周恩来负责。王明外出延安以前，由张闻天处理。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
作为政治局常委，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于十二月会议后，多次致电根据地的军政领导，要求各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减少摩察，团结抗日”的方针。这天，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发走了电报，正准备起草文件，王稼祥走了进来。毛泽东连忙请坐，又亲自给他倒水。王稼祥坐下后，端起茶盅，呆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看起来神情非常沮丧。那毛泽东是何等之人，早就瞧着了三分。于是，他爽朗地说：“稼祥啊，又在家里受气了，我叫子珍去批评她。”都这个时候了，王稼祥见毛泽东还有心开玩笑，不无担心地说：“老毛啊，会议结束这些天了，王明已赴武汉，是蒋介石专门邀请去的。而去时，你和洛甫又没有阻拦。他这次回国，与八年前的回国无不有相似之处啊。如果再出现四中全会以来那样的局面，岂不更糟。”毛泽东知王稼祥同属于“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之人，几年前对王明担任党的最高领袖打心眼里高兴，在红军长征后，就转变了观点。经王稼祥这样一提，毛泽东十分巧妙地问：“稼祥，我们同属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觉得王明同志的理论能指导全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吗？”王稼祥说：“老毛，我实在担心啊！如果王明取代洛甫，他就会以党令军令政，继续以党政军一身来发号施令，这样，我党的前途就模糊了。”毛泽东说：“那好啊，我和洛甫同志将会‘无官一身轻了’王明就累得够呛了。”王稼祥说：“我们党绝不能再重复以前的命运了。我想到莫斯科一趟，将中国的情况与我党面临的问题向共产国际作一汇报，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这确实很高明，但毛泽东仍不表态，只分外关切地问：“稼祥，你与洛甫商量过了吗？”王稼祥诚恳地说：“老毛，这些天来，我一直睡不好觉。为党国计，为我党的生存计，才来找你，如果你支持，我再去找洛甫。好吗？”毛泽东说：“稼祥，中国的抗战，以及抗战后的事情，都要以实际情况作出妥当的政策，处理纷繁复杂的事情。我党已经多次遭受劫难，再也遭受不起以前那种浩劫了。你去与洛甫商量后，再行。好吗？你打算几时走？”王稼祥说：“只要有你老毛的支持，洛甫那里我好说，我打算午饭后就动身。”毛泽东见王稼如此迫切，握住他的手，说：“稼祥，一路顺风。早回！”王稼祥回答：“老毛，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且说王明受委员长的邀请，来到武汉，向委员长如实汇报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精神，委员长十分赞赏王明的真诚合作，并挽留他在武汉工作，以便随时商讨抗战的事。王明很高兴地答应了。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等接着，王明对他说：“恩来，委员长对抗战确实是非常积极的。你看，淞沪战役，国军打得多顽强啊。要是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年的时间，日寇就会被赶出中国。”周恩来说：“王明同志，毛泽东同志对抗战作过精辟的分析，指出了抗战的持久性，现敌强我弱，几年间就能打败日本人，不大可能吧。”王明不高兴地说：“恩来呀，你今天怎么啦？不要把毛泽东的话当成圣旨嘛，事情总是发展变化的嘛。噢，恩来，我已答应委员长，留在武汉工作。我已经想好了，把中共中央驻武汉办事处与长江局合并，叫长江中央局。我担任书记，委曲你了，作副书记。恩来啊，你可要经常给我提意见啊。”周恩来说：“王明同志，这么大的事情，恐怕要向中央汇报吧。”王明有些烦躁，说：“这样吧，你以长江中央局的名义向延安发电，备个案就行了。”
在南京时，周恩来就筹备了一家由中共绝对领导的刊物，宣传中共的主张，以唤取民众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国民政府搬到武汉后，刊物《群众》正式挂牌出版。王明到武汉，经常撰稿《群众周刊》。
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很多事情便擅自作主。在《群众周刊》上，由他起草而又未经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出来。周恩来看后，大吃一惊，找到王明，问：“王明同志，你写的《宣言》没经中央政治局审阅就发表了，这不妥啊。以前，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都要经政治局集体研究后才能发表。而你这篇文章既没经政治局审稿，又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且与‘十二月会议’不符，就发表了，这如何是好？”王明看周恩来那样庄重、严肃，不禁好笑，说：“恩来，我发表了文章，你没意见吧。这是长江中央局，我又是书记。这样的文章我完全可以发表。”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好将王明发表的文章电告延安。
张闻天接到周恩来发回《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读后，好不生气，连忙来找毛泽东，正好毛泽东也看完，见张闻天进来，又见他手里拿着王明发表文章的报纸，便笑着问：“洛甫同志，你看完后有何体会？”张闻天说：“老毛，不要绕湾子了，你说咋办？”毛泽东说：“以个人名义发表中央宣言，是凌架于中央以上，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中央必须坚决制止。我的意见很简单：立即电告王明回延安。王明去汉时，中央再三招呼，见蒋后立即归陕。这下好了，他还自任长江局书记，并且把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与长江局合并，成立了所谓的‘长江中央局’，他自己任中央局书记。这哪里还把中央放在眼里。”张闻天见毛泽东一脸怒色，便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召王明返陕。
哪知王明接电报后竟置之不理，并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后，他又到武汉大学去演讲，大肆吹捧他的政治主张。由于王明的言论，国民党宣传部所办的《扫荡报》、《血路》、《民意》、《抗战与文化》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类似的文章，掀起了一党运动的观点。王明见此，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周恩来看了王明发表的文章，找到王明，问：“王明同志，《毛泽东先生与延安中华报其光先生的谈话》这篇文章是你发表的，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吗”王明回答：“这有什么，对国民党的错误言论，我还可以用洛甫同志的名义发表呢？”周恩来十分不满，说：“王明同志，你这样做会造成同志间的不团结。”王明听了，不禁火冒，说：“恩来同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周恩来十分气恼，沉闷地去了。
周恩来驱车来到委员长官砥，抗议国民党报纸对八路军的诬蔑。委员长见周恩来发怒，说：“恩来，我党对主义、信仰问题不限制对方。对各党派也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存在的意图，唯愿溶于一体。《扫荡报》等的言论，不能代表我党及某一个领袖。噢，国民参议会就要开幕了，我给贵党留了七个席位，就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来参加吧。哈，恩来，这可是你报来的名单，我们非常重视贵党的意见呢。”
时局一天天恶化，周恩来、董必武等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及政治局，请求召王明回陕。张闻天、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周恩来等的电报，以政治局开会的名义电召王明回陕。王明接电后，不知就里，收拾一下后，就回延安来。
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争取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说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是在词句上太让步，发表自己的观点太软弱。对国民党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不反对这个口号，也是正确的。”王明在报告中还说：“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的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对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的方针。”
由于王明作的是政治报告，政治局委员们听后进行了讨论，而王明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批判也达到了高潮。
第二天的讨论，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讲战争的长期性，中国抗战最后必然胜利，但必须战胜很多的困难。我认为中国的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最终还是失守，正规军作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的赤卫队和游击战有丰富的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战外战是相互交替的。日本包围我们，但我们也包围日本。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靠自己，自力更生。”张闻天作为总负责，对王明的报告不满。他说：“历史决定了国共要合作，两党中存在着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在争取领导权，在这个问题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太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的磨擦是奇怪的。我们的任务要开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忘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力量。巩固两党合作的原则下，求得共产党的力量巩固和壮大。”
毛泽东再也压不住心头之怒火，说：“王明同志在今天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了。”王明惊疑，问：“泽东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到武汉是去工作，不是去出卖共产党，也不是去投降国民党，我是去与蒋介石谈判合作抗日。你是一个老党员，请注意一下你的口吻。”毛泽东针锋相对，说：“王明同志说对了，我正是一个老党员才阻止你到武汉去。王明同志，党的纪律是不容忍任何人破坏的。当然，也包括你、我以及在座的同志在内。”张闻天说：“我完全同意老毛的意见。王明同志不要去武汉了。留在延安也可以搞统战工作。长江局由恩来同志负责。”王明大怒：“洛甫同志、泽东同志，我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没有别出心裁。”周恩来见双方争执不下，便说：“我看这样，王明同志到武汉再工作一个月即回陕。”张闻天拿眼看毛泽东，见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便说：“恩来同志的意见我赞成，王明同志到武汉后，一个月即回延安。”
这次会议又叫做“三月政治会议”由于王明的坚决反对，中央同意他到武汉工作。洛甫、毛泽东暗示周恩来：“长江局的工作你多做些，与国民党的谈判尽量不要王明插手。”周恩来领悟地去了。
王明回到武汉，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会议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张闻天看了周恩来从武汉拍来的电文，十分气愤，毛泽东知道后，冷哼了一声，对张闻天说：“彻底解决王明问题的时候要到了。”
这里，王明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政治局委员们无所适从。幸好，毛泽东掌握了军权，给远在山西的朱德、彭德怀发电指导战事，，军队仍朝毛泽东的思路前进。然而，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天，毛泽东给项英发出了新四军发展方向的电报，张闻天的秘书来找他，说：“主席，洛甫同志请你到他那儿一趟。”毛泽东见秘书的神色有异，连忙来到张闻天的住处，刘英迎了出来，告诉他：“主席，张国焘叛逃了。”毛泽东一听，犹如五雷轰顶。那张国焘在陕甘宁边区担任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是毛泽东推荐的。当时，反对张国焘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很多，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中央政治局只好同意。如今，才担任一年的代主席叛逃，毛泽东难辞其咎。好在党内多数人都了解毛泽东重才，张闻天平素也尊重他。因而，也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他了。毛泽东问张闻天：“张国焘不是参加黄陵的祭奠了吗，几时叛逃的？”张闻天将张国焘在西安发表的声明递给他，说：“老毛，走了一个张国焘，对革命带不走多大的损失。我反而觉得我们党更加纯洁，形象更加高大了呢。”毛泽东说：“话虽如此说，但他毕竟是我党的老同志，‘一大’的主持人啊。”张闻天说：“大浪淘沙，周佛海、陈公博、向中发又如何呢？老毛，张国焘的叛逃，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让他去吧，去了一个败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是……”毛泽东感到惊奇，问：“洛甫同志，如何说话吞吞吐吐？”张闻天说：“康生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张国焘投奔国民党，蒋介石予以重用，那么，周恩来与蒋有特珠关系，现在又长期驻武汉，能否投奔国民党？”毛泽东一怔，随即摇了摇头，说：“恩来与张国焘相比，有本质的区别。康生同志多虑了。”张闻天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原来，张国焘自被中共中央解除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后，心里一直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张国焘嘴里表示服从，心里却很不以为然。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建议他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并希望他在新的岗位上有所建树。然而，担任此职不到一年的他竟借参加黄陵祭奠的机会，私自逃离。蒋委员长听顾祝同报告张国焘要脱离共产党，立即安排人从西安接他到武汉。周恩来听说后，立即同李克农前往劝解，张不从，并于第二天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并宣布投奔国民党。张闻天，毛泽东考虑到张是政治局委常，分别致电与他，希望他回陕北。但张国焘去意已决，哪里还能回心转意。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这次事件中，毛泽东要求全党把张国焘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象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帜。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那张国焘又名特立，字凯音。生于一八九八年，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并且在党的第一、二、四、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时为常委。红军长征因反对中共中央北上，另立中央，与张闻天的中央对抗。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后，率部来到陕甘守，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第二年，他借祭奠黄帝陵之机逃到武汉，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后即参加国民党，干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活动。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后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一九七九年病故，享年八十二岁。
哪知延安传闻周恩来要投国民党的事传到了武汉，周恩来听后十分气愤，在公开场合，他发表了声明。只听他说：“这是没有的事。如果离开了我们党的旗帜，我就毫无作用。我参加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呢？昨天，国民党的一位高官找到我，要我加入他们的党。我是这样回答的：‘不，国民党内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我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你们不要听这些谣言。”周恩来在武汉的公开声明传到延安，对他有疑心的人再也不好说些什么了。毛泽东对张闻天说：“恩来的党性很强，党的意志也很坚定。我看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转眼之间，又是夏去秋来，张闻天、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电召王明回陕，王明置之不理。这时，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他对张闻天说：“将中央委员全部召回延安，我要当着大家的面，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明接到中央电报，只好回陕。
会议的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会人员中，其它人犹可，王明的心就跳得很厉害，因他回国就打算作党的第一领袖。近一年来，他无处不以第一领袖的身份自居。这次回陕，与王稼祥打了几个照面，王稼祥对他还是那样亲切，但对共产国际的事却只字不提。王明也不好问。再看别人，虽然也关心，但看得出，心情与自己截然不同。而毛泽东却表现一种无所谓的感觉，开会前他神态自若，谈笑风生。秘书处写好的政治报告，也不知交给何人。前两次政治报告，是王明自己登台作的，与张闻天、毛泽东发生了坚锐的对立。要是共产国际另指定人担任领袖的话，他想再当领袖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由于与张闻天、毛泽东的矛盾，使其它的政治局委员都不爱理他，他也感到有一种孤独感。正在沉思的他，王稼祥已走上主席台，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只听王稼祥说：“共产国际讨论中国的问题时，季米特洛夫斯基发了言，他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犹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说到这里，王稼祥将会场审视一周，朗声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气氛。我再说一面‘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是季米特洛夫斯基同志所说的。我临回国时，他又特别的嘱咐。”连掉下一颗针也听得见的会场，突然爆发长时间的掌声。王明只好服从。这时，张闻天站起来，请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此时的毛泽东绝不可能推托，在张闻天的陪同下，他走上了主席台，作中共的政治报告。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在中共的政坛上，独掌党政军大权三十八年。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讲了五个问题。这就是：
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的任务。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党的六中全会作政治上、组织上作准备。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全会。对于中共来说，是可以加入史册的一次全会。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一次极为倒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全方位的贯彻。
会议第一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康生、朱德、博古、项英、刘少奇。毛泽东主持大会并宣布了会议的议程。这时，传来武汉危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武汉中央的蒋委员长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的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面交委员长。
周恩来要走了，毛泽东亲自送他到延安机场，他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恩来，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大干了。你与蒋介石打仗是面对面的。你的任务重啊。长江局的工作不能再交王明了，这个观点我非常鲜明。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军委副主席，这是不能变的。现在有三条战线，我、你，还有朱老总各在一条战线上。而你，身在虎穴龙潭，你千万要保重。”周恩来说：“主席，我会听你的。我一定干好工作。”
周恩来辞别毛泽东来到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一片混乱，虽然武汉三镇都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但撤退在即，高官们都在忙着搬行礼运财物。码头上，人群如涌，箱笼如山，到处呈现的是拥挤不堪的现象。大街上人心惶惶，时有骚乱发生。江面上，万帆齐扬，载客的、载货物的船只溯江而上。河两岸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一群乞丐正在沿途乞讨。
周恩来与国民党联络官说出要面见委员长时，侍从室的人告诉他，委员长这些天非常忙，要等到一个星期后才能接见他。周恩来听后，心里非常着急，吩咐驻汉办事处的人员做好撤退的准备。自己与武汉各界名士接触，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哪知第二天便接到侍从室通知，要周恩来下午四点钟到委员长官砥。委员长要与他商讨国事。
周恩来见委员长一脸疲容，便三言两语地说明了来意。随即，将毛泽东的亲笔信转给他，委员长非常礼貌地接了过去。说：“恩来，武汉是守不住了。我上午从衡阳回到长沙，但我还是决定在武汉给敌以重创后再撤离。哎，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将日寇赶出中国的。此时的撤离，就是为将来的收复作准备。现在，我很担心徐镜平负责难童的回撤，那可是数万烈士的遗孤啊。就在宜昌，还有近十万吨的物资未转移，这些，要在最近时间予以完成.”周恩来正要回答，这时，电话铃大响，周恩来起身告辞，说：“委员长，你忙，我改日再拜访，这就告辞。”委员长伸过手来，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润之的信我会认真地拜读的。以后请润之到重庆或是到西安，我们面谈。我与润之也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很想念。”
几天后，日军的大炮已射向汉口，武汉三镇危在旦夕。周恩来安排中共驻武汉办事处的机关工作人员撤退。一直到下午，他才送走了郭沫若和胡愈之。来到《新华日报》社审视第二天的版面时，武汉城已停电，只能用手摇印刷机印出报纸大样。突然，侍从室主任林尉打电话来，说日寇已到武汉近郊，罗卓英部正在拼死抵抗，委员长关心周恩来的安全，请他立即撤退，并且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周恩来命令章汉夫将印刷机装入大汽车，然后与吴志坚、司机祝华一起乘坐吉普车从武汉前往沙市。这时，汉口方向的枪声已响成一片。车行到十里铺，吴志坚看到前面有一辆吉普车停在道上，连忙与龙飞虎去看。哪知车旁站着的竟是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周恩来连忙下车来，白崇禧告诉他：“这车已修了一个钟头了，还不知何时修好。”祝华连忙检看，对周恩来说：“这车很难修好。”周恩来对白崇禧说：“健生，不容再耽搁了。敌人的先头部队离这里还不足三十里路，不如大家挤在一起走吧。”白崇禧也知日寇已向这里飞奔而来，时间就是生命，只好大家挤坐在一起，向沙市而去。
本来坐六个人的车，现在坐了九个。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拥挤在一个小车里，随着颠簸的公路，在夜幕的掩护下，来到了沙市。不因为这，有分教：北伐名将，重振军马战倭贼；党内腐儒，固执己见误战机。正是，古城埋下引火种，万鬼悲啼枉死城。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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