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在北平被何应钦杀害后，神州震动，国人为之痛惜。
再说方振武与吉鸿昌痛别，前往香港，后赴欧洲考察。他在海外仍宣传抗日，并为抗日募捐。以后又在巴黎组织了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同盟”出版了《国内公认》刊物，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战争爆发，方振武回到祖国，担任军事参议院参议。不久，再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在日寇搜捕中侥幸逃脱。一九四一年，他来到广州，遇“忠义救国军”，方将军表明身份，从此永远失踪。一代英杰，壮志未酬，离开人间，实在使人叹息。
有人说：“乱世出英雄”，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本来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一旦弃文就武，虽经磨难，倒也成为天下闻名的人。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们也会谈及此事。如今要说的，正是一九二六年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后被蒋主席招到南京，软禁在汤山的李济深。“九．一八”事变后，他恢复了自由，又被蒋委员长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李济深与众不同的，他既反对蒋委员长的独断专横，也反对汪精卫的惧日媚日，同时，他又不赞成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要的是科学的三民主义。他曾对自己“科学的三民主义”作过解释，中共领袖毛泽东说他是第三种力量。
李济深在剿共中念念不忘抗日，对于长期的剿共，他深感厌恶。渐渐地，他对南京中央政府失去了信心。不久，他以病为由辞职，后又经上海到香港隐居，李济深与冯玉祥相比，冯刚烈，李则绵里藏针，柔中带刚。李济深到香港不久，便被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找上门来。在李济深的眼里，陈是蒋委员长的大红人，因而不敢过分接近。后，陈铭枢带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到李府拜访，方吐心声。蒋光鼐、陈铭枢三人亲切交往，谈论国家大事，流露出对中央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你看他三人更是嗅味相投，谈古论今，都想在这乱世之中干事一番大事业来。再后，黄琪翔也加入了他们的议论队伍。这五人又联合陈友仁、徐谦等，准备以十九路军为骨干，在福建另立中央，宣布联合国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黄琪翔是广东人，曾任国民军团长、师长、军长。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四．一二”和“七．一五”事件后，他率领第四军南下广州，支持汪精卫赶走李济深。宁汉合流后，黄辞去军职，前往香港，后又到日本、德国考察。在德国时，他与邓演达、宋庆龄、叶挺来往密切，政治上逐渐走到一起。这些人都主张组织一个与国民党、共产党不同的政党。一九二九年，宋庆龄回国参加先总理奉安仪式，黄琪翔以宋庆龄秘书的身份回国。这年八月，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成立，黄任总干事会成员兼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与蒋光鼐和蔡廷锴不同，蒋光鼐生于一八八八年，字憬然。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总司令。“一．二八”事变爆发，他率部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蔡廷锴则生于一八九三年，广东罗定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一九二五年参加北伐，任国民军第十师师长。后又任国民军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一．二八”事变爆发，他与蒋总指挥一道，指挥国民军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国人争相传诵。
第十九路军戍守上海，对日军狠狠打击后，撤离吴淞口。委员长在上海励志社接见他二人。委员长对他二人说：“吴淞会战中，你二位英勇杀敌，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国人争相传颂。我代表军委会及全体将士感谢你们。如今，你们成了抗日英雄，我则成了不抵抗的罪魁祸首了。看来，你们也不需要我指挥了。”蒋、蔡二人一听，连忙表示：“委员长决策英明，如果没有委员长的支持，就没有十九路军的今天。”委员长说：“你二位也别这样说了，驱逐倭寇，人人有责。只是二位将军，以后要顾全大局，不要擅自主张。否则，要打乱中央的部署的。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蒋、蔡二人连忙表态，愿听委座指挥。
但委员长对十九路军仍不放心，不久又将黄英机调到十九路军任参谋长，后又将十九路军团级以上的军官调到中央军校受训。向这些军官贯输国民革命的道理，鼓励他们为党国效力。接受军训后，委员长命十九路军军部设在南京，三个师分别调到江西、安徽、湖北，参加当地的剿共，遭到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坚决反对。二将甚至用辞职进行抗议，委员长只好收回成命。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十九路军经海路入闽。又十天后，中央军委又发布命令，宣布取消十九路军卫戍长官司令部，改为福建绥靖公署，蒋光鼐任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任总指挥。十九路军经厦门、泉州等地登陆后，进驻福建首府福州。蒋蔡二人在福建整顿吏治，维持治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于有一省的区域，就有了稳定的军费，以及比较充足的兵源。十九路军的实力也得到了加强，装备也有了改善。第二年元旦，委员长在武汉设宴，盛情款待蒋蔡二位将军，也算是对治理福建成绩的肯定。蒋、蔡二将很受感动，二将多次到广州，了解广东的半独立状况，二人却没向南京中央政府告密。
然而，十九路军的福建却不能与广州相比。蒋蔡二将在军中效仿蒋中正“复兴社”的样子，成立了“改造会”。“改造会”的纲领是：对外主张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败，发扬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在军部和总社的领导下，各师还成立了分会，用以待机举起抗日的旗帜，联络感情和稳定军中的情绪，以对付“复兴社”和军统的分化和拉拢。
更为重要的是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代表杨章达，已经和胡汉明、陈济棠、李宗仁取得了联系，并签定了三省合约。其主要内容有：“闽、粤、桂三省依照共信互助的原则，共存互勉之决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全面的合作，以策三省之保安，进而达到抗日、反蒋，实现三民主义的建设宗旨。
此时，热河告急，榆关沦陷，蔡廷锴发表通电，旗帜鲜明地表示：“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日，他人不忍牺牲袍泽，以博民族英雄，廷锴则不忍牺牲国土，以博个人安逸享乐。”通电发出一个月，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委员长南昌行营反而任命他为闽粤桂剿共总指挥，命他立即率部围剿红军。广州国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从三省互保出发，以反共为名，行三省军队联合之实，任命他为闽粤桂剿共总指挥。接到这两道命令，蔡廷锴感到很好笑，他对蒋光鼐说：“蒋兄，胡展堂真个好笑，既想抗日，又不愿开罪蒋介石。我不明白，这些天，老蒋也确实在高喊抗日，又不付诸于行动，能将日本人吓跑吗。”蒋光鼐说：“蔡兄，现热河沦陷，长城告急，察省紧张，不如说服胡展堂与桂军联合，出兵抗日。你看怎么样？”蔡廷锴说：“很好，就请蒋兄到广州一行。”
几天后，蒋光鼐回到福建，告诉蔡廷锴：“国民党中央广州西南执行部决定，由粤桂闽组成先遣军，以你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副总指挥。这是委任书。”蔡廷锴说：“太好了，我又能上阵杀敌了。蒋兄，你要支持我。”蒋光鼐说：“蔡兄说哪里话，抗日救国乃每一个热血汉儿的责任。福建军队任由蔡兄调动。我在后方，搞好军需供应，你看怎么样？”蔡廷锴大喜：“有蒋兄的支持，何愁大事不成。我明日就下令，全军三月十五日开拔。”
援热闽军直赴抗日前线，而白崇禧却迟迟不见行动。闽军在路行程两月有余，用去军费二十万，却传来《塘沽协定》签字。在湖南境内的闽军，进退不得。蔡廷锴只好与蒋光鼐电商下一步的行动。这里福建电文未到，中央军委的电文到了，命援热闽军立即退回福建。
部队刚回福建，委员长也到了南昌。他召开剿共军事命令，命蒋光鼐、蔡廷锴二人参加。这次军事会议，委员长看得很重。赣、粤、闽、浙、湘五省的军政长官都参加了。在会上，蔡廷锴被蒋总任命为剿共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南路军总指挥是陈济棠。蔡部四个整编师一起上阵。哪知红军虽然装备简陋，其军队的数量也只有国民军的五分之一，但红军将士作战十分顽强，带兵军官指挥艺术很高，闽军无法取胜，中央军委见此，大加指责。与红军交战时，尽管蒋光鼐电报如何呼救，中央军委也不派兵支援。蒋光鼐、蔡廷锴大失所望。这天晚上，蔡廷锴对蒋光鼐说：“总指挥，看来，中央军委要拿我军作替罪羊了。现在，我军有两条路，一条是被共军消灭，另一条是自谋生路，不知总指挥以为如何？”蒋光鼐说：“这件事不难，我们的老长官陈铭枢将军已到福州三日了，先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出决定吧。”蔡廷锴说：“陈长官到福州？那我们今日就去拜见他。”蒋光鼐说：“好的。”
陈铭枢是十九路军的创始人。蒋光鼐、蔡廷锴是他的老部下。宁粤合流时，陈铭枢出任京、沪、杭卫戍司令长官。孙科组阁时，陈任行政院事副院长兼交通部长。“一．二八”事变，陈铭枢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淞沪协定》签字，陈被委员长撤去京沪杭卫戍司令长官职务。陈一气之下离开交通部赴欧洲考察。国外的情况使他大开眼界。由于在担任广东省主席期间就组织了“神州国光社”，他利用该社团结第三种人，与李济深、冯玉祥来往密切。
陈铭枢到香港，蒋光鼐到机场迎接。陈又和隐居在香港的李济深取得联系，二人同意携手合作。不久，陈铭枢来到福州，公开发表抗日反蒋的言论。因陈济棠的反对而未与粤军联合在一起。陈铭枢感到失望，再次赴香港找到李济深，与之进行商量，麦朝枢、章伯钧、黄琪翔在香港，陈与他们过往甚密。除此之外，还与贵州王家烈、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等联合，共同反蒋。但他哪里知道，何键十分耍滑，韩复榘为反戈将军，王家烈本为看家护院之英雄，刘湘在四川称王称霸倒也内行，这些人有反蒋之心无反蒋之胆，哪有力气举这抗日反蒋的大旗。
正当李济深一筹莫展时，南京中央政府指责十九路军围剿红军不力，这使他猛然看到了希望：如果以十九路军为支柱，联合共产党反蒋抗日，岂不一举两得。于是，他派陈铭枢去福州，与蒋、蔡二人进行会谈。三人一同共事已有数十年了，自然亲密无间，无话不说。蒋、蔡二人本就对前途失去信心，经老长官一提，当然同意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委派陈公培秘密来到中共苏区，找到彭德怀、袁国平会谈。不久，又派徐名鸿来找周恩来、毛泽东商量，双方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中共代表潘汉年、黄火青也到福州，负责中共与十九路军联系。
可惜当初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博古，常委们除周恩来外，余者皆持王明路线的观点，认为第三种人最危险，哪里还会去引导第十九路军。
此外的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已任命陈诚为第五次围剿红军前敌总指挥，陈诚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战术，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公路成网，对中央红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中共中央苏区正在急剧缩小。捷报传到南京，委员长十分高兴，吩咐晏道刚，发电嘉奖。这天，委员长正在看前方发回来战报，只见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走了进来，将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按时间列成表格向他作了报告。委员长见上面标着李济深在香港每次开会的人员、讨论主题都是反对以他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他感到十分震惊，说：“李任潮，陈铭枢都是党国要人，竟学些下三滥的勾当。真叫人气愤。”正谈论间，陈果夫与戴季陶走了进来，委员长将记载李济深活动的小册子递了过去，说：“果夫，看看吧，人家已经做到家门口了，你的中统局知道吗？”陈果夫接过来看后，吓了一大跳，问：“李任潮要另立中央，这消息确切吗？”委员长笑着说：“果夫啊，你的脑袋没啦，还不知丢在哪里呢。现在你清楚了吗？李任潮就是这里的主谋。陈铭枢抓住了十九路军上窜下跳。另立中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几次了，季陶，你算一算。”戴季陶说：“如果加上这次，是第五的次了，在下认为，要避免事件的发生，应立即电召陈铭枢到中央任职，请委座早作部署。”委员长说：“尽力吧，刚才晏道刚已把电报发到福州去了。
当天晚上，陈铭枢的回电就到了委员长的手里。电文拒绝中央的要求。一连好多天，委员长都在敦促，希望陈铭枢回中央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而陈坚决不从。其中有一封回电，就有这样的语言：“铭枢所做的一切，当世自有公论。所见不同，惟各行其是，已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旨。”委员长想起以前共事，感情犹在，仍在不厌其烦地进行劝解，但陈决心已下，哪里听得进去。在头一天的回电里，陈历数了他不抗日、媚日、屠杀抗日仁人志士的罪行。委员长见无法挽回，只好一方面下令讨伐，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地说服第十九路军不要跟着陈铭枢、李任潮跑。然而，委员长得到的消息越来越糟。于是，他决定打电报给蔡廷锴，希望第十九路军顾全大局，所部提出的条件，中央都要认真考虑。委员长告诉蔡廷锴，中央准备拨五十万现款给十九路军，搞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并许诺，中央对福建免税两年。为表达中央的诚意，委员长特邀蔡廷锴到南京面谈，还把自己的专机派到福州机场，接蒋、蔡二人到南京。
尽管如此，可怕的消息仍接二连三的到来。首先是委员长的座机被扣，其次是复兴社福州分社三百多会员被逮捕，十多名骨干份子被枪决。委员长大怒，立即从前线回调二十万大军平叛。这天，委员长招来江西省主席熊式晖，对他说：“福建可能最近要发生叛乱，对于十九路军，中央已做到仁至义尽。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这些人仍然执迷不悟，中央决定予以征讨，你和杨永泰负责把补充师长张炎和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争取过来，使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告诉张、毛二师长，中央把早日平叛的希望寄托在他二人身上，希望他们为党国计，尽力而为之，成为党国平叛的功臣。”
且说蒋光鼐和蔡廷锴在福州，拒绝了南京中央蒋委员长数十次电劝后，将捣乱的复兴社骨干成员进行了镇压。几天后，李济深邀请的各方人士聚集在福州。蒋、蔡二人在李济深的领导下，做好了部队的思想工作。李济深决定召开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筹备会。
筹备会由李济深主持，当他把会议的内容公布后，在座的人无不动容。只有蒋光鼐有顾虑，他说：“另外成立一个中央政府，而又与南京、中共的性质不同，我们面对的敌人又如此强大，而响应我们的地方实力派一个也没有站出来公开支持，一旦开战，我们如何对付？”陈铭枢说：“光鼐兄多虑了，我方有三个有利的因素。其一，只要福建义旗一举，西南、西北、华中、东南必然揭竿响应。那时，群雄把矛头对准南京中央政府的汪蒋二人，南京方面必疲于对付，这与讨袁的形势差别不大，何况我们所为是拯救中华民族，干的是救民于水火的事，正义之举，国人必然响应。其二，由于是正义之举，我方士气必然高涨。我们现有的四个军中，可迅速扩编为五到八个军，每一个军又可击败蒋介石的两个整编师。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不单薄了。其三，我们联络朱毛红军，我们这里一旦开战，朱毛主力就会主动击蒋军后背，作为牵制蒋汪军的一支强大力量。我们只要取得两三次大战役的胜利，就在闽浙一带站住脚步，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进攻。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是反汪反蒋抗日的，虽败犹荣。大丈夫不干事则罢，干，就将生死置于度外，我劝蒋兄不要顾虑太多了。”李济深说：“蒋介石是独无民贼，汪精卫又是一个十足的卖国贼，对内，他们排除异己；对外，他们又妩媚日寇。好端端的一个赤县神州被他们搞得支离破碎，饿馁遍野。现在，我们要把豺狼当道的乾坤扭转。只有反汪反蒋抗日，中国才有出路。诸位，与汪蒋斗，大家团结一条心，哪有不胜利的呢？”众人见他这样说，也都赞成。会议决定两天后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成立庆祝大会在福州体育场举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经福州市公安局挨家挨户动员，再加上福州卫戍部队全部参加，到会的人数有三万多人。从各地赶来的代表共八十五名在主席台前就座。九点四十分，会议总主持邱国珍宣布：经全体代表推荐黄琪翔、徐名鸿、戴戟等十七人为主席台成员。主席台总主席黄琪翔在会上致开幕词，大会代表李济深、陈仁友、翁明垣等十五人发表演讲。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权利宣言》宣布成立“中华全国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宣言称南京政府为“买办豪绅地方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的巨敌。”会议号召全国一切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应组织起来，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系统。会议接受安徽、福建两省代表大会的提案：成立革命政府，制定了上红下蓝中间镶五星的旗帜为国旗。国旗在宣布国家成立之日升起。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在主席团成员的带领下，进行了全城游行。
当天晚止，大会主席团在绥靖公署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设在福州。改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为共和国元年元月一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浓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中华共和国元年元月三日，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李济深为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为财政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黄琪翔为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席。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副总参谋长担任临时中央政府驻福州代表。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大地上，就有四个以国家命名的中央政府机构。除东三省的伪满州国汉奸政府外，在福建，新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江西，中共中央成立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有国民革命中央政府。此时的历史应该承认谁，还得从历史的角度来认可。
与此同时，李济深对共和国的军队进行了整编。撤消福建绥靖公署，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部，仍设十九路军，下辖五个军，蔡廷锴任总司令。在行政上，将福建改为四省及福州、厦门两直辖市。元年元月三日，（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了《对内通电——宣布政府今后之使命》，《对外外通电——警告列强勿与蒋介石合作》。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以陈铭枢、黄琪翔、李章达为首，严厉地批评了叛变后的国民党。陈铭枢指责蒋中正的国民党、胡汉明的新国民党、汪精卫的改造国民党都无可取之处，作为国民党的正统继承者，只有新成立的政党才能救中国。福州的首脑们经过反复研究，新党定名为“生产人民党”。“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任总书记。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带有浓厚政治色彩诞生的又一个也是时间最短的一个政党。
中华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研究对付福建事变。除胡汉明外，其余的人全参加了，会议宣布以李济深为首的“中华共和国中央政府”为非法之政府，明令其取消。会议对李济深等十一名背叛国民党，残害人民，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对上述十一人予以通缉，捉拿归案，接受审判。中常委、中政委和中央政府联合会议委派张继前往广州，宣讲中常会精神，劝在粤的国民党大员们与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国民党中央号召全体国民党党员为维护党的尊严，积极行动起来，阻止事态的发展。
中常会后，委员长回到官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接着。二人正议论发兵福建的事，忽报卫立煌到。委员长叫晏道刚把他接进来。卫立煌说：“因事回家，听说福建李任潮另立中央，俊如愿率前部为先锋，上阵平叛。”委员长大喜，说：“我正愁战将不齐，今有俊如请樱出战，福建伪政府必土奔瓦解。俊如，我任命你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除率本部的第五路军以外，就近指挥蒋鼎文的第三路军、张文白的第四路军东下，直扑徐州，你有信心打胜这一仗吗？”卫立煌连忙立正，向委员长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委座，俊如有信心摧毁福州伪政府，如不全胜，愿意受军法处置。”委员长握住他的手，说：“俊如，你大胆前往，我为你的后盾。战场上你要灵活处理战事，不要事事请示汇报。另外，你的三路大军作战是在明处，还有内线的同志协助你，你一点也不会孤独，此仗只能一战而胜。我等候你的捷报。”见卫立煌信心很足，委员长送他上车后，方回官砥。
委员长说有内应，那也一点不假。十九路军的参谋处长范汉杰在福州，时刻将福建发生的事，通过无线电波向南京的蒋委员长作了报告。因而，福州发生的事，委员长了如指掌。
强敌压境，中华共和国的首脑们意见不一。李济深本是一名战将，又精通兵法，然而，他却采纳了陈铭枢的意见，放弃闽北，把主力集中到福州地区，保卫首都，以待其它增援的部队到来。蔡廷锴见中央军三路大军势如破竹，连忙命第一军从延平东下福州，协助第二军防守北部地区。他又命第三军负责福州到泉州一线的防线。第四军为总预备部队，第五军作战略防守。久经战阵的蔡廷锴知区区数万人抵挡不住数十万中央大军的进攻，无奈之下，只能苦捱。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华共和国元年二月一日，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指挥的国民军海军牢牢地控制出海口，又指挥上百架飞机在福州上空巡视，时而扔下一些炸弹，福州城内被炸死炸伤的人数已有数百人，民房也有的被炸毁，城内秩序大乱，民心、军心已严重不稳。城内居民已开始向城外逃难。第二天，海军马尾港司令李孟斌指挥舰队占领长门要塞和多处军事要地。卫立煌指挥的三路大军一路横扫，大军所至，无不摧枯拉朽，直向福州逼来。驻守在古田的赵一肩师与张治中的第四路军作战，不胜，投降。守篮平的司徒非师向宋希廉投降，驻泉州的毛维寿将主战的第十七师师长云应霖逮捕，率部投奔卫立煌。沈光汉、区寿年、张炎三将领，本反对背叛中央政府，战端一开，就宣布投奔中央。中华共和国呈土崩瓦解之势。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不利局面，人民革命政府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动摇，一些领导成员已借故离开福州。一九三四年六月六日，即中华共和国元年三月十六日，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开会研究撤退。第二天，政府成员四处奔逃。李济深、黄琪翔、蒋光鼐等乘飞机准备在广东汕头机场降落，遭到陈济棠的拒绝，只好返回泉州，化装后逃到香港隐居。
福州被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蒋委员长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对刚进门的李煜蠃说：“福州的李任潮另立中央，妄图推翻国民政府，其性质与朱毛赤匪相同。其反动的政权迅速垮台，是道义所在，民心所向。”正这时，戴季陶、陈果夫走了进来，见委员长心情很好，便与之谈论起福州的事来。只听陈果夫问：“委座，您能告诉我们，福州之伪政府何以从宣布到垮台仅三个月时间。”蒋委员长笑着回答：“刚才我与李老正说这件事呢。那就是人心向着中央政府。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也’。李任潮成立的伪政府，既不被朱毛接受，党内同志也不会认可。大家知道，我党是先总理亲自缔造的党，是革命的党。在历史上，有着建立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伟大功勋，而这些功勋，在国人心目中不可磨灭。前几次出现的分裂党，分裂国家的动乱，是反对党内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没有反对整个的党。我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是非常爱党的，他们也不赞成推翻整个的国民党。而李任潮等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为自身或小集团的利益，公开地叛党，这是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的。还有一个原因，李任潮内部也不团结，也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显然，它是成不了气候的。这也是他们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李任潮举旗造反时，内部为官大官小争吵不休，这种人不顾民族大义，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群跳梁小丑罢了。当然，李任潮曾梦想与朱毛赤匪联合，但朱毛内部又岂能为叛军作出牺牲？因而，仅管他们曾在某些方面有联合，但仍是各自为阵。因此，叛军仍是一支孤军，也是一支哀军。剩下的路只有走向死胡同了。”众皆信服。
南京中央政府平定福州叛乱后，便纵兵指向中央红军，进行最大规模的围剿，按照委员长的设想，剿灭红军后，国军便挥师东进，与日寇作旷日持久的决战，以实现自己安内攘外的既定政策。
再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寇并没有满足吞灭中国的野心，而是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腹部地区推进。近段时间来，行政院长汪精卫就不断地接到前方发来的消息。这天上午，汪院长看完北平何应钦发回的情况，正提笔审批，忽侍卫报：“罗部长到。”那侍卫称的罗部长，就是外交部部长罗文干，也不知怎的，这几天，汪与罗部长经常发生争吵。这次来，汪院长害怕再次出现不和谐和的局面，因而起身相迎。
二人坐下后，罗文干将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的声明递给他。汪精卫看后，问：“罗部长，林主席和蒋委员长知道此事吗？”说实在的，这本是一句顺便问的话，哪知罗文干听后，不禁大怒：“我罗文干的上司现在是你汪院长，并非军事委员会，他们知不知道，与我何干？要不要他们知道，那是你传不传达的问题。作为一国中央政府之首脑，我递给你的文件，你看也不看，竟问出如此的话来，我为你感到羞愧。”汪院长被罗文干的这一顿抢白，竟被呛得说不出话来，无奈，只好将文件看完，他见上面的文字中有一段这样写着：“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它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汪精卫看后，笑着说：“这个文件，已发表一个月了，你还拿来作甚。哼，倒来捉弄于我。来人，送罗部长出去。”罗文干说：“汪院长，你下逐客令早了点吧。我还没有说话呢。”汪院长说：“还有什么可说的。汪某再愚蠢，也不至于无动于衷。”罗文干说：“随你的便，但我的话设有说完，是不出行政院这个大门的。”汪院长说：“那好。你坐下慢慢说。”罗文干说：“自从《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取得了在华北的部份特权。前不久，新任首相冈田启介对我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几天前，《外交评论》发表了徐道邻的文章，题目是《敌乎，友乎？》，文章是以忠告的形式，表示中日两国必须合作，国民政府对日本政府仍然是友好的。这是其一。文章还说，中日两国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为前提，否则，对日本也不利。这是其二。文章劝告日本当局不要无限制地侵略中国和过分地占领领土。而更重要的，文章竟一点也没提出如何处理日本侵略中国的解决办法，却一再呼吁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请问汪院长，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现在，日寇在步步紧逼，肆无忌惮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徐道邻却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否是在向日本人献媚？这叫不叫丧失原则认贼作父呢？如此奇文，那徐道邻竟厚颜无耻地写得出来。你说，这叫不叫咄咄怪事？”汪精卫不禁大怒，说：“好一个外交部长，发表在《外事评论》上的文章，你却到行政院来撒野，你究竟要说些什么？”罗文干说：“据说那徐道邻发表这篇文章，是汪院长指使人写的，请问汪院长，你为何要指使徐道邻发表这样的文章？”汪精卫说：“罗部长，作为行政院长，国家大事都要管，但那徐道邻发表文章，你去找徐道邻好啦。这些小事，自有宣传部负责。不过，你既然提出来了，我过问一下也是可以的。”罗文干问：“发表卖国的文章还是小事，请问汪院长，那什么才叫大事？”汪精卫说：“你去找一下宣传部，这不就得了吗。”罗文干说：“请汪院长手谕，我直接去找叶部长。”汪精卫说：“口谕就行了。”罗文干气冲冲地来到宣传部，部长不在，回外交部的途中，遇叶楚怆，说起此事，叶告诉他：“你再去找汪院长，自然有分晓。”待罗文干再次来到行政院时，报说汪已到天津去了。此事便不了了之。
实际上，罗文干也是借题发挥。那《外交评论》上发表文章，署名为徐道邻，实为陈布雷。由于受汪精卫的指使而写了这篇文章。罗文干则抓住不放。文章发表不久，日本外务首相广田宏毅在国会上大谈“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希望中国能早日安定，并对于东亚之大局予以觉醒，以使帝国真诚之期待之吻合。”
消息传到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处，那汪精卫象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连忙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对日本外相的声明予以高度肯定。到了二月，受汪精卫的指使，立法院长王宠惠从象牙国际法庭回国，绕道访问日本。在访问期间，王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当局极尽献媚。在与日本首相冈田启介、外相广田宏利、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海军大臣角崔生的谈话中，语言显出卑躬屈膝，大谈两国友好，中日亲善。那王宠惠本为国际大法官、法学大家，竟然不知道在侵略者的国土里赞扬侵略者，这会带来什么后果？难怪日本内务大臣们都看不起他，虽然，他是受汪精卫的指使，但这一次毕竟太不光彩了。不久，汪精卫以行政院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各机关团体严禁任何形式进行排日反日活动。两个月以后，汪精卫又把中日两国从公使上升为大使级。
对于委员长来说，他从不相信日本人会放下屠刀，更不相信侵略者会放弃已占领的地盘。不灭亡中国，日本人绝不罢休。但蒋委员长并非不知汪政府对日的妥协退让。其真正目的，仍是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早在两年前，他已暗中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
蒋与汪，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确实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别。
这天，蒋委员长招来陈诚，商量办好军事人才的培训工作，以备抗战之用。这时，晏道刚走了进来，向他报告：“张群已从上海回到南京了。”委员长大喜：“此人回来，余之政策能顺利地贯彻了。”吩咐晏道刚：“快请岳军。”张群走进委员长官砥，说出一番话来。不因为这，有分教：摇动三寸舌，威慑倭贼胆；挥动正义剑，一洗外交耻。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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