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蒋主席将立法工作委托于胡汉民，自己便专心致力于军政大事。那胡汉明主持制定了民法、刑法等十几个法律，并开始公布实施，这也初步体现了训政时期一党执政的特色，国内大部份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诸事完毕，最棘手的裁军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天，蒋主席召集了在京的中执委、中监委商量裁军编遣的问题，他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是和平时期，虽然有少量的赤匪在骚扰，政府在追剿外，国内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了生产，国家工农业生产也在大幅度的向前发展。但国内军队有两百多万，国家这么穷，支出的军费又如此巨大，如果不大量裁减军队，我国仍摆脱不了贫困。诸位同志，有何良策以教中？”财政部长宋子文说：“主席所虑，正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国家现收取的税金，已收不抵支，再这样下去，恐怕经费将更加困难。宋某担任财政部长以来，仅军费一项开支，就占税收的百分之五十。这在国家的资金开支是不允许的。根据五中全会和‘三大’的决定，如果野战部队减少到八十万，每年可节省八千万块银元，这笔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将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多大的作用啊，只是……”蒋主席见宋子文突然停止不说，便问：“宋部长为何以欲言又止？”宋子文说：“四大集团军各拥兵数十万，他们对撤军的态度十分抵触，这项工作难啊。”谭延闿说：“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有抵触情绪就不执行。”宋子文说：”谭院长说得对，但要彻底执行裁军决议，在下认为有难度，不知蒋主席意志是否坚定？”蒋主席说：“宋部长明知故问，有困难也要撤军，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岂能聊为儿戏。”宋子文冷笑，说：“五中全会期间，冯焕章答应到中央政府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只职务，但很快请假，后又举荐鹿钟麟代理。阎百川被委任为内政部长，拒不就职，人不离部队，指使赵戴文代己。李德邻更糟糕，现已举起反旗，幸好被击退，已到广西一隅。这些人，官做到如此之高，却心怀不满，这军又如何裁得下去？还有那汪精卫，公开反对‘三大’所作出的决议，到处呜嘘呐喊，西山会议派’的元老们也在那里指手划脚。好象整个政府都由他们说了才算英明伟大。他们为了一己之私，置大局不顾。中央应拿出办法来制止。”蒋主席说：“裁军七月间都决定了的，中认为，只要各集团军总司令官以李德邻为鉴，中央的决策就能贯彻执行。我的态度是坚定的，胡老，你有何见解？”胡汉民说：“军费开支过大，已在其次。更为关键的，有的军队首长贪污军饷，大肆中饱私囊。初级军官贿赂成风，军队、地方中的买官卖官现象又起，恐怕不久的将来就会成燎原之势，如不加以整顿，江山不保。有些地方军队，由于中央的军费不到位，他们自行筹集，且自定标准，自我行动。他们认为有枪就有一切。更有甚者，他们横征暴敛，科捐杂税多如牛毛，有的地方又在收人头税了。据说，四川的杨森、刘湘，贵州的王家烈已将税收收到十九年（即一九三0年）了。提前一年收税，这在国民革命政府出现，岂不荒唐。还有的地方部队鱼肉乡民，当地老百姓把军队与土匪合称为贼，说成官匪一家。由于有些地区统治黑暗，那里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工商界怨声载道，不少农民破产沦为乞丐。可怜啊，他们把血和汗浇灌的那丁点果实养育的军队，自己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受到自己的子弟兵的欺凌，天啦，如果再遇到济南类似的事件，再多的军队又有何用呢？介石，应将这些不守法的军队通通裁掉。”张群连忙接过话来，说：“军队理应交给中央管理。战时，群雄一致对外；战后，回归党国，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因此，裁军势在必行。”蒋主席听胡汉民提济南事件，心里明白胡在指责自己，心里有些恼怒，正要寻找语言反驳，被张群一语撇开而又不离主题，使自己不处于尴尬之地，心里也很感激他。吴稚晖说：“现李德邻举旗造反，虽被迫回广西，但影响很坏，应当捉拿归案。”蒋主席说；“德邻必须公开认错，否则，中央只好下令追剿，捉捕归案。”
原来，北伐胜利不久，第一集团军驻中原及山东地区，第二集团军驻中原，第三集团军驻华北，第四集团军驻中南。蒋主席裁军案被通过后，便决定将现有的三百个师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八十万人。师为最高独立军事单位，直属中央军委。同时，又将全国编为十二个军区。其中，中央直接控制一个军区。但遭到冯玉祥的坚决反对。他提出：“裁军我不反对，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老弱病残者裁，枪枝不全者裁，不守军纪者裁，训练无素者裁。这样，兵虽少，但精而强，才能保卫祖国。不然，把别人的军队裁掉，留下自己的，这不公正。”听了这些话，蒋主席心里不禁大怒，但他一向不怒于色，因而说：“你看那焕章同志，说了些什么话。军队属于党国，哪有别人的自己的之说。以后，请兄长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冯玉祥自知失语，心里虽然火冒，却说不下去。
为使裁军计划得以落实，蒋主席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了《裁军令》，并在汤山举行了第一次裁军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裁军委员会。各集团军在裁军委员会的指导下，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个师。其中，第一、第四集团军各整编为十三个师，第二、第三各整编为十二个师。整编后的各师主官由中央政府任命。阎、冯、李三人无奈，只得执行。但他们认为第一集团军名裁实不裁，兵裁枪不裁，只减番号，不减人员。只减老弱，不减壮年。因而要仿样。
为坚决彻底执行裁军决定，中央政府颁布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次日，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预备会。正式成立的编委由蒋中正任委员长，冯玉祥、李宗仁、何应钦、张学良、阎锡山等二十一人任委员。为保证裁军的透明度，蒋主席还邀请了社会各界要员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中央还公布了成立编委的七个编遣区。其中设南京为中央编遣区和海军编遣区，作为第一编遣区。开封为第二编遣区，太原为第三编遣区，汉口、沈阳、西南分别为第四、第五、第六编遣区。第二、第三、第四编遣区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负责。其余编遣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后，根据编委会的讨论，规定国军的总兵力为八十万。编成六十五个步兵师，八个骑兵旅，十六个炮团，八个工兵团。空军、海军是发展兵种，不在编遣之列。编遣开始后，国民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撤消。
编遣预备会争论的核心是各集团军保证军队的数量。最精明的李宗仁提出：“欲减兵，先裁官，官走兵散。”除蒋主席外，余者不知其意。蒋主席心里明白，他李宗仁鬼点子就是多，他是在将中央的军，其目的是要毁掉第一集团军的黄埔军官们。冯玉祥不解其意，他胆大口直，说话不绕弯子，只见他站起来，大声地说：“我还是在汤山会议上说的那句话，就是：强壮者编，老弱者裁；有枪者编，无枪者裁；训练有素者编，训练乏素者裁；有革命功绩者编，无功绩者裁。”冯玉祥意思说他的部队战斗力强，人枪对号，在北伐战争中劳苦功高。他提出的编遣计划是：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各编为十二个师，第三、第四两个集团军各编为八个师，其它部队共编为八个师。哪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各将领的反对。
狡猾的阎锡山，本来与冯玉祥约好，同往南京，待冯到南京时，阎称在石家庄的父亲病重，拒绝到会，冯再一次受到欺骗。
冯、阎一个正直，一个狡猾，早在北伐前结怨。北伐中，冯部作战勇敢，迫使奉军撤出北京，而华北的防务却被阎锡山轻而易举获取，阎、冯不合作更进了一层。现在政府编遣军队，蒋主席指使何应钦出面，找阎谈话：山西军务中央不插手，但晋军必须跟中央意图走。阎得到这个承诺，好不高兴，立即赶往南京，并在会议上提出：“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为十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为八个师，中央再编六到八个师，作为中央直接指挥的部队。”此言一出，蒋主席、何应钦心里十分高兴，而冯李二人心里明白：阎又被收买。二人无奈，只好同意这种方案。现在，中央以五个编遣区的优势压倒阎冯李三人。既然会议已经通过，蒋主席当即公布各编遣区负责人：李济深为总务部主任，冯玉祥为编遣部主任，宋子文为经理部主任，何应钦、鹿钟麟、周斌、白崇禧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编遣区主任。
蒋主席成功地利用了阎、冯、李的矛盾，使编遣方案得以定下来。既将阎锡山的手脚捆住，又使阎当恶人。到阎醒过来时，已晚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编遣会本该顺利地进行，哪知冯玉祥见无力回天，便在会议结束前高叫：“刚刚才打完仗，不是编遣的时候，应当休息一段时间再编遣。”他的话刚落，会场上参会的官员一致拍手叫好。意连黄埔军官也因担心编遣丢官，因而趁机鼓掌响应。冯仅两三句话，竟使编遣工作自动搁浅，把一个蒋主席气得七窍内三味火直冒。
但蒋主席毕竟谋略多了一层，回到家中，思索着应付的办法。第二天，他带着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拜见胡汉明，名为请示方略，实则争取胡的支持。哪知胡汉明对昨日在编遣会上冯的叫嚷十分反感。经蒋主席提出，当即同意蒋的主张。还提出召开党的“三大”，用集体的力量推动裁军运动的进行。蒋主席十分高兴，与谭延闿再次商量后，便命陈果夫筹备，同时又指使陈布雷撰文呐喊。
召开党的“三大”消息公开后，各方面反应信息接踵而来。不仅阎、冯、李反对，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在广州的汪精卫“改组派”也站出来指责。国民党河南、河北、四川、吉林、浙江等省的党的指导委员会和汉口市特别党部纷纷致电，予以抵制。那汪精卫的改组派利用控制的党部组织党员抗议，遣责提前召开“三大”是蒋主席搞的阴谋。
负责党务工作的陈果夫把反对“三大”的各种意见信息报告给蒋主席。只听他说：“上海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顾孟馀、邹鲁等人还在报上发表措词强烈的文章。在大街上，已出现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大幅标语。其它地方的舆论也对主席不利。请主席示下，是否延期召开党的‘三大’？”蒋主席笑着说：“有人反对，这并非是坏事。有的人叫嚷拒绝出席会议，那也没什么。代表嘛，可以重新选举。你和立夫这段时间除了加紧筹备外，也要防备有人从中捣乱。”
那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蒋中正参加革命时，就是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的。
陈果夫生于一八九三年，原名祖焘，字果夫。出生于吴兴家族。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五年参加讨袁活动，一九一八年转入上海金融界活动。二0年至二二年与蒋中正、张静江等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经纪人之一。还在先前，陈其美遭袁世凯杀害，中正回到上海，埋葬了恩师，便将陈氏兄弟引向国民革命之路。中正任黄埔军校校长时，陈果夫受招来到广州，协助中正做党务工作。“二大”时，果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中正任组织部长，果夫为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整理党务案》就是果夫兄弟的杰作。立夫是果夫的弟弟，与其兄共同负责党务工作。自陈氏兄弟负责党务工作以来，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分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陈果夫兄弟二人忠诚于中正，他的组织部坚决地站在中正立场和观点上，以对付中共党人和国内的反对派。武汉中央时期，人们高喊：“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口号，正说明了蒋陈关系非比一般。“四．一二”流血事件，陈氏兄弟协助张静江等提出“弹劾中共案”，为蒋中正批准捕杀中共党人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果夫兄弟成为中正最重要的高参之一。中正下野期间，果夫兄弟与张静江、张群、戴季陶等，在上海组织“中央俱乐部”，被称为“CC系”。“CC系”的成员们收集拥护中正的势力，为其重新登上政坛摇旗呐喊。宁汉合流，党权落入西山会议派之手，果夫兄弟成功地赶走西山会议派，夺回党权。二届四中全会，中正复任组织部长，果夫为代理部长，全权负责党务工作。
“三大”的筹备工作是中组部的职责范畴，果夫兄弟操纵了代表的资格审查，并协助蒋主席说服胡汉明，使胡坚定地站在蒋主席一边。因此，“三大”虽然步履维艰，总算筹备到了一定的程度。
这天上午，蒋主席和胡汉明正商量处理训政时期的有关法律的颁布。陈果夫走了进来，蒋主席知道他最近很忙，便亲自给他倒了杯开水，递了过去，待陈果夫喝后，蒋主席问：“果夫，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陈果夫说：“按照中组部拟定的资格审查，共有四百零六人参加‘三大’，其中，中央党部指定的代表为二百一十一人。由中央党部圈定的代表为一百二十二人。各地方选出的代表为七十三人。截止前天下午，已到京的代表有二百四十七人。其中，二届代表有八十人，他们中的宋庆龄、汪精卫等十八人未报到。请胡老和蒋主席指示。”胡汉明对陈果夫说:“只要符合法定人数，就按预计的时间召开党的‘三大’吧，介石，你看呢？”蒋主席谦虚地说：“一切尊重胡老的意向办事。果夫，抓紧去办吧。”陈果夫转头正要走，侍从室副主任走了进来，报告：“李宗仁、白崇禧已回到了广西。他们发表通电，以‘护党救国’的旗帜反对中央召开党的‘三大’。何总指挥打来电报，请求主席指示。”蒋主席笑着说：“狐狸的尾巴终于冒出来了。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敬之全力围剿，务必使李白回京伏法。侍从副室主任走后，蒋主席请陈布雷捉刀，发布文告。同时又命令在上海的李煜赢等将李济深绊住，使其不能回广州。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训政时期的大政方针。会议将先总理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作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
大会通过的裁军编遣纲领上升到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审批。并认真讨论了裁军编遣的若干措施。
二十六日举行了中执委、中监委和候补委员的选举。其结果为：蒋中正、戴季陶、胡汉民、宋庆龄、汪精卫、陈果夫等三十六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伯群等二十四人为候补委员。张静江等十二人为中央监察委员。陈布雷等八人为候补监察委员。由于李宗仁、白崇禧公开举旗造反，大会通过了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党籍。大会决定开除陈公博、甘乃光的国民党党籍。会议对以前反共被开除的党员恢复了党籍。
在三届一中全会上，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等九人被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蒋中正任组织部长，叶楚怆为宣传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长，陈立夫为中常会秘书长。
蒋中正因本兼各职较多，便把党务工作交给陈果夫兄弟管理，行政由谭延闿负责，立法全权委托胡汉民。但因李宗仁反对中央，虽经他多次电请回中央任职，李白二人哪里肯听，无奈之下，只得命何应钦指挥两路大军讨伐。
这日，蒋主席来主席府，见陈果夫已先期而至，见这么多的文武大员到来，他猛然间想起一人。这人，风度翩翩，聪颖过人，交际能力很强，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独特的见解。这人，又胆大心细，三言两语便能洞察人之内心。判断能力很强，昔日在黄埔，虽共事仅一年多一点，却在自己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中山舰事件”后，曾几次说服他，希望能消除前嫌，这人虽仍满面春风地协助自己工作，但意识形态方面总是谈不到一块。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这人便隐蔽起来，又听说成了中共的实际领袖，南昌暴动后，又无踪影。自己也曾托廖夫人作说词，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曾见。
你说那蒋主席思念的人是谁？这人就是周恩来。蒋主席见今日人才济济，独不见他，总觉美中不足。
再说蒋主席请的客人在客厅已等了近半个时辰，仍不见蒋总出来，众皆惊疑不定，唯张群独有耐心，谈笑自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踏进客厅，众人起身迎接，蒋主席道了歉意，说：“诸位同志，‘三大’后，我党进入了训政时期，但汪兆铭仍在广州，成立了什么‘改组派’，继续与中央对抗，诸位同志要多出点子，看如何平息党内纷争。”张静江说：“果夫从广州、上海回京，他最了解情况，还是由他来介绍吧。”陈果夫见张静江如是说，便站了起来，说：“诸位同志，最近我离京外出了一趟。也到过广州，对汪记中央的事有一些见闻。汪记的所谓‘改组派’，提出的所谓名为拥护先总理的主义，实则是背叛。他们视蒋主席为仇敌，把党的‘三大’说成为非法，是‘误入歧途’，他们把各部长官污蔑为‘左倾’、‘右倾’、‘恶倾’‘腐倾’的四派势力。他们大喊大叫要恢复党的‘一大’提出的所谓‘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的理论。说是要重组国民党。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利用手里掌握的舆论工具，大放厥词，宣传其反动主张。其中就有陈公博的所谓《革命理论》，顾孟馀的《前进》，刘叔模的《呼声》，赵惠谟的《夹攻》，章乃器的《新评论》等。不仅如此，在他们控制的上海、北平等十九个省市级党部，联络反对中央的实力派，大量的扩军备战，威逼中央。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的造反，就是打着他们的旗帜，向中央进攻，妄图夺取党国的最高权力。”蒋主席说：“果夫同志已介绍了情况，大家看，如何平息党内反叛。”戴季陶说：“对于叛逆，我认为要分成两路会剿。一路以陈布雷先生为首，以文对文，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另一路实行军事讨伐，对谋反者予以坚决的镇压。”吴稚晖说：“季陶同志说得对。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蒋主席摇了摇头，看着张群，问：“岳军，你认为呢？”张群说：“‘杀鸡焉用牛刀’，对付汪记的‘改造派’哪里需要下如此大的架式。他反对中央，是中央在权力分配中给他们的一匙羹少了一点而感到有些气愤。只要中央分给他们的残汤剩饭多一些，他们就会破涕而笑。他们反对‘三大’，也是如此，一旦给他们一些官职，这群桀骜不驯的哈叭狗就会摇着尾巴耀武扬威了。他们叫骂的‘正宗’或‘正确’，只不过是你下野，我上台。真所谓‘皇帝能流做，明年到我家。’过一下官瘾，摆一摆威风，然后回老家风光风光。祭祖有人送礼，祝寿时有人捧场，就是佣人上街，也想有人喝道、拍马屁。所谓‘奴才也成七品官’。因此，他们反蒋是假，争权是真；护党是假，篡权是真；救国是假，捞官是真。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大多为失意的政客，说空话的腐儒，想作官又作不了官的酒肉之徒。”张群话未说完，众人已大笑。张群接着说：“对这种丧家之犬哪里去给他们讲什么文来文挡，武来武对。他们要办报纸诋毁中央吗？封掉报馆；要集会向中央示威吗？按照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予以禁止。抓几个人，‘杀鸡给猴看’，看他们的能耐在哪里。对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撤去职务，遣送回老家，让他的体面扫地。对那些不思悔改，继续作乱，忘掉了自己是人的恶徒，该抓的要抓，该关的要关，罪大恶极者，杀一而儆百，我不相信对这一些反复无常的人，五毒俱全的魔，还能把天下撬翻。对于李白之桂系，那就不同了。”说到这里，张群拿眼看蒋主席，见点头示意，便说：“天下之毒，必用毒来治，这叫做以毒攻毒。”蒋主席一笑，说：“岳军高见。”
会议结束后，蒋主席授权陈果夫，对汪记“改组派”进行强行的整顿。你看他们，除了用大量的不可辨驳的文章批判外，对十几个大城市的报馆进行封查，又砸烂了一些报馆，并严肃处理了包括谷正纲在内的一些汪记骨干份子，迫使陈公博、甘乃光等逃到租界，躲了好长一段时间，又出来说三道四。
蒋主席欲派人到租界引渡陈、甘等人，被张群劝阻，说：“这就够了。毕竟是党内不同政见者。”蒋主席省悟，这场风波也就基本结束了。
原来那汪记“改组派”，最先是由陈公博提出来的。后改为“中国国民党同志改组会”。一九二九年三月，“改组会”公开在上海霞飞路三十四号租界挂牌。其名为：“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联合办事处。”他们拥汪反蒋，被陈果夫指挥军警宪封报馆、砸会场、抓骨干，不到一年，“改组派”就烟消云散了。
南京中央政府的裁军编遣措施，对冯玉祥、李宗仁是当头一棒。然而，使蒋主席未料道的，把兄弟李宗仁首先举起了反旗。
李宗仁自裁军编遣会开始后，见蒋主席摆出了不裁军不罢休的驾式，便设法与之对抗。李白黄都有政治头脑，他们比冯玉祥精灵，比阎锡山能干。桂系不囿于广西，着眼于广阔的中国。北伐时，曾助蒋总冲锋陷阵，完成北伐。蒋主席组建南京中央政府，李白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到张学良东北易帜时，李桂军由南打到北，整整大半个中国。北面，有桂系的四个军，其中，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已打到平津地区。整编后，李桂部尚有八个师。这些师全是军级编制，他们主要分布在两湖。在广东，还有李济深的第八路军，广西，还有黄绍竑的第十五军，黄部主要起着看守根据地的作用。从一九二六年来，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桂系从一个军扩展到十六个军又两个旅的兵力，这在四个集团军中，确实是兵强马壮了。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却使李白不得不举起了反旗。
哪知反旗刚举，后院起火。桂系内部出来了不和睦的因素。原来，李白率部攻下两湖后，李宗仁从大战略眼光出发，十分重视两湖地区的建设和巩固。二八年五月，李利用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扣押了程潜后，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何键为省清乡督办。何的实力比鲁强，因而很多政务何独断专行，引起了鲁的严重不满。于是，鲁联合山西省主席朱培德密报中央政府，建议任命何键为会剿红军总指挥，其目的是借红军的手除掉何。为促使何早日到任，鲁任命何的亲信张开链为省财政厅长。
何键担任剿红总指挥后，找到桂系大将胡宗铎、陶钧，请求代言担任省主席，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一九二九年，中央政府送一批弹药武器给鲁涤平，从江西绕道而行，经汀水到长沙。何键赶到长沙时，桂系另一大将夏威及胡、陶二人也同时赶到。何诡称鲁要赶走桂系，鼓动桂系将领除掉鲁涤平。桂系本就对蒋主席不满，因而拍案而起。二月十九日，胡宗铎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通过了免去鲁涤平的本兼各职的决定。而此时，桂系将领又准备强攻湖南，鲁涤平大惊，连夜乘船赶到南京向中央哭诉。
湘案发生时，蒋主席在浙江奉化度假，听说后，连忙赶到南京，听完鲁涤平的哭诉后，对陪同来的朱培德说：“桂军自认为兵强将勇，举旗造反是迟早的事，既然暴露出来了，是好事不是坏事。”第二天，蒋主席主持召开了一百七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由何应钦和李济深调查此案。
实际上，李白在北伐时与蒋主席极为协调，而二人的智慧又高于其它人，不到火候，二人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举反旗的。在湘案中，李、白、黄三人皆不在湖南，李济深也不知情，但以蒋主席为首的中央看这件事，就不同了。即使鲁涤平“剿匪不力，把持湖南财政，重征厘金盐务，不服政治分会领导，举动乖张，有违军纪”的罪行成立，政治分会也没有撤消一个省主席的权力。因而，蒋主席认为，桂军在敲山震虎，是冲着中央政府的第一领袖来的。打狗尚且看主人，几个师长如此胆大妄为，如无李白二人作靠山，谁敢如此。
但要对付有几十万大军的领袖李白黄三人，又谈何容易。蒋主席心里当然有主意。
这天，他回到家中，夫人美龄见他默然无语，心中诧异。晚饭后，便劝他出去走一走。蒋主席不忍拂了夫人之意，欣然答应。出了大门，侍卫跟着，蒋主席吩咐：“我们到亭后便回，不必跟来。”那小亭四柱上写有唐诗。其中一柱上是王之焕的《登颧雀楼》。夫妇二人在亭里小息，只听夫人呤：“欲从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又听夫人在自言自语：“啊，唐诗在我国各朝各代的整个诗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王之焕的诗写得景象壮阔，气势雄浑。还有那李白的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建奔放，色调瑰伟绚丽，语言清新自然。不愧为诗仙之美称。”听了夫人的感叹，蒋主席心中一动：“上午张岳军劝我以毒攻毒，莫非让我起用唐生智讨伐李宗仁，要是那样，二人必死战，如此也好。这才叫做‘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呢。好，太好了。这复唐征李的一棋是再好不过的了。”想到这里面，蒋主席对夫人说；”夫人，你回屋休息，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处理。”
下定决心后，蒋主立即发电给唐生智，命他复职，并招集旧部讨伐李桂军。其时，唐生智在上海，接到中央电报，迟疑着不敢行动。这时，好友刘文岛叩门，称：“奉中央蒋主席令，送三十万银元与你，请你立即复职，讨伐李桂叛军。”唐生智大喜，立即着人带亲笔信给李品仙等部将。时，唐的旧部已喊出了“打倒白崇禧，欢迎唐生智复职！”的口号。在平津地区地火车站上，到处张帖有迎唐驱白的标语。
白崇禧已知湘案发生，但不知中央如何处理这件事。作为政治家，见平津地区出现如此众多反对自己的标语，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再呆下去，生命难保。在廖磊的帮助下，白化装从唐沽南下，乘船逃命。可怜一代著名上将军，率部从南一直打到北，立下了赫赫战功，一点好处未得，还靠别人帮助逃命。途经上海，准备登岸，经友人告急，只好放弃进上海的念头。白不知所措，一路狂逃，不知费了多少精力才潜回广西。李宗仁见白崇禧安全归来，苦笑后，为白摆酒庆贺。黄绍竑见李白二人全身而退，日与商量，俱一筹莫展。
将白崇禧逼走，唐生智召集旧将，恢复编制。其部被中央政府任命为第五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
前文提到李济深在广州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为何在南京被扣押呢？史学家评称为蒋主席诱捕了李。
李济深字任潮，原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青年时期在黄埔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一九二0年任孙总理军政府属下粤军第一师副官长。二一年任师参谋长，二三年任第一师师长。国民党“一大”时被选为中执委员，一九二六年被增补为中央常务候补委员。北伐时，他担任总参谋长，代理总司令职务，留守广州。“四．一二”流血事件，李坚决站在蒋主席一边，参与并领导了广州“四．一五”流血事件。现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八先路军总指挥职务。早年与李宗仁相识，关系一直很好。后，李宗仁创建第七军。李济深建议广州革命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军长。北伐战争时，李济深在后方将大量军需送往前线。南京中央政府成立，李济深予以支持。他将在广州留守的部队改编为第八路军，蒋主席命他兼任总指挥。在广州，李与黄绍竤来往密切。湘案发生，李济深哪知内情，他打电话给李宗仁，要桂军少惹事生非。当接到蒋主席要他调查湘案时，因瓜田李下之嫌，他不愿前往。但中央不这样认为，桂系造反，李济深必是重要人物，必须予以控制。所以，蒋主席派吴稚晖到广州，接李济深北上，参加党的“三大”。李济深在吴稚晖、古应芬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立即去见从南京来沪的李宗仁，进行斥责。李宗仁见李济深在气头上，不仅不生气，反而平静地说出真相。那李宗仁坦然地说：“我事先也不知湘案的发生，此时白建生还在唐沽，生死如何，不得而知。蒋介石并非要治罪于我李德邻、白建生和夏威等，而是要借湘案，置第四集团军于死地。如果你去南京，情况会更糟，你应该清楚，蒋介石早就把你当作桂系的重要成员，希望你就此止步，赶紧回广州。如果你要去南京，蒋介石就会以中央的名义扣押你。”李济深哪里听得进去，说：“德邻，你怎么如此多虑。我赴京，是蒋介石电召调停湘案。何况又有吴老等的培同，怎么会扣押我呢？”李宗仁回答：“唐生智已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已在平津唐召集旧部，两湖地区也有唐的部下。我真担心健生啊。唐一年前反蒋，此时又投靠蒋，与我们桂系的矛盾很深。唐在湖南多年，这个人能不回湖南吗？”李宗仁接着说：“关于调停，你调停得了吗？蒋介石打垮桂军的念头早在龙潭战役时已存。既然目标已下，你完成得了这个调停的任务吗。又反过来说，既然是调停，为什么急急忙忙地复唐生智的职呢？任潮兄，蒋打的是中央政府的旗号，很多人暂时还受他的蒙蔽。你协助何敬之调停，还得受何的支配。有了功劳是他何敬之的，而调停失败，则是你在中间捣鬼。何况蒋介石允许你调停成功吗？由此看来，你就有被扣押的借口了。”李济深说：“我并没有反对中央，也没有与蒋介石对着干，他不会扣押我。”李宗仁冷笑，说：“谁又在反对中央，谁又在反对蒋介石？但你与桂军中的李白黄的关系，中央政府中又有谁不知。你到了南京，以你的个性，必然为桂军辩护。蒋介石也必然把你作对头看。作为桂系的重要同盟者，调停不成功，无疑地造成了桂军拥兵自重、不听调遣的假象。你既给蒋介石披上了和平的面纱，又给他提供了动武的借口。记住，蒋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平叛，而理由也比较充分。如果你不去南京，广州还在你的掌握之中，整个桂系也存在。如果你去了南京，广东就会落入蒋介石的手。到那时，你我不仅要丢掉广东，广西也岌岌可危。黄绍竑的第十五军又如何抵挡中央军的百万大军压境呢？如果把话说绝一点就是：你不到南京，战争就能避免，第四集团军也存在。只要你去南京，就促使内战的爆发，也危及到你的安全。明天，我就要回到广西了，你最好今晚就回广州，形势对我们不利啊。”这一篇至深至理的语言，说得李济深心服口服，决定暂住上海，看看风头。
蒋主席在南京，听说李济深有返回广州之意，大惊，连夜派蔡元培、张静江、李煜赢协助吴稚晖说服李济深赴宁。同时也电告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杨虎，密切注视李济深的情况。
在四大元老的培同下，李济深将李宗仁的话忘记得干干净净。李宗仁知事已难挽回，长叹一声：“内战已无法避免了。”连夜秘密地回广西去了。
李济深一到南京，感觉氛忿不对。身为总参谋长，军事编遣委员会的总务主任，连自己的行动也要受到限制。他发现自己处于中央政府派来的军警严密的控制之下。此时的李济深，深感李宗仁有先见之明，也懊悔没听李宗仁的劝解。在软禁中，他十分想念李宗仁，也为白崇禧的安全担忧。
蒋主席见李济深已被扣押，唐生智又招集旧部，便在“三大”上对李、白的行动进行了激烈的遣责。只听蒋主席说：“李德邻，白健生唆使的湘案，是对着中央政府的，说明白一点，他是在利用手中的军队，拥兵自重，要挟中央。夺取党国的最高领导权。为了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我慎重地提交中常委，请求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对此事件进行解决。”在三月三十一日的大会上，蒋主席与从广东来的李济深当着中央大员的面，进行对口争辩。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其争辩的激烈程度，使听者面面相觑。同时也佩服李济深的胆量和口才。下午，参谋总部下令解除李济深的卫队武装。次日，中央政府下令逮捕李济深，并押往汤山看守。这位在广州留守的大将军，与蒋总数年的亦步亦趋，何曾想到有今天。蹲在汤山狱中，他思念故友，沉溺于悲愤之中。
陪着李济深来南京的四大元老，他们劝李济深赴宁时，都曾拍胸担保，到南京后李往来自由，哪知四大元老连人格都陪进去了。张静江、李煜赢、吴稚晖虽觉不安，但毕竟与蒋主席关系颇深，倒也罢了。唯有蔡元培愤愤不已，从此学三国时的徐元直，发誓不再进言。最善于演戏的还是吴稚晖，知道自己无法向众人交代，只得实现事前的诺言：李济深被困，吴某陪同。因此，再演了一回戏，竟在汤山陪李济深坐了两天牢。
诸事已毕，蒋主席连下两道严令，将湘案的肇事者夏威、叶琪查办。撤消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查抄李宗仁在南京的住所。而此时的李白二人回广西已有十多日了。
蒋主席准备进军广东，他命粤军将领陈铭枢、陈济棠立即回广东，煽动粤军公开反对李济深。二陈与粤军另一将领蒋光鼐等联名发表通电。通电说：“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党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膏血，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我粤。而牵入战争漩涡者，则粤人之公敌。”中央政府下令任命陈济棠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
广东既平，蒋主席命何应钦为武汉行署主任，指挥大军收复广西。
蒋主席饱读兵书，通晓战策，深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对两湖地区的桂军战将胡宗铎、夏威、陶钧进行了劝降，被拒绝。但何键、杨明辉、李明瑞三将在大军压境之时，连忙公开宣布服从中央的指挥。蒋主席委任何键为湖南省主席，杨明辉、李明瑞分别为第十七、第十五师师长。战端未开，李白旧将在两湖的一半归顺中央。李、杨二将的倒戈，使桂军措手不及，只好全线溃退到沙市、荆州一带。蒋主席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武汉。
胡宗铎、夏威、陶钧三将，由于李白二人不在两湖，群龙无首，成了一盘散沙。要战，哪里敌得过四面八方的中央军，想退，路途遥远，山川阻隔。何况退路已断。万般无奈，三人商量后无路可走。只得打起精神备战。
想那胡宗铎、夏威、陶钧三将，本为桂系主要战将。此三人有李白之胆，无李白之谋。有逞一时之匹夫之勇，而无长远考虑和策划，硬铮铮地将第四集团军携向深渊。想当初，三将跟着李白，出生入死，从广西一直打到北平，第四集团军声威大振。由于三将的莽撞，将好端端的半壁江山，一夜之间丧失。更想那李、白、黄，还没有与蒋中正一较高下，倒被自己的忠臣良将断送了美好前程。是天意还是巧合。
蒋主席平息湘案，回到南京，正准备挥师直指南宁。忽报反了西北军石友三部，又报韩复榘也反了。蒋主席大怒，挥师平叛。不因为这，有分教：中原大地，又冒浓浓战火；长江边沿，再增群鬼哀嚎。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要长而母不养。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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