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蒋总在南昌，接到二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消息，已知武汉方面提前做了手脚，而自己已被解除了党的中常委主席、军委主席职务。留下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也岌岌可危。这几天，他一直思考着如何对付这突然到来的事件，也一直下不了决心而采取果断的措施对付武汉中央，几天来，他烦躁不安。这天上午听说张静江等在客厅相候，连忙迎了出来。在客厅里，以他马首是瞻的各文武大员已坐满了一屋，而被自己刚从成都请来的张群却坐在末尾。见蒋总到来，众人起身相迎。蒋总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安。和张群握手时，蒋总对他说：“此时见到岳军，中有幸了。”张群施礼，说：“上海相招时尚在成都，知公用人之际，特来相投，恐不能效犬马之劳。”蒋总抚慰，说：“岳军谦让，中得岳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张群很感动，说：“公过奖。群必报公之恩。不再侍二君了。”蒋总称谢。
坐下后，张静江首先开言，说：“介石贤弟，我等到此处来，是想和你探讨军国大事。大家在座诸位，都非外人。我看还是直切正题吧。”见蒋总笑而不答，张静江接着说：“武汉方面背着中央，召开了所谓的三中全会。这种不足法定人数的‘全会’，本应宣布非法。已经几天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应该表明态度了。”蒋总答：“作为一名党员，又追随先总理多年，我服从党组织决定。”吴稚晖奋然：“如果是全会所作的决定，我等理应执行，但现在武汉的‘三中全会’还没有我们南昌的同志多，更不足半数的人数。这个全会叫我等如何服从。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如果再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果夫同志，只你和李协和到过武汉，而协和此时又到北京去了，你谈谈在武汉的见闻，好吗？”陈果夫见吴稚晖点名要他发言，便站了起来，将在武汉的见闻作了介绍，最后，他说：“按照党的章程，这个会不能称为‘全会’，应该宣布非法。所作出的决定应该无效。我还要向诸位同志说明的是，二中全会的中常委主席、代理主席、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党的重要干部都没参加会议，这个会就是背着中央搞阴谋；武汉方面大骂蒋介石专权，要将领袖们一一打倒。武汉城里大街上张帖着“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大幅标语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武汉方面又骂张静江昏庸无能，这是在诋毁我党的领袖；为迁都，小题大做，置北伐大业而不顾，置总理遗愿于脑后，仅以少数人发号施令，这是在破坏中央的领导；与武汉方面的军事首脑暗送秋波，拉帮结派，残酷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亲小人，远贤臣，置有功者不顾，将无病大养的汪精卫加上虚衔，这才叫做另立中央。这样的全会又怎能认可？诸位同志，‘一大’，你们大多参加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总理的遗愿不能实现，我们都要负历史责任啊。”吴稚晖愤愤地说：“果夫同志说得对，我们要与武汉方面对着干，不能让这些人把持着党的大权，更不能让他们歪曲总理遗嘱而为非作歹。完成总理的遗志，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依靠别人。”蒋总默然。一会，转过头来，问张群：“岳军，你说呢？”张群说：“群乃末学后辈，愿听张老及诸位同志的主张。不过，大丈夫生于乱世，建功立业时不我待，错过时机，后悔就来不及了。”张静江说：“介石，我党的大多数同志还是拥戴你的。当今中国，干革命不能离开你的领导。”蒋总说：“张老，吴先生，你们的话，中听起来有些模糊。不过，能否承认武汉方面的决议，我只能尊重诸位同志的意见。至于汪兆铭，我曾写信给他，希望他早日回国，继续作党的领袖。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诸位同志能否拥戴他，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戴季陶说：“介公，我们不能拥戴汪氏作我党的领袖，现武汉方面将这人拉上了党的领袖的宝座，无疑是要置我们南昌同志于死地。我们只能在先总理的理论指导下，在你的领导下，奋起正义的旗帜，与武汉方面的分裂份子作坚决的斗争。”张静江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继续革命，顺应广大党员的要求，立即召开党的三中全会，把武汉方面歪曲的事实纠正过来，让全体党员明辨事非。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北伐大业，实现《建国大纲》规定的蓝图，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另一条路是向武汉方面俯首称臣，任其宰割。要是那样的话，介石以前的功绩全部化为罪恶了。吴佩孚、孙传芳倒成正义的了。介石，这条路我们走不通。”蒋总说：“果夫，在南昌的中执委、中监委有多少人？”陈果夫说：“加上从武汉回来的李协和。我们比他们多四人。”蒋总沉默了一会，问：“武汉方面有何举动？”陈果夫说：“武汉城最近又举行了两次集会，主要是深讨蒋介石的独裁。”蒋总说：“我独裁什么？对孙传芳、吴佩孚，我能不独裁吗？哎，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是是非非的。张老，吴先生，汪兆铭在国外养病一年多，就要回国了。他到武汉，必经上海，你们去迎接他，劝他在南京主政，不要去武汉了。”二人大喜，说：“这个主意好。我们一定劝他留在南京。”蒋总转过头来，问何应钦：“敬之，各个军的情况怎样？”何应钦说：“请校长放心，军队一切听从您的指挥。”蒋总对众人说：“诸位同志，你们的意见，中记下了。张老、吴先生，你二位负责找出否定武汉‘三中全会’的依据，再提出方案，让大家心里有数。”张静江说：“我们尽力搞好。”蒋总问：“这个时间长吗？”张静江答：“不长。因为好多材料和数据都是现存的。”见时间紧，众人都去准备了。张群走在最后，蒋总留住，说：“岳军，好几年没见面了，多坐一会，好吗？”张群只好留下。蒋总送客回来与张群陪坐，蒋总问：“岳军，张静江大哥劝我的话，你也听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让我另立中央。重组政府。但我总拿不定主意。贤弟看在我们多年的结拜份上，为愚兄指点迷津。”张群说：“在日本留学的五弟兄中，我最小，我的观点是：大丈夫生于乱世，既然上天赋予二哥有条件建功立业，为何偏要寄人篱下呢？天下是英雄的天下，兄长具有济世之才，又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应该把这混乱昏浊的乾坤洗涤干净，还我清平明朗的世界。稍一犹豫，终身后悔。时不我待呀，望二哥三思。”蒋总大喜，握住张群的手，说：“有群弟的这些话，中心里有底了。”
你说那张群是何人，蒋总如此信任他？原来张群是蒋总同赴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的同窗好友。张群字岳军，比蒋总小三岁。四川华阳人。在日本，他与蒋总数年朝夕相处，彼此十分投和。留学时，他与蒋总结拜为生死之交，后又与在日本的张静江、戴季陶、黄乳结拜异性兄弟。五人中，张静江年龄最大，称为兄，蒋总第二，因此为二哥。辛亥革命时五弟兄同时回国，张群与蒋总又同在陈其美手下为将，蒋总任第五团团长，张群任第八十九团团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群重返日本完成学业，回国后任护法军政府副官长。后又调任成都警察厅长。北伐时，蒋总召张群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但张群因母亲病耽误了几个月。后听说北伐军解放上海，乘船到上海转道来南昌。这次武汉中央政府成立，他到武汉时遇到张静江，一起拜谒蒋总，被挽留。张群的到来，成为蒋总又一重要谋士。
送走张群，蒋总回到办公室，副官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说：“总司令，武汉来电，命在南昌的中执委、中监委立即到南昌任新职。”副官出去后，何应钦走来，蒋总问：“敬之去而复返，必有事情。”何应钦说：“校长，南京、上海已经收复，不如将总司令部移向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无论从哪方面都比武汉强。”蒋总问：“武汉方面会同意吗？”何应钦有些吃惊，说：“校长，我们还要向武汉方面俯首称臣吗？要是那样，事情就遭透了。”蒋总说：“好吧，你去安排一下，我不久就到南京。”
几天后，蒋总率总部机关转道九江后，登上吴果明任舰长的中山舰，顺江而下，直赴南京。三月十五日，舰艇来到下关码头，蒋总伫立于船头，望着南京城的雄姿，心中泛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这就是六朝古都南京，中国东南重镇，它就是党国的政治中心？哼，唐生智、张发奎此时在干什么？他们能完成总理的遗愿统一全国吗？革命大业交给唐生智这一类人，历史不倒退才怪呢。”见身边两名副官左右侍立，他说：“陈副官，你立即上岸，去南京担任邮电局长。张副官，你行伍多年，又屡建功勋，就到南京担任警察局长吧。”二人高兴地给蒋总行礼后，上岸就任去了。
蒋总来到上海，在枫林桥交涉大楼下塌暂住。有时也回迈尔爱路歇息，因夫人陈洁如近来喜欢清静，所以，蒋总也经常在这里。
蒋总常到上海。年轻时，他曾在这里为革命党筹集资金，与上海金融界较熟。这次他回到上海，要顺便看望在沪的一些各界朋友。
到上海的第二天，蒋总持帖分别访问了江浙财团的钱永铭、虞洽卿、陈光甫等。因总司令部军需处长徐浮曾两次赴沪联系，后钱、虞、陈三人到南昌拜访蒋总。这次蒋总亲自登门拜访，三人深受感动，都愿意竭力协助蒋总的革命事业。几家财团合计后，集资三千万，作为军费赠送。这对当时来说，是一笔庞大的数字了，蒋总称谢不已。一日，蒋总在上海会唔各界代表，回到家中，已是午后了。夫人陈洁如连忙端上饭来，蒋总胡乱吃一些后，正想休息一会，秘书进来，报告：“张静江、吴稚晖等首长相访。”蒋总连忙迎进客厅，只见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古应芬、陈果夫、李石曾等已等在那里。蒋总见众人神气十足，正要询问，吴稚晖拿着一迭材料，双手递了过来。见蒋总一脸疲容，吴连忙缩回。蒋总笑问：“吴先生，此为何？”吴稚晖说：“我见总司令很疲倦，不忍心此时打扰。”蒋总说：“没有什么，革命嘛，苦点累点也应该。再说，你们熬更守夜的收集整理，我只是阅读，又怎累着了。”蔡元培说：“不如总司令休息一会，我们晚上来，好吗？”总司令见大家诚恳，便点了点头，众人辞别。
送走张静江等人后，蒋总实在太累了，便躺下，睡了刚一个钟头，夫人便叫醒他。蒋总起身，便将吴稚晖交来的材料读了起来。材料很长，封面上写的是：“清党”、“重组政府”。蒋总见“清党”一部份里，文字用大量的例证说明了清除共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列举了共党成立六年以来，唆使民众与国民党作对的事例。材料提出了不清党不足以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关键地步了。在材料的后面，就清党工作安排了具体的步骤。“另立政府”一章，则详细阐明了武汉政府的非法性和短暂性。材料还对另立政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了另立政府利大于弊的道理。蒋总看后，陷入了沉思：清除共党，党内有哪些人予以支持，他们在党内约占多大的比例，当然，压力又有哪些方面。谁又来做孙夫人的工作。军队中能坚决站在清党方面的实力派有哪些。特别是李宗仁、白崇禧二人的态度怎样。现李、白二人手中握有六个军的兵力，那桂系本身就是一支庞大的、能征善战的部队，如果站错了立场，后果不堪设想。蒋总拿着这迭材料，实在下不了决心。
在张静江的主持下，坚决不到武汉任职的中执委、中监委于三月二十八日召开了国民党监察委员会预备会议。吴稚晖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会上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里举行预备会，主要是揭露武汉方面分裂党的行为，同时也讨论我们党今年的工作方针。诸位同志，在武汉的中监委只有四人，我们这里有六人，在数量上，我们的人数是他们的一倍半，符合法定人数。因此，我们做出的决定就有合法性。吴某认为，中央的同志在南昌多，如果把政治中心移向南京，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的。也迎合了我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只要对党对中国革命事业有益，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去做。任何反动的团体，任何个人，都无法阻止我们正义的行动。同志们，历史将会对我们的举措作出公正的、客观的评价的。因此，我把这次会议称之为‘护党救国会’不知诸位同志以为如何？”张静江喝了一声彩，说：“好得很，革命党人公开自己的观点，这才叫做光明磊落。”吴稚晖继续说：“关于共产份子，从几年间的合作看，他们现在已不是和我党联合，而是在我党内搞破坏。现在已处于关键阶段，不清除共党，我们国民党就要灭亡。只有将公开的、隐藏的共产份子全部清理出去，我们党才纯洁，才壮大。”李石曾插话说：“共产份子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现在两湖、两广及江西，所谓的农民协会已超过一百万个，这些，大部分都控制在共产份子手中，国民政府在上述地区已岌岌可危了。”蔡元培问：“蒋总司令赞成我们这种做法吗？”张静江答：“蒋总是一名党员，他会尊重我们此举的。不过，清除共产份子出国民革命队伍，并不是几个国民党员的意愿，而是整个的国民党员的意愿。蒋总当然也不例外。”古应芬说：“蒋总已下定决心清党了。周恩来在上海稿暴动时便有决定。现周恩来、陈延年手里的武装已超过七千人。周的这支武装，随时都有向我国民政府开枪的可能。还有，共产份子一旦成事，将如汹涌的洪水，一发万里不可收拾。到那时，国家就姓共了。因此，清共在急不在缓。”到会的中监委员和列席委员们反复讨论了“清党”和“另立政府”的议案。
四月二日，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及在宁、沪两地的中监委参加了讨论。会议由张静江主持。会上，吴稚晖抛出“致中央委员会清查共产党函”交大会讨论。李宗仁，黄绍竑等听张静江在会上说：“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人成份复杂。其中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党的纯洁党员，他们是党的中坚力量，忠诚于总理的主义。这些同志敢为党国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他们不相信异端邪说，坚信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二种人是动摇份子，他们虽也忠于三民主义，但不能与共产份子划清界限，有时还跟共产份子遥相呼应。对于这种人，我们对他们是既团结又斗争，当然，也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第三种人，是受共产份子毒非常深的人，有的根本就是共产份子。他们表面上忠于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破坏，他们混入党国的高级部门，攫取革命的领导权，以断送国民革命的成果。你们看，前方将士在拼命杀敌，他们在后方抢班夺权。这种党员，我们要坚决地毫不手软地将他们清除出党。具体办法是：将各地的共产份子包括与共产分子打得火热的人，集中或分别看管，禁止行动。”张静江讲后，吴稚晖就选举胡汉明、蒋中正等为国民党的领袖提出议案，得到通过。快要散会时，中监委员李宗仁突然问吴稚晖：“吴先生，张老说对付共产份子实行‘知照各地机关，分别看管。’能否具体化一些？”吴稚晖一笑，说：“德邻同志，你是我党的精英，岂要说得具体。如果要我解释，那就是：我党的事业，不容共产份子捣乱。革命是流血的革命。不杀几个共党份子，我党的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李宗仁问：“万一杀错，谁负责？”吴稚晖答：“共产份子有的极其顽固不化，宁可错杀，也无放过之理。”李宗仁转过头来，问蒋总：“总司令，你对吴先生的话执何态度？”蒋总回答：“作为一名党员，我尊重组织决定。倒是德邻，你对此有何看法？”李宗仁说：“我以总司令马首是瞻。”蒋总说：“我还是相信德邻的。”
那吴稚晖生于一八六五年，原名吴眺，又名敬恒。江苏常州人。辛亥革命后，吴被临时政府授予教育总长，吴不就。国民党“一大”时被选为中监委员。吴坚决反对国共两党合作。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语推行委员会主席。
会议后，蒋总派黄乳知会驻沪的各国领事，要求他们对即将进行的“清党”、“另组织政府”予以支持。
第二天，蒋总将李宗仁、白崇禧召到办公室，具体研究清党问题。他命白崇禧为驻沪清党总指挥，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为副总指挥，为稳妥起见，他命刘峙将第一军第三师开驻上海闸北，并占据有利地形。白崇禧命令上海全城戒严，禁止一切示威、游行活动。翌日，蒋总下令查封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海办公处，封锁武汉方面的一切消息，同时，他任命吴稚晖为上海特别市代理市长。吴到任后，立即取缔临时政治委员会，组织特别市政府。见诸事已毕，蒋总乘火车离开上海到南京，受到在南京的党政军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蒋总发表了演讲，表示要继续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刚到南京的陈布雷捉刀，以“护党救国”为内容的文章从南京向全国发出。
话分两头，自二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形势一天天趋于平静，市场物资紧张也得到了缓解，革命政府各机关已全部建全并工作起来。这天，中常委徐谦对孙科说：“三中全会虽结束，但蒋介石仍重兵在握，凭你我的力量难与其对抗，不如再电催汪兆铭，请他火速回国赴武汉任职。”孙科赞同。
汪精卫在巴黎蛰居已一年多了，接到徐谦等的电文，十分高兴，当即与陈璧君商量起程回国之事。夫妇二人说走便走，第二天便乘远洋客轮出发。到了四月一日，远洋客轮来到上海港，刚上岸，就见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前来迎接。汪与前来迎接的国民党文武大员热烈握手，亲切拥抱。一年多未见党的同志了，见这么多人来迎接他，心里的高兴劲就甭题了。众人簇拥着来到寓所，张静江等与他握手告别，约定第二天商讨国事。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影响很大的人物，送走张静江等人后，他感到少有的纳罕：“这些人全是蒋介石的心腹，今日一反常态前来与我亲热，此中必有文章。”凭着多年的党内生活和政治嗅觉，他好象闻到了一股潜在的火药味，既然已答应张静江等，明日倒要看看这些人要唱些什么戏，以便从中窥窃出这些人的意图。而在另一边，蒋总也在纳罕：汪兆铭虽接我的信回国，但信的内容他岂有不会从中窥窃我的意思。汪聪明，此时突然回国，从中必有人操纵。蒋总认为：汪胆小心大，让他来担任党的最高领袖是不适宜的。正因为如此，蒋总在信中明誉暗讽，并派吴公冕求见中共领袖陈独秀，请陈敦促他回国，以免被地方军阀利用。但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看来，汪是国民党左派领袖，用汪震摄蒋是再合适不过了。因而，也电请他回国。
第二天，张静江等如约而至。只听张静江对汪精卫说：“兆铭同志，你在国外一年多了。这一年来，国内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离开时，两广还没有统一，革命军也仅有六个军的编制。去年七月，蒋介石同志率革命军兵出韶关，首战衡阳，再战长沙，后又血战武汉。吴佩孚二十多万军队已被我革命军消灭。吴现归隐上海。蒋总率雄兵继续北伐，所向披糜，北方军阀的兵将哪里是蒋总的对手。孙传芳丢南昌、失南京、弃上海。现福建也归我革命政府管辖。这些，皆广大将士浴血奋战和结果，也是蒋总指挥有力啊。南京，乃六朝古都，中兴大业必在此扩展，政治中心设在南京有百利而无一害。不料徐谦等人在武昌另立中央，召开了所谓的‘三中全会’遭到了我党大多数老党员的谴责。兆铭，你在国外，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所以，我们这些老党员就劝你不要去武汉了，就在南京主政，我和介石以及在座诸位在你的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不知你意下如何？”听了张静江的话，汪精卫说：“张老，你也是一个老党员了。你知道，一个党员怎能放弃组织原则而另行别径呢？如果党为必要，则党的纪律不能不遵守，否则党为之破碎糜烂。如今，我受党中央相招回国在武汉参加工作，尔等却劝我去南京，这是万万不可的。张老幸无再言。”吴稚晖见汪精卫拒绝了张静江的说词，有些烦躁，说：“兆铭同志，介石同志三番五次邀请你回国赴宁主政，你却去武汉，岂不辜负了介石同志的一片苦心。”汪精卫说：“吴先生言重了。我与介石友好，乃是同志之间的私情。兆铭此次回国，是受党中央的指令。介石是识大体的人，不会为这种事而反颜的。此番话就请吴先生不再说。”蔡元培说：“宁汉两地，同为指导革命，兆铭为何非要赴汉？”汪精卫笑着说：“元培同志，中央在武汉。南京虽六朝古都，虽花柳繁华地，但中央却没有要我到南京。同为革命，但性质大不相同啊。”
这时，前来劝汪精卫到南京主政的中执、中监委已将客厅挤满。大员们软磨硬缠，汪精卫态度十分坚决。你看他挥动三寸巧舌，将众人一一驳倒。吴稚晖见众人劝不住汪，竟跪在地上，请求他改变赴汉的主意。此时，会场上至为激荡。好一个汪精卫，见此，连忙起身避开，走上楼梯，十分客气地说：“吴老，你为革命的老前辈，你这样做，我受不了。”你道为何？在汪精卫眼里，张静江等此时追随蒋总，但毕竟共事多年，从未翻过脸，因而以礼相待。对于蒋总，汪仍耿耿于怀。所以拒绝了元老们劝解。双方约定，第二天再谈。但连续几天的劝说，汪明确表态不愿意清共，更不赞成驱逐俄国顾问团。但双方约定在四月十五日召开中中执委和中监委会议，消除党内纠纷。
在上海期间，汪精卫还会唔了中共领袖陈独秀。国共两党领袖畅所欲言，各自阐述了观点。会谈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宣言》。汪、陈二人皆表示两党继续合作，携手前进。四月七日，汪精卫搭乘去武汉的客轮，秘密从上海动身来到武汉。徐谦等人接着，送汪氏夫妇到下塌后，告辞出来，连夜准备汇报材料，供汪择取。
第二天，汪精卫来到中央党部，在汉的中常委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吴玉章等人待汪坐下后，各自汇报了一年来党内纷争的情况。吴玉章说：“蒋介石口头上高喊革命，但在行动上却干的是反革命勾当。一段时间以来，蒋介石加快了镇压工农运动的步伐。下面约举二三例子来说明蒋的叛变恶迹。今年的三月十六日，蒋介石指使吴威、倪弼等人，杀害了江西总工会副委员会长兼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查封了赣江市总工会。当地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打击。十六日，蒋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和省学联。十七日，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建刚勾结青、红两帮黑社会，冲击江西九江市党部、市总工会和第六军政治部，当场枪杀四人，打伤六人。九江留守司令唐蟒宣布全城戒严，禁止工人罢工，并到处搜捕共产份子。二十日，杨虎在欢迎蒋介石到安庆的大会上，当着总司令部官员的面，捣毁了江西省党部、省农会等到机关。二十一日，四川刘湘下令镇压在重庆举行的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集会，对大游行的民众进行了枪杀，当场打死打伤五百多人。刘湘的双手沾满了民众的鲜血。时蒋介石在安庆，不仅不下令中国军民抵抗英美的暴行，反而派员向英美献媚。制造血案的人，几乎全是蒋介石的亲信，有的还是蒋的侍卫官。这说明蒋已背叛了三民主义，也背叛了革命。所幸的是汪同志及时回国赴汉。我以中常委员的名义提交常委讨论：坚决要求撤销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徐谦说：“刚才吴同志只列举了三月份蒋介石的部份恶迹，其实远不止这些。更有甚者，是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与青红帮的杜月笙、黄金荣等打得火热，他自己也成为黑社会头目的座上宾。在上海，他派黄乳、张群到各使馆，大搞亲善活动。前不久，又派戴季陶到日本，寻找靠山，为自立中央作后盾。现蒋介石已堕落为历史的罪人。不应该成为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我也慎重提出议案：解除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军权收归中央。以后，军队中师以上的军官的任命，由中央军委集体签字后方为有效。”汪精卫说：“吴同志、徐同志，你二人的观点，我完全赞同。其它的中常委呢？”孙科说：“一切听汪同志的决定。”其它如顾孟余、陈公博、谭平山也表示听从汪精卫的决断。汪精卫说：“既然中常委各同志的意见一到致，对蒋介石的处理就这样定下来。明日见诸报端。”
第二天，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令蒋中正赴汉，商量总司令职务的卸职交接事宜。哪知四天过去了，并不见蒋电文的到来。徐谦对汪精卫说：“蒋介石置中央的命令不顾，说明他要公开叛变革命。现在，该宣布对其撤销全部职务的时候了。”汪精卫说：“我从巴黎回国时，刚到上海，便遭到蒋介石的一帮文臣的围攻。幸亏陈独秀等的掩护，方来到这里。现在，要蒋介石回头已难了。我的意见是再以中央的名义，电告蒋介石返汉任职。为达到团结同志，避免党内再有分裂，再请子文以中央特使的身份到南京，劝蒋介石顾全大局。如再藐视中央，再宣布撤职也不迟。”宋子文说：“我明日就去南京。”
中常会后，汪精卫于十一日来到唐生智处，视察了驻汉部队的第四军，并亲切会见了李品仙等高级将领。十二日，在谭延闿，徐谦的陪同下，汪一行来到南昌。张发奎、陈铭枢等接着。汪精卫鼓励将军们要捍卫总理的主义，执行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看到南昌、武汉的军界首脑对自己的忠诚，汪感到高兴，决定第二天赶回武汉。
晚饭后，汪精卫、徐谦等在南昌大饭店歇息。汪兴致很高地对徐谦说：“如果我革命者都象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同志那样忠于中央，何愁总理的夙愿不能实现呢？”徐谦正要回答，秘书进来报告：“武汉军委来电，说上海发生了最大的流血事件。工人纠察队已被全部缴械。至少有五百人被抓，两百人被枪杀。据说，这些都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指使干的。白崇禧、周凤歧是事件的直接指挥者，请汪主席指示。”徐谦接过电文，看后说：“蒋介石已抢在我等之前下手了。请汪主席连夜赶回武汉，组织平叛。”汪精卫说：“天这么晚，如何能走？”徐谦说：“谭祖庵已经回武汉，此时赶回，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更严重的事件发生。”汪主席说：“不如急电谭主席，让他做好部署。”徐谦有些着急，说：“中央军委由你主持，此等重大事情，怎能托付他人？”汪精卫说：“我已非常疲倦了，明日早行。”徐谦说：“明日早行，到武汉已是第三天的事了。还是连夜走好。”汪精卫说：“此时走，又没给军界、政界打招呼，容易引起军政两界混乱，还是明早走吧。你忙，可以提前走。”徐谦见此，只好辞出，回到卧室，长叹：“兆铭不能主大事，我扶错人了。以后主宰中国者，必乱世英雄蒋介石啊。”
中常会上，汪精卫一脸疲容，但他还是强打精神，说：“蒋介石已公开叛变革命。他在上海到处屠杀共产党和其它进步人士。现白色恐怖已笼罩着整个上海城。大家想一想，看看采取什么措施制止这一反革命暴乱。”徐谦说：“对这场暴乱，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我认为，先将蒋介石的罪恶昭告天下，让国人了解蒋介石的狼子野心。要向我党同志说明：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成为人民的公敌。党中央应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打倒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中央应立即作出撤销蒋介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决定。但蒋介石手里还掌握一部份军队，中央可任命唐生智、张发奎为讨伐军正副总指挥，挥师讨贼平乱。再电令冯玉祥率本部大军向河南、江苏进军，造成对蒋三路分进合击之势，迫使蒋介石接受审判。”吴玉章说：“除了徐同志说的，我认为还应该在武汉召开三十万民众的大会，深讨独夫民贼蒋介石的罪行。藉以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和蒋介石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号召我国民军将士，谁捉到蒋介石，谁就会立功受奖。”谭延闿说：“我完全赞成徐、吴两同志的意见，组成大军，讨伐蒋介石。”陈公博说：“讨蒋行动在急不在缓，时间长了，对我不利。”宋子文、孙科等也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那吴玉章生于清光绪三年（即一八七八年），原名永珊，号树人，四川荣县人。一九0五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孙中山之邀，到南京秘书处工作。一九一五年与蔡元培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常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对上海中共党人惨遭杀害，十分愤怒。在汉口举行的三十万人的大会上，吴历数了蒋总一系列罪状，号召各界人士紧密地团结起来，与以蒋总为代表的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再说蒋总在上海同各界广泛接触后回到南京，便积极准备第二期北伐。这天，他很早来到总司令官砥，对着百万分之一的大地图思考着继续北伐的方略。这时，秘书将当天的报纸送来，见蒋总思索战事，便将报纸夹好后轻轻退出时，蒋总问：“今天武汉方面有何消息？”秘书回答：“昨日汉口召开三十万人的集会。武汉的党政军大员都参加了。”蒋总走过来，首先翻阅《武汉日报》，只见头版头条写有：“汉口三十万民众集会，愤怒声讨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滔天罪行。”另外一条新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撤销蒋介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版的通栏标题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例证》”文章写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白崇禧、周凤歧等叛逆指挥上海警备区特务处长杨虎、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率在沪的第二十六军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在上海黑色帮会‘中华促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的地痞、流氓的协助下，向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及十四处队员集结地发动进攻。他们以欺骗的手段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员的武器。稍有反抗者立即被枪杀。在这场流血事件中，当场被打死工人纠察队员有三百多人；十二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发动工人请愿，遭到了第二十六军第三师的残酷镇压。当场打死打伤游行队伍三百多人。也就是这一天，上海城大西街到处是尸体，时逢大雨，血与水混和，流入黄浦江，染红了江水。十四日，杨虎、陈群在白崇禧、周凤歧的指挥下到处捕捉中共党人。杨虎、陈群公开悬赏如查获共党之首要者，凡捉拿一人，赏大洋一千块，附从者五百块。自十三日至十四日，成千上万的革命者遭逮捕、关押、屠杀。一时间，大上海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上海民众把刽子手杨虎、陈群称之为‘养虎成群’。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滩三天被杀者不下千人，数千人被捕，近万人下落不明。在广州，蒋介石指使李济深、钱大钧等指挥军队戒严。十五日这天，被捕的革命群众达二千一百多人，当场被杀害的有三百多人。在全国各地，都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搜捕共产党人士，仅广州一天，就有三百多人惨遭杀害。以上说明，双手沾满了革命者和工人鲜血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蒋介石集团已经完全背叛了革命，成为整个工农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蒋总看到这里，不禁大骂：“娘希匹，武汉自称为革命者，我倒成为反革命了。”再看第三版，署名的中常委吴玉章写了一篇报导，其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中共党员和革命的进步人士惨遭杀害的已不下两千人。”“蒋介石已脱变为反动军阀。”“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胜利果实。捉拿蒋介石、白崇禧、李济深等罪魁祸首。”看到这一系列的叫骂声，蒋总头皮直打皱：“武汉方面抗议声一片，如何收场？哎，都是张老性情急了点。今天清党，明天清党。这不，唐生智、张发奎的队伍压过来了。如果再加上冯玉祥的力量，这胜负就难说了。”想到西北军，蒋总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务必使西北军站到南京方面来。至少也要中立。那样，唐生智的十万大军还叫‘大军’？何况单打独斗，他唐生智就有这个胆量？”这时，侍卫报：“张老、吴老求见。”总司令连叫“请”。不因这两个人来，有分教：两条真龙搅神州，一只猛虎啸山林。正是：一党三派齐声吼，吵吵争争闹正宗。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