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蒋中正听夫人说起许崇智从上海写信要钱的事，十分吃惊，说：“许大哥离开广州时，我已从军费里拨出两万元予以安家补助。他从军多年，又屡建战功，颇有结余。他们家原也有田产，不长的时间怎么会缺钱呢？”陈洁如说：“我乃女流之辈，哪里知道得那么多。可能是钱未汇到上海吧。”蒋中正说：“那是不可能的。许大哥从军多年，他的结蓄少说也有数十万之多。哦，我知道了。缺生活者，乃缺政治生活也。你马上回信与他，就说许大哥不久就要官复原职的。”
许崇智也是受“廖案”的牵连。那粤军原为许一手拉起，曾追随先总理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许自己也身经百战，多次受大元帅表彰。哪知“廖案”发生，调查所知粤军高级军官十多人参予，许理所当然难脱干系。胡汉民被逼出国，汪精卫自然就想到了他，命蒋中正解除兵权。接受任务后，中正对粤军进行了重新编组，待许崇智回到广州粤军司令部时，便被扣留。
那天，许崇智见到中正，一股怒气冲出，说：“都是你这贼子干的好事。你要把我怎么样？”中正陪着笑脸，说：“大哥，为什么如此气恼？大哥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小弟奉汪主席之命，也是身不由己啊，请大哥稍安无躁。小弟不会做对不起大哥的事。请让小弟把话说完。”许崇智见蒋中正一口一个大哥的叫个不停，不安之情稍有所缓。但仍不放心，说：“汪兆铭命你来扣押我，许某身犯何罪？”中正说：“受‘廖案’牵涉，也非大哥一人。也并非汪主席一人起疑心。大哥，你的部下十多人参予谋害廖部长，又全是高官，这些人也供应不讳。他们当中哪一个不是大哥的亲戚、好友、至交和一手提拔者，汪主席代表中执委给中下命令，小弟敢不执行，听小弟一言：请大哥暂离广州，到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待这里风平浪静后，仍会官复原职的。大哥，你从军多年，还没有清闲过，同嫂夫人、侄儿们一道走吧。为了弥补小弟愧对大哥之情，小弟特请示汪主席，拨军费两万元，作为大哥的生活补贴。也请大哥千万不要记恨小弟。小弟能维护大哥的，也仅有这点了。”许崇智见自己虽被扣，已无性命之忧，便放了一大半的心。世事如此，哪里还讲其它，只好带着家小，到上海去了。
如今中正听说许崇智提出生活有困难的事，便料想到许有可能有重返政界和军界的愿望。请夫人回信后，便丢开一边，去忙别的事了。
第二天一早，蒋总便拜会汪主席，向他禀告东征的情况。并说奉命回省城后，请示下一段的工作。汪主席十分高兴，握住他的手，说：“东征大捷，虽说有民众的大力支持，将士拼命杀敌，可也是介石兄谋略得当，指挥有方啊。介石，你革命意志坚强，我很信任你。我们一道革命，力争早日实现先总理的遗愿，实现五权鼎立，为建设美好国家而奋斗吧。”
汪主席对中正如此器重，你道为何？原来，自总理仙逝后，国民党内部权力争斗越演越烈。汪主席联合蒋中正，利用‘廖案’，将政府内权力极大胡汉民、许崇智撵走，虽内部纷争仍尖锐，但毕竟平缓了许多。现在摆在汪主席面前的是如何解决国共两党舆论的摩擦。还在“一大”时，林森、冯自由、谢英伯等老党员提出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队伍，遭到孙总理的斥责，差一点被开除党籍。总理逝世后，冯自由等重提出弹劾中共党人案，汪精卫、廖仲恺、徐谦等人予以驳斥。此事便不了了之。但反对派的叫嚣声竟越喊越响。接着，国民党理论家、中执委戴季陶提出了在认识孙总理的伟大功勋和三民主义理论问题上，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主张国民党的事由国民党自己管，勿需联合中共党人参加国民革命队伍。戴认为先总理的“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继往开来的大圣”。为增强此观点的说服力，戴把先总理与中共党人称之为“圣人”的马克思进行比较，说先生的理论博大精深。称马克思为社会病理学家而非生理学家。所以，进行国民革命的民族斗争，不一定事事都与工农联合，产业阶级与文化阶级同样也具有仁爱的性能。对于国民党的建设和国民革命的开展以及深入，仍具有纯粹性，同其它团体一样，都具有“排斥胜和独立性”。由此而推，在国民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中共党人不能参加领导层。为了强化其理论依据，戴季陶将这些理论整理成册，于民国政府成立前后在《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刊物上公开发表。那戴氏的两本小册子一发表。就象一枚炸弹，激起了众多的反应。你道为何？那戴氏身为中执委员，曾任黄博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孙总理生前的决策者之一，其地位仅次于汪精卫、胡汉明、廖仲恺等人，戴又代表了国民党内部的一帮人，你说影响有多大。
戴季陶生于一八九四年，四川广汉人，父辈巨富。一九0八年留学日本。十六岁时任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毕业后曾任《中外时报》、《天津报》主笔。辛亥革命前曾撰文宣传共和而被清政府通辑。他外逃南洋时参加同盟会。孙总理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戴任总统的秘书。以后，他受派遣到地方工作，历任中华革命党浙江支部长、广州军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兼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次长。“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戴季陶的两篇文章发表后，两方三派一起大哗。何谓两方？当然是指国共两党，三派，是指国民党内的左、中、右派。以张继、邹鲁、林森等为首，纷纷撰稿、发表演说予以支持。而以汪精卫、廖仲恺、徐谦等国民党左派，则坚决反对戴的主张。此时的胡汉明、孙科等，或褒或贬，处在中间立场。这三派人马中，吵吵闹闹，公为公说，婆为婆叫，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另一方，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党人，亦撰文予以驳斥。蒋中正见党内如此，只好静观其变。老实说，中正与戴季陶关系颇深，在日本时，二人换贴拜把，蒋为兄，戴为弟。对于汪氏对戴的回击，中正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然，观点还是站在汪氏一边。他经常对周恩来说：“居正、邹鲁等人的主张，完全违背了总理的政纲和主义的精神，对这些人，应该开除党籍。”周恩来予以支持。
汪精卫见党内分歧日渐扩大，十分震惊，找来徐谦等人商量。孙科建议开全会予以批评。汪采纳了孙的建议。在三中全会上，汪主席重申了总理遗嘱，并强调了中央贯彻先总理三大政策的决心，对戴季陶等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鉴于戴近期的表现，汪精卫自己担任党的宣传部长职务。为捍卫总理亲自制定的三大政策，三中全会对分裂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批判。以汪主席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冯自由等三百二十人的党籍。居正、邹鲁见此，暂时敛声匿迹。
“廖案”发生后，胡汉明不再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外交部长职务，汪主席将与胡汉明观点接近的谢持、居正、林森等人调到北京党部工作，暂时巩固了广州革命中央政府的力量。
话分两头，如今且说谢持等人，自被调到北京党部后，一肚子苦又从哪里说起。冯自由、居正、林森更是恼怒。只听冯自由对居正说；“居兄，我等追随先总理革命，已有三十多年了，总理在世时，尚且容我等把观点阐明。如今倒好，我们连发言权都被剥夺了。那汪兆铭是个什么东西，竟把我等三百二十多名老党员开除出党，此公理何在？望居兄为我等主持公道。”居正说：“冯兄，我已被驱逐出广州，现在，与你也差不多，能与你主持公道吗？”冯自由问：“被贬到北京的还有谁？”居正说：“林森、邹鲁、谢持也调来了。不如我们去找他们商量。”二人当即前往，正好与邹鲁碰个正着。居正把经过给邹鲁说了，顺便征求他的意见。邹鲁说：“胡展堂已被汪氏逼出国多日，许崇智现闲在上海家中，戴季陶、唐绍仪仍在北京。不如定一个时间，请在北京的诸同志聚一聚，听听他们的意见，再作商量。”二人见邹鲁如此说，便分头去邀请。
到了这一天，大家都来到北京党部大厅。邹鲁进去时，党部大厅里已座无虚席。前面主席台上，坐有林森、谢持、覃政、叶楚怆、沈定一、李烈钧、邵元和、石青阳、石瑛、戴季陶、茅祖权、傅汝霖、张继等。中间紧挨谢持有一空位，看来是为邹鲁所设。见这么多的人在此，邹鲁抱拳施礼，说：“想不到诸位同志提前来到，邹鲁来迟了，失礼！”林森说：“邹兄休如此说，你定的是九点，现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何失礼之说。”石青阳说；“邹兄，我党这么多的同志在这里，虽比上月十二日的两千人大会约少，但却增加了精英。特别是邹兄到此，更为今天的聚会添了光辉。”冯自由坐在前面，听到这里，气呼呼地说：“不要提上月的事了。当初，唐绍仪提出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确实有两千人参加。那是为保证我党的纯洁而组织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老党员，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共和。不想汪精卫与共产份子相勾结，排除党内同志，我等三百二十多名老党员为捍卫总理的主义，竟被他开除党籍，此恨如何能消？现在，你邹鲁邀请我等老同志参加这个会，一定要为我等主持公道，并且为我等在党内安排适当的工作，以恢复先总理对我等的关爱。还有一点，那唐绍仪是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由先总理介绍入的党，如今也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各位同志，我们这些同志各方面都不比广州的那些人差，特别是对先总理的主义理解得更深，只不过我们的岁数大了一点，这不更说明我们革命意志的坚定吗？”邹鲁说：“诸位同志，你们说的都很有理。刚才我数了一下，在座的有中执委十一人，比目前广州的人还要多。只要我们精诚团结，作出正确的决议，就能保证党的纯洁性，大家看如何？”林森说：“我完全同意邹鲁同志的意见，重组国民党。诸位同志，在广州，我党召开了三中全会，我们这里接着开，称之为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就是要否定汪氏对我等作出的错误处理。还有，我们要正本清源，高举总理主义的大旗，理直气壮地和广州那帮人对着干。这样，才能维护党的纯洁，战斗力就会更强。你们觉得怎么样？戴部长，你说呢？”戴季陶由于在上海发表了前文所说的文章，受到国民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心里很不高兴，这次也随邹鲁来北京，今见林森点名征求他的意见，立即站起来，说：“我的观点不变。就是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还有，我党的事情，我党有能力解决，勿需共产份子来指手划脚。当然，邹鲁同志提出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我也完全赞成。”张继说：“诸位同志，我们要召开本党的四中全会，不能马马虎虎，要考虑周密后才能进行。不然，不仅广州方面指责，我们自己也站不住脚。再有，我们准备好后，要到总理那里，把我们要办的事情告诉他，使总理在天之灵知道我等的做法，让他知道我们正是在捍卫他的主义，完成他的遗愿。”张继的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会议还就起草宣言、人事方面的事进行了商讨。一直到下午，委员们才各自散去。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覃政等十人，候补委员两人，监察委员两人，来到北京碧云寺先总理灵柩前，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因为在西山召开，历史上称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人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按照邹鲁等人的事前部署，会议特意在孙总理遗体前举行，以表示其正统性。林森、谢持、邹鲁三人在前排，率领在北京国民党的元老们，控诉了国民党领袖汪精卫串通中共党人、歪曲并篡改总理主义的罪行。你看那邹鲁，来到总理的遗体前，见总理熟睡在那里，想起当年追随的一幕幕、一桩桩事件，而今阴阳相隔，而自己身为党的元老却处处遭排斥，心底里涌出了一股股酸楚，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悲伤，叫了声：“总理啊，我的恩师！”便嚎啕大哭了起来。随后的十几位中央大员们，大多在总理生前受到重用，是总理最信赖的同志、战友。总理在时，待他们亲如手脚，今见总理仍是那样慈眉善目地睡在那里，又见邹鲁如此伤心，哪里还抑制得住内心的悲伤，也放声痛哭。特别是那戴季陶，曾为总理生前秘书，与总理又多了几分亲热，再加上又是老资格的中执委，今来北京，纯属被迫，失意感更甚，平空地增添了几分忧愁，在痛哭中也多了几分哀怨。你看他哭得是那么伤心、悲切，使人看后更觉凄惨。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流，那戴季陶可谓声泪俱下，你看他又哭又数，竟有如下言语：
“总理啊，我敬爱的先生呀！你生前曾谆谆教导我，要为国分忧，要为主义献身。季陶听在耳、记在心。按照你的遗愿，我高举你的旗帜，一步一个脚印紧跟、一步一回头检点，生怕将你指引的路走错了，生怕不能实现你的遗愿。可恶的汪兆铭篡改你的主义，与共产份子勾结，压制不同意见，打击忠实追随你的同志。现在，我们都来到你的身边，将心里的苦闷向你投诉：你的主义就要被断送了。我们众多的同志向你哭求，总理啊，你在天之灵，保佑我党同志振作精神，铲除叛逆，实现你的遗愿，建设美好的清平世界。总理啊！我等向你发誓，坚决捍卫你的主义，将共产份子清理出党，清理出政府，将你指引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戴季陶的哭喊，邹鲁、林森等的哭叫，早将众人哭醉。那哭灵的人中，怀着不同的心理，哭着、喊着、数着。上千人的哭声，震荡在碧云寺上空，整个灵堂处于悲苦之中。
好久，林森才止住哭泣。他对众人说：“诸位同志，我们心中的酸楚总理已经知晓。现在，我们举手向总理宣誓：“捍卫主义，革命到底，不成功，便成仁！”众人随着邹鲁的声音，一起宣誓，然后，来到会议室，举行一届四中全会。全会共进行了四十三天，完成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林森、覃政、石青阳、邹鲁、叶楚怆为中央常务委员。
会议其它任命如下：
宣传部长:居正
青年部长:叶楚怆
妇女部长:茅祖权
商业部长:孙科
农人部长：覃政
海外部长：林森
调查部长：石青阳
会议成立了党的各执行分部，其中，李烈钧、柏文尉、沈定一、戴季陶、邵元冲、熊克武、谭延闿分别为各分部负责人。
二、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撤消谭平山、李大钊、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涛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国民党籍。撤消汪精卫本兼各职，取消汪精卫的中央委员职务。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迁往上海。
三、决定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会。
西山会议派在北京的一系列活动早已传到广州。接此消息，汪精卫感到震惊。连忙召集在广州的中执、中监委员会议商量对策。孙科说：“在北京的一些中执委召开的所谓‘一届四中全会’是非法的，请兆铭同志予以坚决的取缔。”徐谦说：“在北京的部分中执委员、中监委员召开的会议，是一次分裂党的会议，也是阴谋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会议。其性质是反动的。而会议攻击的对象又恰好是先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我们要按照党的章程，予以坚决的回击。同时，要电告各地方党部，重申党的纪律，加强党内的团结，反对分裂。对于邹鲁、林森等身为中央大员，破坏党的纪律，应予以严肃处理。否则，后患无穷。我建议，尽快召开党的一届四中全会，对分裂份子予以坚决的回击。”林祖涵说：“林森等人使劲反对以汪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恰好说明了我们的党中央是执行先总理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少数人分裂党、破坏先总理的三大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会议还讨论了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
十二月一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汪精卫在会上沉痛地说：“以林森、邹鲁为代表的一些老党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的灵柩前，背着中央召开了所谓的‘一届四中全会’这是我党内的一次分裂会议，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同志们，总理尸骨未寒，党内就出事了如此大的分裂事件，总理泉下有知，该有多么的痛苦啊！”接着，他在会上就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后，他号召全体国民党党员高举总理主义的大旗，坚决捍卫总理的“三大政策”。他最后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先总理亲自制定的，我党要自始至终地执行这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政策。即使革命成功了，国内的建设也离不开中共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也离不开世界上平等待我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西山会议派的倒行逆施，说明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这从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回复到先总理主义路线上来。我们深信，通过对分裂份子的坚决斗争，我们的党更加觉悟，更加纯洁，也更加团结。让我们用三民主义的武器，击败一切反动份子，夺取最后的胜利。”
广州的的一届四中全会只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组织留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
为叙述方便，作者将国民党的两派分别称为广州国民党中央，在上海的国民党党部则称之为西山会议派中央，至于以后的宁汉分裂，其称呼也有差别。
光阴似箭，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二六年的一月一日。这天，广州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第一届的中执委有十多人另立中央，因此，对资格的审查由林祖涵、谭平山、毛泽东担任。谭、林、毛三人都是中共党人，又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因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这次大会，到会代表共有二百五十六人，而中共党人就有九十人。大会由汪精卫作政治报告。他以中央的名义重申了“一大”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要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决心。对中共党人参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他予以很高的评价。汪精卫号召全体党员要严于律己，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早日完成总理的遗愿而奋斗。在谈到西山会议派分裂党，另立中央时，汪以较多的语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广州国民党的“二大”，形成的决议如下：
一、明确地宣布西山会议派搞分裂、另立中央是非法的，命令予以取缔。
二、对于组织会议的骨干份子给予组织处分。大会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国民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覃政、傅汝霖、叶楚怆、林森、张继、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等十二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戴季陶未经中央同意，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引起党内纷争，令其反省。大会还决定取消西山会议派设立的中央党部和各地的分部。
三、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共三十六人。他们有：汪精卫、蒋中正、胡汉民、戴季陶、李大钊等。候补中执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有：毛泽东、何应钦、邓演达等。中央监察委员十二人，其中有：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等，候补中监委有八人，其中有李宗仁等。
在二届一中全会上，汪精卫、蒋中正、谭平山、谭延闿、胡汉民、林祖涵、甘乃光、陈公博、杨匏安九人当选为常委。汪精卫为中常会主席。新的中央党部以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汪精卫为宣传部长（汪由于担任党的第一领袖，其部长职务由中执候补委员毛泽东代理），甘乃光为青年部长。
广州国民党的“二大”，受人瞩目的是蒋中正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当选为常委。其地位在胡汉明前，仅次于汪精卫。
历史就是那样无情，同时又是那样捉弄人。国民党的革命史，也确实嘲弄了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们。这才叫无独有偶，广州的“二大”刚闭幕两个月，上海的西山会议派的大员们，也紧罗密鼓地召开了“二大”
上海的“二大”是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的。”
原来，林森接到广州“二大”闭幕的消息，十分恼怒，对邹鲁等人说：“汪兆铭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权利召开党的‘二大’。甚至还开除了你和谢持同志的党籍，简直是岂有此理。”居正说：“广州的‘二大’，不合法定人数，其东拉西扯来凑合这个会，更不能代表我们全体党员的意志，我们不能承认。我们北京的同志才有资格召开全会。待胡展堂回国后，我们就召开党的‘二大’。”张继不觉好笑，说：“居兄好迂腐。胡展堂现在苏俄，天知道他何时回国。我们的党代会，只要筹备好了，开就是了，何必要等胡展堂呢？革命大业时不我待呀！”居正拱了拱手，说：“张兄的话，倒和在下的口味。”林森说：“邹鲁同志，我们立即筹备，三月末召开，好吗？”邹鲁说：“来得及，我看可以。”
经过林森、邹鲁、居正等人的日夜筹备，西山会议派组织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于三月二十九日召开了。
西山会议派的“二大”由林森主持，并作政治报告，要说有什么新的内容，也不过是把广州的汪精卫等大骂一顿。为省墨水，只捡重要的说。
西山会议派的“二大”共开了十天，选举林森、邹鲁、覃政、谢持、胡汉明等二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平江、孙毅等二十五人为中监委员。石青阳、樊钟秀等七人为候补中执委员。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谢持、邹鲁、沈定一当选为常务委员。会议任命居正、桂学基、黄季陆、林森为党部各部长。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汉口、成都、哈尔滨等城市设中央执行部分部。
说起来也好笑，上海、广州的中央党部都极力宣扬自己是纯正的总理主义派，称自己的党部是坚决贯彻总理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都号召本党部的全体党员向自己的中央献爱心。同时都指责对方违背了总理的遗嘱，就这样吵吵闹闹，一直到国民党的“四大”召开，方结束了这场闹剧。
再说蒋中正回广州，正值西山会议派叫嚷热闹之时，得此消息，他谒见了汪主席。二人相见，十分高兴。汪精卫对他说：“介石兄，先总理对你十分器重。今观之，兄乃党国栋梁啊。现我党要召开四中全会，为党的‘二大’作铺垫，我的意见请你作军事报告，不知兄有何想法？”中正一听，连忙站了起来，向汪主席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报告主席，中誓死为党国效力，听从你的安排。”汪主席也站了起来，说：“介石，党国就需要你这样的栋梁，有你这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协助汪某，何愁总理的主义不能实现。”二人视对方为知己，一直谈到夜深才散。
广州的“二大”，中正顺利地进入了中常委，其地位仅次于汪精卫。于是，他除了继续钻研军事外，还抽出一些时间读一些政治方面的书，对党务，他也尽努力地搜集一些资料，从中找出答案，以解除自己心中的困惑。通过多方面的学习、研究，他的收获很大，而从中也悟出了不少的东西，得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天，他把何应钦找来，问：“敬之，假若有一天我不当军长了，你能听我的指挥吗？”何应钦也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岂不明白中正的意图，你看他马上站起来，说：“校长说哪里话，想当年王家烈排挤我，我被人刺杀，要不是校长您，我的骨头恐怕早已烂了。第一军全体将士唯校长马首是瞻。即使有一天你您不干军职了，但只要校长一声令下，第一军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中正说：“敬之的话，中记下了。”
“二大”后，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确实也志得意满。这天，他找来陈公博，兴致勃勃地和他商量党务的事。正谈得浓，秘书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封信，说是蒋中正转给他的。汪主席疑惑，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你道如何？原来是蒋中正写给他的信，信中请求汪主席解除他的第一军军长的职务。汪不解，把信递与陈公博，问：“你看，这件事如何处理呢？”陈公博把信反复看了几面，说：“汪主席，那蒋介石把你骗了。”汪不解，问：“此话怎讲？”陈公博说：“蒋介石自恃功高，在向你要更大的权呢。”汪说：“革命军的总监，已经不小了，难道他还要当军委主席？”陈公博素来对蒋中正不满，趁机说：“蒋介石，‘世之枭雄’，用于大，天下不宁；用于小，他又不罢休。区区一个革命军总监，他哪里会放在心上。至于广州卫戍司令，更是可有可无。说到第一军，排长以上的军官都由他一人提拔。这些军官，深受蒋氏厚恩，能听别人的？第一军军长不当，他蒋照常指挥第一军全体将士。蒋写辞职书完全是以退为进，想要攫取更大的军权，以便要挟中央，最后取而代之。”汪主席问：“依你如何回复？”陈公博说：“将此信压下，不闻不问，静观其变，看他如何表演，”汪主席以为然，果然置之高阁。每次与中正见面，从不提起，中正又不好问，显得十分尴尬。
你说那蒋中正为何写辞职申请书？原来，“二大”后，汪精卫对他的爱惜转为疏远，又发展到嫉妒，故而对中正不理不睬。中正是何等聪明之人，哪里看不出，因而隐而不发。一日，与钱大钧谈及黄埔军校事，秘书来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已调任广州卫戍司令，昨日就任了。”中正大怒：“好一个汪兆铭，你要调我的部下，也要打一个招呼，那王懋功被部下检举有克扣军饷的重大嫌疑，正在清查。嗯，我看你能逃脱制裁。”吩咐宓熙：“你这几天亲自做这件事，将调查的情况直接向我汇报。”宓熙刚走，又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打来电话，报：“奉总指挥命令购买的军火被海军局长李之龙全部扣押。”中正说：“李之龙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又是恩来推荐，怎么不报告就擅自行动。”钱大钧说：“李之龙是国民党员，同时也是共产份子。调任海军局长后又兼任中山舰舰长。”中正冷笑两声，离开了办公室。
几天后，宓熙来报：“校长，王懋功克扣公款的事已查明。”中正问：“有确凿的证据吗？”宓熙答：“我是根据调查的材料逐一核实。这些材料都有举报人的印章和签的姓名，请校长过目。”中正看后，说：“你立即带两个加强连到卫戍司令部，将王懋功逮捕。注意，千万不要伤了他。”
王懋功被带到革命军总监办公室，见蒋总铁青着脸坐在那里，知克扣军饷之事发，十分惊慌，结结巴巴地说：“军座……饶了小弟……的一条小命……命吧！”中正见此，说：“我那第一军，基层大多为黄埔军校学生任军官，平素军令极严，从来没发生克扣军饷事件。经查证，你贪污军饷属实，现你有何话可说。”王懋功以为蒋总要枪毙他，腿一软便跪了下来，失魂落魄地哀求。中正说：“王师长，起来吧。念你在第一军也有时日，东征时又多立战功。我留你一条命。滚回老家去吧。”吩咐秘书：“去领三千块大洋给他作安家费。”又对王懋功说：“安心生活吧，不要忘了，你仍是革命军人。”
处理王懋功事件后，中正拿着王贪污军饷的证据找到汪主席，把经过作了汇报。汪见此，哪有话说。况且，人已走了，多说反而增加更大的矛盾。中正见汪主席在王案上显得被动，便提出了陈肇英事来。只听他说：“主席，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奉我的命令，购买了一批军火，被海军局长李之龙无理扣下，说是私运，请汪主席台照放人吧。”汪主席一惊，说：“陈肇英不是已经供认未经任何人许可而购买军火吗？怎么说是奉你的命令呢？”中正说：“他一个小小的虎门要塞司令，哪里经得起你们的恫吓。我蒋某人的命令既下，决不允许部下蒙受不白之冤。既然汪主席如此认为，请将中一并押入大牢吧。”汪精卫连忙抚慰：“介石多虑了。既然有你的命令，就不是私运军火了。都是革命同志，如果有误会，说清楚就行了。哈……”中正见汪主席同意放人，也热情地与他陪话。二人表面和好如初。
一日，中正乘舰视察海军防务，归来已是下午，便回到办公室处理公务，刚上楼，便见几个公务人员在窃窃私语。中正大怒：“公职人员上班时间不好好办公，却跑出来聊天，成何体统。”众人见长官发怒，一哄而散。
坐在办公室，中正总认为气忿有些不对，便对秘书说：“刚才一些公职人员在议论些什么？”秘书回答：“报告校长，学生未出门，不知。”中正说：“你去打听一下，回来告诉我。”秘书去了一会，回到办公室，向中正报告：“现广州城内流传着共产党准备搞暴动。其目的是推翻国民政府，另立工农政府。”见秘书说了几句后便停住不说，便问：“说完了吗？”秘书答：“还有，学生不敢说。”中正笑着说：“枉你还是黄埔军校毕业，说话吞吞吐吐。怕什么，没有人割你的舌头。把你看到的、听到的、甚至想到的，都说出来。”秘书说：“城里有人议论，说‘汪主席也要参加共产党，王懋功是汪主席派遣到卫戍司令部把守城防，不意被蒋司令官栽赃陷害，撤职了。又说蒋司令官权力过大，汪主席准备……-”中正鼓励他：“说下去，没事的。”秘书说：“都是些风闻之事。说汪主席准备联合共产党将蒋司令官逮捕。还有人说汪主席要到黄埔军校去，查蒋校长的军费开支情况。侍卫人员也在议论，说汪主席不久就要宣布国民政府实行共产，私人财产一律充公。”中正听后，对秘书说：“不要道听途说。二中全会刚闭幕不久，即使有政策上的变化，也没这么快。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要外出视察防务。”
第二天上午，中正带着卫队，准备到虎门。这时，何应钦走了过来，中正对他说：“敬之，最近省城谣言四起，作为一名军人，必须要有高度的警惕性。现你的第一师有二十个团的兵力。其它两个师在我不在时也归你指挥，你要密切注视各方面的情况。你还要记住，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你自己也不要轻意离开部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正来到虎门，陈肇英接着。中正对他说：“我不进你的司令部了，你带我去看你的防务。”陈肇英答应。中正又对他说：“带兵军官，最大的责任感是什么？平时爱惜士卒，与战士同甘共苦，上操时以身作则，打仗时身先士卒。士兵才相信你，尊敬你，甘心为你卖命。我几次遇险，都是将士舍生忘死相救才脱得大难。今早上何敬之来找我，我对他说‘枪是战士第二生命，要好好地保护’。一旦发生战事，才能从容对付。肇英，你是这样教诲你的部下的吗？”陈肇英说：“我一定按恩人说的去做。”中正批评他，说：“肇英啊，我们都是同志，互相帮助是对的。你大难不死，乃党国之幸，哪里会有恩人呢？以后不要这样称呼。”陈肇英回答：“是。”中正接着吩咐：“今天的晚饭我们下连队吃，看看战士们吃些什么。”
陈肇英的头皮直打皱，不知蒋总司令官要到哪个连队。虽然他现在没有克扣军饷，但他不能保证部下完全做到清正廉洁。因此，心里象十五个吊桶一般，七上八下。中正来到一个步兵连，连长认识陈司令，见他陪同来的那人官职还要大，连忙小心应付。又听说要在这里吃晚饭，连长心慌，连忙吩咐司务长多搞两个菜。司务长很为难地说：“此时即将开饭，就是赶，也赶不上啊。”连队煮饭，连挖灶炒菜，只需半个小时多一点，中正到时，饭已熟，菜也炒好。中正同陈肇英一道，与战士围成一圈，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那连长见陈司令和同来的大官吃得很香，悬着的一颗心才慢慢地放下来。
中正赶回长洲要塞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了。这时宓熙来报：“中山舰突然向黄埔岛开去，不知原因。”中正一惊：“海军行动，必须有我的命令。今中山舰如此，莫是……”一会，宓熙又进来报告：“广州方面又有一艘舰艇向黄埔岛驶去。听人说，广州城内有战事，请校长立即回省城。”中正笑着说：“如此之快！我看他要搞些什么名堂。命令第二十师师长王柏龄就近指挥部队，将海军局长李之龙看管起来。我们立即到制币厂，看有谁敢捣乱。”回过头来，对宓熙说：“你立即以我的名义命令刘峙接替广州卫戍司令职务。无论何人，只要敢冲击政府机关，就地枪决。命令蒋鼎文解除海军武装，并进驻中山舰。命令吴铁城率新一师，驻省城，负责城防。省城从即日起，戒严二十四小时。宓熙，你带一个加强连，乘快艇上岸，将共产份子在广州的总部包围，但不能动他们。如果有人反抗，无论是谁，就地处决。有急事，可打电话到制币局。”
中正赶到制币局，就在厂内设立指挥部。指挥各路军平叛。仅两个时辰，警卫报：“周主任到。”不因为这，有分教：一瓜两藤，朝着两个方向爬；一母两子，吵着闹着要分家。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顾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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