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蒋主席听张治中建议要赫尔利作为国共两党的调停人，到延安将毛泽东接到重庆来，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十分高兴，便命张治中抓紧办理，并再次电告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一聚。

再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自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后，便预料国内形势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天，他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量如何应付国内的新形势，周恩来建议成立一个研究小组，研究日本投降后国内出现的诸多问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及制定新的路线政策等。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的建议非常重要，便请周恩来主持、选拔人员进行研究。周恩来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来担任研究室主任。

几天后，日寇就宣布投降，延安同祖国各地一样，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则感到十分繁忙。这天上午，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商量派代表赴马尼拉，随徐永昌一道，接受日军的投降仪式的事。毛泽东认为董必武去很合适。二人又商量了中共中央驻重庆办事处的事。正议论间，秘书胡乔木走了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说：“主席，这是重庆蒋介石拍来的。”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只见电文上写有：“延安，万急，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性和平局面可望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邀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探讨。事关国际大事，幸勿吝教。临电不甚迫切悬盼之期。蒋中正。未寒。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看后，将电文递给刘少奇，问：“少奇，你看蒋介石的请柬已发到延安了。这不是，邀我到重庆会唔呢。”刘少奇看了电文，说：“主席，蒋介石的人格你也是知道的。不如回电予以婉绝之。”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恩来，你看一下电文。”周恩来看后，见毛泽东眼光盯着他，好象要他来决定去否，便说：“老蒋又在搞阴谋了。主席，我看这样，回电呈述，看他老蒋有何反应，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走。”毛泽东以为然，当即口述电文：“重庆，蒋委员长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月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回电后，我将考虑和你会面的问题。毛泽东。未铣，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回蒋主席电提到了朱德总司令电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蒋主席接到日寇投降的消息，便命中共武装原地待命，不得擅自行动。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长官的名义予以回电驳斥。

哪知两天后，毛泽东又收到蒋主席从重庆打来电报。电文是这样说的：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方法，系由盟军总部所决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事小，今于盟军所规定者亦倡导主义。时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又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结束，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验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国。如何以建国之功行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于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奉邀，务恳惠诺为感。蒋中正。哿。八月二十日。

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后，毛泽东的复电蒋主席。电文有如下内容：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新闻中，得读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委派周恩来先生进谒。希予以接洽。为恳。毛泽东。击养。八月二十日延安。

电文发走的第二天，毛泽东正准备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蒋主席的电文又到了，周恩来接过电文，只见上面写有：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洽谈，甚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事情，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近，似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则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迂，特再电速架！蒋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看完电文，对毛泽东说：“主席，蒋介石的电报又来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决定到重庆，与恩来一道和这位蒋委员长谈判。延安的事情就由你和朱老总、弼时同志全权处理。你看怎么样？”刘少奇当即表示反对，他说：“蒋介石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主席到重庆，万一有个不测，我等无法向全党同志交代。我看还是由恩来同志全权代理吧。”毛泽东笑着说：“少奇同志多虑了。蒋委员长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他转过头来对值班参谋说：“你记下电文，马上发出去。”只见值班参谋记有：

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惠鉴：梗电颂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意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候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唔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二十四日。

毛泽东口述完电文，一向少于说话的朱德开言了。他问：“润之，你坚持要到重庆吗？”毛泽东问：“老总对此有何看法？”朱德又问：“你已经决定了吗？”毛泽东说：“老总，人家三番五次电请。不去，不正中了人家的意愿。蒋介石就不想我去重庆，他才好把破坏和平建国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我和恩来去后，对于戳穿蒋介石的阴谋，是有好处的。我们还可以在谈判桌上一较高低嘛。有什么不可去的呢？”朱德说：“我最担心的是蒋介石旧病复发。你看他囚李济深，囚胡汉民，手段何其毒矣。”毛泽东说：“老总说得有理。但现在不同了，我党已非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时可比了。现我党是一个拥有两百万人的大党，同时又有一百二十万的武装。蒋介石是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老总，你就放心吧。”转过头来，他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我和恩来到重庆后，后方大计你全权处理。老总、弼时会全力协助你的。你好自为之吧。”他又对任弼时说：“弼时同志，你把我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事告诉全党，要跟同志们讲清楚，这次蒋介石邀请我到重庆进行谈判，并不是诱捕我，而是想利用和谈，争取备战的机会，推卸内战的责任。”这时，值班参谋又走了过来，将电文一封递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来看后，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魏德曼的电报。他告诉我等，后天就派飞机由赫尔利大使陪同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来延安迎接。然后，和你一起去重庆。”毛泽东说：“好啊，少奇同志，我看政治局会议就开到这里吧。”

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重庆之行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进入这种阶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要得到一些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我们力争进入一些大城市，但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在盟国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向他们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的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而解放区的抗日功劳又是无法磨灭的，也是无法封锁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和民生的要求。现在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想，和平还是能够争取的。这是因为：国际上，苏美英急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也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同志们，但要注意还有和平后面掩盖着战争，为什么呢？蒋介石想取消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始终没有变过，而此时他又不可能打内战，他要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蒋介石是不可能不打内战的。所以，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迂回的，曲折的。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党还是要促进蒋介石答应成立联合政府。现在，蒋介石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在各方面更加成熟，中国人民更加觉悟，然后实行新民民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说完后，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高岗等分别发了言。高岗说：“刚才主席说的，是从长远的考虑。但目前重庆特务横行，党派林立，各种事情错综复杂。主席此时前往，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感到担忧，还是希望主席改变去重庆的念头。”毛泽东笑着对高岗说：“高岗同志多虑了，我敢说，蒋介石不仅不敢扣押我，而且对我的安全十分重视。不会出问题的。我和恩来同志走后，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设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保持五大书记的战斗集体。”周恩来说：“昨日，我已命王若飞同志赶回延安。主席，我看还是找若飞同志谈一谈重庆这几天的情况。你看怎样？”毛泽东点了点头，说：“我看很好。”

那高岗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即一九0四年），陕西横山人。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全面抗战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现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王若飞见政治局连夜通知他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便明白此时中央的心思。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汇报了在重庆的见闻。他说：“现在，重庆气忿十分高涨，人们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毛泽东说：“可以去，而且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现在有四个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的力量，全国人民的心，蒋介石的困难，外国的干涉。这次去，能否解决这几个问题，我看还是有希望的。”朱德听到这里，突然插话问：“润之，这次去，能否被其它党派说成是国共两党的城下之盟？”毛泽东说：“老总说得对。签字之手在我，自然要作一些必要的让步，在不伤害根本利害的前提下取得一定的妥协。不过，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的党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第二天上午，人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已乘飞机快降落到延安机场了。周恩来驱车赶到机场，正好，飞机已开始降落。当赫尔利和张治中走下舷梯时，周恩来已等候在那里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二十七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王若飞，抵达重庆机场。临上飞机时，刘少奇悄声问毛泽东：“主席，万一你们在谈判期间，蒋军突然向我进攻，怎么办？”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打，狠狠地打。你们在前线打得越狠，我在重庆就越安全。”刘少奇说：“这下我就好办了。”

飞机直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前来迎接毛泽东等一行的有：国民军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国民参政会宪法促进会秘书长邵力子等。其它党派魁首还有：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钊、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各界人士数百人。当周恩来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时，前来迎接的人热烈地鼓掌。接着，毛泽东、赫尔利、王若飞、张治中等出现时，全场气忿十分热烈。那毛泽东在人们的眼里：五十二岁，头戴灰色草帽，上身穿的是灰色的中山服。蓄发，与常见的画像很相似。只有那宽大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格外宽松。十年前，他路过这里，今天又来到这里，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四川了。

当天晚上，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林园官砥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宴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一行。蒋中正、毛泽东，这两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伟人，经过二十年的分别，在这里见面了。二人热烈的握手，亲切的交谈。蒋总裁频频地举杯，向毛主席敬酒。毛主席也举杯致谢。然后，毛主席向前来敬酒的中央政府的要员们见面。他们当中就有：孙科、何应钦、戴季陶、叶楚怆、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张群、冯玉祥、程潜、吴稚晖、张继、张治中、徐永昌、王世杰、张静江、居正等。由于毛主席在大革命期间曾在国民党中央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好多人都与他相熟。提起往事，记忆犹新，好不嗟叹。那毛泽东非常健谈，不时妙语连篇，含意深刻，众皆佩服。蒋总裁和毛主席不善饮酒，众人也不深劝。而周恩来的酒量却很大，大员们向毛泽东敬酒无法推托时，周恩来接过，一饮而尽。国共两党最高领袖相会，果然有“相逢一笑泯恩仇”。那场面，那举止的亲热劲，又哪里象二人曾在战场上大动干弋，非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的势头。酒席上是如此的盛情。那蒋毛二人此时心中又在默念些什么呢？你说此时的蒋总裁在想些什么？看着那毛泽东：“他青年，精力充沛，手中又有百万大军，此时要动员他的根基何其之难，不如将两党溶为一体。如两党溶合，共建党国，自己将不失为千古伟人。”而毛泽东此时的心中则嘀咕：“和平只能争取，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战事一旦发生，又有数以百万计的生灵遭受荼毒。鹿死谁手，尚等最后，何必呢？不过，国共两党嫌疑在先，我必千万小心，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转过头来，见周恩来对待国民党大员一会浑然自若的样子，他时而同身边的人攀谈几句，对稍远的人，眼神相对时，向对方泯嘴一笑，高举酒杯敬酒。他彬彬有礼，好一副外交家的风范。他不禁喟然：“恩来，人中之精，治世之能臣啊！”

你看那宴会上确实也热闹非凡，能消除国共两党的嫌疑吗？在红军时期，毛泽东一直是蒋中正悬赏捉拿的重要人员，而蒋中正又是毛泽东等中共武装推翻的对象。快二十年了，其中的恩恩怨怨，谈谈打打，报纸上的互相攻讦，记者招待会上多的是互相指责，此时的见面何其亲热，又为的是哪般。然而，仍有“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本有“三个农人在一起说猪，三个秀才在一起说书”，政治家们见面，仍有三句话不离本行，自然要说及国家大事。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不想打仗，因为这么多年来，他知蒋中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又有近五倍于自己且装备精锐的部队。因此，他虽然不奢侈要不来的和平，但他也渴望和平。对于这盛大的宴会，他却没有寄予多大的希望。而蒋中正则不然，谈判的最后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巩固中央政府的职能。统一政令，统一军令，达到全国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多个政党存在而国民党一党执政的目的。但这种目的只有两种途径来达到。一种是说服中共领袖加入国民政府，然后统一改编中共的军队。正如古人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策也。”还有一条路，就是消灭对方，来达到一党执政的目的。因为革命是流血的革命。

这一晚的盛大宴会，就这样极其热闹地过去了。

国共两党抗战后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了。这天下午，也就是八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两点。蒋毛二人将各自的代表作了介绍。其实不用介绍，大家也很熟了。国民党的代表是：国民党中常委、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张群、国民党中常委王世杰、国民党中常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国民参政会宪法促进会秘书长邵力子。中共方面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王若飞。蒋毛各向对方代表握手致意。

平公而论，国共双方所派出的代表，势均力敌。都具有谈判桌上所需要的思维及敏捷度、娴熟的口才、灵活的战术和高超的语言艺术。周恩来、王若飞在中共曾被誉为铁嘴之称，其舌战群雄，克敌制胜的本领众所瞩目。而张群、张治中二人则为蒋主席的重要谋士，文武兼备。张群和张治中也有铁嘴之称。这次作为主代表，可见国民政府对此次谈判的高度重视。

最棘手的谈判终于开始了。蒋总裁代表中央政府首先发言。他对这次国共两党首脑的直接会唔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要求中共方面顾全大局，与中央政府一道和平建国，按照先总理的建国设想，走富国强民的道路。最后，他说：“国共两党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国家兴亡，两党都有责任。抗战时，两党同志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的生存作出卓越的贡献。现在，外侮已除，内乱必须禁止。为国共两党计，为国家生存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只要两党和衷共济，国家就有出路，人民就能安心生活，建设繁荣的国家就有希望。我们也希望中共方面朝着光明的道路看齐。至于两党之间的分歧，这是正常存在的，但只要有一个大的目标，这个分歧就会逐渐减少，最后完全消除。在两党的会谈中，中共方面有些什么想法，应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现在能解决的，立即解决；现在还没有条件解决的，待条件成熟后，再予以解决。总之，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这次邀请毛先生到培都，主要的就是消除分歧，探讨建设国家的大计，使之我们在共同的事业中，对民族、对后人有重大的贡献。我相信，两党的再次亲密合作，一定会开创历史的未来。”接着是毛泽东的发言，他对蒋总裁的有些话表示赞赏，对和谈的成功，他也寄予厚望。最后，他说：“尊敬的蒋委员长，各位朋友。我接受邀请来到陪都，也是为探讨加快富国强民的途径而来。当然，也要处理好战后一些疑难问题，然后商议组成联合政府事。国共两党共同建设这个伟大的国家。我党对和平谈判寄予希望。因此，我党对这次和谈提出的口号为‘和平、民主、团结’。只有在这三大口号之下，才能成立联合政府，刚才委员长说得很好，两党开诚布公地提出建设国家的蓝图的设想，又加上两党的精诚团结，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的。我祝愿两党在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旗帜下，开创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两党领袖在会上的开场白都表现出豁达大度，好象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不能分割。但谈判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时，便进入了激烈的辨驳之中。

这天早上，也就是三十日的早上，在国民党主代表、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安排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蒋主席常住的公馆出发，来到城中。因为毛泽东的日程安排很紧。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他拜会了孙夫人宋庆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以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来到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村。

刚坐下，突然一个响亮的“报告”声传了进来。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出门，领着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人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不禁叫道：“好啊，龙飞虎，好几年没看到你了，还是那样生气勃勃。唔，你在周副主席那儿，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龙飞虎给毛泽东行礼后，说：“主席，我奉周副主席的命令，我的警卫队全部随主席行动，并且一直到主席回延安为止。”毛泽东说：“那不成，周副主席的安全也非常重要。你还是回周副主席那里去吧。”龙飞虎说：“主席，我已接受了周副主席的任务了，不能再更改了。主席的安全，我不能有丝毫大意呢。”毛泽东知周恩来平身都谨慎，对自己的安全想得特别细致，也不好过分地推辞，只好随他安排。不一会，周恩来从城里周公馆处来，毛泽东对他说：“恩来，龙飞虎十八岁就跟着你，已有八年了，你却把卫队给了我，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周恩来笑着说：“主席，你到重庆，全国人民都把眼光看着你。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龙飞虎的卫队情况熟悉，你就接受龙飞虎同志的安排吧。谈判是大事情，你的安全也是大事情啊。”毛泽东笑着说：“好吧，恩来，我就听你的。这叫住随乡入俗啊。噢，明天的议程如何安排的？”周恩来说：“明天是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鸡尾酒会，国民党的一些文官武将都要参加。主席，我们今晚就要考虑明天的发言呢。”毛泽东说：“很好。这样吧，明天的发言，由你来作，就算代表我吧。你发言后，我们再与国民党的大员们再作政治闲聊，看看他们对这次和谈有何反应。”

说话的，你道这次蒋主席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量和平建国大计，蒋毛来往的电文都刊登有报纸上，国内外舆论大哗，外国驻渝机构也来凑这历史性的热闹，因此，当毛泽东一行来到苏驻华使馆时，参加酒会的三百多人一起鼓掌欢迎。毛泽东与驻苏大使、参赞等一一握手，祝贺中苏关系的不断发展。酒会上，国民党的风云人物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宋庆龄等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一一致谢。又有其它党派领袖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矛盾等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也分别向他们问安道好。

第二天，民主人士沈钧儒等应周恩来之邀请，来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与毛泽东见面。这些文化人，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谈判能否成功。矛盾先问毛泽东：“毛先生为国家计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但蒋介石此人在中共的眼里如何，不知能否相告？”毛泽东早就知道矛盾思想倾向于中共，但却没有料道矛盾竟从蒋主席的形象入手探讨两党的谈判。于是，他爽朗地回答：“沈先生长期住在重庆，很了解委员长的为人。这次蒋先生电邀我来渝，其态度应该是诚恳的。我党虽与蒋先生多年打交道。但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我党总希望以全局看待国家之生计。所以，本党在来重庆前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目的是想永久地消灭内战，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我和恩来这次来渝，就是要促成中央政府达到多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共同建设好国家。对于蒋先生本人，我党当然要听其言，观其行了。不过，我党的主观愿望还是‘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的真正实现。不知沈先生对此有何见解，还望相告。”矛盾说：“敝人在重庆已呆了八年，在抗战中，委员长对抗战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这次电邀毛先生到陪都，从表面看当然是积极的。但敝人对此倒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蒋先生恐怕是借和谈，蒙骗国人，达到以此挑起内战的目的而又把责任推给中共身上也未可知呢。”毛泽东说：“敝党虽然从好的方面去努力，但也有从不好的方面去打算。我和恩来先生这次到重庆来，与蒋先生会谈，也想借此机会阻止内战的爆发。沈先生是文化名宿，威望高，又常住陪都，能否与敝党共同努力，一起来制止内战的爆发。这样，对于民族和国家也做出了贡献。”矛盾说：“不怕毛先生笑话，我们这些文化人对蒋先生的人格有些怀疑。我们甚至认为，即使和谈成功，也不表示内战就能停止。”毛泽东说：“尽一切努力吧。”

送走矛盾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明天就要同国民党正式谈判了。我想，我们把明天的事情多想一些啊。”毛泽东听后，笑着对王若飞说：“若飞同志，你与国民党代表长期打交道，你觉得张群、张治中、王世杰等人明天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来？”王若飞说：“张群是蒋介石的一智多星，是谈判桌上的老手，也算一个劲敌。”周恩来说说：“张群与我曾有数次交道。此人能言善辨，思路敏捷而又清晰，是一个谈判的老手。其它如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也是一流的谈判老手。我们当然得小心应付。”毛泽东笑着说：“恩来，有你和若飞同志在此，我还怕什么张群？我们在延安已拟定了此次谈判的八条原则。你再斟酌一下，看有需要补充的没有。”周恩来接过来，只见上面有如下内容：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国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受之自由。

四、应予以各党派以合法的地位。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国共声明中。

六、应承担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必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人士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绥等地方之军队。

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周恩来看后，说：“主席，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我联系一下，再与王世杰交涉。”

这天，也就是九月三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也是第七的天了，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了第一轮实质性的谈判。双方代表坐下后，王世杰首先开言，他说：“今天，我们国共两党代表就抗战胜利后，对国家的建设进行第一次实质性的谈判。希望中共朋友将会谈的细节请出来。”周围恩来听后，笑着说：“世杰先生差矣。蒋委员长电邀我等到陪都，应该由你们提出会谈的蓝本，哪能由我方提出会谈的细节呢？我看还是由政府方请出蓝本吧。”张群说：“周先生不必推辞了。贵党恐怕早在延安时已拟好细节了。请出来，大家商讨，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党属于政府主导，应该详细听一些中共方面的意见。倘若政府方先提出议案，中共朋友也许会认为已有一种定见。如果这样，有碍于会谈的正常进行。”周恩来说：“既然岳军先生如是说，就将我们拟定的《谈话要点》作为基础。也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吧。”王世杰大喜，接过来，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看后，由王世杰表态，同意以此蓝本进行会谈。

国共两党最棘手的谈判终于开始了。由于两党在军队和边区的改编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歧，致使谈判桌上的交锋十分激烈。而另一边，蒋中正与毛泽东的交锋也激烈地进行。

那九月四日的交锋，实在是耐人寻味。当毛泽东主席率周恩来、王若飞等来到谈判地点时，蒋总裁率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已出现在门口等候了。蒋毛二人亲切地与对方代表握手，双方进入了会谈室，并且很有礼貌地地恭请对方入座。仍是蒋总裁先开言。只听他说：“请润之等诸位先生莅临陪都，想就国共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望润之和恩来先生充分发表意见。”毛主席说：“愿听聆教。”蒋总裁说：“两党共商解决的问题有四个：军队的统一整编，贵党占领区的政治民主选举问题；全国政权的建设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这些都想听听贵党代表的意见。”毛主席问：“委员长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有何打算呢？”蒋总裁说：“我的观点很明朗，那就是军队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统一改编。统一军令，统一军饷，然后统一调配。否则，军难以成令，国也难以成国。政府方面的意见，是将中共领导的军队统一整编为十二个师。这是最大的限度。这十二个师的军队整编后，其余的军队遣散复员。其中，两广、两湖、江苏等地区不驻军队，其防区全部交给中央，统一换防。关于政治问题，作为一国之政府，有建设国家之职责。政府乃国家机器的轴心。中央政府有政治清明、广泛民主的职责。但政令必须畅通。也就是说，政令也要统一。关于贵党领袖的归属问题，中央政府将依据实际管理权限以委任官吏。其中各行政区的长官由政府指令一人担任。中共方面指定一人作副职。以上两点如能顺利进行，便召开国民大会，正式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的主要官员进入内阁。但毛周二人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润之先生，你看如何？”毛主席笑着回答：“委员长的话，鄙人有很多不敢苟同。我们不如先谈谈军队的国家化问题。我党的观点是：应该公平合理地改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新划分军区，确定增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之下，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在的数目整编为四十八个师。至于委员长所言的几个地区的军队复员的问题，我党可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北、两湖及河南（不包括豫西），这八个地区的军队可着手复员，其驻区交给政府委派军队驻防。但以上地区的军队，我党决定集中到陇海路以北和苏北、皖北，整训后进行遣散。但这些必须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不然，难以整编，不知委员长对我党提出整编军队的数目及方式如何考虑？”蒋总裁说：“政府将很慎重地考虑润之先生提出的意见的。”毛主席接着说：“关于驻军问题，敝党认为，第十八集团军及各地方指挥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方面保障人事制度，使用原部队的带兵官佐，应实行分期的训练，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及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其次，谈到本党之民兵，敝党向政府方面提交将解放区的民兵全部改编为自卫队，为当地亦工亦农之武装。”蒋总裁笑着说：“润之先生提出军队的走向，有些方面政府方不能同意。但润之先生已经提到了谋求军令和政令的统一。至于整编后的军队，仍为原带兵军官，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军队原有的结构，这能统一军令吗？一旦发生战事，政府方能指挥得了贵党的四十八个师的部队吗？贵党的部队占全国军队的五分之一，而民兵又编为自卫队，政府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军队。润之提出的这两点应该重新讨论。这样吧，我们组织一个三人小组，由军政部和军令部各出一人，第十八集团军也出一人，担任整编领导小组。对军队如何进行整编，三人领导小组详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进行整编，你看怎样？”毛主席说：“既然委员长如此说，鄙党从之。三人小组鄙方就由周恩来先生参加。”蒋总裁说：“很好。我们再谈谈贵党领导的十九块边区的建设问题吧。”毛主席说：“委员长刚才对我解放区提出的归属问题，我党不予以赞同。”蒋总裁说：“还请润之先生提出具体的理由。”毛主席说：“在抗战中，我党为有效地打击日寇，连同陕甘宁边区在内，共有十九块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的另外十八块根据地，都是从日寇手里夺过来的。根据现状，政府应首先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省区或行政区。原有解放区的行政官员纯系选举产生。政府应根据现有的官吏加以委任。这样，委员长所说的政令也就统一了。”蒋总裁说：“润之理解有误了。在抗战时，贵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同中央政府下辖其它边区政府一样，已经纳入当地战区的统一领导。比如，贵党领导的晋察冀等，当时，中央政府已经进行了委任，行政院也备了案，此时又如何予以委任才叫做政令的统一？在军令、政令统一后，中共可考虑边区内推荐中共方面的行政官员，中央政府才能进行委任，以便他们在新的权限内开展工作，至于党派斗争，这样可以逐渐消除。”毛主席笑着说：“委员长说得很对，全国所有的省市中，也按委员长的思路选拔官员。我党也可以参加各地行政官员的选举。”蒋总裁说：“润之先生又说左了。有些地方，中共根本没有行政长官，中共又岂能派员参加选举？”毛主席说：“委员长提醒得很有理，中共方面凡是没有行政长官的地方，敝党理应退出。但下面这些省市中，其部份地区都是我党武装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回来的，我看这些地区的行政长官就由敝党派员担任吧。这些省份是：察哈尔、河北、热河、山东、山西及陕西。好吗？另外，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这些省份一半以上的地区也是我党武装从日本人手中夺来，这些地区就由敝党推荐担任省的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敝党推荐的人担任副市长。东北各省也由敝党参与各行政管理。委员长，这是敝党的第二套方案。你看不为过吧。”蒋总裁笑了笑说：“从润之嘴里说出来的，当然不为过。但润之先生应该明白，对于抗战中功勋卓著，并且有实践经验的、政治上又靠得住的同志，贵党完全可以向中央政府大胆推荐。人才嘛，多多益善，政府将根据他们的才能，进行量才任用，但倘若皆由贵党推荐某某为副省主席，某某又为副市长，国人会议论贵党只顾钻到政府机关而没有考虑质量了。如果象润之那样推荐人才，政令能畅通吗？”毛主席笑着说：“委员长抱定政令、军令统一不放。很好，敝党放弃这一主张。但敝党还有第三套方案，不知委员长愿意听吗？”蒋总裁笑着说：“你看润之先生说的。抗战时，国共两党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亲密合作，与日寇血战，不分你我。现在抗战胜利了，两党更应携手共建家国，又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请先生到陪都，是共商国家大事，哪有不愿听之理。但说不妨，但说不妨啊。”毛主席说：“那敝人就直说了。敝党建立的十九块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进行新的民主选举，在中央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的监督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已实行选举者，即举行县级选举。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选举者，即实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行政区及、区、县之政府一律上报中央，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求政令之统一。”蒋总裁说：“此种方式颇好，但在县及其以下的基层行政区进行。省级属于地方高级政府，其选举方法要待宪法颁布后方能进行。目前省级行政长官暂由中央委任。”毛主席笑着说：“敝党提出了三套选举方案，委员长一一予以拒绝。中央能否根据敝党的十九块解放区的行政长官予以委任。”蒋总裁说：“润之先生，我看这样，贵党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要逐一讨论。这些问题就交给双方的代表来解决吧。今天，我们只拟出大原则。你觉得怎么样？”毛主席说：“委员长说得是，敝人服从。”

蒋总裁与毛主席的第一次在谈判桌上的交锋，虽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但都对对手老练而敏捷和高超的谈判艺术所倾服，时，两党代表皆在座，看他二人表面亲密无间，彬彬有礼，但在原则问题上，二人你来我往，你攻我守，都想在对方身上打主意，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好在问题已经提出，就由双方代表来斗智斗勇了。

第二天，蒋主席宴请苏大使，祝贺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特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作陪。毛泽东很高兴地驱车前往。

以后，蒋主席又与毛主席两次会唔，而最棘手的的问题还是军队和十九块解放区的归属问题。其间，美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曾在二人中进行斡旋。谈判之余，三人共进午餐，也曾几次合影留念。

要说蒋毛二人，二十年了，重新会面于重庆，均各自以党的领袖的身份出面，又在谈判桌上对峙，确是历史一大记事。但纵观蒋毛二人，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社会和政治、经济都有很深的了解。二人对政治斗争和国内的矛盾也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再加上二人智慧过人。因此，两位伟人见面，都是谈笑风生，幽默风趣，在接触中，二人谈论古今，滔滔不绝；说起治国之术，也各显奇才。二人间的政治对立，从没有用指责、漫骂、愤恨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而是对信仰的忠诚，对信念的挚着，用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来使对方倾服，你看那蒋总裁和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各引经据典，有旁敲侧击，也有单刀直入，有幽默，也有讽刺，毛主席劝蒋总裁放权，放宽对共产党的压制，没有过多的成功；蒋总裁一直想将毛泽东的共产党融化，也没有办得到。但从整个谈判过程看，虽各有让步，输赢过半，而中共方面稍占上风。为什么呢？那毛泽东的自信心很强，因而，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显得更加潇洒，于是更有风度。蒋中正则不然，由于身为国家主席，每次谈判又时时以中央政府方面的态势出面，有时却不免于呆板，被毛泽东钻了空子。但总的来说，二人旗鼓相当，攻守自若，不愧为一代伟人。

这天下午，毛泽东回到张治中的寓所——桂园。这是张治中为使毛泽东在城里会客方便，专门把自己的住处让给毛泽东在谈判之间居住的。这天毛泽东正准备看第二天的议程安排，这时，秘书匆匆进来，递给他一封电报，毛泽东展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连忙说：“你快请周副主席到桂园来一趟。不因为这，有分教：谈判桌上，风度翩翩，亲密无间，情义无价；硝烟战场，各显奇才，真枪实弹，生死相缠。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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