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周恩来问赫尔利，要求他回答蒋主席对联合政府所执的态度。赫尔利开初尚且支吾，转变话题，以引开三方会谈的注意力，不想周恩来刨根问底，抓住话题不放。赫尔利只好说：“蒋先生此时还没打算组建联合政府。”周恩来追问：“特使先生，你的态度呢？”那周恩来平常眼神慈善可亲，此时却变得异常锐利，盯着赫尔利不动。赫尔利连忙避开他横扫过来的眼光，说：“我也不赞成此时组建联合政府。”周恩来一听，不禁火冒三丈，说：“特使先生，你到中国来，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你支持中国抗战，我们欢迎。如果你来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你想，中国人民还会欢迎你吗？”说完，拂袖而起，怒气冲冲地退出了会场。赫尔利怔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但赫尔利不愧为娴熟的外交家，见周恩来大怒而去，自己若不采取主动，自己的使命将成为话柄，此时，他还不能开罪国共两党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在包瑞德的陪同下，吃了午饭，稍作休息，便驱车来到周恩来的官砥。
周恩来仍象往常一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好象上午发生的事早已忘怀。二人交换意见，表明了各自的态度。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他，国民党方面的三条建议中共方面不能接受。但三条建议的内容仍发回延安去了。赫尔利告诉周恩来，明日国共两党的谈判在上午进行。
第二天，国共双方的代表都来到赫尔利的住处。政府方代表是张治中、王世杰，共方代表有周恩来、董必武。谈判的主要点是联合政府的成立。国方以三条反建议为基本点，提出任何条件必须在三条反建议的框架下进行。共方则坚持以《基本协定》为基本点。因此，谈判一开始便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还没有切入主题，便宣告此次谈判无法进行而休会。下午，周恩来、董必武应邀来到委员长官砥，与蒋主席见面。但双方仍各执己见，会见的所氛很不协调，一个小时不到，会议就宣告结束了。
从委员长官砥出来，周恩来告诉赫尔利，此时两党的谈判不合时宜，他决定第二天便回延安参加该党的“七大”，赫尔利有些紧张，他邀请周恩来、董必武晚上赴宴，二人爽快地答应了。
在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共祝日寇末日的来临。席间，赫尔利十分报歉地说：“我此时的任务不能顺利地进行，但我有信心，在中国，我会用我的坦率告之中国的两党领袖，我是不会不竭尽全力地完成罗斯福总统交给我的任务的。这次国共会谈中途搁浅，主要责任在政府方面。中共方面是识大体的。周将军回到延安后，与毛泽东先生交换意见后再返渝，由我从中协调，继续谈判。”此时的赫尔利仍在大谈国共合作，而在另一方，蒋主席也在举行宴会。他宴请的是中央高级官员。其中就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宣传部长王世杰、外交部长王宠惠、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还有吴铁城、翁文灏、吴鼎昌、程潜、何应钦、白崇禧、潘公展、于佑任、叶楚怆、居正、戴季陶、孙科、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朱家骅、冯玉祥以及谷氏三昆仲等。蒋主席在会宴会上进行了短暂的祝酒。他表示：“中共要求组成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因为，政府早在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就成立了，其职能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与日本人打了七年多的仗，全靠政府的各种措施得力，方能度过这难关。中共要参加进来，可以给他们一定的席位。比如参政会，中共不是也参加了吗？现在要改组政府，就是乱国，恐怕你们也难以接受。何况我们的政府也不是波兰式的流亡政府。”
再说周恩来回到办事处，钱之光便将毛泽东的回电转给他。周恩来见电文上有：“第一，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相差太远，我们认为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不能获蒋介石的同意，自然就不能挽救时局。第二，国民党的态度至今未变。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梁寒操三天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目前所需的是军令和政令的统一，党派合法问题顺留到战后一年后再讲。第三，根据目前形势，我党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再行研究。”第二天，周恩来便将电文内容转达告了赫尔利。然后，准备启程回陕。不料飞行员生病，周恩来只好在重庆多呆几天，看看重庆中央政府有何政策性的变化。到了十二月的四日，赫尔利听说周恩来还没有走，便约他会谈。赫尔利对周恩来说：“周将军，我劝贵党暂时放弃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只要你答应，中央政府和军委会的工作由我去做，他们会恰当地安排贵党领袖进入内阁和军委会的。我认为，从贵党方面着想，不如先插一只脚进去，然后慢慢地解决两党的争端，不是更好吗？”周恩来说：“看起来，，赫尔利先生还蛮相信蒋介石呢。我在蒋委员长的中央军委会任政治部副部长，不要说我在军委会有好大的权力，调动一兵一卒也不能够。插一只脚进去，我看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是中共党人，理当如此。白健生身为军训部部长兼参谋副总长，有调动一兵一卒的权力吗？我是不大相信这种做客式的入阁的。”赫尔利说：“周将军，中共只要参加了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部队和指导作战，就可获得美国的军援。这样，贵党的军队就会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组成联合政府呢？”周恩来说：“特使先生，感谢你对中国事情的看重，要说获得政府的承认，抗战的第一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承认了。但结果会怎么样？今天承认了，明天就可以反腔。这样的反复不定，谁又敢多相信？先生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就会看见蒋介石反复无常而不得人心。”赫尔利说：“我想，我们美国作为调停人，会对蒋主席施加影响的。何况，战后解决也不晚啊。”周恩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政府不改组，就无法解决目前的危机。”赫尔利说：“我建议毛泽东先生、你和朱总司令先在政府里担任官职，待打败日本人后，再彻底改组。这样不更好吗？”周恩来说：“特使先生，请饶恕我直言。参加的一方是不能在政府中有任何作为的，另一方面还要受到政府的牵制，一切不好的政令军令都来了，这样的政府能参加吗？我党参加政府，就是要为人民负责，如果在政府中起不了作用，参加进去也无用。”
终于，周恩来回到延安去了。赫尔利见豫湘黔桂战役国民军一败再败，国民政府陷入的危机一再加深，为了不辜负罗斯福总统的重托，帮助国民政府解脱困境，赫尔利一再催促周恩来重开谈判。虽然周恩来没返渝，但每次都写了回信。其中的一封信就有这样的文字：“我们认为只有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与建设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向着民主前进一步，才能使中国人民由此开始得到自由，才能动员与统一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而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改变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这就是我们和国民党谈判不能正当解决的症结所在。”
一九四四年就这样的过去了。这一年，国共两党在政治上互相攻讦。国民党内部虽有纠纷但无明显变化，外部受豫湘黔桂战役的影响，民国政府受到舆论的谴责，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有一定的削弱。而与此相反，共产党的内部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的“七大”召开，将原“六大”以来的一些政治局委员淘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本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所领导的除陕甘宁边区外，在敌后还相继建立了五个大的边区。这五个大的边区是：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中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和晋绥根据地。边区规模已恢复到一九四一年以前的状况。而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部队的装备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由于正面战场的相对稳定和日寇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军队，盟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日军进行了反击，但战事十分激烈。所以，已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新年刚过便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延安举行两党会议，毛泽东看了赫尔利的信后，回信给他。信中说：“此时开这样的会议不适宜。”几天后，赫尔利再次致电周恩来，希望他到重庆，哪怕作一短暂的访问也是可以的。毛泽东与其它四大书记商量，决定委派周恩来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周恩来复信给赫尔利，他将于一月二十四日到达重庆。延安的一月，大雪纷飞，但周恩来很早就来到机场。周恩来在这里发表了书面讲话。他说：“我此次赴渝，是为了向国民党提议，召开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国民党必须废除一党专政，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具体的就是敦促国民党做到以下几点：
一、争取成立联合政府，与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
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派人士参加。
三、要求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爱国人士。
四、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
五、实现结社、集会、言论等方面的自由。除此之外，并无别途可以挽救目前的危局。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方法，不管形式如何，决然无事于补。”
周恩来在延安机场的声明，迅速传到蒋主席的那里，他不禁冷笑，对身边的宋子文等人说：“周恩来张口闭口废除一党专政，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他的几个边区政府第一号人物有非共产党人担任主席职务吗？是有那么一两个非共党人士担任边区政府副职，但也不过是做一做样子而已。共产党一旦取得天下，他能不一党专政？轮流执政，总有个过程。哼，共产党能办到，我才不信呢。”
一月二十五日，国共两党的谈判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边。中共主要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中间调停人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宋子文首先发言，他说：“国共双方进行了七年的合作，总的趋势还是很好的。去年的延安五条和本党的三条建议，由于双方距离太远而搁浅。现在政府方面决定为国事再次就国共间的观点进行磋商，希望我们双方都能取得谅解。我们更希望共方为国事作出努力。经研究，政府方面决定在行政院内成立一个行政委员会，专门容纳各个抗日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当然，国民党也在其中。此决定，我们也与美国朋友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现在，我方想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赫尔利表示认可。而周恩来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说：“成立行政委员会，又在行政院内。行政院的整个系统又不改变，实际上与政府去年提出的‘三条反建议’异曲同工。同样，行政院这个系统也是一党专政，为什么？因为新机构隶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又是受最高国防委员会管辖。国防委员会又受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介石先生是中常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而蒋介石先生又不是国民选举的，是国民党一个党的中常会推选的。这一系统实际上还是掌握在蒋介石先生一个人的手中，不改变这一状况，我党无法参加这个行政委员会。”赫尔利说：“我已与蒋先生讨论过。蒋先生同意在‘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增加两条补充意见。一条是成立战时内阁，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的代表组成整编委员会。三方各出一人，整编委员会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另一条是，由美国派一名军官出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中共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将军，这主要是为了接受美援而这样设想的。你对此有何意见？”周恩来回答：“赫尔利将军，我军对日作战已有七年多了，早已有了总司令。而这个总司令深受我党广大将士的爱戴。他就是朱德将军。我要声明一点，我党绝不允许任何一个非我党人士来担任八路军、新四军及我党敌后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一。刚才赫尔利将军说整编后方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这种提法不妥。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讲话时，已向全国人民宣布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整编委员会成立与否，要看联合政府能否体现我党的五点要求再决定。也就是说，只有先成立联合政府，才能提出整编问题。”
这一轮的会谈，国共双方代表又一场唇枪舌战，互不相让，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争辩，在根本问题上互不让步，谈判一点也没有达到共识。赫尔处只好宣布散会，并决定下次谈判时间定于二月二日进行。
到了预定时间，周恩来等如约来到赫尔利住所，进行新一轮的会谈。在谈判前，周恩来向赫尔利、王世杰、张治中提交了召开各党派会议的建议草案，并说明提出这一草案的任务是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并且保证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往来。但这一建议遭到王世杰一口否定，谈判很快地陷手僵局。周恩来请求与赫尔利一道拜访蒋主席。赫尔利一口答应，并要周恩来在会见时交上提案。经过预约，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周恩来于二月二十三日与蒋主席会谈。双方领袖见面后，略略寒喧便直入主题。赫尔利说话也十分坦率，当谈到成立联合政府时，蒋主席说：“恩来，民国革命政府成立快二十年了。你们的军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与日军作战，也是第八的个年头了。八年来，你们在抗战中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政府对你们直接领导的军队也很重视嘛。当然，政府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你们对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完全可以提出来，让政府在运行中改正。我想，我们共同的政府会重视你们的议案的，但你们今天也要改组政府，明天也要改组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是全国大众的政府，并非单一地是你们共产党人的政府，当然不是你们说改组就改组的。既然如此，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目前政府的改组还不是时候，待到了大家都认为非改的时候，再按程序进行。现大敌当前，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打败他们，人民不得安宁。抗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现在，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对得起全国的大众吗？”周恩来说：“委员长，我们正是为了全国的大众才提出改组政府的。你是想我当作赫尔利先生的面，将以你为首的政府的所作所为说几件事出来吗？”蒋主席说：“恩来，作为中央一级的政府，不因为你的语言的尖锐就因此而改变政府的某一项或几项政策的。老实说吧，你们所说的联合政府就是推翻现有的国民政府，你们所说的党派主义，实际上就是分权主义。恩来呀，我们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都是祖国母亲用乳汁养育起来的优秀儿女，为什么要如此呢？前线将士在拼命杀敌，你们倒好，成天闹着要夺权，你们还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吗？中国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前，抗战是天字号的第一大事，组成联合政府只能是抗战胜利以后在民主协商下解决。你们提出先有联合政府再开国民会议，这是本末倒置。你们用‘掩耳盗铃’的方法，只能哄骗国人一时。余认为，应该先召开国民会议，再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中央政府。国民大会希望中共派代表参加，中央政府给你们留有足够的席位。但如果中共拒绝参加，大会还是要如期地进行。”见蒋主席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再说也是多余的了，周恩来对赫尔利说：“特使先生，这下你认识蒋主席了吧。国共两党的再谈下去实在没有意义了。咱们后会有期吧。”作为最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仍友好地与蒋主席握手告别。鉴于蒋周二人的私人关系，蒋主席与赫尔利将他送出大门，上车而去。
由于王世杰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共进行了说词，周恩来也召开记者招待会，予以坚决的回击。第二天，周恩来乘专机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共两党最重要的谈判，这是抗战后的第三次了，由于未获任何结果而结束。
这次蒋主席言出法随，准备单独召开国民大会。这天，他在宪政时期协进会上宣称：党治不能结束，联合政府不能在抗战时期成立。不管其它党派包括中共在内的态度怎样，制宪大会将于今年的晚些时候召开。而恰在这时，赫尔利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全部观点偏向于国民党。随着赫尔利观点的改变，谢伟思、戴维施等美国顾问与中共观点接近的，被调回美国国内。赫尔利认为该公开表态的时候了，便于四月二日在华盛顿召开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布美国的援助对象是民国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蒋总裁决定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有六百人，列席代表有一百六十人。代表们进入会场了。那井然的秩序，那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的胜利的喜悦，使代表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看到代表们这种心旷神怡的神情，坐在正中主席台上的蒋主席心里笑开了。这是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盛会，具有六百多万党员的大党将成为主宰一切的执政党了，孙总理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作为各族同胞的领袖的他将带着全国人民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了，蒋总裁能不高兴吗？抗战胜利后，他将带领全国同胞继续努力，重建祖国，使党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蒋主席深感责任重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虽努力。”这是孙总理临终语言，这一信条又在激励着他：我会加倍努力，不负总理生前对我的期望。他想到这里，再看看身边的陈立夫、戴季陶、宋子文等，胜利的喜悦已溢于面上，他悄声地问：“立夫，安排悼唁先总理和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的仪式了吗？”陈立夫告诉他：“已安排好了。”蒋主席听后，这才又笑了。
会议开始。蒋总裁走向主席台，宣布：“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台下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顿起。他待掌声稍停，又宣布：“奏《国歌》”。然后，他带头脱下军帽，宣布：“向本党领袖——国父孙中山致哀！”礼毕，蒋总裁毕恭毕敬地宣布：“为英勇抗击日寇而牺牲的广大将士致哀！”
蒋总裁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后，他发表了《党员确定革命哲学之重要》的演讲。作为上一届的总裁，他站在演讲席上，再现了领袖特有的风采。只见他那威武的身躯凸现他的伟岸，激昂的语调塑造了他为党国增辉的志向的形象。他那浅白的语言体现了深刻的哲理，他的演讲，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主席的演讲，经常被掌声打断。演讲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这掌声，体现了六百多万党员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这掌声，体现了国军经过数年艰苦拼杀不断取得胜利的回荡。也体现了代表们对总裁的崇敬。
蒋主席演讲后，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作了党务工作的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作经济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作军事报告，军训部部长兼参谋副总长白崇禧作续军事报告，中宣部部长潘公展作特种问题报告，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陆军总司令部组建情况报告以及湘西战役的报告。
会议作出了全面反攻日寇、收复失地的决定。会议拒绝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提案。会议还就实施宪政和对中国继续实施政治解决的提案。
会议继续选举蒋中正为国民党总裁。选举蒋中正、于佑任、何应钦、宋子文、张治中、胡宗南、陈果夫等二百二十一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郑洞国等九十人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吴稚晖、张继、李宗仁等一百零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孙震、刘汝明等四十八人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会委员。
五月二十八日，在六届一次会议上，中央对人事工作作了重新的安排，会议决定宋子文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会议对各战区司令长官进行了重新任命。蒋总裁赖以信任的黄埔系的军人担任了军队中大部中高级指挥官，陈立夫等一大批党务工作者继续主持中组部。
再说蒋总裁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大”，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议程，他心里感到非常满意。这天，他来到军委会作战部，正与白崇禧商量战事，突报宋子文到了。总裁迎了出来，进入办公室，宋子文说：“委座，我和外交次长胡世铎等就要赴苏联同斯大林谈判了，临行前请求委座，有需要吩咐的，让我等尽量做好。”总裁说：“子文兄，希特勒自杀后，反法西斯阵营的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即将到来。你的代表团赴苏同斯大林谈判，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辱国格。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为斯大林是一头猛狮子，他大张着口，想将我国领土一口吞下去。你们在谈判中，对原则问题要寸步不让。还有，毛泽东的中共，已召开了他们的‘七大’。毛已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也要防止他们与斯大林密谋。谈判时，你们要小心谨慎。”
蒋总裁提到的中共“七大，是这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开幕的。
中共的“七大”已准备了数年。因为毛泽东坚持要将党内的是是非非搞清楚后才能召开党代会。因而，在召开“七大”时，党员已凝聚在以他为首的中央周围了。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一日的预备会上说：“这次大会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大会。”这时，中共的武装已达百万，民兵也有近两百万人。你莫要小看中共的民兵，他既是野战军部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又起着保护家乡的责任。在敌后战场，他们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创造了很多不朽的战绩。
经过认真的清洗，毛泽东此时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很高，他犹如众星捧月地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东方红》这首歌把当时的毛泽东说成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天，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主席台正中墙上，张帖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在这两伟人画像的两边，张帖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正上方的红色条幅上写有“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同心同德”烘托了会议的主题。大会主席台两侧斜插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具有二十四年的战斗历程。
中共“七大”共有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名，候补代表二百零八名，代表着一百二十万党员。当代表们进入会场时，那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充满了祥和之气氛。这时，雄壮的《国际歌》响起。大会主席团主席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顿时，雷鸣般的掌声骤然响起。然后，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到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来。我们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团结世界人民，争取胜利的大会。”
毛泽东的开幕词言简意赅，短短的祝辞，竟把代表们激昂的气氛提得更浓了。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的“七大”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与几年前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是抗日战争前期和后期中国共产党各政策的重要文献。
蒋主席的《中国的命运》与毛泽东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在本党内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两位伟人都十分注重在本党内的贯彻执行。但究其历史检验，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在当时确更有高瞻远瞩的特点。
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极具科学性和实践性。他在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漏*点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伟大的党，一个有二十多年取得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夺取胜利。我们要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后，朱德代表主席团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统战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标准。代表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被选举。二、本届中央委员要选举很多新的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专门作了选举报告。他说：“我们这次的选举方针，就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对犯错误的同志绝不能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能不犯错误呢？对已经犯错误并决心改正的同志就要选。”“关于照顾问题。要照顾，照顾的目的就是将来逐渐缩小到不照顾。”“关于知识份子当选的问题，只要有一个方面就行了，不一定各种知识都要具备。事实上不可能。”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讲解说明，代表们经过了有效的选举。
一九四五年的六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毛泽东等三十四人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等三十三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高岗、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还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长期的锻炼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被大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口号是刘少奇最先提出来的。
由此时起，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和中国国民党的蒋总裁，便正式提出了各自党的指导思想。两位伟人，在各自的思想意识，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进。中国现代史后期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也于此时展开了一场思想意识的、具体斗争的智力、实力的大竞赛。有分教：两条真龙上天降，神州大地蜂烟起。一龙上天驾风云，一龙入海戏长空。未知蒋毛斗智头勇输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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