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边区地广人稀，要维持这庞大的中央机关和留守人员的开支，显然是很困难的。今年的粮食又欠收，更增加了边区的困难。现在，部队已快断粮了，冬天也来临，从南方到陕北的青年，来时是夏天，现在全靠同志间的互相济助，才穿了很单薄的衣服。陕北的冬天又是这样冷。我的意见是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渡过这一难关，除了重新修改财经政策外，边区政府还要拿出两笔钱来解决目前的困难。一笔经费是至少买两万担粮食，作为中央机关和留守部队用到开年的新粮出来，当然，也要买一些棉花，尽快地做一些冬衣，解决目前部分同志过冬。另一笔经费用来‘屯粮垦荒’，这是朱老总提出来的。买足来年的种子，扩大耕地面积。我准备电令三五九旅五千多将士全部留下，进行集体性的大规模的垦荒。肖劲光和留守部队除了必要的军训和执行任务外，也要参加这一行业。我想了一下，今冬明春，每人垦荒两亩，就有五万多亩，来年将有十多万担粮食充实边区政府，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洛甫同志，你看怎样？”张闻天说：“老毛，如果是这样，来年的边区将有好日子过了。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也找了王震同志，准备在三五九旅搞一个试点，连队的生活，除了节约开支、精打细算外，还要有改善生活的措施。具体办法是根据部队驻地不同，搞一些小项目。比如说连队养一两头猪等，这样不仅解决了伙食费之不足，还能给连队增加一些积蓄。其它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也要留一部份军队垦荒种地，以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为将这一运动引向深入，中央领导也有一份责任田，我、你，还有稼祥、恩来等都应该有一份。”张闻天高兴地说：“我看这个建议非常好。就这样决定了吧。”
张闻天走后，毛泽东正准备招李富春商量边区的贸易的事，夫人江青抱着李讷走了出来。毛泽东见小李讷扑过来要他抱，连忙接了过来，逗了一会，又埋头工作了起来。
毛泽东特别喜欢孩子，与杨开慧生的三个儿子，因为革命，在家的时间不长，开慧牺牲后，好容易才找到了兄弟三人，送到了苏联，由于岸龙的病死，在苏联只有岸英和岸青。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们了，很想念，但此时又没有办法接他们回国。与贺子珍生的两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一个在江西，另一个生在长征途中，无法随大部队行走，送给了当地老乡喂养，现两个孩子杳无音信。因此，在身边，只有这个小李讷了，年过半百的毛泽东，又如何不疼爱呢？
这天，王震接到毛泽东的电令，来到了他的窑洞。毛泽东将任务再次谈后，王震带着部队来到早已经考察的垦荒地点——南泥湾。
南泥湾是一个群山怀抱的小盆地，山上长满了荆棘，也有部份密林，土质是陕北少有的好地方。据当地人讲，几百年前，这里人口稠密，街市繁华。明末时，因战乱不断，居民逃离，从此无人居住，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王震先率一个团的战士开到这里。当晚，就在以前遗留的窑洞里住。晚上，山下狼嚎虎啸，十分骇人，将士们虽仗着人多势众，但也睡不好觉。
由于部队行动，南泥湾垦荒速度很快。王震同其它将士一道，开展了劳动竞赛。你看那数千人的队伍，数千把锄头、镢子上下挥舞，经一个冬天的苦战，几百年前的南泥湾的原貌恢复了。现在，这里成了陕北的江南。第三年的秋天，朱德来到这里视察，连行四十几里路，见山坡都修有整齐的窑洞，这是部队新修的营房，外面用生石灰刷后，白得光明耀眼。窑洞的两旁伫立着几行整齐的树，树叶掩映着营房，更显出祥和生气的忿围。还有那公路旁的作坊、工厂，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再看，平川里稻花翻滚，山坡上谷子一眼望不到头，好一片丰收有望。在东边，是一个班的战士在放羊。“好多啊！”朱德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脸上露出了真切的笑容。王震见此，连忙说：“总司令，这是七一七团养的，有两千多只呢。我们到山顶去看看吧。”两人骑着高头大马，一会儿便来到山顶。王震指着前面的群羊对朱德说：“这是田守尧团的羊群，是按每人两只养的。大约三千只哩。”朱德笑着说：“田守尧这小子，红军时就是师长，打仗很有一套，现在来当垦荒王，也不外行啊。好！”王震介绍说：“七一九团的张仲翰与田守尧在搞竞赛，把战士们的零花钱都挤出来了。两个团的牛羊的只数差不多。只不过，田团多养了一百头猪。总司令请看，那边山头就是张团的垦荒地。现部队开垦荒地，收入不仅解决了全团所有的开支，还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一万七千多担，战士们的零花钱也如数归还。这几个月来，战士们每月吃四斤猪肉，十斤羊肉，油还在其外。你看，战士们的面容多精神啊。”朱德好不高兴，说：“很好。这个经验应该推广到其它边区去。去年我回陕北时，太行山区的军民生活就清苦了。你们这里，既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又改善了连队的生活，太好了。”王震说：“总司令，我们看到的这只是团的规模，其实，各个连队还另有一套。连里的司务长带着炊事班的同志想方设法改善连队的生活。噢，这是田团三营的四连，那里炊事班的同志自己办加工厂，减少了中间环节，糠肤又喂猪，这番景象又不同了。”朱德笑着说：“这自然好。”其实，朱德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要看三五九旅的射击表演，另外才是考察部队的垦荒情况。今见三五九旅垦荒干得这样出色，看射击表演必然会冲淡这喜乐的气忿。那王震行伍出身，红军时又是军长，共和国成立后又被毛泽东封为上将军衔，此时哪能看不出朱德的心理。看了一会，他对朱德说：“总司令，我看就选择一些战士作射击表演吧，就是炊事班的同志也行。”朱德笑着说：“王胡子，点炊事班的同志作射击表演，这可是你说的啊。要是出了尴尬场面，我可不会搭梯子你下台啊。”王震说“总司令只管点，下不了台我自己找梯子。”
朱德果然随意抽了几个战士进行了实战射击，除一个战士命中九环外，其余都是十环。朱德非常高兴，回到延安，与毛泽东谈及此事，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提高生产，保障供应”的条幅。在延安的文艺社里，音乐家把三五九旅垦荒的事迹编成一首优美的民歌。歌名为《歌唱南泥湾》。一时间，整个陕甘宁边区都唱了起来。尔后，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登台表演，唱出陕北，唱遍神州大地，成为最优美的歌目之一。其歌词为：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啊。来到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过去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呀，与往年不一般，鲜花开满山；是塞北的好江南。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
到了一九四一年秋，陕甘宁边区垦荒生产的粮食总产量达四百八十七万斤，军队自给有余。
此时，边区的情况已完全好转。经过整风，八路军、新四军广大将士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毛泽东已从实际领袖上升为名符其实的第一领袖——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在抗战中，时间跨越稍大一点，都会给人留下迷团。本来，中共党的第一领袖是张闻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洛甫。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不仅在当时的中共堪称一绝，在全国也无可比拟。再加上毛泽东谦虚待人，对同志亲切和蔼，就是对犯过错误的人特别是反对过自己而实践证明已是错了的人，他都主动热忱地与之交谈，因而人们都很尊重他，并成为他的忠实的追随者。
还在陕北最困难时，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四年多的整风运动。
此时，抗日战场上十分紧张，后方又面临巨大困难。对于党风，中共领袖有的认为：放到抗战后再进行。毛泽东不这样认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队指挥权的问题，而六中全会只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但对党内存在的路线上的错误及其根源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至今还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也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建党以来的历史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总结，给全体党员指明前进的道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应付将来的局面，对整个事业也会重新带来危害。
整风最初是从六中全会开始酝酿。毛泽东对整风运动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还在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就这样说过：“中国革命，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及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队伍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克服的。”毛泽东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实际上就是针对王明的教条主义。
其实，王明口头上也承认“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他心里并不以为然。到了一九四0年的五月，他又把以前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克维克化而斗争》印了第三版，并写了序言。毛泽东看后，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有必要在党内开展斗争。为此，他亲自搜集和整理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并对此作了研究。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开始清算十年内战期间“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毛泽东说：“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结果导致了‘四．一二’事变，我们党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后来又打倒一切，使军队损失了十分之九，苏区除陕北外全部失去。实际上比李立三同志的路线还要‘左’，损失还要大。遵义会议时，只解决了军事问题，对政治路线只字不提。抗战后，国共进行了合作，有一个时期是右倾，‘一切服从于人’，反摩擦后又提过火的语言。现在完全可以澄清党的路线上的是非了。”毛泽东刚说完，王明便接上了话，他说：“毛泽东同志刚才提到的政治路线问题，我很有同感。所以，我们党要纯洁，就要团结起来同敌人作斗争。我们要清算陈独秀的错误，也要清算李立三的错误。同时也要清算张国焘、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的错误。前不久，我将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时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进行了第三次印刷，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有战斗力。”博古说：“从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到二十四年（即一九三五年），我到了中央苏区，推行的是一条教条主义的路线，照搬书本，使红军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我有愧于党，有愧于党的事业。”张闻天说：“博古同志就不要自责了，当初我和你的心理也是一样的，只是在长征途中与毛泽东同志谈及此事，才知我们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走偏了。而今想起来，好害怕呀。因此，现在党内的民主空气一定要浓厚，要使每个党员都要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各级领导都要认真听取下级单位或党员的意见。这样，才能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这里，政治局为整风紧锣密鼓地进行。前线发生了“皖南事变”。毛泽东十分痛心地对张闻天等人说：“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的同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更没有彻底认识经过十年反共剿共的蒋介石的本性。这个教训太惨痛了。”
为了改变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对于整风运动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九三0年到一九三一年所作的调查汇集在《农村调查》一书，并进行出版。毛泽东为书作了《序》和《跋》。他对此进行了声明：“出版这个参考资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的材料及其结论。现在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保存一些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层，却在那里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在文章中写道：“实际工作者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调查。对于只懂理论而不懂实际的人，这种调查犹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虽然曾经被人讥讽为‘狭隘经验论’的，但我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们仍坚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的针对性再明显不过了。虽然，中宣部把《农村调查》及《序》和《跋》按中央文件下发，但所起的作用仍然太小。
于是，毛泽东开始做第二件事。那就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狠狠地批评了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想象，忽视客观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写了一副对联予以讽刺：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模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要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的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用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风。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竟没有想到，他这种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大的共鸣，甚至宣传部也没有通知报道。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决定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着手。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一九四一年的九月到十月二十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准备整风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前，中共中央成立了调查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调查局下设情报部、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领导小组，毛泽东任组长。在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的读本。毛泽东希望党的高级干部们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毛泽东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六大以来》的发表与研究，终于使会议的精神得到了贯彻和执行。高级干部们通过《六大以来》的大量事实，看清了“左”和“右”的实质与危害，他们将前后进行了对比，清楚地看到毛泽东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第一领袖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毛泽东见高官们对自己的意见越来越推崇，便连续地抛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使他的军队和根据地的人们朝着他指引的方向前进。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前后开了一个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政治局的发言。
毛泽东事前在中共中央内部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然后政治局委员们集中讨论。这次讨论，张闻天首先发言。他第一次将“老毛”改称“主席”。只听张闻天说：“刚才主席的报告，我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报告对党的路线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在苏维埃后期所犯的错误一直未得到清算。这是欠的帐，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我同意主席的看法。也就是说，当时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上是意动性，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组成干部群体。这样，就发展到了打击不同意见的老干部，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上是教条主义，没有很好地研究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博古站起来，接着张闻天的话说：“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波德林主义的哲学，在回国的斗争中，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因此，有些决议都是照搬共产国际的。同志们，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我过去的错误，希望大家同我一道，彻底清算我过去的错误，以开创未来生气勃勃的局面。”王稼祥说：“博古同志自己承认错了。其实，他的错我也有一份。现在我认识到中国革命与其它国家的革命，有的性质相同，但在斗争的方法上就得按照本国的实际进行。这也是中国革命者能否按毛主席说的‘按客观规模办事’。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王明也发了言，作为政治局常委，他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且也承认在苏维埃时和长征途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只听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了批判，我完全同意。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这三年间，作为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我忠实地贯彻了共产国际的决议。由于在国外，我遗憾没有参加国内的斗争。刚才，同志们都提了很多的意见，我认为都是正确的。虽然在国外，我也不大赞成博古同志的做法。但共产国际留住了我，因而没有及时赶到国内制止这长达三年的错误路线。好在博古同志已承认了错误，仍然是好同志。”
会议开到这里，实在没有再开下去的必要了。毛泽东建议休会，王明见此，心里明白了几分，很不满意地出了会场。
毛泽东见王明一个人急匆匆地往外就走，便请王稼祥、任弼时留下，与张闻天一道讨论，怎样才能使王明转变其错误态度。王稼祥、博古、张闻天都是“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成员，在苏联，同在王明领导下工作。这次毛泽东想和王稼祥一起找王明谈心，任弼时主动地要求参加，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那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来不久，由他同毛、王一起去做王明的工作，应该收到好的效果。
毛、王、任三人来到王明住的窑洞，正值王明在气头上，见了三人一起进来，招呼大家坐下后，又提及遵义会议前的政治路线问题，王明对毛泽东等三人说：“刚才政治局会议，我认为很不正常，你们把矛头都对准我。请问泽东同志，你是我党的实际领袖，你对此有何想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毛泽东回答：“王明同志，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苏维埃的三年间，中央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而这条路线又是谁在起作用？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德国顾问李德为什么在红军中居于太上皇的地位？”王明说：“泽东同志，李德作为红军的军事顾问，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博古、恩来把他纳入了‘三人团’，你应该去找他二人，这个帐应该算到我的身上吗？”毛泽东说：“稼祥，你最了解情况，你能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的。”王稼祥说：“王明同志，苏维埃三年间党的路线，就是按你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的观点来制定当时的路线和政策的，你作为党的常委，不应该推诿责任。”王明说：“稼祥同志，你的观点得改变。你要明白，毛泽东同志的那一套是否正确，还得经时间来检验。我劝你最好冷静一点。”王稼祥说：“王明同志，这时的我是非常冷静的。遵义会议六年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我党我军这几年来的发展和壮大。相反，我也希望王明同志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王明有些恼怒：“稼祥同志，真难为你，竟会说出了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把我们党过去失误的损失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这是公正的？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们指出的是：你们在抗战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左’了，应该立即改正。否则，皖南事变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不叫统一战线。目前的抗战还是要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我党随从之。稼祥、弼时同志，你两都是政治局委员，你们要发表声明，不要宣传毛泽东的那一套。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从我党目前的利益出发的。另外，国共两党搞摩擦很利害，要设法同蒋介石妥协，团结他一道抗日。这是我要坚持的又一观点。如果你们坚持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为了我们的党，我坚决与你们斗争到底，这场官司打到共产国际，我也奉陪。”
正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王明说完，半闭着眼睛，似乎要下逐客令了。毛泽东见此，知工作难以做下去，便说：“王明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我们不能勉强你的观点，但对于是是非非，中央还是要分清的。再会。”王明起身相送，握手告别。
第二天，书记处开会进行讨论。由于头一天王明受到政治局的批评，很不服气，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会议一开始，他便系统地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解释，并号召政治局、书记处的人以他的观点为武器，与毛泽东、张闻天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王明的发言，使到会的人十分恼怒，纷纷发言谴责。毛泽东见会场上的气氛热烈，便站起来，严肃地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很多错误，我们已经等了他好久了，希望他多作自我批评。最近，我们又找了王明同志谈多次，都没有谈通。他认为中央制定的作战方针是错误的，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他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大了。只是让步是搞不好事业的。现在我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我还是老观点，希望王明同志在武汉工作中的错误，自己改正。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会议提出的‘在武汉工作时期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的决定作定论。”
中共内部的争鸣，早已传到重庆军事委会，蒋委员长大喜：“毛泽东的内部斗争加剧，他难以坐稳第一把交椅。”吩咐宣传部：“将中共的矛盾予以披露。”时张群在座，说：“毛泽东的魄力强，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可以推翻。不如暂时隐而不发，将消息摸清楚后再作决定。”委员长以为然。这时，宋子文在美国打来电话，称美援已逐步到位，请委员长予以接收。委员长命令何应钦、张群二人负责办理此事。
宋子文是以委员长特使的身份访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美援早日到位。
那宋子文在美国留学时获博士学位。而更为突出的，是宋父耀如在美国财团中有一定的席位。宋子文通过这种关系，在美国上层关系中结成一层网络。正因为如此，他广泛接触美国上层，成功地进行了多次斡旋。不久，为方便子文在美国的活动，重庆中央政府又任命他为外交部长。
子文到达美国时，正值罗斯福参加连任的第三届总统选举而忙碌。这对子文在外交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他毕竟是一位于出色的外交家，仍然不停地与上层交往。他先后与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以及到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等西方政要进行会谈，共同探讨中国战场的诸多问题。只要有机会，他在外交上都要攻关，多方游说，并宴请美国上层的官员们。他还广泛宣传、介绍中国战场的艰巨性，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残暴的英勇顽强。罗斯福第三次担任总统后，对华贷款十分顺利。一九四二年的二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对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比前四年的总和还多了一倍。到了六月，中美两国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不久，又签订了《租借物资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将八点七亿美元的军用物资租给中国，以增加中国抵抗日本的能力。这虽不是子文个人的功劳，但子文确实花费了不少的心血。
宋子文在美国的大量活动，也感动了富于政义感的美国人。美国飞行员、退役上尉陈纳德，见日军飞机在中国上空横冲直撞，不禁拍案而起。他向美国军界建议，由美国提供轰炸机和驱逐机，并招募美国飞行员参加对日基地的轰炸，以支持中国军队的作战。与此同时，宋子文也向美国政府提出，希望立即提供五百架战斗机和运输机的援助，并提出在中国设立飞机场，以便随时对日作战。罗斯福认真考虑宋子文的建议后，又与军方商量，并征求了国务卿赫尔的意见，觉得宋子文的意见可行。而陈纳德提出的方案又恰好可以带领这批飞机到中国上空作战。最后，罗斯福决定对宋子文和陈纳德的意见全部采纳。并立即交付执行。
陈纳德得到军方的通知后，便开始招收飞行员。条件是每月工薪为七百五十美元，击落一架飞机再奖励五百美元。但当陈纳德完成了招募飞行员的工作后，正准备飞行时，美国却拿不出五百架飞机来。虽然飞机制造商夜以继日地生产。但全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场都要从这里运出大量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以及各种轻重武器，参加抗击侵略者。罗斯福无奈，只好将给英国的一百架驱逐机先支付给中国使用。到了一九四一的八月间，美国志愿军在重庆正式成立。陈纳德为总指挥，这支飞行部队被誉为“飞虎队”。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通过了向中国提供十三亿美元的军用援助。如何才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往中国呢？陆上的交通已被日军全部封锁，海上的通道也断绝，现唯一可行的是空中航线。美国方面先把各类援华物资经海路运往印度东北部港口，然后运往靠近中国边境的阿萨姆邦，要飞越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航线全长二千二百四十多里。这段航线不算长，但难度很大。其沿途都是海拔五千五百米的高山，一路上山峦起伏。这条航线被美国称之为“驼峰航线”。在高山顶上飞行，还有变化不定的气候。这些都可以克服，而关键的，是日机经常从东南亚起飞进行拦截。因此，“驼峰航线”又被称为“空中地狱”。
在这条最危险最可怕的航线上，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分外繁忙。天上，每天都有大量的飞机来来往往。空中，日美两国的空战分外激烈。美国的这支飞行军的总指挥就是陈纳德。他指挥的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力尽艰险，冲破日机的围追堵截，克服气候的变化无常，以开始每月的三千吨运输量的援华物资，经云贵高原，再运到中国抗战各战区。到了十月，陈纳德被升为准将，罗斯福又拔五百架飞机供他指挥。第二年的三月，美国空军代表安诺德到达中国，蒋委员长亲自会见了他。在会谈中，委员长希望罗斯福总统给予陈纳德更大的指挥权。安德诺回国后，便将委员长的要求转告给罗斯福。这位坐在轮椅上办公的总统不假思索，一口就答应了。他委任陈纳德为少将军。陈纳德的航空大队又增加了五百架飞机，每月的运输量高达一万吨。
陈纳德不愧为空中英雄，他的第十四航空大队负有战斗和运输的两大任务。航空队的运输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空中战斗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仅在一九四二年的汉口、广州、衡阳等高空作战中，陈纳德的机群与日机群作战，就歼灭了日机一百五十三架。把在高空中的日军飞行员打得心惊胆颤。
航空运输任务非常艰巨。在“驼峰航线”上，五百架大型运输机在几百架歼击机的保护下每天穿梭不停地在云贵高原上空飞行。运输量逐日增加。从开始的每月八十吨增加到最多时每月八万吨的物资。在中国的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共飞越驼峰八万多次，运送乘客三万二千多人，而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物资也有二十四万七千吨之多，由印度运往中国的物资则高达五十八万多吨。陈纳德为中国的抗战立下的功勋是巨大的。
开凿驼峰航线。美国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日军十分震惊，经常出动飞机进行拦截。陈纳德指挥了强大的机群予以抗击。但美机也遭受到十分惨重的损失。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美国运输机损失了二十六架。在与日寇的战斗中，牺牲的机组人员二十六组。驼峰航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援华的第四年，史迪威和陈纳德指挥的战机共损失了四百七十二架，细算起来，平均每月十三架，牺牲的机组人员也达四百之多。
一九四三年，美国特工在缅甸组织了救护队，专门抢救坠机遇难的飞行员，共营救出一百二十五人，但不及遇难的三分之一。这条航线下面五十里宽的地方，散乱在山坡、山头以及山河的铝质飞机残骸随处可见。在阳光的照射下，有时竟成了飞行员的地面反光路标。
五十年后，中国西南地区还发现了当年失踪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遗骨。中国的广大人民对这些在中国牺牲的抗击倭寇的英雄和先烈们表示了崇高的敬仰，缅怀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的丰功伟绩。
却说蒋委员长在重庆，见美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便招宋子文回国，准备接替行政院长的职务。哪知，宋子文回国后，便按在美国援助的物资数目予以核对。委员长笑着说：“那么多的物资，空运时又受到了损失，恐不能完全吻合。”宋子文说：“迄今为止，援华物资的运输机从来没有被日军击落或坠毁过，如果不予以落实，必有贪官污吏趁机发国难财。委座乃党国元首，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吧。何况，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援华物资要全部用在抗日军队手中。因此，为了党国的抗战，必须一查到底，如有中饱私囊者，就地处决。决不辜息养奸。”委员长说：“很好。子文兄，我支持你。你回国后，把行政院长职务担当起来。美龄就要赴美治病，她到美国后，将有一系列的活动。中美关系，只能加强，不能有丝毫的削弱。”
宋子文来到物资监管站，他是不看武器弹药的发放的。因他知道委员长很看重武器。第一批武器还没有运走，第二批接收的单位已候在那里了。现在的军队中，军、师级其以下的军官，已大多为黄埔军校的学员担任。他要看的是非武器系列。由于子文的严谨与细致，确实也查出了几个大宗，被他雷厉风行地予以了制裁：物资全部没收交国库，人处死刑，并当众枪毙。经他严肃处理后，援华物资基本上按规定进入了国库。
宋子文处理援华物资后回到重庆，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正式委任他为行政院院长。这位经济学博士已是第二次担任该职了。上任不久，便接到从美国传来的消息：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华．威尔基就要到中国，按照罗斯福的命令，对援助国进行实地考察。作为政府之首脑，他立即布置接待工作。不因为这，有分教：废除旧约，方显同盟风范；首赴开罗，加速日寇灭亡。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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